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诗歌确实很边缘了，所以，即使很有成就的诗人的离世，也不会引起媒体、大众的关注。例外的情况，大概只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杀人或者自杀，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子、顾城和戈麦。我所以要拿诗人的死作为话题，主要是前些年发生的事引发的感慨。昌耀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我不是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可是过了许多日子才知道这个消息。昌耀在当代中国大陆（先不说台湾），应该是数一，或数二，至少是数三的诗人了，可是却走得悄无声息。另一位著名老诗人蔡其矫先生，他2007年1月3日凌晨去世，当天上午有朋友告诉我。虽然他年事已高，享年89岁，但因为上一年，也就是2006年春天我去福建三明参加一个诗歌会议，还和他、刘登翰一起到闽西北建宁的地质公园。他没有老年人的蹒跚，一起坐船爬山。因此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突然。晚上我就给和蔡先生同是福建人，而且他们之间很熟的首师大教授王光明打电话。他后来有一篇文章说到这件事：
今年1月3日凌晨2时，诗人蔡其矫因脑瘤在北京逝世。我是当天傍晚从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的电话中得到这一消息的。晚上，我打破自己的习惯，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蔡其矫逝世的消息，不见任何报导。我再向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打听中国作家协会对蔡老丧事的安排，不想他还是从我的口中才知道此事。
我顿时木然。蔡其矫的逝世不该这样无声无息！之于当代体制，他是1938年的“老革命”；之于中国诗坛，他是当代屈指可数的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诗人！青春永驻的诗人！走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献出过那么多才情洋溢的诗篇。他天真可爱得像一个儿童，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已经86岁的蔡其矫，穿着红衣服站在福州的大街上，向每一对身边走过的情人分发诗集和玫瑰。……
王光明说到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我猜是张炯先生。张炯也是福建人，北大中文系55级的。说蔡其矫是“老革命”，是指他8岁随着家人移居印度尼西亚泗水，20岁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延安，进鲁艺学习，40年代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至于说到他情人节在福州的大街分发玫瑰，这是确实的。我在网上就看到过这个情景的照片，穿大红颜色羽绒服的蔡先生，向一对情侣赠送红玫瑰。照片中的女孩子露出惊讶，也满心欢喜的笑容。蔡其矫是个爱美的诗人，爱美丽的女孩子，爱美丽的山水；从朴素的人道精神出发，保护美的不被破坏，不被损毁——这在他的诗里看得很清楚。前些年在北京的一次晚宴聚会上，蔡先生原来坐在后面，看到有新疆漂亮女孩子的歌舞表演，就把椅子搬到最靠近表演的地方，……结果是，会场几乎有一半的人不是在看歌舞，而是在看那看女孩子的蔡其矫：看他的旁若无人，他长时间的目不转睛。这让我想起张枣的两行诗：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
（《灯芯绒幸福的舞蹈》）
王光明其实也不要过于伤心。蔡其矫不是歌星，不是名伶，在人大，政协，中国作协等机构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官职——可能有一个福建作协名誉主席的头衔吧，我记得不大清楚。他被人称为“独行侠”，独来独往的。对他的去世的反应，正好是这个社会给予一个“疏离者”的合适“待遇”。在将高占祥先生（前文化部长）封为“中国桂冠诗人”的地方，真的不应该为这样的遭遇感到奇怪。不过，相信他的读者和倾听者会记住他，会有另外的纪念方式。说到底，诗人和这个世界，和他的读者最牢靠的只有以诗联系，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其实不是很紧要。这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允许诗歌再次发生”。
