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双眼,重组世界-巴塞罗那之一,尖刻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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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在经过巴塞罗那时,我停在郊区工厂区的一家小饭馆。他们向我解释道,烤羊头为这里的地方名菜。怀着多少有些莫名其妙的心情,我回忆起当时放在我盘子里的烤化了的羊头,它用两只瞪得很大、很突出的眼球死死盯着我。

    给我借宿的这位夫人是巴塞罗那很重要的人物,她是当地的工业巨头。由于很忙没能亲自过来,于是派秘书到机场前来接我。秘书开车把我一直送到一座住宅区的公寓里。

    八月中旬已过,空气颇为爽快。我在套房中观察着居室情况,房间里飘浮着一种接近意大利房屋的味道,这些并不只是包括橄榄油和大蒜气,或者厨房其他味道的问题。那是在一些设施保养优良的家里,给家具打蜡,或樟脑丸散发出的味道。我站在阳台上,扑面而来的巴塞罗那的气息和纽约、巴黎都大不相同。每一个城市的味道都是不同的,甚至连价值观,城市建筑,外表习惯都不尽一致。

    我和A大夫订有约会,明天,我们就要会面。

    在我的心里,这个上下忽悠不定的悬念始终缠绕着我。这让我深感厌烦,我老是身不由己地苦思冥想着失明的事儿,以至根本无心来欣赏一曲音乐,或者听读我那十五盒《伊卜·巴图塔的旅行》(des voyages dIbn Batouta)的磁带,来与这位十四世纪的阿拉伯人分享他在望加锡海岸上的旅游见闻。

    我左眼的现状让我感到坐立不安。那些测试的结果如何?特别是未来的新视力将会怎样?我想象一只圆壳覆盖住流着血的眼眶,还有一颗牙移植其中的可怖情景。我思索着富有诗意和浪漫手法的结晶,总是跟眼光紧密相连。来自一方的凝视,能使这双眼睛融化在对方的目光之中,并远远离开他自己。那么,面对一张人工模型,类似一部中间设有小眼的仪器眼睛,另一方的视线会怎么样?对面的人能在其中解读出什么?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曾经听到两个女人的对话,“这个小伙子的眼睛太漂亮了,他的眼光使我神不守舍,只要看他一眼……”。K大夫已经说过,这是步枪枪管的视线。那么这颗牙呢……毫无疑问会射出咬人的目光。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脑子里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我记不起来具体的情节,只是简略地知道牵扯我的眼睛。有些情节像是:他们用手术刀切开了我的眼睛,但是,我看不见什么。然而当我站在镜子面前,我却看见我的眼睛是瞎的。为了忘记这些恶梦,我开始听西班牙语的广播,第一个节目是阿拉伯乐曲,这让我觉得十分自然。我拨动着短波段,出现了非常优美的做礼拜时的赞歌。在这里听梵蒂冈电台要比在法国清楚多,西班牙一定安置了很强的无线电中继站。六点,清晨新闻报道……炸弹爆炸,谋杀事件,两个守卫身亡,一群巴斯克恐怖分子……新闻节目是在凯撒·方克(Cesar Franck)的葬礼交响乐曲中收尾的。作为一日之际,这也难免有点过于森严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合情合理地说,更应该是由莫扎特,或者优雅的室内音乐给人们带来一个愉快的早晨。

    给我借宿的这位显要的夫人始终没有出现。由于天气太热的原因,她到比利牛斯山的山谷里去避暑,在那里照料、管理她的万花之园。她委托她的儿子安东尼,陪同我上午去巴哈科医院。

