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T大夫收到我的请求信后，为我写的向同情受害者协会申请一万两千美金的回信。我必须找到一万两千美金，这个标价是巴哈科医院明文指定的A大夫手术费。以一万两千美金找回视力，假如就是迫不得已上街抢劫，我也会毫不畏缩地搜罗到这些钱。
受害者协会组织迟疑不决。“为什么非巴塞罗那不可？为什么在西班牙？我们美国拥有非常优秀的外科手术医生，T大夫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给我们寄来一封详细的说明信，这个手术不是只能由巴塞罗那的A大夫可做。我们要研究您的材料。”就像T大夫满怀良知所说的那样，他拒绝帮助我申请打开希望的资金保险柜，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指的是危险，而我考虑的是希望。
我不知所措，回到家以后反复地思考，如果真的如他所说，在我的焦急行为下，我会毁坏掉自己的未来。他的音调是那么不可置疑。怎么办？到处都是疑问，我不知应该向谁去征求意见才好。这些忧虑阻碍得我难以入睡，我干脆坐起来给K大夫挂个电话。
我不能站在您的位子上做决定，这本来就该由您自己来决定。我只能跟您说的是，T大夫大概没有见过A大夫做的手术，他很可能看过施堂伯利（Strampelli）大夫所作的手术，It was a bloody and messy kind of job。（糟糕透顶的活计）斯堂伯利大夫已经不很年轻了，他不具备A大夫那双自信、准确的手。再说，他才三十六岁，不愧是个手术天才，他做那些手术都具有极高的精确度。您看着办吧，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最后的决定，必须是由您本人来做的。
我被危机感笼罩了好几天，最后我终于看出问题不全是医学方面的，也有辩证的哲学思想一面。T大夫的反驳意见，完全出自于有危险的考虑。但是，我回顾我生活里的经历，所有的进步都是在克服困难险阻的同时才取得的。就眼下的情形来看，我在努力争取得到一些改善，争取能够恢复一点视力。在此现状之下，他的思维线路是，如果这次手术失败，这能够毁掉我未来复明的机运。然而，我十分关切的不是一直等到六十六岁时再做手术，我愿意趁我仍然还年轻，仍然在精力充沛的三十六岁时候就去巴塞罗那，去获得恢复视力的希望。
一旦决心已定，我顿时感到很平静，很有力量。瓦露赤卡特意隐蔽了起来，我决定自己独自去接受这次手术。这样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至少我是独自来面对现实，不会有无用的同情和怜悯包围着我，或者相反的是，我还要不得已地去安慰他人。我仔细地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独自一人去应付一切比较好。
我准备去阿勒拜尼这个组织的中枢部门，还要面见警察署的受害者基金会的负责人。反正我横下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若有必要，就是乱七八糟地横躺在他的办公室里也无妨，我的希望高耸如山，我想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对我说不行了吧。
自从去过巴塞罗那以来，在我身上燃起了隐秘的希望之火。它仿佛是一盏蹿出小火苗的油灯，为东正教教堂里的圣像赋予了活力。在灯塔中心，我重新捕捉到那种越来越不可忍受的气氛，但是出于遵守纪律，出于对运动的兴趣，出于对瑟瑞尔的友情，我几乎是很有规律地继续我的交通课程。无论怎样，缪勒先生已经向我预示，我已经接近我的学习尾期。现在，我已经可以缝一只纽扣，能够辨认出我的袜子穿得是否合适，我掌握了快速打字法，以及能够流畅地认读压缩了的盲文。再教育中心的资金是由纽约市政拨给的，因而他们派来两位专员特地检查工作，对学员进行评估。就我在对未来的规划方面，他们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他们认为我独自生活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我是盲人，是残疾人，一定要别人的帮助才行。
“德·蒙达朗拜尔先生，在您的情况下，您必须要找到一个好心的姑娘。”
我故意反问道：“是例行公事，还是做靠女人拉客维生的老鸨呢？”我的这种混浊玩笑引起他俩大笑。接下来，他们就爱情和其必要性给我上了一课。
