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电影院我并不陌生，离我住的派克路也不远。当年姑姑在这里做翻译，我常常假装过来看望她，其实是想不花钱看上一场电影。当时的电影票很贵，电影院还有衣帽间咖啡厅，漂亮的迎宾小姐帮着客人穿衣戴帽，看电影在当时是最时髦最昂贵的消费。而大光明电影院又是上海最好的电影院，总是上映首轮好莱坞电影，美国那边放映才过了不到十天，大光明就开始放映了，是同步首映。我也没有想到要在这里参加共产党艺术界代表大会。我没有拒绝，也想听听看看，会上都说些什么。可是穿什么衣裳又让我头痛，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衣裳，穿起又脱下，脱下又穿起，最后还是穿上那件淡紫色的旗袍。为了不招人耳目，我在外面套了件有网眼的白绒线衫，就穿着这身衣裳参加了会议。
大光明电影院熟门熟路，很快就到了。但是中途我放慢了脚步，不想去得太早碰到太多熟人。这个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肯定会遇到很多熟人，一路上我想着，必定是夏衍提名，否则这样的事不会轮得到我。我差不多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进了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正好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后排，看到的只是一排排后脑勺。夏衍坐在主席台上，那上面还有一条红色横幅：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后面也零零散散有几位迟到的，很快大家就发现了我，互相交头接耳。我知道我又一次错了，以为在旗袍外罩了件白绒线衫就把一切遮掩过去，这样的想法太天真。这个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和大街上百姓众生一样，人人都穿着蓝布和灰布的人民装、中山装，一字领的列宁装。我的衣裳尽管我以为实在平淡，但是它仍然那么招摇，那么显眼与触目。这时候已没有办法，我只好坦然地坐着，以沉默来掩饰我内心的慌张。大光明里开着冷气，但是我却是汗出如浆，而且头开始剧痛起来。我头痛的是，如果我从此以后生活在上海，那我穿什么衣裳？我无法想象我穿灰的蓝的列宁服或人民装的样子，那还是我张爱玲吗？虽然当时我没有用张爱玲的名字，像胡兰成逃亡时用的是张嘉仪一样，我用的是梁京的名字。
头天上午开幕之后，接下来就是无休无止的讨论。有很多人都是从国统区开始写作的，熟悉殖民时的上海，面对新的形势几乎束手无策，讨论时大家不知从何说起。我则根本不能适应会场那种陌生又熟悉的左的气氛，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几乎头昏脑涨地开着会，看着许多人在痛心彻肺地做着“检讨”，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也不知真假，反正那些话我是绝对说不出来。最后一天，陈毅市长也来参加了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作了一个报告，主要意思是“在广泛团结的基础上，总结过去，制订任务，建立统一的领导和组织，更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听得云里雾里，根本不适应这样的政治气候，心里也感到隐隐的恐慌。晚宴时，夏衍端着一杯酒挨桌敬酒，敬到我这一桌，特地和我碰了杯，微笑着说：“张爱玲同志，我们对你很期待呀？希望你用你的笔，写出无愧于红色时代的红色作品。”我和他碰了杯，我只能微笑又微笑地点头。
最后在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大会结束了。我有点茫然，马上离开好像又不妥，但是留下来又有点束手无策。朝主席台上看了一眼，鲜花和旗帜辉映着那条大红的横幅。许多人从我身边经过都会看我一眼，一道道目光看得我如芒刺在背，最后我也没和人打招呼就出了宴会厅。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上海完全变了样，它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老上海，许多人发疯般地呼喊着口号抬着笨重的大标语牌走过，我对这些本能地反感，格格不入。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做反潮流的英雄，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无能为力，能做到的好像只有逃离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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