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夜晚里，疲倦，酒精，再教育训练，卑躬屈节的生活控制了我。我常常和衣而睡，有时候，连欲望做好的晚饭都不动一下就睡在地毯上了。这类的发作，在一个月当中会翻新地出现两到三次。五月里的一天，这些东西都消失了。那天，在灯塔中心的走廊里，我气急败坏地坐在长木凳子上，有一股最近有点熟悉的香气向我走来。我感到有人站在了我面前，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我集中全身上下的注意力。有一张硬纸片插入我的手中，在纸壳上打有盲文字眼。我用手指辨读着：
“我爱你”。
她蹲了下来，我的手触觉到她呼出的气息。我用掌心捧住她的头，她带有一顶日本式小帽子，盖住了她的耳朵和拢住那波浪似的头发。她在索索发抖，她已经潜入这座严冬的迷宫和阴冷的坟墓之中。她默默无声地拉着我的手，我任凭她引导我走向生活。
我和她一直来到大西洋，纽约东部的长岛海岸尽头。作为第一次，我听着大海的滚滚波涛，却看不见它。没有一天我没有痛苦绝望过，没有一夜我没被孤独和阴暗所侵扰。此时只需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只要她在我旁边讲着耳语，我的四周立即就洒满了光明。在太阳落下以前已昏迷在床的那种疲倦去哪里了？在一天结束之际失败的感觉也顿时消失殆尽。爱情使我焕然一新，让我获得重生。这个新生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而我相信它永远不会消失。
她的手指甲，轻轻地顺着我缝合的眼皮挪了过去。我感觉到她渴望用刀片打开我的视线，太阳温暖着这芭蕾舞演员的长腿，沙滩上海风使我不禁打起寒颤。海鸥凌空翱翔，俯瞰着在我们中间的危机，即便我们只字未提。在这春季里的第一天，大自然的合唱如此清纯，我们面前的大西洋浩浩渺渺，令人静思冥想。坐在这温暖的沙滩上，她的爱情犹如一股清凉的泉水。所有的苦恼都在她的细声耳语中得到释放，这句话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危险：“我爱你。”它的危险在于，当她说出了我爱你，这相当于她伸出解剖刀，将我整个地切开了。
在我的手指下面，她的身体变得更加朝气蓬勃，连她的声音也降了一调，讲话讲得比原来慢了，比原来更富有旋律了。她的髋部越来越显生动，活跃。这里有个秘密，她是俄国人，是在巴兰钦（Ballanchine）先生芭蕾舞团跳舞，十九岁已有望获舞蹈明星职称，可她撂下一切离开了。这个秘密，也许就连她本人也不知道。有一天，她陪我一直来到那无人的客厅，这是一家社会等级不高的老式大厦，一所破破烂烂的安索尼亚旅馆。在这里，我每周租赁、练弹几个小时的钢琴。在第68街我们路过一座高楼，她想要进到大厅里去，就在那儿，她哭了。
“我曾经在这里住着，那时我十六岁，我在巴兰钦舞蹈大师门下跳舞。我是那么的孤独，谁也不认识。十六岁，独自一人在纽约，伴随着极其严格的管理生活的老太太和艰苦的舞蹈训练。我们应该具有十分优秀的身材，其余都是匿名的，无头无脸的。巴兰钦先生不喜欢看脸部长相，为了保持身体苗条，我们要经常性地呕吐。”
但是，我想她并不是由于这些才哭的，那是因为她背叛了她的舞蹈，音乐，诗的整体生涯；还有那一场场演出，观众群，以及从脏兮兮的化妆室里神采奕奕地走出来的她。她为之落泪，这就形如一个孩子被人出卖。很长时间以后，她再一次任意地向我倾吐出那幽深的童年时代。
“我爱你，瓦露赤卡，这让我感到害怕。你本身就是一首诗，可我再也不能给你展示世上的风采。一群海鸥的鸣叫回应着我的痛苦，你具有斯拉夫民族的敏感特性，你嗅得出牛头怪兽的存在。”我发现她开始颤抖。
“你怎么可以接受得了目前的现状？”
