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河姆渡文明之谜

    河姆渡，中国远古文明的摇篮，一个昭示人类古老之最的地方：出土了迄今发现最早的漆器，中国最早的水井遗迹，尤其发现的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是对中国栽培稻外来说的正本清源。

    河姆渡，浙江省东部一个只有29户人口的普通村庄。1973年6月，这里意外地发现了在6000年前种植的稻谷，而在此之前，传统的说法是中国稻谷栽培技术来自于印度。

    1973年夏天，村民们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低洼处建排涝站，村民们发现了许多人工建造的痕迹，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考古工作人员。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里有一口深1.4米的古井。随后考古人员又清理出大量陶器，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加工出来的。

    令人兴奋的发现接踵而至：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出现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些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令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在出土的骨制品中，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人用水牛、麋鹿的肩胛骨制成骨耜，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进行耕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从“有巢氏”的传说到“干栏式建筑”的发现令专家惊讶不已：河姆渡人是原始人从树上居住到陆地居住的过渡吗？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进一步的考查发现，这些带有榫铆结构的木制品是一种房屋。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了当初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原始人最初在树枝上或树与树之间搭设木头，并用一些树叶搭成棚架，形成了原始人用双手建造的最初的巢。这种巢，扩大了原始人栖息的空间，既可以遮风避雨，还可以防止猛兽的袭击。

    当原始人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以后，也将这种树上的巢搬到了地上。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考古人员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更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蛮荒时期，河姆渡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供河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

    河姆渡人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河姆渡遗址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而这正是狮身人面像、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和玛雅文明遗址所在的纬度。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

    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条线上。从地理大布局来看，这里有地球山脉最高处珠穆朗玛峰、古埃及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世界几大河流——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都是在北纬30度线入海。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

    人们已知河姆渡人的生活轨迹是2000年，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距今5000年前后突然神秘消失了呢？对此，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是战争的原因导致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与洪水的灾害有关。

    他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作了长达三年的调查，探查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的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之后，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2、 良渚玉文化之谜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的发掘，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墓地被发现，以及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被发现，足以表明良渚文化是中华5000多年前文明程度最高和最具规模的地区之一，良渚遗址堪称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最著名、最有特色的就属它的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并且一开始就显现出不凡的艺术魅力。良渚文化为何在5000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一般晶莹剔透，即使有少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其石料很稀有，因此非常珍贵。玉石还不能称为“玉”，要经过匠师的精心雕琢，才能成为具有各种内涵的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联系起来。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贵族、士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这用来比作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

    装饰生活、美化自己是人的天性，就连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山顶洞人在闲时也不忘磨制骨、石等制作装饰品。7000年前鱼米之乡河姆渡的先民也是如此，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这就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游、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而最为著名的便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这些玉器都造型精致，刻有各式图案，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特别是成串的玉项饰。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因为装饰生活的原因也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的情况来说的。

    良渚玉器以体大著称，显得深沉严谨，不是很适合随身佩戴的装饰，是否用于装饰住所还没能考证，但在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

    良渚玉器最大的特色是形制多样、数量众多，如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等。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

    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有人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玉器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得到证实。“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里，“玉”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长江中下游一直就有神秘的巫术气息，可能就是从此地久远的文明——良渚文化继承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就是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的文化。据考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初步的政权，可以称为良渚古国，后被中原炎黄部落为首的青铜文化所打败，共同汇入中华文明之中。

    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玉文化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反而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古代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中继承的玉文化，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而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确认，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许多先民神秘的思维。

    3、 “三星堆文化”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三个大土堆。

    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年2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市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300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

    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

    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看到这些玉石器后，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石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

    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铬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察的考古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他们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

    第二次正式的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

    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个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而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1980年，在全面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的陶器、玉器、石器，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遗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让人们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地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

