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力
社会结构是分析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视角，也是探讨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视阈。社会活力生发于感性实践，来源于社会内部各个结构、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活力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人口、角色、制度，或是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及行为模式的出现和繁荣。进一步说，一个社会结构各要素的构成、协调与优化，在其功能运行中达到了高效的目标，或是更高效地通过革新和创造实现社会系统结构存续下去的条件，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既能够促进稳定，也可以激发活力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既要靠自身组成要素相互作用，又要靠与外界能量交换来维持其存在。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如何协调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功能互补，巩固与优化社会结构，使社会开放平等、多元融合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领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但若仔细审视一下当代社会的活力，就会发现当代社会的活力并不是全面的，而只是限于经济领域，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称，我国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这两种结构的不协调使我们面临“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复杂境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调整社会结构便成为社会能否彰显活力的关键问题。此外，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转型可以看作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它具有一般结构转型的普遍特征，但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社会转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仇富”现象，“富二代”、“贫二代”的出现，这一个个新名词表明社会结构正在固化与板结化，这种种问题正在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而对于像当前“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热议，更从一个侧面考问着当前的社会结构，折射着社会大众对当前社会阶层流动断裂的不满。和谐的、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合理的、协调的社会结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活力的激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只有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的社会结构，才是理想的、协调的、稳定的并且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社会。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结构的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测，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彰显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制定社会政策与加强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
一 社会结构：理论溯源和概念内涵
社会结构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曾为并且也正在为不少社会理论家尤其是社会学家们所言说。在他们的视野中，社会结构是用来对社会理论进行建构的核心范畴和分析问题的目标和工具，是社会得以组织起来的结构与行动的描述。尽管社会结构作为一个重要范畴被广泛应用，但真正运用到它的时候，却相当模糊和混乱，以至于对社会结构的确切意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论需要赋予社会结构特定的内涵，因为他们正是要依靠社会结构概念的不同，笼统、含蓄地描述现状。在这里，通过对不同学者的论述进行简要回顾与梳理，希冀呈现出社会结构的“概念化”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明晰社会结构的内涵。
经典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结构的论述源于与生物有机体的类比。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从备受尊崇的生物科学中借用了“有机体”这一术语，创立了社会学合法化的根基。“我们可以这样看待社会有机体，把它分解为家庭——它们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细胞，然后是阶级或种族——它们是真正的组织，最后是城市和社区——它们是社会的器官。”[86]他把社会学分成静力学—形态学和动力学——社会发展与进步，从社会静力学视角研究了社会有机体的组织和结构，开创了“结构解释视角——尝试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用人性、博爱与秩序的联系串接社会结构的概念”[87]。斯宾塞则沿着孔德的思路展开了关于社会结构较为清晰的论述，建立了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模型，一种“源自于个体间的理性、预测的互动，但却具有其自身的明确特性和特点”[88]。在他看来社会结构的发展则是随着构成结构的个体行动相互影响而发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安排的持久性表明了结构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一个完整的社会就是一系列连接起来的结构，它们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支持、分配和调节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涂尔干的社会结构是指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全部模式，他将现代社会看作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代表着“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典型，“集体关系”和“集体表征”则是社会结构得以建立的元素[89]。在理解社会现象时，“必须至少说明其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功能”[90]，这意味着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存在只能由其在功能上维持的系统整体或社会秩序来解释。对社会整体的强调，通过功能、必要条件等因素对社会有机体进行假定和分析，启发了之后社会学的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崛起，将社会结构的研究推向高潮，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人物帕森斯的思想中。帕森斯致力于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理论构建，为系统化的社会科学做出了贡献。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用一套模式变量，表达人格和社会系统结构文化层面中价值取向的基本模式。在不同行动和价值取向的行动者互动时，便会产生约定，并维持互动的模式。这一“制度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结构，是“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那些明确什么是感觉上人们行动或社会关系的恰当、合法、期望方式的规范化模式”[91]。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性日益显现，社会交换论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布劳是宏观结构交换论的代表，对于他来说，“宏观结构的动力在于子结构内部和子结构之间社会力量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92]，关注社会交换过程——各种类型的复杂组织之间的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和对立的关系，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和共享价值观的引导，可以创造能够彼此吸引、相互竞争于其中的情境。社会结构在布劳的视野中表明，“一个社会的人口在多维空间中的社会地位上的分布。这个定义涉及了三个更为基本的概念：社会地位、分布和多维空间”[93]。吉登斯则更为系统、正式地阐释了结构化理论。他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结构可以“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94]，正是对于这些规则和资源的使用，使得行动者创造了社会关系的模式，并且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结构化也表现为一个双向过程，“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交互地嵌套”，制度则是社会中跨越时空的互动系统，关系在时空里的制度化揭示的就是结构的特征。
通过上述国外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概念从无到有，从比较模糊到清晰的规定，经历了一个长期概念化的过程。社会学的历史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概念长期并存，即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95]在制度结构的观念中，人们期望的文化规范或模式组成社会结构，行动者可以把握彼此的行为并且组织起相互之间持久的关系；关系结构的观念中，社会关系自身组成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关系是行动者和他们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相互独立性以及他们所占据位置的模式。
国内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位著名学者的论述中，如孙立平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描述为“社会结构的断裂”。他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的观点，图海纳在谈到当代法国的社会结构变迁时认为法国正在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演变成一场马拉松。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也正在发生类似的情况，社会结构的这种断裂状态的存在造成了社会结构的紧张，抑制了社会活力。[96]李强则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描述为倒“丁字形”。他一反社会学家惯用的类比的方法而采用“国际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更复杂的更严峻的倒“丁字形”。造成该结构的原因是城乡分割，城乡之间缺乏活力所致。该结构不但造成“结构紧张”，而且各群体巨大的需求差异导致交换难以进行，严重限制了社会活力，使人们看不到希望，极易产生社会问题。[97]在这种社会结构之外，从利益结构的视角，采用“利益群体”范式来分析，把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区分为四大主要社会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遍获益者群体、受损群体以及社会底层群体[98]，认为“大多数人在20年的改革中还是获得了利益”，因此结论就是：保持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关系在于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陆学艺则将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区分为十大社会阶层。有的研究者又将它们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99]郑杭生与李路路则从社会和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角度，指出了社会和谐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并探讨了两者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100]他们认为，社会和谐与活力源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与整合”，而一个和谐并且具有活力的社会必然也会促进社会结构的更加合理化。
综观上述研究，学者们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表现在有的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当前社会结构所产生的问题，有的非常客观地分析了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当前国内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现实变动不居，使得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显得较为困难。尽管目前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成果已蕴含着丰富的活力思想，但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力较为系统的研究却尚付阙如。但社会活力作为社会演进的动力，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及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衡量指标，社会活力对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笔者认为，社会结构指的是构成社会诸组成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逐步按照一定方式形成的有序的、稳定的、持久的关系模式。它是社会有机体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整个社会有机体保持稳定性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社会结构，即“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与关系性社会结构”[101]。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协调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与功能由不适应到适应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社会和谐紧密相连，一个社会是否有序、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要素的组合配置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和谐；社会结构也与社会活力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活力能否被激发，取决于社会结构组成要素的开放程度以及各自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能否形成“合力优化”。社会结构也是一个由诸多要素和方面组成的复合体，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
二 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活力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组织结构、区域结构、家庭结构等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笔者赞同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因为“一切视角的社会结构，事实上都贯穿或体现着阶级、阶层结构”[102]。无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最能体现与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此外，城乡与就业结构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这里，笔者主要从这三种结构要素的变迁为切入点，阐述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活力流变。
（一）历史回顾与梳理
1.新中国成立至三大改造的完成：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与工商业改造的顺利进行，打碎了阶级体系，广大人民从受剥削、受压迫的旧中国解放出来。尽管还是十分贫穷，但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充盈、积极饱满的。对强国的渴望和发展的内在冲动，进而“激活、释放蕴藏在个体身上取之不竭的情感能量……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103]，中国人民谋求发展探索国家繁荣富强道路的热情彻底被激活，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复苏的新气象。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过程，产生了“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结构模式。这种社会结构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符合在工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业十分落后时期实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发展目标的总趋势。社会结构运行较为缓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社会较为和谐、有序和均衡，活力在新质的基础上慢慢释放。
