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
飞机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心如鹿撞，几乎要蹦出来一般。我一直担心撞见那伙暴徒中的哪个家伙该怎么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也许撞见了我都毫无知觉。不过，我现在总算不用拄着拐杖，可以一瘸一拐走得稍微快点。我走到海关这里时，知道自己肯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为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男人，惊慌失措，汗流浃背，极有可能携带毒品或是类似的东西。
我当时确实很害怕，惊恐万状，在我的体态和表情上尽显无疑。他们立即把我带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进行讯问，如果他们没这么做，我倒觉得他们失职。我进到房间里反而高兴了，因为感觉更安全。他们照常规问我从哪里来，尽管事实摆明我是来自哥伦比亚。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老套问题，例如我为何而来，要待多久等等。我不等他们问完，就从头到尾把我的故事以及为何我要回来说了遍，当然是言简意赅地说。他们表现出了真切的关心，还派了一个警卫和我一起站在门口等艾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永远感激他们不仅相信我，还想到要在我等待的时候对我提供保护。
艾德动作利索，在海关工作区的边上和我碰头，我跟着他离开去了机场酒店。在酒店，他给我看了从梅塞的废纸篓里拣到的碎片中恢复出来的文件，以及搜集整理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这都是那些人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足以令警察立案调查。艾德离开后，我在房间里一直躲到第二天早上，当然是彻夜未眠。我坐在椅子上，就这么等着，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囚犯，无法挣脱牢笼。我不断给自己打气，这一切已经接近尾声，我一定要亲手把它终结，这样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我自以为还有几个小时，只要警察开始对这些疯狂的罪犯实施搜捕，一切就结束了，然而，我又一次错了。
第二天早上，艾德准时接上我，开车去戴德县警察总局，它距离我差点被杀的地方不足一英里。那段路程似真似幻，我不得不掐痛自己来确定不是在做梦。和艾德交谈间，我一再感谢他所做的不懈努力，确实很不容易，有了他所掌握的证据，我对于解决那帮绑匪充满信心，也相信这场恶梦即将结束，我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
很快就到了警察总局，我已经精神抖擞地准备好要开讲自己的故事了。艾德和一个认识的人事先联系，本来安排好在波特菲尔德队长的小办公室里跟他会面，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先被带到一个小接待区等着，直到队长有空见我们。
波特菲尔德队长过来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很显然，他和艾德认识，两个人打趣寒暄了几句，接下来队长就叫我讲讲自己的案子。一开始我有点紧张和担心，但还是原原本本地把去年11月到12月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告诉了他，尽量把他所需要了解的细节都讲清楚了。队长耐心地听我把故事讲完后，才发表了一些评论，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更多的细节。
我讲完后，艾德接着开始讲述他和好几名绑匪以及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会面的情况，还给队长看收集到的材料。事实上，艾德现在收集的材料塞满了厚厚的一本文件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波特菲尔德队长完全相信我说的话，而且准备跟进此事，着手实施调查。而让我有点忧虑的是，他问的东西不多，没有进一步询问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试图厘清更多的疑问，这有点不符合常理，我只能当作是暂时还没这个必要，所以也没太当回事。
波特菲尔德队长表现出颇为重视的样子，并表示还须将此事向上级汇报。这又是令我奇怪的一个举动，我只好理解为他们必须遵守相应的办事程序。队长让我们第二天再去，我虽不情愿，但也只能答应，因为这意味着我得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迈阿密多待一天。艾德送我回到酒店后，我便坐着沉思，考虑事情会如何发展，会有怎样的结局。