    医院大厅出奇的大,墙上涂有灰、白、黑色,如果不是缺少点粉红色的话,这便是委拉斯凯兹(Velasquez,17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油画里的颜色了。这所医院建于1904年,属于法西斯时期的建筑物。其风格沉重、繁缛,在圆顶下面,还有一些多少残缺不全的希腊或罗马雕像,它们漠不关心地看着地中海的风暴。大厅里挤满了棕色皮肤,说话带有喉音的来去不定的人们。他们中间有近视眼、远视眼和盲人患者;他们是阿拉伯人、希腊人和西班牙等不同的人。这厅里具有杂货市场的气氛,或者简直就如一只被压得摇摇欲坠的船,让人体会不到多少安全感。工厂式的噪音和钞票的味道搅和在一起,混乱得差不多听不清什么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房顶悬挂的劣质高音喇叭还在吐痰似地播送一首略带甜味的歌。有一根棍子重重地敲在我的腿上,原来,有一组沙特阿拉伯盲人在开辟一条通道,他们仿佛要去顶礼膜拜他们的神圣巨石(la Kabba)一样急切。听说在昨天或者前天,一个瑞典人在楼梯上被他人猛击一拳,这个北方的儿子是否被来自土耳其游牧部落的人,或者几个争着要镶金眼镜的马耳他人清除在外了?拥挤、吵闹、担忧,这种毫无秩序的状态本应该由肃静、祥和和期望,有一点醉意的期望所代替。伴随着震耳噪音,我接近了接诊处的护士。我的心跳动加剧,因为我终于就要见到他了。若说我置身于神秘的山洞中,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魔力的人。其实,大厅里的骚乱完全是正常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想见到他。我自己暗暗自语,对于这所医院工作的另外十名医生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抽象概念。在办公室另一边的女人翻阅着登记备案,她拨打电话后向我宣布道:

    “德·蒙达朗拜尔先生,没有,您没有和A大夫预约门诊。”

    “我约了,夫人,两个半月以前我就和A大夫约有门诊。我不会没有目的就穿越大西洋,我也不是极偶然地、顺路经过西班牙来看他的。”

    安东尼用西班牙语和护士交涉着,他们说的速度很快,一方还没有结束,另一方的话已经脱口而出,我什么都没听懂。不完全对,我也听出一点意思,他们的结束话语为:“太好了……感谢……最美好的……”于是,我们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侧面房间里,房里憋足了黑烟卷的烟气,还有股凉嗖嗖的味道。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母亲们往他们嘴里放一瓣洋葱让孩子们吮着。

    我们站着等待了三小时,没有一个空余的座位。很有规律,每次门打开后,A大夫的秘书念道:

    “爱德华先生请进,或者胡思达·奥达卡女士,哈马·储圭先生……”

    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生气了。我肯定在此等待的所有人,并不都有太大的毛病,他们在浪费这位神医的时间。对于他们的问题,无论哪位医生都能应付得了。我向旁边的安东尼询问道:

    “他们全部都看不见吗?”

    “不是……他们全部都能看得见。只有若干人戴着度数很大的眼镜而已。”

    在这三个小时过程中,我既没有感到害怕,也没被忧虑所侵扰。在我内心深处升腾着什么东西,至少在他的那些事例面前,我的感觉非常强烈,这是希望。我就要重新看见了,我坚信他的能力。

    我现在已列入程序,我以最大的耐心严阵以待。运气终于就要回转了。刚才,我们去做过测量,如同受到训练的斗牛一样,在喧闹之中,斗牛士们最终要接受利剑刺刑。在我的肉体里,A大夫要冲破黑暗,去拔除那些斗牛士的投枪。

    室内现在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为我的期望提供了位置。

    “德·蒙达朗拜尔先生。”

    我站立起来,向前走着。女秘书抓住我的手杖,握住我的前臂,她拉扯着,推逐着,首先,她把我撞在进门处的门框上,后来又按着我的肩膀,把我折叠在一张仿皮漆布椅上。她的这种操作方法让我颇有反感,但是,我没有时间来思考什么。因为,我已经听到A大夫生硬的嗓音,他就坐在我的对面。

    “您没有预约门诊。”

    “我预约了。我给您打过电话,确切地说是N女士在六月初给您打的电话。我本人和您也通过电话,另外,按照您的要求,我给您寄去了我所有的病历档案。”

    “没有这回事儿!这根本不可能,六月初我还在度假呢,我们已经检查过,压根就没有您的材料。”

    我哑口无言,浑身开始发冷。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了骗子?我感觉到在这个男人和我之间,存在着什么不好的东西,它们在空中飘动着。但是,我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戴这样的眼镜?蔚为奇观,吓死人了,这根本就没有必要,您必须把它们摘下来,这真是恐怖至极。”

    我决心已定,我定要怀有世界上最大的忍耐力。这一会儿我并没有生气,因为我渴望由A大夫为我医治。你是最出色的眼医,尽管你很粗暴,我仍旧信任你。你是一位高能技师,能够弥补这样的破损,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我一边摘取我的眼镜,一边安静地向他解释道:

    “就像躲在隐蔽所似的,我在钢质眼镜后面的感觉良好。大夫,我越过大西洋不是为了说明我的眼镜,而是为了镜片下面的事情。”

    “好了,好了,如果您在这副眼镜后的感觉很好……可是,就外观美感来讲,这实在是惨不忍睹。好了,把您的头靠在这里。”

    他把我的脸放在办公桌上的金属电木仪器上,正与他的粗鲁声音相反,他的手指是那么的柔软。他开始触摸,探究,检查,强烈的灯光溢满我的双眼,他神经质地乱写着,嘴里还喃喃自语着西班牙语,我什么也听不懂。之后,他又一次重新触摸……

    “您可以抽出您的头了。”

    他围绕着办公桌走了一会儿,返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他用一只小灯泡,试验着让我指出灯光来自的方向。事实上,我没有能力辨别了,可是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无论如何,我得让他接受我躺在他的手术台上才行。于是,我创造性地指出灯光的方向。偶然地,我试着想从他持灯的手移动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他一定对此有所防备,所以我什么也听不到。

    “现在呢?”

    “在这儿!”

    我的手指点在一片乌黑之中。

    他重新坐回办公桌那边。

    “德·蒙达朗拜尔先生,您去做这些系列检验,今天下午,我在这里给您复诊。”

    呵,结束了,我怀着什么也没有真正开始的感觉,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为什么他对我这样的仇恨?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我将其偷偷地掩藏了起来。医院的一名职员要求我跟着他走。安东尼说:

    “我去吃午饭,过一会儿来找你。”

    我随他下到楼下底层,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这个人走得大步流星,除了有一次他催我“再快点儿”以外,其他一句话也没说。这所医院真是了不起,他们在给盲人送还视力以前,竟能让他们疾步行走。当我坐在一张能旋转的凳子上时,我还不知道来此要做什么,突然迸射过来的闪光灯使我大吃一惊,这种白光笼罩了我的大脑,刺激着我的神经。一张照片已经拍摄完毕,接着又拍一张侧面的。我们转到另外的房间,在做完常规的人体测量以后,我以为他总该把我释放了。可是,现实并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又重新开始了“给我指出来光线从哪里而来”的小游戏。我尽量地作弊,但是,我觉得实在不灵。也许是为了测量眼压,他把一枚仪器贴在我的左眼上,依然没有任何的解释。所有这些进展得都很迅速,很自动化。这个男人的嗓音不偏不倚,他显得十分仓促,淡漠无情。他继续带着我,沿着他机器人般的脚步一直来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厅。邻近的圆顶大厅里恢复了平静。自从几个小时以来,我似乎觉得我失去了对生存的控制,仿佛被一个海浪给突然呛住了,所有的决定都由海浪来定,而我却无能为力。在小厅里,我重复地说,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你必须按要求去做。我好像觉得我在这里已经几个世纪了,或者我就出生在此。我的生命取决于他人,我只能等待。时间缓慢地推移着,就好似老式密纹唱片的槽纹那样,不停地旋转着。我听到诗人阿波里耐(Apollinaire)低声吟道:“生活是那么的缓慢,希望是如此的火爆”。

    安东尼回来了,他和我谈起当今的西班牙国王佛朗哥(Franco)的去世,卡塔卢尼亚地区的议会选举。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今日的西班牙是所妓院。”

    尽管他还不足三十岁,他一定归属佛朗哥专制派的一员。他继续陈述着,此时,大厅里传出有人议事的声音,引起我所有的注意力。有个女人很不耐烦地大声问着:

    “Donde。 Pero donde?(你去哪儿?)”

    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夫人,请您告诉我……”

    她的嗓音……我感到模糊起来,这声音让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股热流,缓缓地流淌在石头上。在我不完全肯定以前,我用手触摸着,透过她的棉布裙子,我立即感觉到她那芭蕾舞演员的腿。我一跃而起,紧紧贴近了她。情不自禁地耳语着:

    “啊……你来了,你终于来到这里了。”