对于诗歌处境，前一段时间常常引起争议的德国学者顾彬教授，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都在谈论诗歌受到的危害，在中国，甚至谈到了“诗歌的危机”。真的，到了20世纪，诗歌，这所有文化中人类精神史的发轫者，似乎走到了末日，政治与媒体看好的只是大众，而大众并不需要诗歌，于是，诗歌艺术这一门类便由于内在的美学原因走向了边缘，站在自绝于人的悬崖上。但更令人吃惊的却是：在21世纪来临之际，诗人并未死绝，而且，尽管现代诗高蹈晦涩，复杂难懂，读者乃至倾听者，仍有人在。甚至中国现代诗也是这样，……
他讲到这里，都还是入情入理，真知灼见，接下来这些话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只是似乎出现了一个重心的转移：读者和倾听者与其说在中国，还不如说在国外，对中文诗关注的人与其说是中国人，还不如说是洋人。为何？因为西方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仅仅只是生活的一半，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作为生活方式刚刚被允许，人们不想知道那另一半是什么。物质的利欲熏心导向自我麻痹的可能，而不是导向诘问。现代诗，或准确地说当代诗，正是这诘问的表达……
我说“不靠谱”，是因为在中国，也不像他说的那样，就不存在想知道生活“另一半”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也不全都那么利欲熏心。诗歌还是有许多读者和倾听者。想知道那“另一半”的人的忧心，不比顾彬教授少许多。顾彬这些话说在十多年前，不知道现在看法是不是有了改变？当然，诗歌的读者、倾听者是无能为力的一群，他们无法呼风唤雨，没有办法阻挡世界的总体走向。能做的也就是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读诗的感受、经验，在忙碌、焦躁之余，用一点时间，静下心来温习离我们远去的诗人留下的诗篇。
一、商禽：负伤的鸟
先来说商禽。他本名罗燕，“商禽”是1960年才开始使用的笔名。他去世后，台湾诗歌界为他在台北举行了追思会，参加的人很多。台湾的《创世纪》诗刊和《文讯》都出版了纪念专刊，不少诗人、读者和他的朋友，像张默、马悦然、向明、楚戈、辛郁、管管、碧果、尉天骢……都写下了动情的文字。还详细编集了他的作品目录，对他评论、研究的论著篇目。因此，我想他是幸福的。我最早读他的诗是80年代初，就是那些现在仍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的《长颈鹿》《跃场》《灭火机》《逃亡的天空》等。“超感”的意象和奇崛的字词、句式，当时让我惊讶。但我对他的创作研究很不够，这里只是谈几点印象。
首先是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作品的关系。从宽泛意义上说，“人”和“诗”自然密不可分，但是情况也有不同。朱光潜先生30年代说过，“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的诗非先了解诗人不可”（《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编辑后记》，1937年）。也就是说，有的诗人的作品是自己生命、遭际的直接投射；诗和人构成了互补互证的关系。牛汉、绿原、昌耀等诗人都属于这一类，商禽也是。所以，牛汉先生将他的诗看成“生命的档案”，绿原为他的诗论集命名《人和诗》，商禽也坚决认为，“由人所写的诗，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关系”。另一类诗人，他们的作品和生活经历的联系就不是那么直接，有的还可能回避诗的直接人格化。读后一类诗人的作品，“传记”因素的加入就不是那么重要。比如姜涛老师、臧棣老师的诗，读他们的诗好像就不大必要苦苦追索、考证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细节，况且他们也有意无意神秘化自己，隐蔽“自我”；他们不大信仰诗是诗人的“自叙传”或“自我表现”这类浪漫主义的诗歌信念。而商禽这样的诗人，在人和诗的关系，还有另一层面的含义。他们的生命和诗歌写作，联系着现当代动荡变迁的历史进程；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就是镶嵌在20世纪的战争、动乱、政治运动之中的。这构成了20世纪新诗写作与时势紧密纠结的独特“风景”。随着他们的离世，这道“风景”也将会逐渐消失，成为“历史”。