我又有一整天无事可做，吉恩顺路经过酒店时，便把我接到他办公室。外出对我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可我再也无法忍受就这么对着酒店的墙壁坐着胡思乱想。在路上，我和他谈起关于妻子的轿车丢失的问题。一到办公室，他就打电话询问报失流程，这也是唯一的选择，最终联系到一位戴德县的巡警过来给我们做笔录。这位警官很快就到了，完成笔录之后，我大致地向他讲述了我被绑架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发生在电影里的情节，没有质疑我的话，也没有委婉地问我故事是不是编造的。看得出他对我的故事感到震惊，以至于把笔录都忘在吉恩的办公室里，不得不再折返回来一次。后来吉恩就把我送回酒店，我只得继续等着，见证戴德县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天一早，艾德就过来了，我们一起赶去见波特菲尔德队长。这次没有让我们等，相反，队长已经在候着了。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说明他们非常重视我的案子。队长直奔主题地告知我们，他以及他的上司都认为我的伤应该是车祸导致，这起案件是一宗盗窃案，连锁店确实是被偷了。因此，他让我们去盗窃组报案。我惊得嘴巴都合不拢，这不是在做梦？一起盗窃案？我给他看我被折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艾德一起与其争辩，恳请他们不要就这样让我含冤不白，但根本无济于事。我质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要编造这样的故事，而且细节如此完整，他没有回应。我告诉他，有医生可以证明我的伤不是车祸导致，并且质问他哪有新车会因为撞到电线杆而爆炸的？艾德收集的那些铁证如山的材料又怎么说？艾德以前是一名FBI探员，难道他的话一点都不作数？
确实不作数，队长根本无动于衷，还是叫我按照盗窃报案，他这里已经结案了。我现在倒成了疯子，莫名其妙地向警察编造一个离奇的故事，还拉了一堆有身份的人给我作证。这太离谱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实在搞不懂，这帮警察竟然想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件事敷衍过去，连起码的调查都没有。现在回想起那伙歹徒们一直向我吹嘘的，警察根本不会在乎、也不会相信我的话，我震惊之余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这些罪犯依然逍遥法外，继续兴风作浪，但是我却束手无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想警察也许是因为不认识我，所以才不相信我，可是艾德却是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为什么也不相信他呢？
我该怎么办？又该投身何处？我想也许是故事太过离奇，就连警察也难以置信吧。不管怎样，好在还有经验丰富的艾德，手里还掌握着大量的犯罪证据，起码可以证明我没有胡编乱造。艾德准备去盗窃组，我却觉得没有必要，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他一再坚持，我也只好随他。我们来到楼上盗窃组办公的地方，是在一间充满格子间的大房间，我们要见的迪根警官的格子间在最里面。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房间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脸上似笑非笑，把我们当作这无聊的一天中的一点乐子。当来到迪根警官桌子边上的时候，她和搭档迈尔斯警官坏笑着起立为我们鼓掌。我羞愤难当，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彻底相信罪犯的话了，没有人会在乎。
我走进迪根的格子间之后，艾德回到接待室，询问前台知不知道为何我们会受到刚才那样奇怪的待遇。前台的年轻女子四处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才悄悄地说：“不要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我们接到特别调查组打来的电话，说你的那个客户可以去拿奥斯卡奖。”
迪根警官对我的报案毫无兴趣，她已经认定我说的都是谎话，还感谢我奉献了这么一出精彩的表演，并且问我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霍迪尼，因为在我描述的故事中不可能有人死里逃生。他们接着称，我很可能是一个毒贩，所遭受的只是一场报复。他们要让我做测谎，以为这样我就没辙，没想到正中我下怀，我说做一次、两次、多少次都可以，马上就做。他们让我一个星期以后再过去，我说自己生活在国外，当天就要离开了。
他们回答：“哦，那太遗憾了。”
迪根于是挑明了说我在撒谎，不清楚我究竟有什么企图，还提醒我说向警察做假口供是犯法的。我很生气，但依然保持克制，请求他们即使不相信我，也应该跟进一下艾德所提供的线索，这样就可以打消疑虑。迪根大笑着拒绝了，坚持认为我在编故事，还说我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她讥讽地问我要不要为连锁店被偷做份笔录，我婉言谢绝。艾德也在边上求情，试图说服他们，但是他们不愿和他啰嗦，坚称我在撒谎，他们是不会为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去浪费警力的。