由于夜里失眠严重，我今天不想去灯塔中心，我担心在街上会偶然偏航岔道。为了不让大脑东思西想，我开始给我的唱片制作盲文小标签。电话铃声响了，我听出是他的声音，他是活跃在哈尔兰玛的伏都教祭司约翰。他刚才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志上，读到我和该报记者合写的“在哈尔兰玛的伏都教”这篇文章。我曾经坚持不要刊登我的名字，因为我不太肯定，我是否愿意重新与当地的这支宗教团体取得联系，以及这是不是与阿奥的思想分道扬镳？奴隶制致使伏都教变成了一种防护和攻击性的宗教，他们把它作为前沿上的鞭子和箭头。另外，我认为此地的伏都教信徒们把自己封闭在了他们的内部腹地中。这个宇宙间的原本很和谐的舞蹈宗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个相互争斗的宗教。从这个社会现象出发，有人主张一定要赶紧抓住这次事件开刀，让它无懈可击，以此赢得广大的爱心和促使这批灵魂得以软化。以上这些足以说明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们，执意坚持要把我受到的侵袭事件与我在哈尔兰玛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纽约时报》派来的第一名记者不愿接受我的说法，于是我只好拒绝和他合作。第二名记者提前向我预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很快领会到他在说谎，我照样把他也打发走了。最后，又来了第三名记者，他很年轻，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有一顶博士头衔。我感觉他对宗教的对比分析颇为真挚。在此情况下，我们合作写完这篇文章。
“Very good！……very good article， man！（好啊！真是篇好文章，哥儿们！）在哈尔兰玛的所有人都读了这篇文章。整整十页，你写得太棒了。”
约翰的声音显得很激动。他继续说着：
“这是个了不起的广告！我原来以为你已经返回欧洲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听人说起你。”
在当今的美国，就连宗教团体的头头也操着一口商业语言。
“没有，我一直都在纽约，可是我在这里出了事故。我曾受到歹徒袭击，他们把硫酸泼进我的眼睛里，我现在瞎了。”
“Shit， man！What do you mean， you can see nothing？（他妈的，哥儿们！难道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是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妈的！真是难以置信！你一定要给我全面解释一下。这里面也可能有过什么事情……我是要说，我感觉我负有一定责任。我现在能够过来看你吗？”
“现在……行，你来吧。”
半小时以后，约翰赶到了，他犹如一管机关枪，不停地向我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他一起赶来的西嘉却一言不发。我感觉到她伤心得不能自已，我向他们叙述着受侵的经过。
“The fucking bastards！（婊子养的！）约翰插言问道，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将会找到他们的。Man， you know……（哥儿们，你知道……）我一定会弄明白，我一定要明白的。这里面有我的责任，和我在这一带的名声问题。那你的雷格巴呢？”
“我把他扔到大海里了，在非洲有人教导过我，只有大海能让它释放能量，这样它会安静的。”
“我知道，我知道。Its OK。（我同意）你一个人生活，这很不好。你来和我们一起过日子，我有一幢楼房，我给你腾出一套住房，在那里你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这完全出于他们的友谊，这是哈尔兰玛黑人团体特有的精神，在那里我不会有什么忧愁。可是，当我想到我朋友们的反应，还有那些在纽约受害者协会工作的公务员们，将要知道我又一次要搬家，并且是搬到哈尔兰玛黑人城区里生活时，我不由笑了。