当然，强调他们“诗”和“人”的这种难以分割的关系，也不是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也就是说，即使对待他们，也要避免走入在写作上崇拜个体生活经验，和在阅读上依赖诗人传记的误区。台湾年轻诗人叶觅觅，就对商禽诗歌通常的“传记式”读法有所保留。她写的追思商禽的文章——文章题目叫《他的猫将会继续穿墙，他的催眠将会继续遥远，他的脚将会继续思想》，这个题目的三个短句，来自商禽的三首诗《穿墙猫》、《遥远的催眠》和《用脚思想》——叶觅觅说，“我们应该仔细触摸那一行一行从他笔下流出来的看似超现实的现实，而不是去哀叹实际发生过但是我们不在场的他们的现实。”还说，“我宁愿用比较纯粹的，艺术的视角来欣赏商禽的诗，……而非用他颠沛流离的人生去揣度。”这里的根据是，商禽诗歌的成就，不仅依靠他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改造、转化、提升和发现的强大的艺术能力。
商禽1930年生于四川珙县。1945年15岁当兵，他“当”的不是共产党的八路军、解放军，而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随军到过广东、湖南、云南，多次从军中脱逃，又被抓回，自己说有六七次之多。1950年，国民党军队溃败从大陆撤退，他也从云南经海南岛到了台湾。大概因为不那么规矩，不肯受军纪管束，多次被关禁闭、拷打。当了20年的兵，1968年退役时还只是个上士。
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不少写诗的年轻人都是军人。大陆的有闻捷、公刘、白桦、李瑛、周良沛、张永枚、顾工、梁上泉、高平、雁翼、未央、胡昭等。台湾的除商禽外，还有郑愁予、辛郁、梅新、洛夫、楚戈、管管、痖弦、张默、周梦蝶、大荒也都是行伍出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那个年代不少有诗的潜质的青年人都主动、或被迫入伍，还是军旅生活有助于情感、想象力的开发？当然，虽说都是军人，他们之间的世界观、诗歌观念、艺术资源却差异极大，诗歌意涵和情感性质也大相径庭。诗人都是对时间敏感的人，两岸行伍出身的诗人，在“时间观”上重大的区别是：一群认为自己是时间的主人，他们以时代驾驭者的身份，写作真诚，也嫌单薄肤浅的“创世纪”之歌。另外的一群则强烈感受到被时代遗弃，他们肩负着巨大压力，“以诗抵御时间无尽无止的侵蚀”（陈芳明《商禽之秋：纪念他，不如读他一首诗》，《文讯》2010年7月）。有评论家将商禽的名字解析为“负伤的鸟”，那么，让他“负伤”的正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的“无尽无止的侵蚀”，是无力把握支离破碎的现实的废然绝望。
商禽退役后，生活拮据艰难，当过出版社编辑，在高雄当过码头工人，跑过单帮（从高雄贩卖丝袜和进口香烟到台北），卖过牛肉面（少人问津而亏本），开办过家庭托儿所。直到80年代当《时报周刊》编辑，生活才算比较安定。商禽说，他从小就是一个逃亡者，以前为了生活，为了逃避死亡逃离，晚年则为抗拒病魔逃离。他晚年患有帕金森症。身体、灵魂受到的禁锢和逃离禁锢，对自由的渴望和渴望的受挫，是他的诗的持续性主题。他的诗风，和台湾早期的诗人杨逵有相近的地方：瘦、硬、冷峻。就像商禽在《杨逵素描》里写的那样：
干瘦的双腿
盘坐在
光洁的竹席
同样有嶙峋的骨与节
都是只能折断
而无法弯曲的
不过商禽的着力点，不是杨逵那样直接的社会批判，他聚焦的是人被囚禁——肉体的和心灵的，被囚禁和自我囚禁——的悲剧命运，和在无法逃离的处境中个人尊严、精神自由的坚守。说到商禽诗中构筑的“悲剧性处境”，我想起《文讯》追思专刊的名字。他们给这个专刊起名“梦或者黎明”：这是商禽一首诗的题目。“或者”这个连接词在他的诗中很重要，除了“梦或者黎明”之外，还有“门或者天空”“哭泣或者遗忘”。在另一些诗人那里，比如蔡其矫、牛汉，对立性的命运、情境，被处理为明暗分判的两端。商禽不一样，它们的界限远不是那么绝对、清晰。“或者”表现了那种不稳定的交错和转换。他很有名的短诗《逃亡的天空》，就是在“超现实”想象中，揭示这种对无法挣脱的悲剧处境的刻骨感知：
死者的脸是无人一见的沼泽
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
升起来的眼泪是被拨弄的琴弦
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泽的荒原
