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知道日瓦戈这个名字

    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部小说的作者，在苏联和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年底，当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首先在权威的《文艺报》上对这一事件表态，刊登了两篇文章[35]。一篇题为《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作者署名“本报评论员华夫”。具体执笔者不明，猜测可能是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另一篇是《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属于资料辑编性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批判文章的译文，但是我没有读过。第二年年初，《世界文学》[36]发表了臧克家的《痈疽·宝贝——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和刘宁的《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两篇文章。

    华夫（张光年）文章开头对“亲爱的读者”有这样的提问：“你们知道有个叫作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作家吗？尽管你们读过不少苏联作家的作品，你们对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大概还是生疏的。”——情况确如他所说。在五六十年代，我知道不少“苏联作家”的名字，也读过不少他们的作品，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支、西蒙诺夫、肖洛霍夫、苏尔科夫、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富尔曼诺夫、费定、卡达耶夫、盖达尔、爱伦堡、安东诺夫、波列沃依……却真的从未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倒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日丹诺夫1946年的报告提到她，说她是“无思想的反动的文学泥坑的代表”，“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这个报告，中译文本收在1953年出版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之中，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作家整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37]对于《日瓦戈医生》，“华夫”文章称它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是对苏联革命、苏联人民的诬蔑和诽谤；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个“旧俄遗留下来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苏维埃社会的渣滓”，他“现在受到全体苏联作家和苏联公众的一致的唾弃”。

    当年我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读到这部小说，却不妨碍接受这样的论断；正像没有读过阿赫玛托娃的诗，也不假思索地认可日丹诺夫的裁决一样。现在看来，不仅是我，写批判文章的华夫、臧克家、刘宁，以及当时所有的中国作家、读者，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38]甚至掌握着帕斯捷尔纳克命运的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当时也没有读过。[39]“华夫”批判文章中对这部小说内容的空洞、含糊的描述（“小说中的主角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旧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仇视革命，仇视新制度。作者通过这一人物恶意地描绘了一幅俄国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毁灭’的图景，对苏联红军和苏联的新生活进行了各种诬蔑”），很有可能是来自苏联《真理报》1956年10月26日的批判文章。

    在20世纪50年代，《日瓦戈医生》成为世界冷战角力的一个事件。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质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声音，当然如获至宝，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声喝彩”。而“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则只要杜勒斯（持坚定反共立场的美国国务卿）、《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国之音等赞赏这部小说，它的“反动”“诽谤新制度”“仇视革命”的性质便昭然若揭。华夫说的“杜勒斯看中的东西，还会是什么好东西吗？”——就是支撑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逻辑。在这样的情境下，读还是没有读倒是次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不是事实怎样，不是做出判断之前的“观看”，而是立场和维护立场的勇气。因而，当年另外的众多评论，比如作家亚马多、莫里亚克、加缪、格林、毛姆、赫胥黎等人的，或者被强制归入这一两极化论述之中（“和杜勒斯一个鼻孔出气”，“重复着杜勒斯的反苏滥调”），或者难以为两极化论述所完全包容而被忽略、遗漏。

    1986，看了改编的电影

    在我这里再次提起《日瓦戈医生》，是在“新时期”的80年代；也不是读到小说，而是看了改编的电影[40]。1986年8月，我参加《诗刊》社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新诗理论讨论会”。那个年代，组织观看个人难以看到的西方和港台的电影录像，是会议主办者经常安排的，受到欢迎的节目。一个晚上，我们被带到兰州一所大学的一间教室里，看的就是《日瓦戈医生》。虽然有很高的期待，结果却颇为失望。部分原因是观看条件的限制：不大的电视屏幕；三四十人挤在一起；结结巴巴的同声翻译。当时留下的是一些破碎的印象：1905年阴暗街道上骑兵对游行队伍的镇压；犹如“文革”开始时的那种对贵族、富人家产的剥夺；瓦雷金诺雪地上那有点像玩具的房子；战地包扎所里美丽、端庄的拉拉；日瓦戈莫斯科街头的猝死……

