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
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来，无画自由画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沫同末，止也）
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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