对商禽诗的另一点印象，可以引用翁文娴的一个观点。翁文娴是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著名诗评家，也是诗人。她写诗用的是“阿翁”的笔名。她评说商禽的诗歌风格是，“他冻结了长久以来泛滥的、疲乏虚弱的抒情传统，像一支‘冷藏的火把’”（《进入事物内质的代价》，《新诗评论》第13辑，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编）。“冷藏的火把”也是商禽一首诗的题目。感情自然是诗歌的支柱。但是，在中国新诗中，浮泛、廉价、泛滥无边的抒情总是太多，以至令人生厌。从一般情况看，与感伤保持距离其实并不容易；自怜、自恋也是人的本性，能让自我从感伤中得到某种满足，安慰。况且，从中国现代诗人的普遍性处境说，他们也有资格，有理由去感伤，去宣泄。不过，正像翁文娴所说，他们“在东西文化更迭交替、数百年战乱与贫弱中已然抒发得失去焦点”。商禽显然对感伤这种“疲乏的抒情”传统有清醒的警惕。他介绍自己，说“商”是奸商的“商”，“禽”是禽兽的“禽”，并以“你是一只现役的狗”这样不堪字眼自况。还写道，他“用不曾流出的泪，将香槟酒色的星子们击得粉碎”（《海拔以上的情感》）。这是一种“冷藏”（或急冻，或定格）的美学方案：芟除枝蔓，在“超现实”的变形中，实现对感情的控制和压缩，以逼近事物的骨干与核心。
商禽说他自己是“快乐想象缺乏症患者”，“我不但不了解莫扎特中的‘欢畅’，并且也卑视他”（《商禽诗全集·商禽诗观》，台北印刻文学杂志2009年版）。莫扎特当然单纯、欢畅，但也不纯然欢畅、单纯。听听他的慢板，特别是钢琴协奏曲的慢板，还有他的《安魂曲》就可以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莫扎特的“坏话”，哪怕是贝多芬，有人不喜欢他（比如张爱玲）我也不会奇怪。在我印象里，莫扎特是个让已死和未生的人都感到亲切的作曲家。这样说倒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莱格尔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而我们知道，打开购书网站，在胎教音乐CD中，莫扎特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母亲们放心地让未出世的孩子受莫扎特的引导。正像莫扎特不全然是欢畅，商禽也不全是痛苦，悲伤，绝望。有人将他概括为“悲伤至极的诗人”——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6月29日刊出“悲伤至极的诗人商禽27日病逝”的消息——就只看到他“显在”的一面。如果耐下心来，在他的诗里，可以发现深藏的、而且深厚的，令人感动的温情。爱、温情、对温暖的期待，在他的诗中不是一种“配料”；可以不夸张地说，是他这些黑色的、悲苦冷峻的诗的核心。
我本来想和大家一起读他的《遥远的催眠》《穿墙猫》两首诗，时间关系，就念念《穿墙猫》这首吧。它是用散文形式写的。开头一段说，“自从她离去之后便来了这只猫，在我的住处进出自如。门窗乃至墙壁都挡它不住。”第二段是：“她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曾令铁门窗外的雀鸟羡慕，她照顾我的一切，包括停电的晚上为我捧来一勾新月（她相信写诗用不着太多的照明），燠热的夏夜她站在我身旁散发冷气。”第三段：“错在我不该和她讨论关于幸福的事。那天，一反平时的呐呐，我说：‘幸福，乃是人们未曾得到的那一半。’次晨，她就不辞而别。”接着是：“她不是那种用唇膏在妆镜上题字的女子，她也不用笔，她用手指用她长长尖尖的指甲在壁纸上深深地写道：今后，我便成为你的幸福，而你也是我的。”
全诗这样结束：“自从这只猫在我的住处出入自如之后，我还未真正的见过它，它总是，夜半来，天明去。”
也许这里面隐藏着商禽生活里的某些“本事”？但这并不重要。在“它”和“她”，在实存与虚幻，在悲苦与甜蜜，在追悔和期待……之间，有着我们咀嚼的空间。翁文娴教授有这样的评语：它“是世纪最美的爱情故事：张力如此饱和，各方都哀伤至极点而无法戳破，无法挽回。如今，商禽（伤情）已过，漫漫长夜完结，穿墙猫是否会修炼成人在白昼走出来？”（《“怪味鸡”怀商禽》，《文讯》2010年8月第208期）
二、张枣：知音寻求者
张枣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医院死于肺癌。图宾根大学是他归国之前学习和工作过的学校。他去世时，有一位诗人在悼念的诗（《悼念张枣》）中，引了约瑟夫·布罗茨基这样的诗句：“死神大手大脚，不知节俭”。在这件事情上死神的确出了差错，不该让年仅48岁的，并不厌弃这个世界的诗人过早离开。前些天翻他的诗集，看到有《死亡的比喻》，开头这样说：