这句话一经出口，在这个金色和平的下午，她不再平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同样的，我时常扪心自问，我是否过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状。无论是欠缺反抗精神，还是就此瘫倒在地，或是在一种相似的情况下，我都认为几乎是不人性的。时而，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次烧伤，这次至瞎事件变成了一杆焊枪，焊接了我的相反论的观点，限制了我需要中和一些处事，这有点近似一个民族在大敌当前不得不统一起来的道理一样。但是，在这些形势下，如同在日常的生活里似的，我混合着使用这种距离感和好奇心。因为，我除了感觉到是个逃亡者的证人而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了。从无极的永恒中而来，再返回到无限的永恒中去。可是她，她推翻我的观测站，把我摔倒在竞技场上。听话听音，实际上她是想要说：“你怎么能接受在失败中筹措生活呢？也许这可能是他人称之为合乎道理的，或者是面对现实的行为。而我，我所想的是，建议你在抵抗中组织事情，要尽力重新找到希望，接受不合理性的想法，不顾一切地去努力。”
我，可我在内心深处十分惧怕这个希望。我重复着T大夫和我经常说的“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可行。”但是，她发出反对的声音：“T大夫！并不只有个T大夫！我从来没有听说过T大夫！”就好像自然而然她认识全美国的眼科手术医生似的。我极为高兴仍然有那么多的斯拉夫理性主义者的存在。在她身上的这种一直通达到佛教信徒的逻辑，我曾经在俄国小说中的一些女英雄人物那里也有所欣赏。
一天晚上，她向我抱怨道：“你不能亲口说出‘我爱你’，不能主动与我爱昵。”在这些字眼后边则没有跟随其他举动。
一天早晨，她很早就赶来了，有点气喘吁吁，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
“给！”她往我手指里塞进一张纸，这是美国最优秀的八名眼科医生的名单。其中之一的K大夫，他在纽约行医，你马上给他打电话，这是他诊所的电话号码。
我有些手忙脚乱。
“八点三十分，他还没有到达诊所呢。”
“肯定到了！这个人工作起来废寝忘食。”
可是，我只接触到他的秘书，她建议我在两个月以后安排一次门诊。瓦露赤卡说：
“重打！你刚才没有向她仔细解释，她可能以为你只是要配制一副眼镜！你的办事能力真不行，人家还以为有的人要来医治针眼呢。”
随着嘭的一声，门关上了，她夹着草原上的大风跑了。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以舒畅的、执拗的嗓音向我宣布：
“星期四上午九点，K大夫约你去他的诊所。”
“可是……”可是她已经扣上电话，我又打了过去。
“你和我一起去吗？”
“肯定的！”
周四，我们来到K大夫的办公室，秘书来回不停，电话铃声频繁响起，能觉出来他是个大人物。墙上悬挂着一张带有装饰的日本文字表，可能是东京大学授予他的文凭吧。
姓名，出生日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意义的咨询项目统统都输进电脑里。想不到，他的秘书三番五次地把我名字的字母拼写错了，每回她都要重新开始。我有些不耐烦了，低声喃喃地说：“真是个白痴！”终于，她成功地把毫无错误的法文输进了电脑里。她请我们进入等候室里等待。
“啊！您会说法语！”
“我是加拿大人，先生。”她冷冰冰地回答着。
瓦露赤卡这会儿十分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看见每个人进去以后，她就握紧我的手。她痛苦地、惶惶不安地在观察，她焦虑的担心即将要裁决的结果。相形之下，我的感觉倒是比较平淡，我愿意平淡处理。突然，她的手抽搐着。
“我看见他了，他刚刚过去。啊，于格！他给我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他长着可怖的球状凸眼睛，他像一个肉铺里冷酷的胖屠夫，他还系着一条西部牛仔皮带。走吧，求你了，我们马上就走。我的感觉不太好！”
她总是相信她的第六感觉，我一点也不理解这样的推理，因此她总是让我惊奇不已。
“如果你想走就走吧，我自己留下。”
“他显得那么没感觉。”