纽约进入夏末，气候比较温和，时而会有一股冷风吹到街上，它在向人们预告：这是与心爱人紧紧相依的季节。今年夏末，我的心尤感凄凉，只需冷风轻轻掠过，我马上就要蜷缩成一团。在凋谢的天体树阴下，我一步步地走在大街小巷里，我苦苦思念着爱情，呼吸着弥漫于空气中的爱情欲望。同时，我也呼吸到发自树叶下的动物尸体的腐烂味道。我告诫自己别再想这些事了，可是我就是止不住地只考虑这些事。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讲的，我只能任凭希望和爱情的思绪不断纠缠、缭绕着我。我出来行走，正是因为我的思想活动造成的精神压力，严重阻碍了我脑神经的自由运转。我出来行走也是为了避免被憋成一个疯子。有一只手插进我的胳膊里，我木然地站立不动，我的血管都已变成空管道。在这条公路边的人行道上，又有另一只手蹭进我的手腕间。即刻之间，我意识到是她的手……不对，这不是她的手，不是她的触摸。我重新屏住一口气，因为我全搞错了，这并不是沁人心扉的夜来香香味，而是一种我完全陌生的另外香水。
“是谁在这儿？”
没有回音。可是，在我的手腕之处有个轻微的动作。我的心脏差点儿没从鼻孔里跳出来，我的推理仍是“这不是她的气味”。
“到底是谁在这儿呢？”
我抽出我的手腕，在顺着这只胳膊向金发那里摸索的时候，她出声说话了。
“是我。”
“可是，你怎么能更换香水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呢？”我愚蠢地说着，好像我们每天都见面似的。
她坐在地毯的对面，向我提出一些问题，她对T大夫的拒绝态度感到气愤。
“那么，你还能做哪些努力呢？”
“我会找到的。”
“这简直是件丑闻！在这次手术所有的压力下，你并不需要再增添这样的忧虑。你现在就应该去巴塞罗那，严阵以待，完全彻底。”
她通知我，在六月，在几个月以后她将重返岛上。一如既往，一旦有人谈起小岛，那一个个图像就在我脑中腾升、越过。此时，我向她提出个问题，一时无人回答，我伸出手朝她那里摸去，我的前方是一片空旷。片刻间的不决……然而，我摸到一架照相机和一叠磁带。我呼叫着她的名字，没有人回答，我继续在地毯上，椅子上，钢琴凳子那儿，以及房间的每个角落里，一直走到浴缸旁寻找她的身体。我觉得我被别人暗地里监视着，我仔细听着，如果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的话，我在自问是否她注视到我正在听呢？大门是关闭的，我既没有听到门被打开，也没有听到被关上的声音。逐渐地，她的存在痕迹全部蒸发散去，她再也不在我这里了。而我，我完全变形成为一种被他人视而不见的透明物。我转过身子抚摸她走后留下的物品，在摊在地上的东西里，我找到一本我以前遗忘了的书，我努力地要弄懂这个如此残酷的行为的起因。这叠磁带都是新的，还没有启封，我手下摸到的都是些杂乱无章的感觉，不能给我什么解释。这种野兽般的孤寂生活，突如其来地由天而降，让我感到昏头胀脑不知所措。我受不了这个怪念头——我本人其实早已无影无踪，我的存在只是通过她的眼光来体现，而她又恰恰不在这里。
我必须到外边走一走。我随手扯过一件毛衣套在身上，在街上，我朝一个住得不太远的医生朋友家里走去。我正步走得好好的，况且公园大道的人行道既宽敞又没有障碍物。可是，却有好几个男人执意要帮助我，他们一个劲儿地坚持着，以至我不得不发火了。怎么搞的，今天晚上所有的同性恋人都出动了。
一个男人跟随着我，从他的言谈来看，他颇有文化修养。他自我介绍道，他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为了研究纽约的老式房屋建筑，出来到处看看。他抱怨现在的世风，人们不再尊敬老人了。突然，他话题一转：
“Oh， wait a minute！（等一分钟！）我要向您描述点事情，这会使我们俩人都振奋起来。”有一个年轻男人坐在轮椅上正向我们这儿走来，他没有腿，他是由护理员推着他走动的。您难道不觉得您已经好多了吗？
我震惊不已。当轮椅推车经过的时候，我听到教授又甩出一句恶言恶语：
“Eh， my boy！（哎，小伙子！）一等车厢！”
我几乎发疯般地，飞快地疾跑起来。
在一声粗鲁的辱骂出口以后，我的道路才得以畅通。刚刚勉强地逃脱出来，又碰上一位思想细致、嗓音略有魅力的男性向我说：
“喂，我们散散步好吗？”
这是十分奇怪的一天，令我喜爱的女人从我这里逃走了，让我厌烦的男人们却都被我吸引到了身边。
第二天的早晨，欲望和我说道：
“啊，漂亮的毛衣！”
为什么她说“漂亮的毛衣！”？我全部的毛衣她都熟悉，我猜到里面定有文章，我问道：
“到底有什么‘漂亮’呢？”
“这件毛衣是粉红色的。”