随着三大改造的逐步进行，“新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得到了重构”[104]，这个时期社会阶层结构趋以政治分层为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两个阶级指的是工人和农民，一个阶层指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尽管各阶层的社会流动一般，但结构尚合理，工人阶级起到了类似中产阶级的作用。此外，社会分化不显著，各阶层间差距不明显，基尼系数较低。并且开始形成几大身份群体，如所有者身份、单位身份等。尽管此时社会阶层结构已呈现为“丁字形”的社会结构，但“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丁字形’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了”。[105]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城市城乡格局的思考与制定的政策符合当时的时代境遇，城市关系比较和谐，城乡社会流动频繁，充满活力。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启动后，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变成工人，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社会流动相对活跃，城市化较快，社会活力明显。在就业方面，当时中国仍旧是一个农业社会，如费孝通说的“乡土中国”，广大的农民在农村是自然就业，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统一安排就业，大部分在国企中当工人，一般不存在失业现象。就业结构尽管与现代化的就业结构差别极大，但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符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释放了社会活力。
2.三大改造的完成至改革开放初期：1957—1977年
三大改造的完成至改革开放初期，这整整20年时间是相当纷繁复杂的，期间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大事，如“文化大革命”等。学界、政界对其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公允的说法”[106]。如此复杂的时代特征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影响深远，尤其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固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十分缺乏活力与生命力，使得社会发展基本趋于停滞。尤其是后10年间，社会生产生活趋于瘫痪，严重抑制了社会活力。
在这一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并最终固化。此时，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体制，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不允许自由流动。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单位包办一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没有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个人的激情与动力不足，社会发展的活力被抑制。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的推行，社会阶层逐步固化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状况下，形成了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四大至今仍然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身份群体。这20年期间，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呈现出封闭性、刚性与不合理性，各个阶层之间的固化十分严重，社会基本不流动，僵死呆板，社会主体处于疲软状态，社会没有活力。
该阶段的城乡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社会二元经济社会结构”[107]。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随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使得城市不能容纳大量的人口，为了限制农民进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了城乡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资料显示，1965—1977年城市化率由18%下降到了17.6%。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常现象使当时的城乡结构固化，城乡社会流动的缺乏也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就业结构在当时也不太合理。到1977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格局呈现出这样的情况：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29.4%、47.1%、23.5%；而就业的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为74.5%、第二产业为14.8%、第三产业为10.7%。从上述数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与不协调，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不合理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抑制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3.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1978—1999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相伴随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转型的双重性使得社会结构转型亦变得复杂化，导致社会结构翻天覆地的变迁，这个历史性的巨变被陆学艺称之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无论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日益转向开放、弹性，并慢慢趋向合理。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阶层流动日益频繁，社会各方面的活力日益释放出来，社会呈现出和谐景象。
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我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比较清晰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得复杂化了”[108]，如身份制开始发生改变，社会分层方面政治分层日益趋向于经济分层，原来的社会阶层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并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等。随着改革前主导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与主导城市的单位体制的解体，身份制趋于瓦解。社会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阶级一阶层”变为“十阶层”社会结构。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势头，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流动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充满着活力。相对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其特有的开放性，同时，中产阶层的规模在各阶层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伴随着社会发展，一个合理的、理想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正在形成。
城乡结构方面，二元分割的体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颇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的形成便是这种体制的表征与反映。但户籍制度已开始慢慢松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乡社会流动也在慢慢加快，社会的活力在慢慢彰显。
就业结构方面，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择业日益自主、日趋多元化上。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释放了农村活力，往日的自然就业现象发生了改变，农民群体发生了分化。如大批的“农民工”的产生便是其表现之一，“接班”等代际传递现象趋于解体。在城市，单位制趋于解体，职业流动频繁，从“全民所有制单位流动到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行政机关转向经济部门成为职业流动的突出特点”[109]。就业总的来说比较充分，社会发展也较为迅速。
上述梳理表明，尽管社会结构转型尚未完成，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已具雏形。与改革前的社会结构相比较而言，要更为合理、更加开放、更具流动性，为社会主体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即主体活力的激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才是中国社会的活力之源，因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稳定，而且也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受益，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能动性的活力，绝大多数成员将享受着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110]
4.21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在继续，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而且“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间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问题”[111]。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的发展，也是社会结构重塑的过程。当前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主要体现为“定型化”、固化的趋势。如前面所提到的诸如“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热议，正是这种现象的外显与反映。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人们的生产性与创造性力量不足，遏制了社会的生命力。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调查报告称我国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表明了社会结构的转型远未成功。当前社会结构处于紧张状态，这种紧张孕育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等不和谐因素，抑制了社会活力，对有序、和谐的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们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有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112]。目前看来，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结构日益固化与板结化。更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结构处于一种“断裂”状态，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113]因为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许多底层社会已被甩到了社会群体之外，显而易见，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就会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产生威胁，甚至会造成混乱和冲突，社会活力的坚实根基就会受到摧毁。对于“丁字形”社会阶层结构的界定更是指出了当前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这样的社会结构极不稳定，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社会关系处于较强的张力之中，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城乡结构方面，严格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分割是使社会呈现为“丁字形”社会结构的总根源，也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都达到了最高水平。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市居民都大约是农村居民的4倍。”[114]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或城乡分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活力的释放，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构。
就业结构方面，单位制解体，个人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就业方式已由国家统一分配逐步转变为个人自由择业。伴随着大学的扩招和毕业人数的膨胀，每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此外，存在大规模的失业下岗人群，他们的社会联系被割断，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隐藏着危及社会稳定的因素。在择业方面则出现“复归”趋势，国家公务员考试势头汹涌澎湃，四五千人争抢一个岗位，不难看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及“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思想有所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对公务员福利好、薪水高、风险低的“终身制”的追捧与狂热，有可能失去自主创新、改革创新的精神，最终导致失去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新世纪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尽管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活力则是主流”[115]。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带来了社会进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动不到位、不彻底，以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因而调整社会结构、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是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二）现实特征与展望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与活力的关系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社会结构与活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活力的释放与激发，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则阻碍社会活力的激发。当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时，社会是充满活力的，而当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时，社会矛盾往往比较突出，社会发展也趋于停滞。可见社会结构的合理程度与活力增强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同时我们也发现，改革前后，社会结构呈现为截然不同的特点，活力也表现为极其不同的两种状况。改革前，社会结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单一性、封闭性、刚性和二元一体性，这些特征抑制了活力。而改革后，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进行，这些特征逐渐转变为其对立面，社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日渐释放出了社会活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的社会结构，才是理想的、协调的、稳定的并且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的。