几乎同一时刻，女秘书在呼叫我的名字，我们进入到K大夫的门诊室。我坐得离办公桌很近，而瓦露赤卡一言不发，把自己缩在椅子后边。K大夫默默听我说着，于是，要求我把头插入到这个我很熟悉的仪器上。我把脸嵌入电木下颏托和正面额骨钢架上。打开灯，我觉出大夫的手指缓慢地，试着分开我的眼皮。我后边发出使人惊跳起来的响声：
“不许您动他的眼睛！”
我从仪器中抽出了头，一股尴尬为难又特别欣喜的心情同时涌上心头。我说道：
“瓦露赤卡，如果你神经过于紧张的话，你先到外边等着我吧。”
她并不回答，K大夫重新开始做检查。他的动作非常缓慢，带有预防性。透过一层薄皮，他用手指头触摸、探试我那已经缩小的眼球，考察它们能否收到一些光线，最后他关上了灯。我站立起来，我感到背上的肌肉起了一团疙瘩。
他操着既平静又热情的口吻说着：“假如要是我，或者您是我儿子的话，我会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A大夫那里。他具有很精湛的手术技艺，他做的牙面眼膜补形术（odontokératoprothèse）手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准。我给您简洁地解释一下，牙面眼膜补形术是由法国人夏尔罗（Charleux）医生和意大利的斯塔贝利（Strampelli）合作发明的。它牵扯到在眼睛里嵌入一片人工凸透镜。首先，我们要拔掉您的一颗牙，一般说是犬齿，在骨骼粗大的部位横向地切断牙面。在这个锥体上，我们装配上一个凸透镜。同样是很完备的，把它处理好后，埋藏在眼睛的下边。然后，需要停留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牙柱和凸透镜都将会蒙上器质性的一层很薄的丝皮，它们会起到减轻、缓和有可能出现的拒绝现象。最重要的一步，将是在眼睛里的植入手术。如果这些程序都成立的话，您可以收到一种形式的视像，俗称步枪枪管。可想而知，在广度焦距上要进行调整。比如说，您的视线能把隔六条街的一个字号很清楚地识出来，但您将会很难读出竖在您面前的木牌。在此期间，也曾有些例证，有的求医者能够看书了。我这里有一些录像带，电影再现了这个手术。如果您同意，我可以给您放映，让您的朋友为您解释。”
假如不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解释，我对K大夫的录像和电影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没敢和他说出来。
“您可以给我A大夫的地址吗，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女秘书抱着资料过来了，我听到他开始书写着什么。
这是第二回了，瓦露赤卡大声地说道：“请您写清楚一点，拜托了！”
他的钢笔停住了，在片刻肃静之后，K大夫强装笑颜，毫无诚意却有点违心地说：“女士，如果您愿意的话，在我写字的时候，您可以站在我椅子后边核对。”
瓦露赤卡立即站立起来，直立在他肩膀后面。我能够极其精确地想象出她那集中注意力的脸上表情，我体察到有一种完全陌生的笑声由衷升起。突然间，她又拾起话音：“这儿是不是个‘E’呢？”
她犹如用手指头比着石头上的刻文，在认真核对着。
然而，这位医生知道他面前是位不凡的人物，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女人完全出于爱情，决然要为我作斗争，她既没有时间考虑到礼貌，也没有可能顾及到幽默。对于她来讲，我的每一秒钟的盲人状态都是超负荷的，她不愿意留下任何的偶然。我甚至听到，当K大夫回答她时的嗓音，还含有一定的敬意。
“是的，女士，这是‘E’——Barraquer，巴哈科医院，在嘎拉·蒙塔内的街隅上。”他向她解释得很郑重，还为她画了个地形图。最后，她索要那里的电话号码：“您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
“您要是给我的话，那就更加轻而易举了。”
“那是肯定的了。”