    我们两人相互紧抓紧扣着,好像险些掉进一个万丈深渊里似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犹如一颗陨星,她坠入这座医院。不由分说,喘了口气以后,立刻要求见到我,她呼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能够认识我,她不满地闯进A大夫的办公室,又如流星般地穿过楼底下层的所有房间。此外,“为了能带来好运气”,她特意穿上饰满月亮和彗星图案的连衣裙。她让我触摸她的头发,她编的麦穗式小辫子紧紧贴在太阳穴上,它们相互缠绕,节节攀藤,一直到项颈变得粗壮起来。辫子编得如此的紧,好似我们相互交织、混合在一起的四只手。麦穗辫一节一节地延长着,一直延长到我们俩跟随的一条相同伤痕的生命线路。

    “我放弃了一切,现在,我百分之百地属于你了。”

    我害怕她识破我满是裂痕的期望。她敏感地觉察到我掩藏着的距离感,她显得有些焦躁,借口出去买一瓶可口可乐,转身走了。

    “她真漂亮!”

    安东尼脱口而出,而我却已没有意识。

    现在她来到了这里,情形大不相同了。充满信心,我们朝着A大夫的办公室走去。在穿过大厅的时候,瓦露赤卡说道:

    “真是奇怪,把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雕塑摆在医院里。我实在不喜欢!”

    我觉得出来这些雕像使她感到不快。

    A大夫向瓦露赤卡问好时,他的声音显得柔和多了,转过身来又用嘶哑的声音和我说:

    “我想……您听清楚些,您必须听懂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也许左眼……也许吧。为了下准确定论,我需要打开眼睛看看。我考虑存在着右眼球萎缩现象。您具有较好的接收光的能力。但是,您的投射光线感非常差,您不能找到光源,这说明视网膜的状况很不好,就这两个原因:萎缩、投射光线感极差而言,我想我是无能为力的。一定要打开。”

    萎缩……我的眼睛犹如高帮皮鞋的两个扣眼。判决词好像第四季冰川一样的倾泻而来。好运气并没有出现,我的局势仍很险恶。在这个著名的眼医面前,我几乎为我眼睛可怜的现状感到羞愧。瓦露赤卡用近乎柔情但很肯定的语气说道:

    “可是,医生,您得要做些什么事儿!”

    他的声音重新又变得柔和了。

    “女士,就这类的手术来说,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眼外医生。德·蒙达朗拜尔先生的眼睛现状情况极其不佳,我想……您明白吗,我认为他眼睛已经萎缩。为了更加精确些,我必须要打开才行。好,您有问题再来问我。下周一,上午九点你们再来,小伙子,我给您做手术。”

    “在纽约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曾经三令五申地强调,在两年以内不许触动眼睛。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在六个月以前不能做手术。他说,这样会使眼睛有时间愈合、稳定。出于同一个理由,他缝合了我的眼皮。还有……”

    “真是愚蠢至极!您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您以为自从那时以来,眼睛已经完全长合了。根本不是!如果他缝住您的眼皮,那是为了掩盖丑相,就像人们给婴儿屁股上垫一块尿布似的。”

    多么令人舒心的形象啊。

    “…哦,假如您不愿意让我打开的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来到我这里?您浪费了我的时间!”

    我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我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瓦露赤卡过后告诉我的。她试着软化一下A大夫:

    “医生,您看他可以再回来吗?”

    “当他想来的时候再来。但是,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三天以后,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切开您的眼皮,现在需要做出决定。”

    “谢谢大夫,我们要认真地想想。那,如果那不是在三天以后,我们会立即决定下边的日期。”

    “好吧,我同意。女士,您有比较合适的日子吗?”

    “是的,二月二十三号。”

    我发现他有点发懵,我听见他在他的记录本上写了这个日期。我心中暗笑,因为我知道二月二十三号是瓦露赤卡的生日。

    A大夫站立起来,他靠近我,用大拇指撩起我的上嘴唇,看了看我的牙齿状况。我像个在农贸大集上待卖的一只牲口,一动也不动地任他摆布。尽管他的动作很粗鲁,但是这中间则包含着希望。如果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他也就不值得来观察我的犬齿情况了。我想,不管他以哪种形式对待我,我都要坚持不打开眼皮,不能草率行事,严防不测。我如此执拗地固执己见,也很可能是由于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十分惧怕被宣判无效。因而,我百般努力地延长着这丝希望。

    一边往外走,瓦露赤卡一边说着:

    “这个家伙真了不起,太棒了!我完全信任他,你将会看到的!”

    我没敢和她详细地指出,她最后这句断言是具有模棱两可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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