我和艾德离开的时候，我异常愤怒和恼火，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这个警察局走一趟，我才明白自己生活在多么安全的地方，因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捏造，要不要调查，全由警察说了算，那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下半辈子看来得在东躲西藏和战战兢兢中度过了，艾德也沉默不语，他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的结局同样也出乎他的意料。谁能想象得到，我遭了这样的罪，竟然没有人调查，也没有人为我说句话。我不由得回想起在仓库里，那伙人对我说的话，他们说可以不停地干这种勾当，就当作一门生意，没有人会注意到。那时，我还觉得他们是在痴人说梦，现在，我意识到他们似乎所言非虚。
我们回到艾德的办公室之后，他打电话给FBI的朋友，想在我离开之前安排我做测谎，但是办不到，于是只好送我去机场赶航班。
当我坐在机场里的时候，愈发地沮丧，我的希望全部落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本来想让警察将这伙罪犯绳之以法，但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可我不愿就这么放弃，从此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一定还有其它办法，只不过还没出现。我决心振奋精神，坚定意志，与其顾影自怜，了此余生，不如奋起抗争。
等飞机的时候，德尔加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想要找点乐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记得德尔加多的BP机号码，为什么不呼他一下呢？我在机场比较偏的地方找到了一部投币电话，虽然不确定他是否换了BP机号码，但是试试又有何妨？也是时候该吓唬一下这个老朋友，让他尝尝过去5个月来我遭受的滋味。我拨了德尔加多的BP机，留了我打出去的这个投币电话的号码，然后就在电话边上踱着步，心中五味杂陈。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
“你好。”
那头即刻犹豫了一会，才开口问道：“是你呼我，留的这个号码吗？”
“这事没完。”我冲着电话那头把话扔了过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用的，乔治，你不可能就这么躲着。我已经去警察局递交了证明材料，揭发了你和你朋友所干的事情，你脱不了干系。”
“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德尔加多平静地回答。
“不把你和卢戈送进监狱我是不会罢手的，你这个混蛋，你等着自食其果吧。”
压低了声音，德尔加多说道：“我们之间说好的。”
我笑道：“谁跟你说好了？你等着去蹲牢房吧，我一定会把你送进去的。你可得时时刻刻小心提防着，我随时都会找上你。”
我重重地挂掉电话，看看四周，生怕用这样的语气打电话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好周围空无一人。
我心情好多了，虽然这通电话也没什么实质性作用，但是德尔加多肯定和我感受不一样，从现在开始，他就被噩梦萦绕着。我估计他马上第一个电话就会打给他的老板卢戈，那通电话就算没实质性效果，只要能骚扰他，让他惊魂不定，也就值了。还有，他打给我时拨的是当地的号码，也许会以为我已经回到城里，从而集中精力在佛罗里达搜寻我的踪迹，而不会知道我真正的栖身之处，这对我也算是额外的好处。好吧，就算是心理威慑吧，起码我同他们扯平了一些。
我接下来又打给梅塞，也要让他尝尝恐怖天使的滋味，但他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4月25日又发了封传真给他：
你别想挂断我的电话就一了百了，你跟你的同党不进监狱，我是不会罢休的，这事一定要做个了断。你甭想太平，放明白点。你炮制和公证过的那些文件差点要了我的命，控告你和你同伙的证据不计其数，这件案子已经是铁板钉钉，你别想翻案。
第二天我又发了另外一封传真给他：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怎么还这么乐呵？我上个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打过电话给你，你却还没有联系你的律师。你真的很傻很天真地觉得这件事会就这么算了？
要么吐出不属于你的东西，要么接受惩罚，你自己看着办。
滴答，滴答，滴答…
我只是想试着敲山震虎，不过肯定收效甚微。但起码不能让他们日子好过，最好能让他们心生愧疚，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种消遣。我要让他们尝尝受虐而不是施虐的滋味，我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