单一性与多样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三大改造，我们国家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逐步建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农村则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对城市居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同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城乡流动，使社会结构呈现为严重的稳定性与单一性，缺乏社会流动，抑制了社会活力的激发；改革后，单一性逐步解体，社会结构逐步趋于多元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分配方式多样化，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就业方式多样化，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日益频繁，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增强了其生命力，在激发社会主体——人的活力同时也增强了社会活力。
刚性与弹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已成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视角。”[116]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直接发生关系，中间不存在任何中介与缓冲的空间——公民社会的存在，社会结构呈现为刚性的特征，一旦发生社会冲突，国家将十分危险，“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这种社会状况容易造成社会危机，必然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存在不但“窒息了对政策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窒息了社会活力”。[117]改革后，随着一些自治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公民社会逐步崛起，社会组织结构日益完善与合理化。同时，随着中产阶层的日渐崛起，“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将逐步取代“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呈现出各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社会阶层结构的弹性空间愈加增大，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这将激发社会活力与促进社会发展。
封闭性与开放性。“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与整合。”[118]改革前，社会结构的典型特点是封闭性，当时的社会制度安排不但不鼓励甚至限制社会流动。尤其是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为工人、农民、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四大身份群体，阶层之间固化身份严重，整合过度，不允许社会流动，社会缺乏活力，发展缓慢，不利于社会和谐。改革后，“我国社会结构的身份取向在日益弱化，由这种身份取向而导致的刚性社会结构正在向弹性的社会结构转化，社会地位的开放性大大增强”[119]。据资料显示，改革30多年来，通过正当职业途径而进入中产阶级和成为富裕阶层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社会结构越来越开放了。毋庸置疑，一个社会中，如果能够让其中的底层群体不断地上升为中层或更高层次，这个社会必定活力无限。所有迹象均表明一个开放、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日渐呈现出来，而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必要前提。
二元一体性与城乡融合。改革前，严格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区分开，当时的制度安排严格地限制城乡社会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城市化率不到1%，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城乡之间社会流动不畅，不论是地理位置的移动，还是社会地位的变化，农民仅有的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是参军与上大学，这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抑制了社会活力。改革后，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松动，身份制逐步趋于瓦解，城乡流动进一步加速，城市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颇具中国特色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是对城乡流动的有力证明。城乡活力由此得到了释放与激发，人们的精神状态蓬勃高昂，人们的主体性和竞争性增强，活力勃发，城乡分割逐步走向融合，“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持旺盛的奋斗活力”[120]。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的壁垒依然存在。此外“城乡分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会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导致城乡不能平等地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尊严不能得到保证，其需求不能持续地得到满足和提高，这些会相应地对其潜能的开发造成限制。长期如此，社会发展成果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发展是畸形发展，势必缺乏可持续的动力。
三 调整社会结构，激发社会活力
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结构的转型虽然释放与激发了活力，但是社会转型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仍处在一个相对复杂的过渡时期。由于改革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与制度真空的存在，必然产生一些社会矛盾。如果不能理性地分析与对待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冲突。结果便会是社会活力的负向效应，或是说是社会活力“两重性”之“消极性”[121]。回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尽管社会结构越来越开放，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粗具规模，这些因素有利于社会活力的发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结构亦有某种固化的迹象，而这些均抑制了社会活力的发挥。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理性地反思社会结构，调整、实现合理、理想的社会结构，并且努力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稳定机制、有序机制与创新机制、动力机制的平衡与协调，为社会活力的持续激发以及社会蓬勃运行奠定稳定的结构基础突显出重要意义。
面对当前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的趋势与社会分化的严峻形势，第一，首要与必然的选择是实施合理的社会控制。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固化现象已十分严重，“二代现象”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现象的真实写照，既折射出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当前社会流动的垂直性、单一性、不畅性的质疑。无疑，打破阻碍社会和阶层流动的身份、财富、等级等因素，实现正常与合理的社会流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更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有度的社会控制，即“能最大限度允许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自由的社会控制体系”[122]，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化解矛盾，保障社会流动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控制强调自我约束与创造、规范与自由的辩证张力，它用一定的手段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把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有机组织起来，保障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正常进行，使社会结构处于动态、有序和均衡的状态中。合理的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功能，会使社会充满积极向上的活力，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均衡性与稳定性的基础。改革带来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化的结果将产生更大的社会差别，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抑制社会生机与活力，故对社会分化实施合理的社会控制也是必要的选择。当然社会控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分化、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政府和社会的地位对比与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和调适，发挥其不同的法律、道德、舆论和组织功能。
第二，需要合理协调利益结构。“利益追求与需要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动力因素”[123]，面对当前经济活力勃发，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局面，应该合理协调这两种结构的格局。利益协调对于社会活力具有根源性的作用，它“是以承认各个利益主体的差别与矛盾为前提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社会机制，是社会活力深刻的根源，也是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发展的根本动力”[124]。而当前利益分化开始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则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实现社会有序、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也表明，如果人们利益关系比较融洽与协调，生产力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社会就表现出非常强劲的活力，相反若利益关系比较紧张与对抗，生产力的发展则会受到阻碍，社会就会慢慢失去发展的动力。因此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结构运行中矛盾与冲突不断调适的过程，也是利益推动与阻滞之间矛盾辩证发展的过程。利益与需要之间若不能保持辩证张力，利益格局不合理的话，会造成利益主体的需要动力缺乏，社会则会缺乏活力。利益协调既有利于提高劳动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动力，也有利于铸造多元发展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文化创造力的发展，从而帮助矫正利益与需要之间差异所导致的需要动力与生产动力不一致的“动力变形”[125]现象，为社会发展注入一股生机的活力。我们的路径选择需要改革社会体制，进行社会政策创新，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与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提升社会活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取消户籍制度。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消除户籍制度，而在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同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是公平，要使社会充满活力，必须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前提是他们受到公平的对待。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为公平创造条件，保障每个成员有足够的自主选择权、保证的机会均等和普遍认可的社会公正。倘若建立城乡整合或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人和农村人享有均等保障，城乡之间的明显鸿沟就会缩小，城乡分割会慢慢不复存在，逐步走向城乡融合。社会生活方式也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组成要素，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组织形式。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如果比较相似，人们就会产生休戚相关的认同感，社会就比较稳定和有序。农村的兴衰治乱则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农民来说，或许可以倡导带有乡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实现低消费高福利，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社会沉积的各种社会矛盾。真正从农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出发，探索和建构适合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既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又能够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充分维护自身权益，并且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
第二节 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
交往是人类基本的关系，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条件，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交往史。回溯历史，凡是历史上与世界各国交往频繁的时代，也必是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社会充满活力的时代；举凡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时代也必然是社会一片死寂、社会活力被压制的时代。因此，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具有紧密的本质相关性。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与社会就保持着一种动态共存的关联状态。通过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以及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建立，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得以表达，欲望得以实现，社会得以发展，活力得以彰显。尤其是以高度分化和复杂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体之间互动十分频繁，在互动与社会交往的社会实践中，共同的利益诉求得以形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正是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拓展了社会交往，彰显了蓬勃的社会活力，进而促进了社会与生产发展，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强大推动力。在广阔的社会交往中，社会获得了发展，人类文明取得了进步，社会彰显出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交往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社会活力不断被激发和彰显的历史。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促进社会发展、激发社会活力很好的证明，描述了一幅以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社会活力的不断激发与提升为动力，奔腾不息、浩浩荡荡、广阔无际地反映人类社会交往的历史画卷。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信息化、现代性以及社会转型的复杂时代境遇。社会交往具有了新的内涵，引发了新的问题，如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的出现，它“最生动、最复杂、最具活力，也最不受传统社会秩序和准则约束”[126]，在解放生产力和促进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如主体间交往关系异化等重大的社会问题等，对提升社会活力提出新的挑战与可能性空间。因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交往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对社会交往进行基于现实维度的多方位深层透视，探讨社会交往对激发与提升社会活力的功能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笔者探讨的主旨所在。
一 社会交往：理论溯源与概念内涵
社会交往是从关系和过程维度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范畴，它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也是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存境界。社会交往是个人、社会集团以及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不同形式的精神与物质交流、联系和互动过程。社会交往历来是社会理论家讨论的重要论域和话语，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不同的学者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指导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下面将对社会交往这一范畴进行追根溯源的历史性探究，并指出其对激发与提升社会活力的功能与作用。