    电影总体的不佳印象，读了小说之后得到加强；虽然知道它得到奥斯卡的多个奖项。不喜欢将它向浪漫的爱情剧偏移。不喜欢那种美国式的俄罗斯想象；他们不懂得“无与伦比、声名显赫的俄罗斯母亲”的“历尽苦难，坚忍不拔，乖戾任性、喜怒无常”；“既受着人民爱戴，但又经受着无法预见没完没了的深重灾难”[41]。不喜欢日瓦戈的造型——他让我想起“文革”后电视播放的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BBC制作）中那有着小胡子的渥伦斯基。不喜欢被一些轻音乐乐队[42]经常演奏的有些甜腻的主题曲（据说叫作“拉拉之歌”）。80年代，我曾一度对刚听到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第二交响曲，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钟》等）入迷，虽然他和柴可夫斯基过于靠近，但觉得那才能与《日瓦戈医生》取得关联。也许电影语言无法复现小说的那种情境，那种深广的心理内容。但是，小说对俄罗斯土地、对大自然的那种热切爱恋，电影的手段并非就无能为力。况且，一些人物、一些事件，也由于某些僵硬的意识形态理解而被简单化了……

    1987，读到了小说

    这一年终于读到这部小说。1986年年底到1987年，《日瓦戈医生》在中国大陆相继有三种中译本问世：一是漓江出版社（广西桂林）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版（1986），译者力冈、冀刚。接着是顾亚铃、白春仁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版（1987），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的蓝英年、张秉衡版本（1987）[43]。另外，中文译本还有台北远景版[44]。我最初读的是漓江的本子，从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借阅的。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请学生到图书馆借这个版本，竟然就是我20多年前读过的同一本书！拿起这本书，有说不清的感慨：不知有多少双手翻检过它，装订线已经损坏，书裂成两半，绿色封面已磨损褪色，“医生”两字已无法辨认……

    初读的时候，也觉得不是我心目中的《日瓦戈医生》。譬

    a 蓝英年、张秉衡的译本，1997年又被编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由漓江出版社重版。2006年，列入“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前的评论中，似乎蓝英年、张秉衡本更具权威性。不过，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我印象较深的是1986年的漓江版；我这篇文章引文均出自这个版本。但人物名字则采用更通用的译名。当然，我相信译文会有高低之别的；这种高低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的；我无法做出判断。这里举日瓦戈的诗的一个片段做比较：

    湖南人民版：

    岁月会流逝，你要结婚，/将忘却种种不平。/成妇人身——是番壮举，/摄他人魂——该算英雄。

    漓江版：

    过几年，等你嫁了人，/会忘记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做女人是很伟大的事，/使男人发疯是了不起的业绩。

    人文版：

    岁月流逝，你要嫁人/你得把这些混乱不堪的日子抛在脑后/做女人是件伟大的冒险事业/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是种英勇行为。如，叙述好像不是很清晰，结构也有些随意，以至为了弄清楚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就费了不少气力；以前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们的长篇，好像不是这样的。另外，发现它不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古拉格群岛》那类作品，没有特别强调苦难、政治迫害和抗议。那些年，索尔仁尼琴式的故事，好像更能满足我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勇气”的渴望，《日瓦戈医生》的视角和着眼点有很大不同。还有一点是，艺术、技巧上的“传统”和“守旧”，看不到什么“先锋”色彩。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创新热潮风起云涌，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先锋”探索几乎成为艺术等级的标尺。但我在这本小说里面，没有见到什么新颖的方法；没有超越性的象征、寓言结构，没有时空的倒错，没有意识流，没有“过去现在时”……

    不过，最初产生的这种与预想的距离，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些却转化为我喜爱的东西。就艺术而言，我逐渐理解对于作家所要讲述的事情，这种“朴实”的方法也许最为合适；甚至那种整体结构不太严谨的随意性，也变得情有可原起来。其实，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不能“先锋”，在20世纪的头20年，也曾热衷新的语言、形式。但在写作《日瓦戈医生》的时候，他反省了1940年以前自己的文风，抑制、放弃了那种华丽，才情外显，炫耀想象力的风格；比较他不同时期的回忆录（《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轨迹。小说写到日瓦戈的诗歌艺术追求，这也可以看作就是作家的“夫子自道”：“要求自己的诗明白、淡雅，仍用那些人人熟悉的形式作外壳，……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种严谨、朴实的笔法，使读者或听者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诗的内容：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是一种不尚浮华、平易近人的风格。”自然，小说的这种回忆、沉思的温和语调，也要求读者持相应的阅读心情。由此我逐渐认识到，“先锋”固然可以开创、引领艺术潮流，但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倒是常表现了向“传统”“后倾”的选择。