死亡猜你的年纪
认为你这时还年轻
它站立的角度的尽头
恰好是孩子的背影
繁华，感冒和黄昏
死亡说时间还充裕
根据颜炼军做的年谱（《张枣生平与创作》，刊载于《新诗评论》13辑），这首诗写于1987年他在国外的时候，那年他25岁。我突然想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时期以来不少年轻诗人，喜欢无所顾忌地写死亡，写衰老。顾城，海子，陆忆敏，西川，张曙光，王小妮……或者是认为生活和写作总归是两回事？或者是因为“死亡说时间还充裕”？就像诗人清平（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主持“蓝星诗库”的编选工作）说的，“人最惧怕的是时间的流逝，和流逝中的某些改变，但在写作中，真正感到惧怕的人并不多。”不过清平说他自己却有顾忌，回避着这些意念、这些词语。他说，“毫无顾忌地写生死、衰老、疾病、凶器，尤其是心无芥蒂地写时光流逝，我在十多年前就办不到了。一个词，一种口气，一样东西，都会让我突然警惕，怕它在冥冥中损害我今后的命运。我所忌惮的，不单是时光变迁所暗含的某些逻辑结论，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微露端倪而并不确定的词语谶意……”（《一类人》自序，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死亡的比喻》在涉及这个话题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其实，它一直是盘旋在张枣心中的问题，是他需要面对的对象。这个话题，在他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得到延续。时间的压力是那些敏感、恃才傲物者的苦恼，就像他的朋友柏桦说的：“他的痛苦仅仅是因为时光寸寸流逝，因为死亡是无法战胜的，因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青春将不再回来。”（《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1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这三位诗人中，张枣是我唯一见过面的。那是在2000年12月，因为“新世纪”即将来临，对历史象征事件入迷的诗歌界，便在大连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诗歌会议，打算演出诗歌界大团结、大胜利的仪式，还准备发布迎接新世纪的“大连诗歌宣言”。全国知名诗人、诗评家来了70多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但是，这个宏伟的设想并没有成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有关“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分裂、冲突，在会上继续发酵。24日我们去大连的时候，因为暴雪，飞机备降沈阳。在寒冷的沈阳机场，臧棣向我介绍芒克，问他是否认识我，芒克摇摇头；臧棣补充说，写当代新诗史的，读过吗？芒克一脸茫然：“没有读过。”第二天晚饭餐桌上，臧棣又用同样的方式向我介绍张枣。我的名字张枣可能有点印象，因为1998年出版的那套主编挂我的名字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收入张枣的《春秋来信》这个诗集。当问到是否读过我和刘登翰合写的“当代新诗史”时，他也一样茫然。在这次研讨会上，有诗人批评我的新诗史不公正。我便发言说，里面肯定有许多问题，但我又说，诗人其实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去读什么新诗史；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从没听说过、当然也没有读过“当代新诗史”的芒克和张枣。我这样讲并不是想敷衍塞责，也不是为自己的偏颇辩护。那时我强烈感到，比起小说家来，诗人有不含糊的执着、认真，但也过于敏感，有太多的“文学史焦虑”；他们不明白，“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很多是靠不住的，很快就会被忘掉，我的“当代新诗史”也一样。