社会交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是其分析人类社会过程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范畴和物质根基，并且与实践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关联。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27]。在他看来，社会交往指的是人们在生产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发生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交换。马克思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审视从精神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使其社会交往理论奠定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理解交往，并且考察了交往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表现在“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28]，人类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也是社会交往的结果。随着交往的扩大，资本积累的活力增强，整个社会生产运动有了巨大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丰富多样，正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的本质得到了确证与彰显，社会交往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得以传承、生生不息的重要途径。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导致世界交往的形成，同时也为个人的发展状态和前景带来新的因素。个人本质力量的确证及个人自由解放实现的程度，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既是共产主义的前提，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和解放的重要基础。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中，社会交往这个范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交往对人类社会的产生，满足人的需要，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社会活力的发生与彰显也有巨大力量。
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重要旗手的哈贝马斯更是独辟蹊径。他看到了主体—客体交往理论的弊端，认为人类的这种交往行为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往往被异化与扭曲，是不合理的，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经济和国家媒体控制下的系统，借助货币和官僚政治的手段，渗透到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129]，足以证明生活世界的危机会导致整个文明的危机并非骇人听闻。人类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因此需要构建“主体间性”的交往行动理论，即主体—主体交往模式。交往行动指的是以语言或非语言性的符号为媒介，通过主体间的“社会交往”与“对话”，得到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以及不受控制，它克服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以及主体间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若每个社会成员能够认可并且遵循“普遍化”的道德规范体系，那么通过交往行为是能够恢复被社会文化体系所压抑的人的本质的，而且在交往行为中，每个主体的活力、自主性能够得以实现。“交往理性对于生活世界的去殖民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将其上升到文化政治学的高度，则可以断言诸如平等、民主的社会交往准则，理想、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理解及包容不同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130]这些代表文明进步的因素，对于建构和谐的、生生不息的社会以及推动人在自我实现中不断趋向生命完善，不断建构其生活德行，走向精神家园的充盈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学家米德则从微观视角探讨了符号在社会交往的重要作用，开创了社会学中著名的符号互动论流派，对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符号互动论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由个人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体系和过程，因而其研究聚焦于人际互动的基本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人们相互作用发生的方式、机制和规律”[131]。米德把社会看作一种构成现象，这种构成现象源于个体间的调适性互动。互动是对僵硬、被压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摒弃，社会既依赖于自我能力的张扬，也为自我能力的培育提供环境。社会持续动荡与潜在变动的活力，依赖于个体心智和自我能力的维持和延续。自我作为客体嵌入到互动过程之中，其心智和自我过程既影响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米德的互动论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132]，道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表明了社会活力“来自于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体活力的同质性”[133]。人作为一种以交往方式存在的主体，需要不断认识和处理与客观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这一互动过程也不断激发人的活力，推动人的实践活动。齐美尔是欧洲最早系统认真地研究社会互动的社会学家之一，他认为人类的个性是在个人与网络群体的联系的互动中呈现和塑造的，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行为动机是受群体成员关系限制。他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见解，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互动论者。
作为现代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霍曼斯和布劳用社会交换的观点来解读人们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霍曼斯从微观的视角，立足于个人的心理取向提出了其具有行为主义特点的社会交换论。他复兴了功利主义对于个体自身利益的关注，注重于个体面对面互动的过程，将人类行为看作是互动中个体彼此进行酬赏或惩罚的交换。在他看来，交换是透视人类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是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交换中人的主动性、自主性表现为他们会理性选择，总会选择能够获利和增值的行为。由此出发来探讨群体的个人之间进行的面对面的交换是如何最终被建构成社会和文化的。人类社会组织就是通过不断的交换过程建立起来的。“个体的行为创造并且维持了社会结构”，是对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微观的、心理学的分析。布劳则立足于宏观的视野提出了著名的结构交换论。“为继续得到收益而彼此互惠的需要是社会互动的‘起动机制’”[134]，交换发生之后，就会出现普遍的互惠规范来规范之后的交换活动。在交换过程中，需要遵循公平互惠的原则，“不仅需要宽容的赞同，而且需要积极的认定，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事先存在的或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集中产生的价值）来促进社会模式”[135]。一旦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会导致多种交换的不平衡，从而引发冲突。交换为制度的产生提供前提和条件，制度化代表着调节并稳定复杂的交换过程的那些过程，制度提出一套相对稳定和普遍的规范，调整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模型。
尽管这些理论家将社会上的一切交往活动看作交换，具有一定的偏颇与狭隘性，但也透露出了这样一些信息，即社会交往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影响，对个体活力及社会活力的激发作用，所有这些理论无一不是为解答社会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进行的努力与尝试。
社会交往在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被讨论，其研究视野、探究侧重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在广义层面上即在一种整合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中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的则是在狭义层面上即对交往进行一种工具性的理解，把交往看作一种人与人沟通的手段或中介；有的注重交往过程，从动态视角分析交往与互动对社会发展动力性贡献，比如著名学者高宣扬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互动系统的产物，互动是人和社会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有的则注重交往结果，从静态视角阐述交往对社会发展的功能；有的关注文化意义世界的交往，有的强调社会系统中个人与社会交往。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了社会交往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交往对社会发展与社会活力的促进作用。
笔者认为，社会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涵盖主体活动的一切范围。社会交往既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也是一个过程性范畴，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因此社会交往不仅仅是实践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必要形式。社会交往是人作为创造性的生命机体的存在样态、本质力量的确证，它不只是静态地表现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在动态上表现了主体间的互动。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人与人实现了物质、信息、能量、思想、情感等方面的交流和交换，形成了被人们认同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积淀物。社会交往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形式的多样、手段的多元，既是人类创造历史实践的产物，同时也为发展、提升个性自由创造更大的可能性空间。社会交往承认一切交往者的独立自主权，它要求交往者积极参与其中，主体的生命活力、创造活力以及相互理解、彼此认同是保持社会交往的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个人只有作为自主、自由地创造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者，他才能成为能够形成自己生命和个性的力量，才能彻底张扬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充分把握社会关系，并且通过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交往达到个人的自由，成为推动社会创造性发展的更大更新的力量。在社会交往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人的个性更为丰富、更为充分，人的活力更能彰显。
二 社会交往的功能阐释与社会活力的互促
“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136]，社会活力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社会动力问题的深化”[137]，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动力视角来看，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广阔的社会交往中，社会获得了发展，人类文明取得了进步，社会彰显出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交往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社会活力不断被激发和彰显的历史。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洞察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打破封闭，建立普遍交往，同时通过扩大的交往不断保持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过程。“随着美洲和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38]。纵观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的交往方式、范围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人类迈入农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交往形态历经“从地域性交往向跨地域交往，继而向世界性交往演变的历史过程”[139]。仔细审视一下人类交往地域、方式的跨时代性、跨地域性改变，正是交往的这种剧烈变革改变了人类历史，正是交往所带来的新技术、新发明为欧洲新文明的诞生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因为新航路的开辟和陆上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拓展着社会交往领域和变革着社会交往方式，新的社会交往日益将全球变为一个同一体，开始促使欧洲人采用新技术与新发明，其后不久即开始展示作为未来欧洲新文明独特标志的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生在亚欧大陆的跨地域交往及其向世界性交往的转变，是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根本条件”[140]。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交往作为“社会存在”基本形式的表征，与社会活力这一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性因素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本质相关性与逻辑一致性。其特有的逻辑一致性与本质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比如，都是外延上的有限性与内涵上的无限性相统一，在形式上都是无形无状、不可触，非实体性的观念形态；实践基础一致，都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本质规定一致，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人与人内在相关性、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的旨趣一致，都是要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文明成果不断积累与传承。
（一）功能作用与关系
社会交往作为人的对象化实践，使人能够充分发挥与社会相一致的自主创造性，既为个人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更替。从历史上看，我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是造成物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走过了一段波澜曲折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一社会交往的重要举措，才使得我国经济竞争力不断攀升，推动了社会蓬勃、健康发展。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对社会交往日益扩大，每个人及社会活力不断激发与张扬的最好证明。
1.社会交往的整合与承继功能为社会活力的激发提供保障