    针对过去对这部小说的批判，中译本出版后的一段时间，评论[45]常常强调它并非“政治小说”。如果从小说“类型”看，这个说法能够成立。与那种典型的“政治小说”文体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处理“个人时间”和“历史事件时间”的关系的不同。虽然《日瓦戈医生》写了个人命运为“历史”所制约、限定，却没有让个人生活经验，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不过，这也不是说它的内涵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试图为那段至今争议不断的历史作证，参与对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合法性及后果的思考，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点和限度。

    80年代我读这部小说，并没有一种比较“温和”的心态，而是明显的“问题”阅读。我与作品取得关联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文学的“独立传统”，另一是对当代革命（特别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后果。那个时候，“当代文学”的缺陷、问题正被反思，引入的参照之一是20世纪俄苏文学。俄国20世纪初的象征派、形式主义文论，以及别雷、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等作家的情况、文本，开始打破封锁陆续有了译介。这一参照提出的问题是，在相近的社会制度，在思想、文学都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当代中国不可能出现如《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答案是我们这里尚没有形成一个与政治分裂的独立的文学传统。

    在1988年的当代文学课上，我用了很多时间，讨论“文学结构”与“政治实践”的复杂关系。我说，我理解的文学“独立传统”，“文学回到自身”，并不是指文学与政治脱离干系，文学只应关心形式、技巧，不是说创作要回避政治性题材，作家应该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有学者说，“没有一个社会对作家的要求比俄国更多”——这话挪到现代中国也一样，甚至更为合适：作家必须提供社会真相，进行道德裁决，指示前景出路——我们这里不是滋生“纯文学”的土壤。“独立传统”是指作家、文学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识，摆脱对权力的谄媚和依附，建立独特的观察社会，探索心灵的视角。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作家如何取得独立的精神地位的问题。我当时认为，这是《日瓦戈医生》所提供的宝贵的经验。现在看来，那时我在文学、政治等问题的理解上有些绝对，也有些简单化；对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与政治分裂、对立的传统的解释也存在偏向。

    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日瓦戈医生》阅读的另一关联，是关于“革命”造成的精神后果。80年代，我在“文革”期间的体验尚未淡忘，虚假、空洞言论，不断讲违心话等造成的心灵刺痛，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钝化。因而，便自然地与书中的这些揭发产生强烈共鸣：

    是什么妨碍我工作、行医和写作？我想，不是贫困和漂泊不定的生活，而是现今盛行的空洞夸张的词句，什么即将到来的黎明啦，建成新世界啦，人类的明灯啦，当你最初提到这些词句时，你会觉得这思想何等开阔，想象何等丰富！可实际上恰恰是，因才华不足才去追求这些华丽的辞藻。……

    在这些鼓动革命的人看来，动乱和变化是他们唯一感到亲切的事情，他们宁可不吃饭，只要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东西就行，……人生下来是要生活的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生活本身，生活的好坏，生活的本领，才是要紧不过的事！……

    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这样变成了罗马，俄国的启蒙运动也就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

    现在，心脏微细出血的情况很常见……这是一种现代病，它的病因据我看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

    孩子们真诚，没有虚假，不怕说真话，但我们怕人家说我们落后，便准备出卖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称赞我们厌恶的东西，附和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

    期待腐败的社会出现“质变”的知识分子，却“沉重”地看到变革催生了怪异的新面孔、新形象。这种精神变异，一定程度体现在斯特列尔尼科夫（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的身上。[46]他确有对革命的热忱，他追求品德的纯洁，充溢着来自内心的、并非做作的正义感。然而，后来却发生了如他妻子所说的那种变化，“一张活泼的脸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化身、原则、模型。……这是他所献身的力量所造成的。这力量虽然崇高，但却毫无生气且残酷无情。”他因此形成“只有原则性，而缺乏心灵的无原则性”[47]（“心灵是不管一般情况，只看个别情况的，心灵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做小事情”）的性格。