    1986年7月23日凌晨2时30分，他们又有了一个重大收获。考古学家以竹签为工具，在谨慎的挑土过程中，发现了一点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色物体。他们耐住性子继续挑土，不一会儿，黄色物体显露的面积越来越大，还显出花纹来。先是一尾雕刻逼真的鱼映入眼帘，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这弯弯曲曲的黄色物体不断地延伸，竟长达一米多，令人惊奇的是，上面除了刻有鱼、鸟纹外，竟然还刻有一个王者之像。考古人员将这一发掘物称为“金腰带”。意识到此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向政府请派军警保护现场，局面得以控制后，考古人员才公开了发现古蜀王“金腰带”的消息。

    一时间舆论哗然，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继“金腰带”之后，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也被陆续发现，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考古人员不知疲倦的奋战下，一具具神奇的青铜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和闪闪发光的金鱼、金叶离开了它们沉睡的泥土，发出了熠熠光辉。

    1986年发现的两座祭祀坑是三星堆遗址的代表，它们的发现令世人瞩目。其中一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土堆南侧100米左右，坑是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坑内大概有400多件文物出土。二号祭祀坑位于一号祭祀坑东南，相距大概20米，是一个坑壁稍微有些倾斜的长方竖穴，从这个坑里出土了439件青铜器、131件玉石器，此外还有骨、象牙等器物。

    这些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十分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发掘，填补了美术史上商代大型雕塑的空白，它总体身高将近3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几尊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像面部的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头上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发冠。它手臂的动作好像是在进献贡品，人像身着饰有巨龙、云雷、人面花纹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华丽。无论是从它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衣着来看，都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有的专家推断这个青铜大立像可能是一个象征着王者的“司巫”。在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1件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面部比例、神色与真人非常接近，大概也是巫师的形象。在这两座祭祀坑中，人们还发现了一种被专家称为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那就是用青铜器制作的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三层树枝组成，体态挺拔，装饰十分精美。树下底盘为圆环形，上有一个描绘着云气状花纹的山形树座。高大的树干一共有3层，一层向外伸出3根枝条，每一根枝条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枝端挂着一个桃形的果实，十分精巧。除此之外，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树座下面背朝着树干跪着3个人像，他们的表情十分威严庄重，愈发使神树显得神圣无比。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座祭祀坑中除了青铜立人像和铜树外，还有玉石器和青铜礼器。出土的玉器，其中一部分像斫、斧、凿、刀、锄、舌形器、椭圆形穿孔附饰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很明显是当地人制造的、蜀人本来就有的玉器。而另一部分像玉璋、玉琮、玉戈、玉瑷等，它们的制造则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英国《独立报》曾以《中国青铜像无与伦比》为题发表文章，称三星堆青铜像是“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制品”。这次大量的青铜文物的出现，将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无穷魅力。从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来看，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达到了成都平原。虽然过去专家们在研究殷墟卜辞时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怀疑商王朝根本无力攻入像四川这样的遥远之地，所以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于商文化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地区传入四川的，专家们提出种种推测。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经过考察三星堆出土的若干青铜器，认为商文化可能是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经由淮河流域，穿过洞庭湖，沿着长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地区的。

    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唯有在对这些遗迹和遗物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探寻到过去的讯息。当然，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早期蜀王国灿烂文明的物质表现，至于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青铜艺术则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和欣赏。

    4、 华夏第一都在哪里

    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我们今天对于夏代的了解相当贫乏，只有少数文献中一些零星的记载。商都殷墟的发现让我们对商王朝的文明状况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而此前的夏代却仍是一片空白，几乎都要让人淡忘了这个曾统治华夏几个世纪之久的王朝。如果能找到夏朝的国都遗址，我们就不会对夏代如此迷茫，但作为华夏第一都的夏都到底在哪里，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难题。

    有人说华夏第一都是山西省运城市的夏县，据称，我国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夏朝因在此建都而得名，号称“华夏第一都”。夏县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此外，这里相传是嫘祖养蚕、大禹建都的地方，素有“禹都”之称。不过至今还没有在夏县找到有说服力的文化遗址。

    有人说应该是在今许昌西部的禹州。禹州市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大禹因治水有功曾在此受封“夏伯”。禹的儿子启继位后，于钧台大宴天下诸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亦被称为华夏第一都。夏都是在禹州吗？目前仍不得而知。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开始了探寻夏都的田野考察。从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在拨开重重迷雾后，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集中对其进行考古发掘。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二里头村位于河南偃师市西南9千米的洛河南岸。古文化遗址包括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寨后和辛庄5个村，面积375万平方米，1959年开始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出土的文化遗物的特征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早期之间，尚属首次重要发现，被命名“二里头文化”。

