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结了婚，亦像没有结婚。他不肯因我的生活而把他自己和家庭作一点点改变。我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也不想改变我自己。我们是两个自私又相爱的人，除了一纸婚书，两个人做什么也不像是夫妻，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他在一张纸上写道：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

    他依旧每天都来和我约会，有时候也带我出去会他的那些朋友。人际交往这件事是我所不擅长的，说些言不由衷的台面话，时间一长实在令人生厌。后来我不再照顾他的面子，往后的几次都谢绝了，只有一个日本人池田还不错，值得一交，他也欣赏我，我从不拒绝他。

    这一段时间也是我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写的书销量很好，杂志的专栏、连载也反响热烈，稿费要比一般的作者要高，我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所有的时间全花在写作上。生活上我也不需要靠他，他偶尔也会给我一些钱，我从不拒绝，都有一种理直气壮—女人理所当然地要用男人的钱，我每每得了他的钱，都要在姑姑面前显摆。有男人肯为我花钱，这件事总是让人开心。

    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房间里坐久了有点闷，我们一起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雾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青森遥远，我们聊到现在的时局，他满脸的忧虑：“这样的情形看来，大难不远了。”他的声音透着对世事的无奈，我心中一震，就像是刚刚完美的生活又要被活生生给撕扯一下的那种疼。当然，在这方面我是弱智的。我不看他，凝视着人烟稀少的街道，说：“有时候会没有由来地心疼你，恨不得把你包起来，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他笑着。我说：“倒不是为了相守，只是没有由来的疼惜。”自觉说得有些直白，随即进房间给他倒茶，顺便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端出来。我是极少给人倒茶的，他每次来我却自动给他上茶，且心甘情愿，这也是天意。

    姑姑正好回来，手上拿着一个大大的牛皮纸袋，在门口换鞋子。我磨磨蹭蹭的，想找个机会和她说句话，她只当没看见我，径直去自己房间。我的心有点茫然，只当没有任何念头。端着茶站在阳台上，他迎着我接过茶，眼睛里都是笑。我提出吃好茶去附近的马路走走，他说好。我们各自捧着一杯茶站了会儿，我去房间换了一件桃红色单旗袍，黑亮的发丝细细编成了辫子盘在脑后，这是我很少有过的发型。他咬住下嘴唇，嘴角上扬：“你这样真好看。”一把搂过我，挨得很近，脸对着脸。我从他的瞳孔里窥见自己，那脸大得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是毫无保留的开心。我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他说：“你说过好几次了。”他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又说：“你的头发分开的，可以分成两半。”我看着他，忽然说：“我只喜欢某一个角度的你。”他听着我的话认为没道理，后来他也笑起来：“某一个角度的我也是我啊。”我说：“那只是你的一小部分。”

    我们回到客厅，炎樱忽然打电话来：“我们这里报摊上全是你的《传奇》，每一次看见我都要翻翻，好像是我自己写的。”我起了感动，如果换成炎樱，我肯定做不到她那样。不嫉妒她已经是了不得了，还要我发自内心地高兴，这个我肯定做不到。接罢电话，胡兰成问我：“是谁打来的？”我有点三心二意。他不再问下去，略略坐了会儿，就要回去。我说：“我送送你。”我把逛街的事又忘在脑后，我其实是想到报摊上看看自己的书。我一下楼就和他挥手告别，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个报摊，我常常光顾。去的时候守摊的人不在，我随手翻着《传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一会儿守摊的回来了，问我：“买吗？”我不回答他反而问他：“这本《传奇》卖得好吗？”他说：“卖得不错，现在人们都在读这本书，你也买一本看看，不错的啦。”我故意翻到定价，然后说：“这么贵，算了，我不买。”我胡乱将书扔在报摊上，他也不生气，用手将书摆正，然后坐下来。

    我离开的时候又看了一眼：“这书是我写的。”好像不能确定，走到下一个路口的一个报摊，把刚才发生的再演一回。这一个下午，这样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最后我无聊极了，跳上电车回家。黄昏闷热阴沉，像是有一场雷阵雨要悄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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