    90年代末我读别尔嘉耶夫的书，看到对这种情形有相似的描述，说这是“新的人类学类型”：“被剃得光滑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性格”[48]。他们为着某种光辉、抽象的“原则”而生活，而决定言语、分配爱憎，并竭力使用（语言、肉体）暴力方式，对他人施加规范和控制。我之所以对这样的新面孔印象深刻，是因为在“文革”时期，见识了社会情势如何怂恿、推动这种人物、性格的滋生，见识了光辉的谎言如何成为精神瘟疫蔓延，见识了“缺乏心灵的无原则性”的“原则性”个人，怎样不由自主地或者转化为伪善，或者在人格分裂中表现了精神的惊恐和变态。

    80年代是激情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那时还是“诗篇”。因此满怀信心期待这种精神病态得到控制、疗治。现在知道错了。相比起来，像斯特列尔尼科夫这样的追求品德纯洁，为着“原则”生活的人现在其实已经不多；普遍性的“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已经表现得“自然”得体，内心也不再有惊恐和不安。人们又一次经历了因“期待”而陷入的尴尬和苦涩。因而，也认识到当时我将这种“时代病”，将这种原则、理想的“物化”全部归结为“革命”的遗产，显然有些不大恰当。

    1994，“生活”的概念

    90年代初我有两年不在国内，1993年年底回到北京，读到诗人王家新以帕斯捷尔纳克为题的两首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其中，“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照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的句子，常被征引。这些沉痛的诗句的含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我是明白的，也产生共鸣。随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人与事》[49]的小册子。王家新的诗，《人与事》中的回忆和信件，以及重读《日瓦戈医生》，引起我对“生活”这个词的注意。我的阅读开始离开了原先那种简单的“摘句”方式。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在这部小说里他要“勾画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面貌”，表现“通过沉痛的、忧伤的和经过细致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又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他把这个写作当成对“非常爱我的人”写的“一封很长的信”。

    这是不陌生的偿还“债务”的紧迫心情。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巴金写作《随想录》，都由这样的心情驱使。《日瓦戈医生》的“债务”意识，从“重要”的方面说，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历史承担；而从“小”的方面，则是对于包括“爱我的人”在内的“生活”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这一点，是我80年代完全忽略的。在与苦苦追寻“政治正确性”的心情稍有距离之后，我才发现，理解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它的重要。由此我认识到，对苦难、不幸的倾诉，“政治抗议”等，自然十分重要，但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内容。我才懂得感谢在描述艰难时世时采用的非感伤、非怨恨的叙述语调。80年代觉得小说在处理重要情节时，笔调过于平淡；现在也才懂得感谢这种“平淡”，觉得“平淡”有的时候正好是举重若轻的大师手笔。在这次阅读中，心灵也才有空间来容纳关于人的情感、心里细微活动的描写，对大自然的感受，以及对艺术、精神问题的讨论。

    这与作者对“生活”概念的理解有关：“历史”虽然拥有巨大的“吞没”力量，但个体生命“节律”的隐秘并没有被取代。作家的关注点不只在揭示、抱怨历史对“生活”的摧毁，不只是讲述生活的“不能”的“悲剧”，而且也讲述“可能”，探索那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续。帕斯捷尔纳克1940年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说，“生活和渴望生活（不是按别人的意愿，而只是按自己的意愿）是您对生者应尽的责任，因为对生活的概念易于摧毁，却很少有人扶持它，而您正是这种概念的主要创造者”[50]——这也正是他写作《日瓦戈医生》的动机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电影（1965年里恩版）与小说对斯特列尔尼科夫这一人物的处理，是一个能说明不同的“生活”概念的例子。电影在讲述这个人物时，重视的“政治确定性”理念，因此赋予这个人物自以为是、僵硬、残忍的面孔，来表现革命造成的人性“异化”。小说作者自然有他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他揭示了这种人物在复杂生活中形成的性格、精神的复杂性：既表现那种“原则性、刚正”、革命狂热的光辉，也揭示隐藏甚深的怯懦，不敢面对自己良心的恐惧。对于“人性”弱点的深刻了解，也让作家的笔墨留有分寸，且将“悲悯”给予了这个并不认同的对象。由于这样的理解，90年代初再次翻阅这部小说时，原先忽略的一些部分，一些细节，在阅读中改变了面貌，引起情感的波动。譬如迷恋自己的“原则性”，迷恋自己才华的斯特列尔尼科夫最后自杀的场景：