当时张枣留给我的，是有点顽皮的孩子的印象——不知道那个晚上他是不是酒喝多了。十年过后当我从照片上再次“见”到他，看到他有些苍老，有些浮肿的面容，失望，也有点失落。就想，和有的人见面，就像读有的书，只见过一面或只读过一次最好。张枣诗的数量不多，诗集也不多，有的是自印的。他不是有很多读者的那类诗人。“蓝星诗库”的《张枣的诗》收入作品130首，后来又发现了四五首。有的诗人写的很多，有的却是惜墨如金。商禽也写得少，《商禽诗全集》收167首，是他50年代开始持续60年的写作总量。在台湾诗坛中，痖弦，周梦蝶都是作品数量很少的。痖弦也是不到200首，事实上他可以说只有一本诗集《深渊》，其他的诗集可以看作是《深渊》的复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也是这样，中译本《特朗斯特罗姆全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版，李笠译）也只有一百六十多首。我当然不是说写的好的诗人就一定写得少，这样说没有道理，也不是事实。人与人是不相同的。不过，有才情的诗人也要警惕才情过度、随意地挥霍。
80年代读张枣的诗，如《镜中》《何人斯》和他稍后的《楚王梦雨》，有种很奇特的感觉。目前的诗歌界通常将他归入“第三代诗”的行列。他的这些作品，既没有北岛式的政治隐喻和批判激情，也不是于坚式的解构和日常生活琐屑碎片。里面有当代不常见的恍惚、唯美，来自潮湿南方的颓废，有着回想、追忆的悠长委婉，诗里也不难发现对古典意象和声音的借重。比如写在80年代初的《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
又比如《何人斯》：
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得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为何只有你说话的声音
不见你遗留的晚餐果皮
空空的外衣留着灰垢
不见你的脸，香烟袅袅上升——
这些诗与当时许多人的写作很不同，有很明显的古典、传统的意象、情调。张枣和商禽的一些诗，的确晦涩、难懂，但商禽和张枣的“深奥”性质不同。商禽是那种怪异的“超现实”意象，那种奇想；张枣的情况，顾彬提到的原因是他追求艺术的简洁，说他“以简洁作为艺术之本”。克制，简明精确，使用的词不是可预测的，是陌生化的，而且这种陌生化随着文本的递进而加深。因而，这些看似随意排列的词语的统一，“只有最耐心的读者才能发现”。我觉得，和这个原因相关联的，还有来自他诗中自传性因素的处理方式。在将自己的经历、体验的细节写进诗里的时候，他并不想将解套的钥匙、密码（哪怕是一点线索）同时交给读者。当然，理解其中对古代诗文典故、意境的借用、转化，也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难度。
这里牵涉到诗人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我们要问的是，张枣想象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诗人？他在为谁写作？有什么样的诗艺理想？这是需要弄明白的一点。90年代，他有这样的自述（我是从一篇文章中转引的：《一棵树是什么？》，收入《语言：形式的命名》第3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我的那些早期作品如《何人斯》《镜中》《楚王梦雨》《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他们的时间观、语调和流逝感都是针对一群有潜在的美学同感的同行而发的，尤其是对我的好友柏桦而发的，我想引起他的感叹，他的激赏和他的参入。正如后来出国后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致菲丽丝》，……与我一直佩服的诗人钟鸣有关，那是我在1989年6月6日十分复杂的心情下通过面具向钟鸣发出的……
显然，这个自述告诉我们，他不是要做一个“大众诗人”。这个判断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他的写作不想主动触及人们关切的政治、社会时势问题，也不大想和涌动的诗歌潮流建立某种连接。另外一点是，他自觉不为“多数人”写作，不是为了被“多数人”阅读，他更愿意寻求知音。寻求知音的写作，是来自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这表现了张枣向这个“伟大传统”回归的取向。在文本写作上，他经常使用“对话”的诗歌方式；在诗歌交往、传播、阅读上，他的理想是获得“知音”的理解、激赏。因而，他的诗不是倾诉的，演说真理的，而是交谈和对话。这也是他的诗复杂的另一背景。从大的时空方面看，这种交谈、对话，涉及现在和过去，生者与死者，东方与西方；而具体的对话对象，则可能是朋友，诗人，文本，预设的读者，以至和另一个的我……。他这样高傲地说：“我将被几个佼佼者阅读。”——在他的心目中，有资格进入这个“佼佼者”名单的人数，不会太多。