他把秘书叫过来。瓦露赤卡提的问题很具体，很关键，而且很实际。她的那些斯拉夫的所有奇想、任性似乎都消失不见了。他们配合默契得就像两个盗贼在市场上一样得心应手。我觉得这会儿，她若是要他摘取月亮，他也会试着把它摘下来的。过了几天以后，她曾经这样和我说：
“我信任他，这家伙很特别，他有极大的敏感性，他是个非常有直觉的人。”
看到这种俄国理性逻辑又返转回来，我反倒踏实多了。
在一间不大的厅里，我们三人一起观看这部手术纪录片。
K大夫逗留半个多小时，他的秘书提示他有约会，他只向我们详细解释了第一句话就走了。瓦露赤卡的前后解说词，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太恐怖了！”我真有点恼火，我要求她述说得比较长一点，稍微详细一些。“我不知道，我看不见什么，到处都流着血。”下来，在电影快要结束之际，从她的嗓子里发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
“发生什么啦？”
“不可思议，这太可怕了。他们在他眼睛里装入一个类似蛋壳的东西，在上边还有画好的眼睛。”
“怎样的，一个蛋壳？”
“你什么也别问我了……这太可怕了！”
从放映室出来的时候，我想要获得一些解释，我们在两个顾客中间迈进K大夫的办公室。
“很抱歉，医生，瓦露赤卡刚才说的，在手术的最后一步，在眼睛里或在眼睛上的这个所谓的蛋壳到底是什么呢？”
“啊，那仅仅是个人工的假器补形。是为了给患者眼眶赋予正常的外表。”
我理解到在我眼皮后边，我的眼睛不仅成了两个肉球而外，原有的那副灰绿色的，几乎能反射磷光的虹膜，黑色的瞳孔和魅力无穷的白色角膜，这些聚集一起的奇妙颜色，在人类身上最为美丽最动人的这一部分都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块切碎的生肉。我捕捉到一股极为强烈的忧伤感。也许由于能够接收到光觉的原因，很天真的，我时常还以为在我的眼皮后面，可能还存在着未变质的什么。从某种形式上讲，这有点像我孩提时代的几部照相机，我认为它们都是那么的好看。可是，大人们都和我说它们再也不能使用了。我只是觉得这些照相机得了一种神秘的毛病，即便它们不能再使用了，而它们仍然具有令人迷惑的能力，和它们未经损害的魔力。
走在大街上，瓦露赤卡挎着我的胳膊，我再也不是那么肯定地渴望他们启开我的眼皮，用以接受这个可恶、可怕的医疗处置。同样的，我也不能肯定想把这颗丑陋不堪的东西固定在脸面上，以及戳穿一颗犬牙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如同抛洒在空中的小纸屑一样大的视野。我差不多快要觉得对属于我的黑暗比较亲切了，我的眼睛也比先天痴愚的人稍微强些了。我不愿成为让他人恐惧的对象。对于这个天蓝色的圆点图案，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我没有思想准备把它装入到我的眼眶里。我经常思忖，假如我不曾产生过跳进凉水底下的自然反应，那么成为盲人，不能看见、不能观察，或者什么脸面丑恶，不愿让人家注视等烦恼均已经彻底结束。无论如何，就K大夫的诊断而言，这个手术只能在一只眼睛上生效。正是这只左眼，医生宣判它几乎完全萎缩了，原来本应该被摘取下来的。看来，似乎还是值得坚持到现在。瓦露赤卡说话了：
“一只眼睛，这非常好呀，你再戴上一条黑绷带，那么，你的样子更像个海盗了。”
“你不觉得要是配上你客厅里的印花装饰布，那就会更帅了！”
她哈哈大笑，猛一下子又严肃起来。
“你将会看见的。在手术以后，我们要在纽约，或者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提前约定好。那将是多么的奇异呀，你会看见我的，会看见我的脸。我担心你会不会不喜欢我，我是多么地渴望你能看见我，特别是看见我的眼睛。我不太善于表达，我的口语能力也不太好，我是从事舞蹈行业的，只有我的动作和眼神才能表达出我的全部。我们立即给A大夫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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