    这处遗址的最下层被确认为夏文化，出土有铜刀，为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其上层为商代文化，发现有大型宫殿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

    遗址中出土的大批工艺精良的铜器与玉器，应为夏商时期的都邑遗址，在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了解和研究夏商文化的历史有很大意义。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座早期王城，但这座都城是属于商代还是夏代却还不清楚。

    2003年，考古人员又在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中找到了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其中一座呈缺了一个角的长方形，东西长为110米左右，南北宽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整个庭院范围都是建造在高于地面半米的夯筑平台上。庭院四周为走廊，除西廊是外有墙，内有走廊外，其余三面中间都是墙，内外皆有走廊，说明在庭院北、东、南三面可能还会有相邻的庭院。这座宫殿的样式，后代许多建筑都有沿用。

    新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因为无论规模还是样式，这都是皇宫大院的建筑。

    这两座宫殿遗址的特殊之处和意义不完全在于它们可能是王宫，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的位置。早先考察猜测二里头遗址所处的社会很可能是处于夏商两代分界的时期，其上层是商文化遗留，其下层为夏文化遗留。而研究人员初步考定这两座宫殿是处于夏文化层，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确定这是夏代的都城。有考古专家激动地说：“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然而，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并未得到公认，有历史学家称：“二里头遗址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我们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

    5、 古滇国的起源与消失

    2000多年前，在我国美丽的滇池沿岸曾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这就是有着灿烂文化的古滇国。上个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及昆明羊甫头等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数千件精美青铜器和滇王印，让世人更加关注曾经极度辉煌的古滇国。人们不禁要问：古滇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呢？有着高度灿烂文化的古滇国又为何会突然消失呢？

    据考古资料证实，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古滇国的全盛时期，古滇国大约是在西汉中期开始衰落，由于国力的不断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古滇国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它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500多年。我国历史上有关滇国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云南以滇池区域为中心，是古滇国人们的聚居区，滇国的东面是夜郎国，北面是邛都国，西面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即昆明国。其中滇和昆明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古代云南的主要部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公元前1世纪左右，古滇国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汉武帝曾派使者前往滇国，当时一位称雄滇池的滇王好奇地问汉朝的使者：汉朝与我谁更大？由于地处边疆地势险峻，没有道路与外界相通，他们消息闭塞，如同井底之蛙。在他的眼里，世界不会比滇国的地域大多少。

    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位无知的滇王连同他的国家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攻打滇国，滇王无力抵抗，举国投降，并请求汉武帝派官吏入滇国。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让他继续治理他的子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2000多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力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古滇国正式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古滇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呢？有着高度灿烂文化的古滇国又为何会突然消失呢？这个千古之谜人们在做着各种假设和猜想。

    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年的考察研究，他们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澄江、江川、呈贡、晋宁、昆明这一片相邻和相连的广袤区域是古滇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也可以说澄江在古滇国历史上一定扮演过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推测澄江在历史上并非“蛮荒之地”，而是有着很发达的经济和辉煌灿烂的文化的。

    还有学者推测，5000余件古滇青铜器物是在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出土，而滇王印出土于与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按照一般的考古规律推测，古滇国的都城就在附近。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造型、图案及近水居的干栏式建筑推测，认为李家山青铜文物所反映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有山林可以打猎，有田地可以耕种，有湖泊可以打鱼，当时的人们过着闲适富足的生活。而这样的生存环境也正好吻合了澄江的地理生存环境，所以这里应该是古滇王国都城的所在地。

    那么古滇国又是为何突然消失的呢？有的学者认为地理环境灾变是导致古滇国消失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被突然而来的灾难湮没，之后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又被发现的史实。例如世界著名的庞贝城和赫克兰尼城的消失和发掘。

    然而，这一切只是人们的推测和猜想，仅仅是一种有根据的假设。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发现会为我们揭开古滇国这个千古之谜。