社会交往的整合功能主要是指它对于协调群体成员的行为以及整合、传承人类文明成果所起的作用。假如没有社会交往及其整合功能的作用，人类社会物质或精神文明的成果便无法传承，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社会性就无法展现，人类社会也便无法产生，社会也将不复存在，社会活力生成与激发的实践基础便不会存在。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化过程，表现为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的文明成果交流融合，加以整合的过程，这亦是一个大浪淘沙、社会主体不断体现其超越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得到了发展、提升，并逐步趋于完善，社会也不断摆脱其束缚与抑制，展现出了蓬勃生机与活力。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无不源于社会交往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交通、通信工具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不自觉地卷入文明的洪流之中”[141]，在社会交往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社会活力，保证了社会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在人类历史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社会交往的整合功能已被实践所证实，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能够传承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交往整合作用的结果。21世纪的今天，构建和谐的、有活力的社会，既需要世界视角，发挥社会交往的功能，加强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彰显社会活力，使得我们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的理念由理论变为现实；又需要本土视角，我们正在构建的理想社会，是“既保持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潜能的巨大发挥，又能将这些积极性、创造性和潜能整合统一为富有朝气的社会整体活力”[142]的和谐的、有活力的社会，社会交往正好起了这样一个中介与桥梁作用，通过社会交往的整合功能及在社会交往中所创制的各种社会制度的保障作用，使社会活力得到保证与提升。
2.社会交往的交流及协调功能为社会活力的提升提供路径
从微观层面上，社会交往指的是发生于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活动。宏观层面上，社会交往指的是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理解，消除隔阂，实现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协调与一致；不同的国家或民族通过谈判、沟通与理解，消除彼此间的差异与冲突，实现相互之间的互利共赢。无疑，沟通及协调功能是社会交往的最基本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功能，更是提升社会活力的重要手段。
社会交往是主体在一定的规范、习俗下进行交流、对话、沟通的复杂能动过程，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主体间性反映了社会交往的互动、交流及协调的功能，它要求交往双方有意识、能动地参与交往，意味着交往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彼此认同。“自我与他人处于一种平等、自主的地位：自我是活生生的、自由的；他人也是活生生的、自由的。自我与他人的存在和自由，彼此构成对方自由生活的条件，这一条件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文化的。”[143]主体在交往中，通过相互理解，不断超越自我界限，在自我的本质力量的彰显中，在自我不断开放和更新中，与他人、社会和世界达到协调、融合。这一过程借助于具有共享意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来实现，并且相应地建构起交往共同体内共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价值标准。在人们日常生活与共同活动中，彼此之间相互的交流、沟通能够消除冲突与差异，使具有矛盾和冲突的双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自己的态度，求得彼此适应，遵循共同的规范，推动交往的维持或以新的方式继续下去。这种沟通与协调既能够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彼此之间的交融、社会的和谐，又能够为主体充分发挥其个性、自由自主的创造力创造条件，推动社会有活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可持续进步。在沟通与协调中，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得到了平衡、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展开“对话”，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局面，既保证了效率，又不伤及公平，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社会活力被极大释放，创造活力最大化地被激发的社会。
3.社会交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为社会活力的激发奠定基础
一般而言，社会活力是指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中表现出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能否实现全面发展便成为社会活力能否生发的重要约束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重要的论述，他们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44]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普遍的交往，形成世界交往，积极参与全球社会化的大生产，社会活动主体才能获得和形成这种全球化的大生产的能力，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社会也才能充满活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交往是社会活动主体——人的“自我显现”的方式，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表征自己的对象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社会交往，人的本质才能展现，人的创造性才能激发，活力才能生发。社会交往是人的全面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现实条件，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普遍社会交往，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活力生发的必要的现实基础。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最美好、最崇高与最远大的理想，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永恒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活力生发的前提，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但人们的这一终极追求，只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交往趋向于普遍交往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有助于改善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跨地域的社会交往可以促进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生产经验与技能的交流，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合作，能够发挥出单个民族或国家所不具备的整体效果，能够产生积聚效应，从而“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145]。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既能促进市场竞争、繁荣经济，也能够推动科技创新。生产力的提高，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为社会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为社会活力的激发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二）逻辑内涵与关联
社会交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密切的关系，是“理解人的本质的一把钥匙，是透析社会活力的视角”[146]。我们现在正在构建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重视社会交往的作用及其功能，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社会交往对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性，也证明了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在全球化社会转型的当代社会中，社会交往出现了新的形式，为提升社会活力提出新的可能性空间，与此同时，复杂时代背景下，主体间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代社会中的交往异化现象日趋严重，为激发社会活力提出挑战。重新审视交往与社会活力的内在逻辑关联性，重新考量新的时代条件下交往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对于我们从深层次透视中国现代社会的演进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从社会交往主体角度而言
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以一种交往的方式存在并与周围的世界打交道的，作为社会交往主体的人是作为类本质而存在的，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通过交往实践实现自己的本质规定，获得活力，展现人性的丰富多样性”[147]，并在交往中赋予社会活力；“社会活力以表达着对象性这一特征的交往为基础，凭借着交往这一工具或手段得以显现、发展和提升”[148]。“社会活力所体现的人，不是个别的或少数的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准确地说，只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才是社会是否具有活力的根本表现。”[149]由此可知，无论社会交往，还是社会活力，其主体均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与竞争经济”[150]，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相对于以前的经济形态，更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市场经济这种交往场域中，社会交往的主体——人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关系必然空前地自主与丰富。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增强社会活力，“要害在于通过各种改革开放措施提高群众的主体性与竞争性；群众的主体性与竞争性乃社会活力之本，也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151]。正是市场经济境遇下交往实践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追求发展、勇于创新的意识，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工作热情，促使人们忘我地工作，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从而彰显出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亦表明了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型并未颠覆交往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恰恰是对其的确证。
2.从社会交往方式角度而言
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已深刻地影响到了个人的生存境遇与社会的运行。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可看作是现代性的全球化，随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逐步进行，现代性已开始逐步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它还只是以“碎片的、枝节的、萌芽的”的状态或方式出现在社会大众的意识中。但现代性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特性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交往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正在逐步消解传统农业社会简单化、一元化的社会交往形式，当然对社会活力的激发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境遇下的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以竞争为主要表征的“优胜劣汰”规则已逐渐主宰了社会运行的所有方面，加之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资源日益丰富，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社会价值日益分化，人们的交往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因此，人们的社会交往必然出现竞争、合作、分化、冲突等复杂多样的“动态模式”。尽管所有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变化对原来的社会交往模式构成了挑战，但并未消解、颠覆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反之，社会交往方式的增多更加大了社会活力度。市场经济的建立形成了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社会语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这种社会境遇，通过“激活、释放蕴藏在个体身上取之不竭的情感能量……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152]，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竞争性得到了提高，“主体积极性也只有上升为竞争性，才会形成社会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社会缺乏竞争性就会死气沉沉，群众就难以通过相互激励而爆发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153]。
但是，随着现代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社会常常被人为地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区间，尤其是在城市社会空间中更是明显。由于阶级、民族、收入、财产、职业、宗教信仰、种族、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的差异，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人为的隔障区别开来，这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离散、疏远与区隔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疏离，社会呈现出严重“碎片化”面孔。人类社会这种“碎片化”状态的存在，导致社会交往的受阻与社会流动不畅通，现阶段社会这种碎片化现象的存在严重抑制了社会活力的激发与整合。
3.从社会交往领域而言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异质化领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网络时代的到来，极大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使人们由传统的现实交往向现代的虚拟网络交往过渡，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它与传统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构性与异质性”[154]，这两种社会空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决定了传统社会空间中社会交往与活力的关系在现代网络空间中具有了新的内涵，获得了新的发展，更提出了新的要求。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异质性的存在，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探讨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网络空间的充分自由与无限可能“解放了人类的想象力，因此比现实社会空间更活跃、更富有生命力”[155]，它又是现实社会空间的“投影与模拟”，是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复杂巨系统”[156]。网络社会空间这种复杂的空间特征、空间构成，使得网络社会交往模式也空前的复杂化。在网络空间中，交往主体具有虚拟性，不分身份、地位，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只要都在上网，有交往的欲望，都可以进行交往。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障被打破了，无论你身处何等阶层都可以自由地交往，交往主体更加多元化。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交往，无疑有利于社会活力的提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网络交往主体的虚拟性、匿名性，会造成一些“社会病”的发生，如网络诈骗。这给网络社会活力的激发与提升构成了一定挑战，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交往的发生。
4.从社会交往的目的而言
在社会转型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重视社会交往，无疑是期望建立一个和谐且有活力的社会。重视社会交往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各种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通过自由流动与组合达到最佳配置，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社会流动不受制度性的限制，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好的职业，形成一种人人努力、开拓向上的动力与精神。在这样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循环畅通，社会秩序必然良好，国家和社会平衡发展、良性互动，社会必然迸发出巨大的社会活力。