迪根警官在4月26号这天也没闲着，她跑去我家，发现是空的，于是就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确定了我之前确实是住在这里，但是突然离开去了哥伦比亚，至少邻居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人搬进来住过，在迪根警官给他们看的一组照片中，大家都认出了卢戈就是其中一个。迪根这下相信情况确实不对劲，便据此申请调阅我的财务状况和信用卡消费记录。
在迪根去过我家不久，艾德就打电话过去询问有何进展，迪根向他通报了调查掌握的情况，称正在等有关我财务状况的反馈信息。艾德对于调查的方向转移到我身上深感疑惑，但却不动声色，只是问迪根为何我俩向其提供的情况都被核实了，还要浪费时间去调查我这个报案的。艾德还指出，目前戴德县警局正花大量的时间去调查一桩案子，受害者都是那些有贩毒、卖淫和盗窃案底的，他们都被一个活动于坦帕和迈阿密交界区域的连环杀手杀害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迪根问道。
“你现在不去调查卢戈和他的同伙，就是因为怀疑受害人是一个罪犯，那么我问你，在迈阿密，就算席勒是一名十恶不赦的罪犯，对他进行绑架并谋财害命，就不是犯罪了吗？”
“当然是犯罪。”
“那你们就该亡羊补牢，行使你警察的职权，去调查那些攻击席勒的家伙，以免再有无辜的人受伤害。”
“我知道该怎么做，不用你费心。”
“下次，是不是非得见到受害人尸体，或者犯罪分子的认罪口供，你们才会抓紧办正事？”艾德总结道。
在FBI那里，艾德也没有交到好运，他是在阿尔特·威尔斯位于迈阿密的办公室与其碰面的。
在听完所有的叙述之后，威尔斯认为我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部低成本电影，因而拒绝提供协助，全然无视艾德手里堆积成山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样也曾交给戴德县警局。
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解释，为什么不早点去警局报案，这是人们通常都会问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如此。问这种问题的人显然没有搞明白，这其中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逃出仓库后，过一个月，或者过十天，就算是过了两天就去警局，他们就相信我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是和一名掌握可靠证据的前FBI探员一起去的警局，结果呢？我的报案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毫无反应。
所以，那些苛责我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情况，我若是早点去报警，形势不仅不会好，还有可能更糟，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而且，我在医院里已经反复央求医护人员报警，吉恩也在罪案发生十天后就报了案，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太离谱，我是不可能有生还机会的。也许有人还会关心那些被掳走的钱，是的，我再也没有追回来，也只好作罢，就当是激励我继续奋斗的动力吧。我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倒是被撤销了，因为都是未经授权的，当然我也无法再继续使用了。
剩下的4月和接下来的5月，我基本上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和艾德联系一下。我俩既想不出其它什么计划，也没有打算再跑去警局。艾德和梅塞、卢戈、德尔加多以及那个通风报信者之间也是毫无联系，我们进入一个信息真空的状态。我打给德尔加多的电话看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案子貌似将石沉大海，补偿我的损失是指望不上了，更别提伸张正义。
5月底的时候，我接到艾德的电话，说警察找我。一对年轻富有的匈牙利夫妇被绑架了，现在已经不见踪影。有许多和我案子类似之处，警察怀疑还是同样这批人或者是其中的几个参与了此事。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寻找这对夫妻，希望得到我的协助。看起来这群罪犯又找到新目标下手了，为什么不呢？反正又没人在意，不是吗？
鉴于事态紧迫，我第二天就飞去了迈阿密。吉恩在机场接了我后直接奔向戴德县警局总部，两个月前我刚去过的地方。我们一到警局就直奔重案组，这次不再是盗窃组，在那里，尼克·法布雷加斯和萨尔·加拉法罗两名探员和菲利克斯·希门尼斯警官以及州检察官盖尔·莱文还有一名FBI特工等着我们。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我陷于危难的时候，这帮家伙去哪儿了？真是有趣的形势大逆转，他们不是说我想象力丰富，尽是胡编乱造吗？我发现迪根和迈尔斯两名警官没有在场，其实我也不在乎。那对夫妻现在情况极度危险，我只想要尽己所能去帮他们。那些残忍、贪婪的暴徒这次不会再犯曾经在我身上犯的错误，所以到最后，那对夫妻不会有生还的机会。现在时间非常宝贵，早一点找到他们，挽救他们生命的机会就大一些。