    6、 巴蜀古国文化之谜

    四川古称巴蜀，“巴”指川东，“蜀”特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历史上一直认为巴蜀地区偏居西南一隅，是一片蛮夷之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还相信“蜀无礼乐，无文字”的说法。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工作证明，四川地区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是毫无礼仪的荒夷之地，它的文明和中原文明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中的一“元”。

    大家都知道，四川在秦朝后被称为“天府之国”，说是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改变了以前四川地区有水则涝、无水则旱的局面。那么以前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穷苦不堪呢？

    成都市的几处发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在1958年底、1986至1987年经过两次发掘，在商代的地层内发现了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房顶、梁架、墙体、桩基、地梁等基本保存完好。大型地梁式宫殿建筑与小型干栏式建筑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分布面积为1.5万平方米以上。

    在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南北延伸的数千米范围内，还发现多处商周时期古遗址，它们的规模和形制与十二桥相同，应该是成都这个总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么大的建筑规模和成熟的建筑艺术，说明在商周之际的成都已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地区。

    2001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金沙村发现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分布范围约3平方千米。遗址内有明显的规划迹象，各部分的功能有不同的区域划分，每一处都有一定的布局结构。

    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其中包括金器40余件、青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近300件等计2000余件，还发现大批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大量的物品和成熟的城市建设理念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已经发展得不同凡响。墓葬的奢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处被确定为蜀王开明氏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墓坑中现存船棺、独木棺葬具17具。船棺规模、形制宏大，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为其他地区所未见。随葬品虽被盗过，仍出土陶器103件、铜器20件以及漆、木器153件等。并且遗迹显示，墓葬之上还应该有布局规整的地面建筑。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古巴蜀国和中原一样礼乐并重的话，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工作者那里找到证据。

    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1953—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北郊清理了一座大型土台，这个土台残高10米，台底103.6米见方，最上层31.6米见方，为三级四方形土台。

    关于土台的年代，开始定为西周到战国。后经过研究，人们认为这个土台的始建年代应该是商代。关于土台的性质，一般认为是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或古蜀国巫觋通天地的神坛，即大型礼仪中心。

    1980年，在四川新都出土了一座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大型带斜坡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椁内分出棺室和8个边箱，棺具为独木棺。椁室出土青铜器188件，青铜器多5件成组或2件成组，显示出特殊的礼制。

    作为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乐器在巴蜀大地上也有发现，1972年在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就出土了14件一组的错金编钟。另外，不少器物上的宴乐图案中也常有针对乐器和歌舞的描绘。

    至于巴蜀古国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个问题，考古工作者给出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上世纪70年代他们在四川的郫县发现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在新都发掘出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73年，在重庆万县发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59年，在湖南常德26号战国墓出土一件巴蜀铭文青铜戈。这些青铜戈上的文字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巴蜀有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1979—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清理82座土坑墓时发现的400多件器物更有说服力。从其中出土的秦武王时在巴蜀推行田律的木牍看，这批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和晚期。同时出土的漆器上有刻画文字，既有汉字，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符号，这些符号与汉字夹杂在一起，为巴蜀符号确属文字提供了坚实依据。

    从以上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得知，古巴蜀国至少在秦以前就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那么这些文明的起源又在哪里呢？它是怎么传播和发展的呢？它与中原的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三星堆怪异的铜像、焚人高挂陡崖的悬棺等等是那么有力地吸引着世人的眼睛。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走进这个曾经辉煌的古老国度呢？面对人类好奇的追问，滔滔的江水、巍巍的青山都沉寂无言。

    7、 巴人王朝为何湮没

    提起“巴人”也许会让人感到陌生，但只要想起“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一著名典故，可能头脑中会有这样一种朦胧印象——巴人不就是居住于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吗？他们是不是喜欢浑身涂上油彩，头戴羽毛，跳奇怪舞蹈？