在瓦露赤卡留下的东西里面，同样有一件品质不错的粉红婴儿色毛衣。在昨天晚上，当我急匆匆地逃到大街上时，我竟然把它穿到身上了。
我换上一件最不引人注意的毛衣，经过那场奇遇，我的男性不安全感重新获得保障。在准备穿过马路的时候，一个女性的声音在问我：
“您愿意我来帮助您吗？”
“不用，谢谢！我熟悉这个街区。”
“哎！您不喜欢女人追逐您吗？”
另一位女人也停了下来，她问我：
“您闻不到吗？纽约的空气比以前清纯了。”
今天的天气的确很好，我想，天空大概也很湛蓝。但是她在和什么做比较呢？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自从教皇到这里以后，空气就比较清纯了。”
“您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我是新教的基督徒。”
在我的屡屡出行当中，我遇见过所有不同类型的女人。某天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往卡荷立乐咖啡馆，约好和朋友一起吃晚饭。有些警察在那里维护着秩序，他们不让我走动，我挣扎着闯过他们的界限，自然而然，我受到了不少责难。
“Hold on， young man！（站稳点，年轻人！）您要保持安静！您差一点把英国首相给撞翻在地。”
原来是撒切尔夫人，英国的铁娘子！
还有几位疯疯癫癫的女人，其中有个人一直跟随我走过好几条大街，她边走边大声呼喊着“Watch out！Watch out……（小心！小心……）！”。兴许是耳背吧，但是她毕竟知道我要去哪里。而这会儿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请她帮助我从第67街走过去。她一边扯着我，一边穿过公园大道，我只有服从才行。当我的脚下已经感觉顶到一段高台子时，就忍不住和她争辩起来。而她仍然站在原地上，固执己见，执拗得好比一头摩洛哥毛驴。继而她仍然连推带扯，我拒绝和她继续往前或往后走，于是她生气地骂了我几句难听话才走了。
很快地，我成了教练员称呼的所谓“好旅行家”，也就是说我有能力在纽约的范围内，独自一人到处走动。训练中心要求我帮助另外一名“顾客”。他是个三十多岁的黑人，是由于患有眼神经变质退化症，致使他成为盲人。他最大的欲望是能够独自走在街上，但是这正是他最大的失望。他学习交通运行课已经两年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他居住的街区，他仍旧不能独自出门。他本人开始怀疑自己有毛病，他陷入了忧郁症状态。
“我干什么都不行，别浪费您的时间了，在我的脑袋里，没准儿有什么东西坏了。”
首先，我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一个劲地表述他的心酸苦涩。听到一定的时候，我想吉姆是对的，在他的脑袋里是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儿。“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显得很愚蠢，并且非常怪诞可笑。”这完全是他妄自尊大的心理在作怪，更为严重的是，他欠缺几何形的概念，他完全没有能力把空间和声音信息相互联系起来。在一位女教员的带领下，大家来到走廊上。我们要求吉姆找到电梯，他信心百倍，敲打着墙边，立即走向相反的方向。此时此刻，在走廊的另一边尽头，电梯的电钮声响了，电梯门打开又关闭上，脚步声一点点走远以至消逝。在此期间，吉姆仍旧敲打着墙面，我让他先停下来。
“你听到什么东西了吗？”
“听到了，有个人。”
“你听到电钮响声了吗？”
“嗯。”
“你说说那是什么呢？”
“是电梯。”
“那么，为什么你继续在你前面寻找呢，既然电钮声来自你的后边？”
已经有一年多的光景，吉姆活动于这条走廊和这座电梯上。某些人认为他的大脑神经机能不健全。我不同意，我想他只是被惊慌失措的痛苦折磨所致，这是一种持久慢性的惊慌现象。听说他曾是个俊小伙子，脑子里充满了大男人思想，这在某些黑人团体里非常盛行。他不能承受他的新状况，在街道上，假如有一个女人主动来帮助他，他或者一言不发，或者还会出口伤人。如果建议来自一个男人，他则会欣然接受。
“如果你从灯塔中心出来，你向右边走，到了公园大道以后，下来你会走哪一条街道呢？”