加拉法罗探员向我介绍了案件的情况，这对年轻夫妻，克里斯蒂娜·弗顿，23岁，弗兰克·格力高，28岁，最后被人看见和卢戈以及他的同伙诺尔·多博在一起。那个诺尔·多博是个狂爱吃类固醇的举重运动员，也是卢戈前妻的表弟，我称作卢戈跟班的酷刑先生。那对夫妻的轿车，一部黄色的兰博基尼，被发现丢弃在戴德县，离城市西区很远的地方，人却踪迹全无。
警察们认为还是那帮绑匪所为，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复述我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回答他们连珠炮式的问题。他们给我看疑犯照片，我认出了卢戈和德尔加多。他们还拿出了艾德先前提供的那些证据，围绕这些资料对我进行询问。我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正确，只是为他们不肯在我第一次去报案的时候就相信我而感到悲痛，正是这样才最终导致这对年轻的夫妻陷入同样险境。
他们给我身上由于受刑和受伤而留下的疤痕拍了照，态度很诚恳，对于先前的做法也流露出歉意。但是由于那对失踪的夫妻依旧下落不明，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吉恩在下午就送我去机场，赶飞机回哥伦比亚。看起来，我人生的这一插曲是要接近尾声了。当飞机从迈阿密起飞的时候，我在心中为那对年轻夫妻祈祷着，希望他们能够化险为夷。但是我对可能的结局心里很清楚，对那伙绑匪以及他们的能耐也很清楚。
第二天，吉恩打电话给我说，案子已经上了《迈阿密先驱报》2，这正是我所期盼的，把事情公开，让警察集中力量搜寻失踪的那对夫妻。警察通过吉恩问我那座仓库的地点，我估计应该和卢戈存放摩托艇的是同一地方，在佛罗里达的海厄利亚3。警察随即找到了那座仓库，并且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把链锯，这可不是好兆头。媒体报道称警察对案件并不乐观，找到那对夫妇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我密切关注着每一条消息，再没有人能比我更加感同身受了。
又过了一天，最新新闻报道德尔加多和多博已经被捕了。多博很快就承认参与了对我的绑架，而德尔加多却一声不吭。警察搜查了卢戈的住所，但是他人间蒸发了。在多博的家里，找到了我的很多家具和个人物品，同时还发现一些与那对夫妻有关的物品。在卢戈和德尔加多的家里同样也搜出了属于我的东西，在德尔加多的保险箱里还有我的钱包。
这三个家伙如此自大、狂妄、愚蠢，竟然把我的个人物品当作纪念摆在家里，特别是多博还把我的家具搬到自己家，一点不怕终有一天这些物品成为指证他们的呈堂证供。卢戈的家里还搜出了有趣的东西：大量的用不同名字制作的护照。
一个星期之后，失踪的夫妻还是毫无音讯。周末的时候，我获悉卢戈在巴哈马被捕并被迅速押解回迈阿密。回到迈阿密，他向警察供出了那对夫妻的抛尸地点，希望自己的配合能够减轻量刑，不过没多久，他又翻供了。警察找到的尸体被塞进五十五加仑的桶4里，扔在戴德县西南边的运河中。
听到这个消息我悲痛欲绝又愤懑不已，这对年轻夫妻所经历的噩梦一定比我的要惨烈得多。我愈发地意识到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生还真是一个奇迹。
吉恩的电话从此被新闻媒体和电视栏目组打爆了，这件事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初吉恩和我打定主意不接受任何采访，但后来决定还是接受一次，为了将事情澄清，特别是有关卢戈的情况，省得被人家捕风捉影。于是我们同意在电话里接受《迈阿密先驱报》的采访，我花了两个小时讲述自己遭受摧残和侮辱的经历，被写成满满两页的报道发表出来。
警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将罪犯对那对年轻夫妻行凶的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卢戈和多博先以做生意为由搭上弗兰克·格力高，在实施绑架的那晚，也就是1995年5月24日晚，卢戈和多博与弗顿和格力高在迈阿密湖景餐厅碰头，离开餐厅之后，他们决定去多博位于迈阿密湖附近的房子，当多博和卢戈想要强行获取格力高住处的报警编码时，双方发生了扭打，多博用一把锤子砸死了格力高。他们在抛尸之前把格力高的尸体放在浴缸里将血放干，据警察所述，发生命案的地方到处血迹斑斑。
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娜·弗顿正在楼下另一间房间里，当她听见扭打，便开始尖叫。为了使其保持安静，他们给她注射一种马用镇静剂叫做隆朋，而且格力高似乎也被注射过这种镇静剂。可是弗顿还是继续尖叫，于是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次。这伙人现在急于从弗顿这里弄到报警编码，而且弗顿也给了他们，卢戈就和他的女朋友佩特雷斯库去格力高的住处验证编码，而德尔加多和多博就留下来看着弗顿。由于弗顿不停地尖叫，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针。卢戈和他女朋友来到格力高的住处，发现编码不对，就打电话给多博，让他问弗顿正确的编码，而多博回答说她已经冷掉了，应该是死了。