这种在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伟大传统”上所做的探索的得失，需要细心辨析。无论如何，他质疑、“抵抗”那种单一的倾诉、宣讲、抒发的诗歌方式，重视交谈、对话在传达现代人复杂、多层次的体验、思考上的价值，就值得重视。但是，这样的诗歌经验哪些具有普遍性意义，可以加入到“诗歌方向”的方面，哪些是属于个体不可模仿、复制的个人风格，在判断上仍需慎重。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取向、诗歌方式的形成，既是基于他的诗学理想，也由他的具体境遇所制约。在普遍性的诗歌意义与不可替代，复制的个人经验之间，有着复杂的交织需要厘清。在近现代，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征象，就是诗歌开始扩张自己的功能和边界。它突破同好之间那种“知音”式的小圈子，走进更大的社会空间，不仅与个人生活，而且与社会政治，与更大人群的生活命运连接。顾彬教授（还有另外一些批评家）对中国汉语诗歌有一个理想性设定，他这样认为，“朦胧诗”的“意象世界和语汇选择”还依赖着西方和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还承担政治和社会的角色。他说，这就还不能理解成“纯语言或者纯汉语”。这里他含有对朦胧诗的“缺陷”的批评，也显然从一种诗歌方向上肯定张枣的语言的“回缩”。其实，在中国现代诗歌近百年的历史中，“拓展”与“回缩”一直是一组矛盾；它们都难以被互相取代：纯诗和不纯的诗，向公众发言的诗和寻求知音的诗，承担政治和社会角色与专注于语言的美和完善的诗，总是形成冲突，但也互为推动的条件。
讨论张枣的诗，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这就是在国外的生活对他心理、写作产生的影响。他1986年赴德国留学、工作，到2007年回国到中央民大任教，二十余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主要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完成。谈到张枣曾经旅居国外，有的评论使用了“流亡”这个词。我觉得在他身上使用这个词并不恰当，他出国学习工作和通常意义上的“流亡”无关。如果说“流亡”的话，商禽主要是他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层面，北岛则主要是政治性的“流亡”。张枣不是，他在国外的生活和写作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文化、语言上的问题；虽然这对北岛他们来说同样存在。不过，张枣在国外遇到的又不是一般留学生的问题，他出国之前在国内诗歌界已经有了名气，又自视甚高，可是到了国外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无人赏识，变得无足轻重。他有一种心理上的落差，感到孤独，悲观。因此，在国外他常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他经受着这种孤独的压迫。张枣在自己的诗里也透露了这样的心理信息。余旸——他是我们学校中文系博士毕业的，本名余祖政，写文章和写诗都用余旸这个笔名——在他的一篇题为《重释“伟大传统”的可能与危险》（《新诗评论》2011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文章里，引了张枣写在国外的两行诗：
一百年后我又等待了一千年；几千年
过去了，海面上仍漂浮我无力的诺言
（《海底被囚的魔王》）
余旸说，这里面透露了无望、悲观。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里的无望，是对语言无法充分表达，也难以充分抵达倾听对象的无望。如果说，张枣出国之前寻求“知音”是基于艺术上的高傲，那么，这个时候对“知音”的寻找，就多少转化为承担和释放这种心理压力的意图。也就是说，寻求“知音”，“寻找对话”的性质、目标发生了转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或者一个语言事件。