他不能回答这样的提问。可是，至少有十几次，在别人陪同下他已经走过这段行程。看来此人确实有他的实际困难。我暗示他要克服他的傲气心理，我们让他上舞蹈课，学习怎样协调地移动他的身体和怎样拥有保障感。接着，我们又让他做拼搭积木的游戏活动，以这些四方形、金字塔样的三角形，圆形等来参与实践在空间中的几何形的练习。
我不了解他以前的情况。可是，我们之间具有共同点，这就是渴望能够独自走到大街上。我知道有很多盲人并不都是这样。就如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他们满足于只去不得不去的地方。相同的调查也显露出，在一年结束之际，他的能力往往和他走了多少公里的路程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评估一个盲人，无论他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旅行家，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出于兴趣和愿望独自外出行走的。
即便我成为了“好旅行家”，有一回我还是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那天，在莱星顿大道上，我需要穿过那条双行道的第55街，野兽般的惧怕忽然袭上心头，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我不能穿越过去。我的原始观察本能警告我在认真思考之前禁止越过这条街道。我十分恼火地以为我胆小如鼠，我使用最坏的办法，在绝对不该走动的时刻竟然冲了出去。结果，我无奈地在大卡车和小汽车之间踢打、撞碰着。在紧急关头，我被一个路经者揪住后大肆训斥了一顿。
在原来的我和我所担心变成的我之间，我不禁怒火万丈。是这场狂风骤雨把我高高卷起，又把我狠狠甩到瓦露赤卡的门下。我极度痛苦不能把她攻克，不能挟她驰骋逾越千里。这种令人憎恨的无能，这种无法忍受的命运，好似一把焊枪焊接住了我那中世纪骑士头盔下的、曾是强敌瘫倒在地的目光。此时的我，只能躺在他人的床上，嫉恨地想要野蛮地强占她。想到这里，我羞愧不已，感谢上苍，我不能看见她的目光。否则，她一定会说：“走开，我恨你！”
这让我获得了解脱感。我原以为在这场毁灭中，我的痛楚和她的爱情一起会沉没。看来并不是。我渴望得到她口唇的芬芳，她拒绝了。翌日，我的手杖在捣碎人行道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形如患有瘰疬病的蟑螂。我想象她的双眼比以前更加忧伤，更加黝黑。这双眼睛跟随我走进长廊，一直来到地下迷宫的心脏，一直来到冷笑中的牛头怪兽前边，它那“墓葬里的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们。
太晚了，她正如我追求的女人那样飘逸。我终于找到了她，可是却太晚了。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好似看见过她。那时候是在外省，我撇开大路，穿梭消逝进树林中，当我走到小山谷的边缘时，我瞭望着前方，我看见在另一个山坡上建有一座很大的花园房子。正值中午，我长时间地观察着她，她只身坐在阳台上，手持一本书，但却没有读它。她身穿白色连衣裙，阳光撒落在她的秀发之上，在她的四周草木花团锦簇，一切都是固定不动的，多么幸福的情景。数日后我重返旧地，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发誓定要找到她。现在，我明明清楚那就是她。我是指在失去她的同时，我丢掉的不仅是真实，还有超现实的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见过她，虽说那是远远地凝视。现在我找到了她，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她的身边不但已有另人，野兽们还兴高采烈地夺走我的光明。她，她立即认出了我，所有的人都大声疾呼：“让他快走！”她忘情地投入了我的怀抱，这个举动在我们的周围抛起了轩然大波。可是，在没有光明的情形下，我怎样才能保护她呢？我只能送给她我内心的光亮，况且这光亮是由她带给我的。因为，她是携带光明的女儿，她带来了那犹如圣母的光芒。
太晚了，偶然的台球已经滚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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