第二天，卢戈、多博和德尔加多把两具尸体装在我以前用的黑皮沙发里抬了出去，租了辆货车运到当初关押我的那间仓库。在那里他们把尸体肢解，泼上浓酸使其难以辨认，将除了头以外的部分塞进五十五加仑桶里，扔到戴德县西南部的运河，将头和手指扔进大沼泽地，而牙齿也用老虎钳拔了下来，沿途撒在迈阿密高速公路上。卢戈和多博没有从格力高和弗顿那里敲诈到一分钱，所以这对夫妻连二十四小时都没有挺过去，当初我如果也拒绝把财产全部奉上，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始终找不到答案。问题是这样的，一名探员在调查过程中询问我，在1994年12月5日，有人试图用我的护照前往哥伦比亚，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答复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因为那时我还被链条拴在墙上。他们去哥伦比亚是为了找我家人吗？还是耍一个计谋，好让别人误以为我去了哥伦比亚，这样就不会因为我的失踪而起疑。探员告诉我说，不管那个人是谁，反正他没有成行，也就是说那帮家伙当时没有完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谁要去哥伦比亚，又是为什么，永远都是一个谜。
六月初，应当地警察局的要求，我回到迈阿密，加拉法罗探员请我指认在卢戈和多博家里找到的我的家具和个人物品的照片。他们还让我听一段录音，让我辨认是谁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听了出来，这是友好先生，两个夜班看守中的一个。他的真名叫卡尔·威克斯，是一个三流小角色，做看守几乎什么也没捞着。这个承诺绝对不会准许别人杀我的友好先生，在他们开车撞了我两次的时候，就是他手握着方向盘，对此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在我到达迈阿密之后不久，警察搜查了梅塞的办公室，同样将其逮捕。警察还找到了我妻子的车，已经从绿色被喷成了黑色，车架号也被改了。车子被卢戈的女朋友开着，是出手豪爽的丹尼尔·卢戈送给她做礼物的，当然她也被抓了。调查进入了势如破竹的阶段，警察还拘捕了史蒂芬·圣·皮埃尔，另一名夜班看守，我称作FBI先生的人，他这么喜欢吹嘘他做FBI特工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向拘捕他的警察说起。
检察官盖尔·莱文后来变得越来越偏执，认为我不再配合他们。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误导他们的举动，况且不再让这群狂徒逍遥法外，不给他们寻找猎物或复仇的机会，这也是我再关心不过的事。
德尔加多被捕后，琳达·德尔加多打电话给吉恩，托他叫我为她丈夫求情，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不是吗？正是德尔加多和多博怂恿卢戈把我给杀了，因为他俩猜的没错，我认出了他们之中一些人的身份。我难以理解德尔加多的妻子是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来向我求助，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难道她不知道她丈夫想要杀了我吗？我想，人在一生中终会历经世间百态，但这件事简直绝了。
在1996年的6月，我飞回迈阿密和检察官盖尔·莱文会面，并参加梅塞的保释聆讯，令我意外的是，德尔加多也坐在法庭里，穿着橘红色狱服。我知道他看见我，但是太远没法和我说上话。
检察官与莉莲·托雷斯达成辩诉协议，后者将出庭指证，是卢戈买通她扮成我的女友去搜罗我的保单，她本人并不认识我。
卡尔·威克斯也决定认罪，被判两年监禁。若是他被发现在调查或审讯中做伪证，刑期将增加到四十年，这对他来说可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讲真话确非其所长，不过这次他的证词倒是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他向检察官认罪称，过去经常偷毒贩的财物，觉得他们都是罪犯，所以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这家伙居然还能活着，也算是奇迹。
马里奥·桑切斯，另一名涉案人员，也被抓到了。就是桑切斯、威克斯和多博这三个家伙在熟食店的停车场将我绑架的。
把我押到仓库之后，桑切斯看到了这伙人的计划与图谋，觉得很意外，便决定打退堂鼓，因为之前卢戈跟他撒了个谎，说只是吓唬吓唬我，会放我走的。有意思的是，桑切斯当时也怕卢戈会拉他来做替死鬼。他对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刑一年多时间。
一点点披露出来的消息我基本上都知道了，其中有一些令我不禁又脊背发凉，原来他们先前已经好几次想要绑架我了。一次是穿得像忍者一样候在我家附近，想等我出来拿报纸时下手，这可不是什么万圣节的换装游戏，怪不得那时我家的警铃老是响。另一次，他们想要在我去熟食店的途中截住我，在迈阿密开车，谁会把前面的车抢你的道当回事儿？5不难看出，我的洞察力确实不怎么样。