    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完全对的，神秘的巴人早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就有可以与中原强大的商王朝相媲美的青铜文明。巴人祖先和黄帝是同一支，还是独立地创造了长江文明的源头？曾经极其辉煌的巴国社会生活状态怎么样，最终又为何湮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巴人起源于湖北清江下游长阳的武落钟离山。巴人为夺取盐业资源曾与以盐水神女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民族展开争战，并赢得了战争。这是巴人与盐的第一次结合。其后，“巴盐”与“盐巴”在三峡一带上演了一场横贯数千年的大剧。巴人领袖廪君战胜盐水神女后，在清江边（清江古称夷水）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巴国。

    巴人以虎为图腾，好鬼神，实行祖先崇拜。在以后的历史中，巴国的军队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成为前锋部队，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殷商军队。战后巴人受封子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巴子国”。此后，巴国在楚国和秦国两大强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节节退守，终被秦国所灭。

    对于巴国的文明，有人说是同黄河文明并列的长江文明的源头。巴人在湖北的生活有个漫长发展过程，独自由原始氏族形成众多部落，再到后来组成5个核心部落“巴、樊、覃、相、郑”，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平等相处、无君臣之分。当各部落不断壮大，终于到了需要一个君主统领联盟的时候——“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廪君胜出，成为巴人领袖，从此强盛起来。而后在长期的发展中，巴人迁入四川，在险山恶水中独自产生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在迄今发现的巴人的许多文物上，都有着被专家们称之为“巴蜀图语”的刻画符号，动物的、植物的、人物的，这些古怪的印痕究竟是发源于巴人原始的艺术灵性，还是大自然神秘莫测的烙印？是装饰品还是占星术？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译的悬念。这是否是早期的文字呢？史学界一度曾认为巴国只是个好斗的邦国，但却发掘出了“礼乐”用的编钟，显示了巴国具有完整的礼乐制度，而且采用高超的饰金银工艺。出土文物中还有造型奇异的随葬兵器，柳叶型的青铜剑，荷包型的青铜钺。巴国还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如至今让人迷惑不解的“船葬”和“悬棺”。巴人确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虽然最后被秦所灭，但早在灭亡的8个世纪前就与西周并流，共同汇入华夏文明的发展轨道。

    但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巴人在廪君一统部落前就与中原黄帝关系紧密，巴人与中原华夏属同一来源，甚至认为是黄帝所统率众多部落中的一支。而且，与巴人并称的蜀国，据说和“夏”同出于黄帝之孙颛顼。巴国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竟然与千里之远，被“蜀道难，难以上青天”的高山深谷相隔绝的殷商青铜器有完全相同的样式。因此，巴国的文化并不是完全自生，而是与中原文明“本是同根生”。巴人与周代的关系比较明确，但是否与黄帝、夏、商有关系还是个谜。

    关于巴国的另一个未解之谜是巴人为何突然失踪，在历史中变得毫无音讯。十数万巴人神奇失踪之谜，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苦苦追寻，但都是难得其解。

    有人说，巴国被秦军灭后，其人口也被全部坑杀，这种说法也许更多是基于秦军的残暴和坑杀赵军20万之说上的猜测。

    有人说，巴国人在灭国后，除死伤外都大规模迁移了。最近陕西商洛地区考古专家在探寻商洛900多个神秘洞窟起源时，又有了失踪巴人的惊人发现。据了解，商洛发现的神秘洞窟均面山、临水，故每每进洞，须越过湍急的河流。洞内呈长方形，四壁平整，人工开凿痕迹明显。就目前已知的巴人习性而言，神秘洞窟的本身就与巴人在川生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又发现了船棺葬的残存物，而且还有一些巴人文物相继出土。这些文物与三峡地区出土的文物几乎如出一辙，其器具上的符号也惊人的一致。于是有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一度失踪的巴人是否像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样，为躲避战乱而隐居起来？神秘洞窟莫非是古代巴人的桃花源？

    第三种说法是巴人并没有失踪，也没有离开本土，他们就是现在土家族的祖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专家们利用DNA遗传技术试图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多次对三峡和清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人的血液和悬崖峭壁上的骨骸进行了基因对比实验。史料上之所以不见巴人，是因为巴国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人称呼巴人，但他们的后裔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土家族。而土家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与遥远的巴人的确很相似。不过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公认。