当前全球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看到社会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病”的产生根源是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失范，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制度已经失效，而适合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在这种制度“真空”的状态下，人们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处于一种无序的“原子化”的状态，无所适从，当然也给腐败、寻租带来了一定的生长空间。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下，社会大众的心态处于失范状态，社会责任感淡漠，利己主义盛行，各种利益集团乘机占领各自的领地，结果使得社会阶层板结化与固化，如风靡现代网络空间中的“官二代”、“贫二代”、“垄二代”、“农二代”等这些流行语便是对当前社会失范状态下社会流动失序、社会交往病态化的真实写照。当前各个社会阶层间的社会交往的缺乏，社会流动的梗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活力的发挥。这种社会现状从反面对社会活力与社会交往的相关性或一致性进行了诠释。
尽管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流动，造成社会流动不畅与精英循环受阻，但从总体上来看，社会流动还是比较畅通的，社会交往还是促进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结束，这种病态社会现状必将改观。同时，“社会转型”也预示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各阶层间合理有序流动的一片“希望的空间”，阶层之间交往频繁，“交往和开放增强社会活力”[157]，社会活力蓬勃旺盛，社会科学地与和谐地向前发展。
5.从社会交往的结果角度而言
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正是由于社会交往的存在与发展，人的社会性诉求才能得以表达，人的各种社会需求才能得以满足，人类社会也才能得以产生。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中，为了规范社会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产生了一些约束人们社会行动的准则。随着这些行为准则的模式化、定型化，社会制度得以产生，并保障了社会活力的发挥。同时，我们看到“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内驱力，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158]。通过社会交往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规范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样既促进了社会活力的发挥和社会的发展，也保障了社会交往的正常进行。故有学者认为“社会互动是社会秩序的基础”[159]，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一方面，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中，为了保障交往与互动的顺利进行，我们创制了社会制度并形成了一些必要的社会价值观。这些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模式化、定型化后，便具有了导向与整合作用，在社会活动中作为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规范发生着作用，规范着群体成员的行为与方向，使得社会在复杂与多变的社会交往中呈现出一种有序与活力的状态与局面。另一方面，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纽带与桥梁，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人们习得各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明白了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被禁止的，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避免了冲突与无序，保障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也得以彰显活力。此外，通过社会化，社会交往为人的本质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路径，为社会活力的激发奠定了本质基础与前提，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了基础。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交往创造了一种展现人类创新活力，即积累、交换、传递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社会机制”[160]，这种社会机制是非常特殊的，是人类所特有的，可以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时代的更替而发生传递。在这样一种社会机制的作用下，文化与文明可以有序地传承、交往，从而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与纽带，人类社会也得以随着文化的传承而走向未来，在形成和保持“文化自觉”的同时，使社会激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尽管我们面临着社会转型的严峻挑战，但是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失范并没有消解社会交往所创造的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机制。这也从交往结果的角度确证了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力的内在一致性。
三 拓展社会交往，提升社会活力
社会交往是从关系和过程视角对社会活力的实践根基及实现途径的阐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交往表现着人的社会性、对象性，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现、为人性的丰富以及活力的提升创造着极大空间。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颇具成效、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重大历史时期，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社会交往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社会交往的互动性、关系性和开放性大大加强，社会交往的手段及方式也日益智能化，社会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社会交往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些促进了社会发展，激发了社会活力，引导着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风险系数，昭示着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性和易脆性，引发了社会交往中的种种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现实境遇下，我们既需要在理论上对社会交往中的问题深入思考，又需要在实践层面上积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交往，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交往的内涵，提升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首先，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改革创新是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是发展的活力源泉。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在活力”。中国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胆地冲破影响和制约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在社会各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对外开放，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着力构建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变成了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为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大国和推动大国这一背景下，在多种经济矛盾和困境包围我们的情况下，面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加强，更要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各类国家的交往与双边关系，以开放的心态融入这场世界性的市场竞争之中。深化对外开放，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拓展社会交往的重要表现。改革与开放应该良性互动，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开放需要我们有开放的胸怀，有互信、平等的道德意识，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实现资源与知识的共享。对外开放既能够为中国社会活力的健康激发与蓬勃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社会活力激发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要加强语言选择和语言原则的构建。这是基于交往语言性的理论与实践策略。在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家看来，语言是人类认识和理性实践的场所，语言的逻辑结构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稳定和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语言的共通性、共识性与可比性，将人类联结成可以相互沟通的交往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交往就是语言的交往，它是对主体之间思想性关系的表达。在交往行为与过程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161]，通过语言这一“自我超越自身有限性和封闭性的思想工具”[162]，通过对话、交流、沟通，达到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共同融合。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它自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也是动态的、有活力的进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一物质载体来表达和实现，因此语言体现了人类心灵活力及人类创造活力。语言选择和语言原则的建构，不仅仅是对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与运用，更是思想、情感、意义及价值的传递，世界观的建立，更是一种尊重感、真诚感及认同感的确立，一种文化创造。在全球化的境遇与现代性的隐忧下，我们应该本着既能够保持本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又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文化交往中，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提升民族生命和意义，保持民族生机和活力，充盈具有文化自觉和时代精神的精神家园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进行语言选择和语言原则的建构，“鼓励人类勇敢地、快乐地面对生活，不断建构其生活德行，走向精神家园的充盈”[163]。
最后，要鼓励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不断积极主动探寻新问题，不断破旧立新、推陈出新，产生创造出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它源于社会可持续、充满活力向前发展的需要，是对劳动创造人类未来内涵的深刻说明。不断创新的探索是人类积极的本性，劳动创造了人，创新实践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和变革是人类创新实践的结果，创新实践也是保持人类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创新实践既是人自身活力的重要显现，又给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了条件。创新实践包括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文化的创新以及其他创新的相互促进。回顾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创新实践，正是因为开放、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我国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推动着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技创新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强劲动力。在我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重视彼此关切，强调相互依赖、交流与沟通，积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节 社会整合与社会活力
社会整合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处于非常重要和中心的地位。社会整合的目的是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与秩序，使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与要素协调一致、良性运转，以保证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激励与驱动社会发展，充分调动凝聚一切积极因素，以促进社会生机、健康发展。因此，社会整合与社会活力密切相关，两者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来说，都具有激励、驱动及控制的意义。“一个健全而进步的社会不仅需要集中控制，而且也需要个人和集团的创造力；没有控制，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没有创造力，社会就会停止不前”[164]，规范与自由、自我约束与创造的有机结合，既是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功能性说明，也是社会活力的实质性彰显。如何优化社会结构和组织，使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与子系统良性互动，信息流通，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这需要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来解决。因此也可以说，社会整合是使社会和谐有序、生机活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整合的社会，但是一个整合的社会未必是有活力的。如何使一个社会保持和谐与整合的状态而又充满活力，即有序活力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正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才充满了活力，千言万语道不尽一个“活”字，“体制活了，机制活了，管理活了，政策活了，思想活了，社会资源的流动活了，整个社会和国家都活了”[165]。在社会彰显出巨大的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矛盾与冲突。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双重背景，全方位、立体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状况，从积极方面来说，赋予了社会结构更强的伸缩性，突显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社会生活不断理性的建构、更大范围内社会制度的建构、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变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消极方面来说，全球化的猛烈冲击对社会结构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伴随着“时空分离”与“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吉登斯语），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社会生产与系统再生产遭遇挑战，社会结构遭遇不整合的危机，传统的社会共同体连接、凝聚的趋向正在被慢慢消解，社会整合机制的合法性遭遇了危机。当前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向度、深层次的社会分化，经济利益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及新的利益主体阶层的形成，造成原有社会整合模式的分化与失衡；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分化，导致政治功能弱化、政治认同降低，削弱了核心权威，权威主义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蜕变；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激荡之复杂性与深刻性，使得文化认同及价值选择多元化。这种多维度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社会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社会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对我们执政党而言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本部分通过历史性的追溯我国社会整合与活力的关系，对当前影响社会整合与活力的因素进行分析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条合理的能够释放活力的社会整合路径。