此外，我觉得只有当你确信有人想要伤害你的时候，才会去特别留心这些事。还有些事情，更让我觉得后怕，那伙绑匪还有过打算在放学的时候绑架我六岁的儿子，也计划过在我妻子去买东西的时候绑架我妻子，幸运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否则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开始每个月都要因不同的事由为这个案子往返于哥伦比亚和迈阿密之间，我的姐姐和妻子偶尔也会跑一趟。随着审理不断深入，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被告和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不久之后，斯蒂芬·圣·皮埃尔，这位FBI先生决定认罪并期望达成诉辩协议，他与警方合作，供出了大量的犯罪事实。他的证词对德尔加多、卢戈和多博是致命性的打击，比威克斯的要有用得多，因为他没有前科，证词更具有可信度。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那时他们每天不仅要折磨我，还要把我关在卫生间，因为德尔加多也在场，他们要避免我俩之间有任何联系。要是德尔加多控制不住开口和我说话，我会立即听出他的声音来。他根本没想到，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他参与其中了。圣·皮埃尔还供述了杀害格力高和弗顿的细节。
在1996年2月份，检察官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她准备和德尔加多达成协议，以换取其出庭指证卢戈和多博。我对此表示反对，提醒她已经有足够的证人和证据，德尔加多的证词其实并不关键。即便如此，她还是和他达成了协议，作为他出庭作证的回报，德尔加多只需坐十五年的牢。德尔加多要是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肯定被定罪，而且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绑架、抢劫、蓄意谋杀、谋杀，犯下累累罪行，却受到如此宽大处理，令我很不开心。但是我做不了主，不知什么原因，检察官对此态度非常坚决。
德尔加多的供述长达204页，有关我的案子，也包括那对年轻夫妻的。他的供述材料使得卢戈和多博在法庭上毫无翻盘的可能。
检察机关决定将两起案件，年轻夫妻被杀案和我的绑架案同时审理，设立了两个陪审团，分别参与多博和卢戈的案件审理。检方对梅塞提出刑期为九年的辩诉协议，但是他拒绝接受，于是单独接受审判。本来初定于1996年2月开庭，但是由于证据和证人的数目众多，所以推迟了三个月。
我在1995年的下半年和1996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要么就是为了这个案子飞到迈阿密，要么就是飞去纽约陪我姐姐，她因为癌症而病危。所有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把自己的问题都抛诸脑后，一门心思陪伴姐姐和配合案件审理，而后者不停地延期。那一年，1996年，我待得最多久的地方就是纽约，姐姐的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1997年2月21日去世，只有四十四岁。我悲痛欲绝，失去了一位可以依赖的好伙伴、好朋友，她还救过我的命。我的生活因为这两件事情而陷入停顿。
那一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等待审判的结束和案子的完结，否则无法开始新的人生，我的生活似乎已经全部交给了我的姐姐和自己遭受的永无休止的噩梦般的绑架案。从1995年6月到1997年12月，我总共去了迈阿密十二次，不是作证就是提供线索。
在1998年1月，在我第一次前往迈阿密协助警察进行调查的两年半之后，距离我被绑架也过去了三年，两个陪审团终于确定下来了。案子在1998年2月24日开庭，持续了十个星期，共计调阅了超过一千两百页的书面证据和传唤了九十八位证人，成为戴德县历史上耗时最长、开销最大的审判。
我也是其中一名证人，出庭了两天，作证长达十二小时。我刚到法庭的时候，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我终于要和自己的仇人面对面，而是因为法庭挤满了观众和摄像机以及记者。我一点也不畏惧那些曾经摧残我、羞辱我、妄图剥夺我尊严、身份和生命的家伙，他们别想再对我下手，一切都结束了。我冷静平和地回答着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每一个问题，同时直视着被告的眼睛，让他们明白：我挺过了这一切，我的斗志是昂扬的，我的精神是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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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誉国际的逃脱艺术家。
2《迈阿密先驱报》是迈阿密重要的报纸，拥有订户超过百万，它主要关注的是与迈阿密和迈阿密戴德地区有关的事件。
3海厄利亚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一个城市。
4美国人通常使用的一种容器。
5在美国的文明开车调查中，迈阿密是最差的，作者意思是，在迈阿密开车，路况混乱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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