“语言事件”这个说法，是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提出的，他是在说明发生在20世纪的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一些作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祖国生活在“异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这样的难题、困境，相信也发生在布罗茨基身上。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1976年移居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主要用英文写作。张枣不同于布罗茨基，后者除了有强大的政治性背景（被驱逐出苏联）之外，还有张枣没有的那种强大的“性格能量”。美国作家桑塔格说的很好，“他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感。……他快捷、灵活地与其移居国建立联系”。桑塔格说，我们只要看看布罗茨基的行为举止，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但是“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这种强大的性格能量，表现为两方面的勇气：对移居国文化、语言上的适应，和对祖国文化、语言的传统的维护与坚守。这样的适应性和勇气，是张枣不完全具备的。这是张枣生活和诗歌中“悲剧性”的一面。
最后，我们用他的“知音”柏桦的一段话，来结束对这位优秀的诗人的谈论：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出，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但极有可能的是，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
三、许世旭：跨“界”的歌者
台湾作家尉天骢写道：“今年（指2010年）的六七月是一个极不遂顺的季节，老友先后走了两个，先是商禽，接着就是许世旭。辛郁告知商禽去世的消息时，我们都想着老许一定会从韩国赶来台北送商禽一程，没想到不到两天，竟也传来他的死讯。”许世旭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他是韩国人，1960年到在台北的台师大中文系读研究所，到1968年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当年读研究所时，和叶维廉先生是同学。尉天骢说：
大学研究所的拘谨，使得他的学习呈现一片刻板，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纪弦，开始了和商禽、楚戈等人的“鬼混”生活之后，人一灵活，语言的窒碍也就随之畅通起来；随意的交谈，随意兴的喝酒，路边摊的胡说八道，这一切相加起来，就使得老许整个变成另一个人。
（尉天骢《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载《文讯·商禽文学展暨追思纪念会专刊》）
从此，许世旭便用韩文、中文写诗，写散文，写研究论著。在台湾的《现代诗》《创世纪》等刊物发表中文诗作，出版中文诗集。
过去，我零星读过许世旭的诗文，但比起商禽、张枣来，更不系统，也没有能形成明确的判断。在他去世之后，才有更多的搜集关注。在他离世后，大陆、台湾的诗人、学者都集中回忆、谈论他和异国诗人“打破国界共赏的文化生命”（叶维廉语），激赏他用中文写诗，与台湾现代诗人成为莫逆之交，参与台湾60年代的现代诗运动，推动中韩之间诗歌、文化的交往。在与异国语言、文化建立心神相系的联结上，许世旭做到的，恰恰是张枣遭遇的压力和困境。张枣坚持的是原先生活、身份、文化、情感的原点不摇动。因此，当许世旭说“不懂得猪耳朵就酒，因此韩国没有文化”，而且“每隔一阵子总要回来台湾住上几天，要不然他会乡愁得要死”的时候，张枣在异乡却异常孤独、郁闷，怀念他的亲人：
她的清晨，我在西边正憋着午夜
（《祖母》）
但我的这些描述可能只是表面的，印象式的。我要说的是，对不同诗人而言，他的推动力、资源都是难以比较的；他们的成就也难以用同一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对诗人的阅读、纪念和评价，只能一个一个进行；喜欢笼统概括的这种风习，有时候是对他们的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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