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
1979年，我基本上完成了学业，参加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1的面试，并被雇用。该企业享有极高的声誉，当发现自己年薪高达近1.8万美元时，我震惊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笔钱。
那年9月份，我开始工作。跟以前一样，我的第一件职业装和第一双鞋子都是别人穿过后给我的。我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终于实现目标了。这种感觉却在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烟消云散。在公司里，我总是被当做局外人对待，总是分配到最差的任务。我和一个同为新人的非洲裔美国女孩一起被孤立在办公室遥远的角落里。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摆样子的少数群体，公司雇佣我们纯粹为了完成平权法案2的项目。
考注册会计师的时候，公司给了所有新员工复习的时间。我却被派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托姆哈科从事一个项目，每天需要工作14个小时，完全没有时间复习。我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才回到办公室。三周以后，成绩出来了，12个新员工在电话机旁排成一行，等待着自己的成绩。我理所当然地排在最后一个，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排队，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可能通过考试。他们让我不必浪费时间，回自己的角落待着，因为我只属于那儿。他们认为我考不过，也并不掩饰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当我拿起电话时，他们都围在我周围盯着我。他们对结果很有信心，只是为了防止我撒谎说自己通过了。但是我一次性就通过了考试。你无法想象他们打探到我考试成绩之后脸上那副失望的表情，他们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做得这么好。他们无法理解人的精神与心灵对于胜利渴望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自那以后，情况急剧恶化。最终，在我完成一项审计任务，开车回家的途中，高级主管做我旁边，毫无缘由地对我大吼大叫了两个小时，破口大骂，言辞激烈。这突破了底线，我再次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那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一辆尼桑200SX。之后不久，在一个雪夜，我开车前往威斯康辛州接受一项任务，由于头脑不清醒，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撞上了迎面而来的车。我的车撞上隔离带，并反弹回来，像乒乓球一样撞到其他车身上。我从前挡风玻璃飞了出去，摔在人行道上。车完全毁掉，我却从事故现场走了出去，身上只有些轻微的擦伤。从电视上看到车祸现场的人都以为这辆尼桑车的车主死掉了，但他们错了。那是我第一次绝境逢生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决定辞掉工作，去别处找找机会。我参加了全国各地公司的面试，最终决定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家名为ENSERCH的公司上班。1980年，我搬到了达拉斯，这一次，我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目前看来，跌宕起伏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我参加了一个在南美洲的收购审计项目，这次审计对我好几年后的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达拉斯的生活很不错，我先效力于ENSERCH公司，之后跳槽到萨宾液化天然气公司，最终加入了伊斯利投资公司。我在这里为一位大富豪管理金钱和投资，心情很快乐，生活也很稳定。我有收入丰厚的工作，还有朋友和很棒的同事，那些疾风骤雨一般的日子似乎成为了遥远的记忆。1984年，我曾参与收购审计项目的公司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去哥伦比亚做主管。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邀请，因为报酬相当诱人。
1984年我搬到了哥伦比亚，也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就职于同一家公司。1985年我们结婚了，她辞去了工作。1988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在哥伦比亚工作的那几年，工作上令人满意，内心也很宁静。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很完美，不会再出什么乱子的时候，我的世界再次天翻地覆。
1989年，生活暂时的平静结束了，我就职的公司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个办事处的左翼反对派绑架了我的老板和部分员工。公司的目标从赚钱转为将老板活着救回来，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上班再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了。公司群龙无首，我们只能随波逐流。这种折磨持续了七个月，公司的管理层频繁地开会，想法满足赎金要求。最终，老板被释放了，并被送回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的家里。他被释放一个月之后，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公司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离开哥伦比亚。换句话说，我丢了工作，这无疑是个打击，可惜自己没有早做准备。我决定返回美国，妻子希望离她家近一些，因此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没有回到达拉斯，而是去了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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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提供税务、审计及财务交易咨询等服务，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是指防止对“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等少数群体歧视的一种手段，平权行动主要集中于就业、教育、工程承包和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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