    日瓦戈生起灶火，拿起水桶到井边打水。一出门，他看到斯特列尔尼科夫横卧在小路上，离台阶只有几步光景，头扎在雪堆里。他是自杀的。血从左太阳穴流出，把下面的雪染成了红色。血滴沾上雪花，成了一颗颗小血珠，就像上了冻的山梨果。

    红色的山梨果的意象在书中出现多次；有一章就题名“山梨树”。美丽，却如小血珠的殷红山梨果，能引发我们探测叙事人不愿、也难以明言的复杂思绪。

    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日瓦戈的那段话：“在俄罗斯的作品中，我现在最喜爱的便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他们不侈谈人类的最终目标和他们自身的解放。对这个问题他们不是不懂，但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他们不空谈而且也毋需他们去谈！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死亡做了准备，他们很不放心，一直探寻人生的意义，不断进行总结，而普希金和契诃夫潜心于具体的艺术活动，在活动中默默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是一种世界观、艺术观，也是对俄罗斯文学脉络的描述。帕斯捷尔纳克自然倾向后者，但也并没有想将日瓦戈的这个想法推论为普遍性的“法则”。甚至他也不是借人物之口来排列文学史的等级。我们只要在《人与事》中，就可以看到他对托尔斯泰的那种敬仰之情[51]。而且，《日瓦戈医生》也并非将探索“人类的最终目标和他们自身的解放”，“探寻人生的意义”排除在外，相反倒是可以见到托尔斯泰小说的那种主题格局。日瓦戈（或许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个表述的意义，他对“非政治化”写作的肯定，产生于一个空谈最终目标，人的精神、艺术活动被“政治正确性”主宰的时代。为此，他提供了一种“抗毒（解毒）剂”，削弱人们对那种思潮的追捧而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让他的人物赞同普希金这样的话：“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这让我想起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结尾：“……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如果说它们都包含某种“反讽”的话，那么区别在于：后者是苦涩无奈的，是内在于话语之中的，而前者的“反讽”则不存在于文本自身，需要放到时代格局的大语境上才能辨析。

    2009年6月的一天，我在台湾大学马路对过的书店（台大诚品）里，看到刚出版的米兰·昆德拉的集子《相遇》[52]。翻读到《遗忘荀白克》[53]这篇短文，我一时愣住了。昆德拉遇到一对大他五岁的犹太夫妇；他们青少年时代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度过。由于他们这样的经历，昆德拉在他们面前惶惶不安；这种不安惹恼了他们。昆德拉说，“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里的生活什么面向都有，那里有泪水也有玩笑，有恐怖也有温柔。为了对自己生命的爱，他们抵抗着，不愿被变成传奇，变成不幸的雕像，变成黑色纳粹之书的档案。”他们在凶险、艰辛的环境下从事的艺术活动，“是将感觉与思想的每一面向完全展开的方法，好让生命不致缩减为恐惧的单一维度”。文章接着写道：

    我想到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记忆、记忆的责任、记忆的工作，是这段时间的旗帜性字眼。人们认为追剿过去的政治罪行是一种光荣的行为，要一直追到阴影里，追到最后的污点里。然而，这种极其特别的、具有控诉性及目的性、急于处罚人的记忆，和特雷辛的犹太人如此热情怀抱的记忆毫无共通之处，他们才不在乎对他们施刑的人是否不朽，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将马勒和荀白克留在记忆里。[54]

    昆德拉当然不会认为历史不应清算，不会认为艺术不应表现历史重大主题；他自己的作品说明了这一点。他对勋伯格（荀白克）的清唱剧《一个华沙来的幸存者》就给予极高评价，称它“是以音乐题献给犹太大屠杀最伟大的纪念碑”，说“20世纪犹太人悲剧的一切存在本质都活生生地保存在这个作品里，在它可怕的庄严之中，在它可怕的美丽之中”。问题只是出现了这样的偏向：“人们争吵着，不让大家忘记杀人者，而荀白克，大家都忘了他。”——这里的分歧，是“认为政治斗争高于具体生命、艺术、思想的人和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为具体生命、艺术、思想服务的人”的分歧。

    1998，海燕与“蓬间雀”