    奇异的巴人王朝曾有过血与火一般的历史，在史书记载上无一不是与战争相关联，这是个伟大的王国，还存在太多的谜没有解开，让我们暂时无法进一步窥探他们的奋斗历程。

    8、 夜郎国究竟有多大

    夜郎古国因“夜郎自大”这一成语而家喻户晓，千百年来无人不知。公元前28至前25年，夜郎最后一个国王“兴”举兵与周边诸侯发生战争。汉朝官员仅派使者去劝说，但夜郎王并不买账，还杀了使者，于是汉朝发兵灭了夜郎，夜郎古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它的鼎鼎大名，现在许多地方争着说自己是夜郎古国的旧地所在，更使得这一问题迷雾重重。

    首先是“贵州说”，认为夜郎国在现在贵州境内。《后汉书》中记录了夜郎国的产生：“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月逐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归养之。”古夜郎民族以竹为图腾，贵州多竹，今境内的仡佬族、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不少地方还建有“竹王祠”。贵州省会贵阳简称“筑”，也是由“竹”演变而来。从考古发掘来看，贵州也有众多证据。

    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境内不断有夜郎国文物被发现，考古工作者9次在赫章可乐发掘的200多座夜郎民族墓葬中的出土文物，足以支撑那里曾是古夜郎人居住中心区域之一的论断。

    其次是“湖南说”，认为史书中记载的夜郎文化均带有浓厚的楚文化气息，其国都应在楚地，并提出怀化西部属古夜郎发源地，而新晃县就是夜郎古国的核心区域。

    持“湖南说”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并不否认夜郎国也包含有贵州的一部分地方，不过夜郎古国的核心和起源是在湖南湘西，那里现在的民风同样有夜郎古国的影子。还有人认为夜郎古国的中心在四川，或是在云南。夜郎古国在哪里？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9、 尼雅古城消失之谜

    本世纪，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尼雅河畔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从这里挖掘出封存了千年之久的各种珍贵文物12箱之多。当这些文物被带回英国时，西方学者大为震惊，这就是被称为东方“庞培城”的尼雅遗址。

    东汉时期，名将班超为抗击匈奴稳定西域，曾带随从驻扎西域数十年。他利用杰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联合当时的西域36国抗击匈奴的侵略，威镇西域数十年，留下了“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有人提出，斯坦因发现的尼雅遗址就是中国史籍中记载的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异长等。精绝国虽是小国，但它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书所描述的精绝国所处的环境是：“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从寥寥数语中显然可以看出，当时的精绝国是一片绿洲。公元3世纪以后，精绝国突然消失，直到斯坦因的发现又使其惊现于世。

    然而，精绝国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它为何被埋没于滚滚黄沙之中？为什么璀璨的绿洲变成了死亡的废墟？为此，历史学家们既困惑不解又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尼雅之所以被废弃埋没于沙海之中，是因为尼雅人大肆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至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绿洲消失，最终被淹没于茫茫沙海之下。也有许多人对此持疑问和否定的观点。

    为了揭开这千古之谜，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了对尼雅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察。

    此次挖掘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收获最为丰硕的一次，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震惊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

    这次考古价值最高的发现是大量保存完好、特色鲜明的织锦和写有卢文的木简函牍。其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质地厚实，纹样瑰丽流畅，色彩艳丽，世所罕见。大量的卢文档案也让考古学家们欣喜若狂。

    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卢虱底文”，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1-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卢文也随之消失了。18世纪末，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英国学者省淋谢普探明了卢文的奥秘。但是问题在于公元3世纪时，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历史学家们摸不着头脑。

    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的废墟上发现宅院四周尸骨累累，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在面临长期的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东汉末年，汉朝国力日竭，东汉官兵撤离西域。中原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战乱之中，西域出现了政治真空，西域各国也陷入了弱肉强食的争战中。弱小的尼雅最终淹没在这血腥的厮杀中，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则透出尼雅人心归中国祈盼和平的愿望，这也让人们面对这千年织锦时，为尼雅的命运扼腕叹息。

    尼雅古城是如何消失的？这个未解之谜让历史学家们苦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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