放下电话我心花怒放，走到阳台上看上海，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有一种小鸟将出笼的喜悦。当天下午李开第先生也打来了电话，他比吴锦庆老师说得更乐观，他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不会办不好。但是比较可惜，他下个礼拜正好起程回上海，所以不能在香港接我。这个我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还没心没肺地说：“李先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大陆，大陆有什么好回的？将来他会后悔死。”姑姑说：“他跟你不一样，人家有家有口—”我不再说什么。姑姑掏出一只手绢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副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姑姑说：“我跟你说过的，路费我出，我还给你出几个月的生活费，别的，就不能指望我。”我心里堵得慌，马上阻止她：“没事，我手头还有点积蓄，我又不是去上学，不要花钱，到了香港就找工作，你别再说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姑姑看了我一眼，自言自语：“老了就是这样子。要是李先生在香港，还可以指望他，现在，他也不在了。”我说：“他在也不行，我都多大了，还要指望他？”姑姑将小藤镯子重新包好，递给我：“拿着，万一吃不上饭，就当了，也可以缓一缓，但是我告诉你，这可是包金的啊，不是纯金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不接，我们拉扯着，我说：“我不要，不要。”姑姑强行塞在我手里：“拿着，拿着啊，你五六岁时戴过的，后来二婶给了我，我也用不上，一直留着。你拿着也是个念想，万一走投无路，还可以当掉，还有别的几样—”姑姑又从一旁拿出一个纸盒子，打开给我看：“这是一套珐琅银茶具，很精致的，是二婶留下来的，据说值不少钱，你也带着，万一用得着。”她盖上盖子，帮我小心放进箱子，说：“出门在外，没有指望，可全靠自己了。”姑姑说着，眼圈红了，我也鼻子一酸，哭起来。后来越哭越伤心，姑姑坐在一旁也不劝我，默默垂泪。
很快，续读通知书就寄来了，我们拿着到警署去办出境证明，用的还是梁京的名字。办证明的那个警察和先前在楼下登记户口的人一样，都是西北南下的老八路，接过证明用西北口音问了一句：“就是你一人？”我点点头，他将续读通知书放在桌上，不停地喝水，然后什么也不问。他其实对我一无所知，不知道我是以写作为生，这让我心里很踏实。但是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基本上像石像的脸，但是我有足够的忍耐力，我可以忍。我都忍了三十多年，这几分钟有什么不可以忍的？此刻，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生怕哪里出了麻烦。我耐心等待着他喝足了水，然后他说：“你先回家，我们要调查清楚才可以出证明开出境证的。”
我和姑姑怏怏而回，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月，并没有见他们来调查。但是有一天却通知我去警署。我和姑姑去了，还是那个人，他看到我来了，就放下手中活，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出境证，然后在上面盖上章，递给我。我接过来，向他致谢。他马上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你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
一路上我和姑姑没有说话，进入电梯我才笑起来，然后一路笑着沿走廊跑回家。姑姑模仿着那位老八路的口音：“你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我笑着说：“不止一人这样说了，我是不是一副老实相？”姑姑说：“是的，自从解放后你剪了二毛子头，露出大脸来，就是一副老实相，看上去好老实的。”我去镜子前照了照，确实是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到了香港，我一定不要这样，这些衣裳统统丢掉，我要再穿旗袍，搽口红，再穿高跟鞋，我还要恢复原名张爱玲，我还是要做从前那个时髦的、摩登的、天才的、傲视一切的张爱玲。
最后一天晚上，我收拾好了行李箱子，和姑姑睡在一起。当然，我不好意思和她头挨着头睡，只是坐在她的被头上，用她的被子捂着脚，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为了不惹麻烦，我们相约不通信、不通电话。后来我忽然想起什么，说：“那子静那里—”姑姑说：“你还想和他、和你二叔打招呼啊？真是的，你从来就不是这样优柔寡断的人。”我连连点头，吓得一句话不敢说。迷糊中，姑姑突然惊醒：“哎呀，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忘了给你，真是的。”姑姑跳起来，在床头柜子里找到那本家庭照相簿：“全是家里的老照片，你也有很多，这个，你一定要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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