一 社会整合：理论溯源与概念内涵
社会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发源于西方。在西方社会学领域，其内涵一般指的是社会的一体化和体系化。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整合程度高的社会，低度的或者不整合的社会状态则意味着该社会正在走向解组。在社会学史上，首次提出社会整合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他的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他使用了“社会整合”这一范畴，并提出了社会整合的两种理想类型——“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他用“机械团结”指称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用“有机团结”指代社会分工十分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机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既可以建立在共有的情感体验、共有道德情操和共有的理想信念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生活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上”[166]。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T.帕森斯也对社会整合概念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社会整合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系统保持均衡状态，避免解体；二是指系统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167]可以说帕森斯将社会整合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社会整合纳入了其宏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中，主要体现在其著名的“AGIL”模式理论中。跟随其后的学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如洛克伍德提出了系统整合概念，并且区分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认为社会整合指的是“行动者之间和谐的或冲突的关系”，而系统整合则着眼于“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相容或不相容或矛盾的关系。[168]沿着同样的路径，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学者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哈贝马斯对“社会整合/系统整合区分的重构保留了洛克伍德能动作用/系统的视角（内在的/外在的），但他从这种视角引出的社会整合机制却给他以一种令人迷惑的方式与特定的制度领域联系起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目的在于“超越社会科学中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两分，在这一前提下，他拒绝能动作用/系统或内在的/外在的这种划分，而是试图用社会整合/系统整合这样的概念替换社会科学中微观/宏观这样的视角”[169]。
立足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国内的学者全方位、多维度地对我国的社会整合现状进行了深度透视。关于社会整合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一部分是学者们力图界定社会整合这一范畴，一般将其定义为“通过利益的调整与协调使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170]。如著名学者郑杭生认为社会整合指的是“社会利益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者社会群体结合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一体化工程”[171]。其他学者也大体上遵循了上述思路，如刘鹏认为社会整合就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过程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172]。另一部分主要是对于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对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不整合对执政党构成的挑战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如王邦佐、谢岳认为21世纪，社会整合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对党的社会整合带来的挑战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党的社会整合机制进行了探讨。[173]除此之外，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科学、合理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实现社会有效整合的关键。因此，不少学者对社会整合的机制、社会整合机制的分类[174]进行了研究，也有涉及社会整合机制与社会整合模式的关系问题的研究[175]。也有学者对社会整合从历史的视角进行了追溯，如何爱国考察了50年来社会整合的演变历程，并对各个阶段的社会整合模式进行了归类、总结[176]，程美东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合体系的演变，探讨了中国社会整合状况的变迁[177]。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整合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系统梳理社会整合与活力关系，挖掘社会整合理论中社会活力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整合”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过程，其含义也历经着自身的嬗变。社会整合是以利益协调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各种健全制度和社会组织有效运转的过程及结果。它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主要动力，也是社会演化的重要机制。社会整合的基础性前提在于社会差异性的存在，主要表现为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多元、制度不断调整，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制度、文化和组织的力量来控制与协调矛盾与冲突，使整个社会顺利转型，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从动态视角分析，它表现为一个控制与协调的过程，协调主要是利益关系的协调；从静态视角分析，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和谐与稳定的状态。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凝聚、社会内聚的含义大体相同，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并且有能够控制、制约、协调及统一人们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的存在。因此，可以将社会整合看作是把社会各个部分、社会个体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社会活力与社会整合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社会活力作为社会演进的动力，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以及社会整合机制是否合理的重要衡量指标，一个和谐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必定是社会整合程度高的社会。
二 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与社会活力的交融
社会整合的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与保持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故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特定阶段都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整合模式与机制。从社会整合的视角而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整合与社会解组交替出现的历史。笔者将探讨中国历史上社会整合的演变历程，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整合与社会活力的关系进行回顾与梳理，以期为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主要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到现在这样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演变历程与启示
1.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虽然历经朝代的更迭与治乱兴衰，但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与社会结构却未经触动，基本没有改变。在经济方面，小农经济基础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思想文化方面，“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依然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法组织依然根深蒂固。这些均表明“神治”的社会整合方式依然发挥着它的历史功能，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整合效果。“这种‘神治’的效果非常明显，各个王朝虽然对于农村的活动没有施加严格的控制，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秩序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状态。”[178]这样的社会整合状态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的爆发，才随着封建专制的结束而发生动摇。在这种“神治”的社会整合方式的笼罩下，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稳定状态，甚至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都不甚显著”[179]。“神治”的社会整合方式尽管保持了社会的整合状态，但窒息了社会的活力，人的主动性与创新性被抑制，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听天由命的状态。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社会混乱状态，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非整合状态，社会发展缓慢，缺乏活力与动力。尽管蒋介石政府一度完成了形式上的社会统一，但并未能提供成功的社会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亟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执行社会整合的功能，从而完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
2.新中国的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1976年）
新中国的成立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一轮的社会整合扫清了障碍，为社会整合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整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该时期采取的社会整合模式符合基本国情。这一时期的社会整合模式突出地呈现出两个特点：（1）群众运动式的社会整合模式，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整合方式，均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2）国家对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全面整合，最大化地控制一切社会资源，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具有了社会整合合法性，取得了人们的社会认同。[180]这种整合方式的实施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活力的彰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这一时期实行以政治整合为主的社会整合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三大改造和加强党的领导，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针对这种社会整合模式，著名学者孙立平提出了“计划社会是以总体控制资源为核心，通过行政体系进行全方位控制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观点”。[181]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一元化的公有制经济，政治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1958年6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文件中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这标志着党的一元领导体制的确立。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党对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强制作用来进行，“党对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单一的行政渠道，或准行政渠道，依靠革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理想和热情来整合社会”[182]。这种僵化且单一的行政性整合方式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死气沉沉，缺乏生机，窒息社会的活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指令计划，分配采取‘平均主义’等形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的自主权利，压制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的活力。”[183]
这一时期的行政性整合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组织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组织整合体现在国家建立了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的党组织，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组织中，并严密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除此之外，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国家通过这些组织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都要通过组织来分配，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隶属于一个社会组织，将无法生存。这种总体性的行政控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的作用，当然，在这样的社会整合模式下，社会缺乏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政治—行政为轴心的‘一元化’社会整合方式……在这种整合模式下，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社会缺乏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政府也缺乏相对的自主性。”“这种整合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它抑制了社会力量自主活动的空间，牺牲了社会自由，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84]国家除了通过严密的组织进行行政整合外，还通过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国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和相应的舆论宣传制度与机构强制实现社会认同。”[185]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行道德教育，强制人民群众认同党所认同的主流话语。同时禁止不同话语的存在，批判一些传统习俗与西方话语，使人们达到思想上的高度同质状态。这种意识形态整合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改革前我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因素主要是意识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像‘同志’、‘敌人’、‘动摇分子’等日常称呼就是对那个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最简单概括”。[186]“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整合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高度畸形的社会整合的控制下，社会异质的存在得到抑制，社会结构保持了高度同质低度分化的状态，这种“低分化、强同质的社会结构保证了社会的畸形稳定，使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政党主导的单一的政治行政性社会整合范式发挥到极致，严重抑制了社会活力和效率”[187]。
3.改革开放后至现在（1978—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迁源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迁，也意味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整合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遭遇了严重的挑战，遭遇了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整合由此面临着现实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大力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体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导致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改革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通过城市单位组织和农村人民公社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在体制外没有替代性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社会整合机制下，社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改革后，城市单位制逐步趋于解体，出现了许多非国有企业和组织，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这种由单纯的体制内单位供给制向体制内与体制外共同供给制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开始发生分离，社会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的异质性出现并逐渐增强，社会分化加速”[188]，彰显了社会活力。农村人民公社也逐步走向瓦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热情。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农村基层管理权力的僵化与缺乏活力的社会整合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有弹性与活力的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社区整合方式。这就是“经济民主为起点，产生了农村社区整合（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整合）的典型形式——村民自治”[189]。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整合模式与机制也历经着一个由新的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社会整合模式必然要进行新的重构。但是社会转型过程是十分复杂与漫长的，由于新的社会整合模式建立的滞后性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因此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一场尤其严峻的考验。关于改革以来的社会整合模式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见解。有学者明确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过程，而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契约性的社会整合机制为主导”[190]。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是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主导市场经济的是契约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整合机制必然是带有契约性质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整合模式表现为由改革前的“集权式”整合模式向“民主式”整合模式转变，“所谓‘民主式整合’范式相对于‘集权式整合’范式而言的，它表现为社会整合中心、社会整合主体和社会整合手段的多元性和多维性，社会结构由简单趋于复杂，社会流动由停止趋于活跃，社会体系由封闭转向开放等”[191]。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较集权式整合范式而言，民主式的整合范式将给社会发展带来更充盈的活力。改革后的中国呈现出了“民主式整合”的所有特征，中国社会正在越来越趋向于民主。民主的特征则赋予社会发展更大的动力，使社会更加生机勃勃。“由过去完全依靠行政力量进行政治整合逐步转向由官方积极引导、全社会参与共同规范的积极创造性的社会整合”，随着整合模式的转变，经济、法律、道德、社会中介组织乃至社区组织的整合作用开始凸显，行政整合的作用“有所减弱，社会流动大大增强，社会关系趋于复杂，社会充满活力和效率”[192]。
对于当前的社会整合状况，我们应该理性与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整合模式重构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日益充满活力。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仍在进行，社会变动不居，社会整合真空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甚至有加重趋势，而这些矛盾与冲突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二）现实挑战与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社会由同质性强、分化程度低越来越趋向于异质性较强、分化程度高。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基础必然发生改变，这使得我国的社会整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遭遇了重大社会整合危机。
鉴于当前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必须重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三 加强社会整合，增强社会活力
随着社会转型在中国社会全方位、多维度地展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无法适应快速的社会结构变迁，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抑制了社会活力的释放。在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分化与多元化的这一社会境遇下，必然提出新的社会整合诉求。只有一种以社会利益主体的异质性为基础与前提，以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和谐共生和社会充满活力为目的的社会整合方式，才能较好地协调和整合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笔者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整合转向，帮助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模式。
（一）从政治整合转向社区整合
随着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进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组织逐渐趋于解体，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高度统合，“一元化”整合模式受到了挑战，社会整合模式必须转型。在过去的“一元化”的政治整合模式的笼罩下，从社会上看，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社会缺乏独立的自主发展空间，很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与国家行政权力有别的公民社会，尽管其表象为社会自组织力的缺乏，但从实质上看是执政党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抑制了社会的活力”[193]。过去城市单位组织几乎承担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职能，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蓬勃发展，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而这种非公有制企业不具有全面的社会职能，出现了大量的社区。单位之外可替代性社会资源增多，而过去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出现了大量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拓展了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极大地释放了经济活力。在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进入城市打工，增添了城乡流动与活力。上述变化带来的根本性影响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流动的社会空间，在城市表现为社区，在农村则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村社。这种社区的出现为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与转向提供了新的创造性空间，适应了新时期的社会现实。“社会的变革开创了社区整合的新领域，它将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让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单位，而让生活社区承担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194]目前来看，社区整合是一种符合社会现状的整合方式，但是我国的社区也存在着发育程度较低、社区建设普遍滞后等缺陷，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的唯一途径便是加强社区建设。加强社区整合其核心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良好的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灵的居所，使其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释放出旺盛的精神活力。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力状态，必然会达到社会的活力状态。
（二）从机械整合转向有机整合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状况，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团结的向度进行了分析[195]，提出了代表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与现代社会有机团结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类型。他认为在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建立在相似性与同质性的基础上，集体意识发挥着对社会成员的整合作用，社会整合模式被称为机械团结；而在社会分化比较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建立在社会差异与异质性的基础上，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职业专门化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依赖感维系着社会的整合。借鉴迪尔凯姆的理论，我们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的整合模式称之为机械整合模式，以后的则可称之为有机整合模式。
机械整合是在社会发展不充分、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简单的或比较单一的社会控制方式，它的目的是通过消灭社会异质因素而达到社会整合目标的方式。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分工不发达、政府通过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而达到高度资源整合，通过意识形态控制而达到严密的思想整合。因而可以说整个社会依靠行政命令或指令等方式，通过人为消灭社会异质性而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这种外在的社会整合方式呆板而且机械，结果就会造成社会的僵化，严重阻碍社会活力的激发。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利益主体发生分化而变得多元化，社会日益由改革前的同质性强的社会转变为异质多元的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各专业间的依赖性必然越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越来越像一个有机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械整合模式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抑制社会活力，使社会处于非整合状态。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转向符合当前社会实际的有机整合模式，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充分、社会分工发达、社会分化程度高的情况下，运用的多元的有机的、允许社会异质性存在的社会整合模式。社会有机整合“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差异基础上的统一，从而使社会产生了活力，并且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能量，促进社会快速发展”[196]。
（三）从一元整合转向多元整合
改革开放之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主宰着社会生活的一切，对社会起着严密的控制作用。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高度重合，政治与社会高度统合，城市单位组织与农村人民公社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在组织之外找不到可替代性的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必须隶属于某个单位组织，才能分配到必需的社会资源。这种政治性极强的社会整合方式通过消灭社会异质性使社会达到了高度同质的状态，在这种整合方式下，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元化”状态，社会也达到了高度的整合状态。但是在这种“一元化”的政治整合模式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长期高度重合和结构单一，必然会导致僵化和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退化”[197]。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社会分化日趋发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粗具规模。总之，社会日益由一个同质性强的社会转变为异质社会，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日益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单纯任何一种社会整合方式很难奏效，很难发挥出良好的社会整合效果。因此必须多管齐下，发挥多元社会整合的综合作用。这就要求将组织整合、制度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等整合方式综合运用，发挥其多重效应。这样才能使异质性较强的现代社会凝聚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既达到整合状态又充满活力。
（四）从强制性整合转向协调性（利益）整合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计划经济社会，国家对社会资源实行统一分配，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国家采取行政性的指令的形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的整合与分配。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自由经济，由市场来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需要在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方式，在分配社会资源时只需要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在整合社会时应该采用协调性的作用，采取协调性的社会整合方式。
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利益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大部分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均可转换为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城乡二元化的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均体现为利益分配问题，解决这些的关键是合理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而言，社会整合方式必须转变到协调性整合，将各个利益主体协调和整合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在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一致的状态下，整个社会才能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辩证统一，秩序良好而又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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