    接着便说到1998年。这一年我参加了“90年代文学书系”[55]的编选工作，并具体负责“学者散文卷”。有朋友向我推荐陆建德先生的学术散文。果然写得精彩。学识渊博不说，思想、文笔也犀利、智慧、漂亮，便选了他的五篇文章；谈《日瓦戈医生》的《麻雀啁啾》是其中之一。

    也许是不少评论将日瓦戈讲的很完美，《麻雀啁啾》开头一句便是“日瓦戈医生不是一个精神完美的形象”。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完美”、光滑本来就是这部小说所要质疑的事情之一。《麻雀啁啾》指出，日瓦戈对“落难”时救助他，并为他含辛茹苦七年的玛林娜“毫无思念之情”，而作品的“叙事人”（也可以简单化地看作帕斯捷尔纳克）也站在日瓦戈一边，不给她同情和尊严。这可能是事实，说“可能”是我觉得文章说的有些夸张；不论是日瓦戈，还是作者，都还不是那么无情尖刻。陆建德阐述了立场、情感上的偏向，如何影响了作家艺术想象力。小说写到日瓦戈、拉拉、东尼娅等的时候，笔端充满温情，对他们情感的刻画发挥了“十分酣畅淋漓的大师手笔”，而写到玛林娜和她父亲，写到革命游击队员，则僵硬、“生气不足”；原因就在于玛林娜等出身于“贫寒的家庭”。陆建德敏锐地在这个不少地方持单一叙事视角的文本的光滑表面下，发现裂隙，发现其中（人物和叙事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偏见，指出这种意识、偏见“有时会变为创造性想象和同情的严重障碍”，影响到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56]。

    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日瓦戈医生》的中国评价史上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是“旧的”，因为对这部小说最大的争议，就来自建立在不同阶级、政治立场基点上的评价。说是“新的”，则是自80年代以来，“阶级”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逐渐退出视野，准确说是已经边缘化。因此，《麻雀啁啾》重提这一问题，至少在我这里，当时就有了“新鲜感”。这应该也是90年代后期反思“告别革命”，重新评价革命“遗产”这个思潮的折射。但《麻雀啁啾》没有采取那种翻转的方式和逻辑，没有重新强调阶级是唯一正确的视点。它是在对《日瓦戈医生》理解的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质疑和修正，表现了历史阐释的复杂态度，耐心了解问题中重叠的各个层面，不简单将它们处理为对立的关系。

    陆建德的文章，运用了我们熟悉的对比性形象：海燕与麻雀。它将日瓦戈与斯特列尔尼科夫放在一起比较，说后者在激变时代果敢决断，不惧炮火，“把暴风雨当成千年盛世的前奏，……像海燕一样在风暴雷电中飞翔，毫无惧色”，而日瓦戈则是“没有志向的燕雀”，后来更“避世且以庸居自乐”。虽然褒贬明显，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文章并不打算再正反黑白分明，所以接着也限制这个褒贬。它乐意将温情，甚至称赞给予燕雀，说它也自有其“独特的执着”；虽“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但它也有使人肃然起敬的时刻”，它“是依人而居的生灵，它的啁啾与海燕好斗的高歌相比自有其温和的魅力”。“有使人肃然起敬的时刻”，那是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做这样的麻雀也不是很容易。日瓦戈和他的作者在那样的乱局中，不愿趋炎（潮流），也拒绝附势（权力），坚持自己确立的“志向”，这哪里是“庸居自乐”的“避世”者可以做到的？没有很大的勇气，能够抵挡得住各种极端力量的吸引和打击？正是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看到事情的许多方面，察觉到一个以无情的手段来推进人性理想的设计有变成其反面的危险。

    《日瓦戈医生》并不回避在对待革命和暴力问题上，因阶级出身、生活遭际等的不同而观点对立；日瓦戈与斯特列尔尼科夫的争论，日瓦戈与拉拉的谈话都正面写到这一点[57]。但它的倾向是明确的，它的主人公从赞同革命，到因为暴力和精神后果问题而质疑、反对革命的转变，就是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回答。因此，《日瓦戈医生》不是《母亲》（高尔基），不是《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不是《毁灭》（法捷耶夫），也不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它曾经得到的赞扬，受到的抨击的依据，很大部分建立在与《母亲》《铁流》《毁灭》等的对比之上。

    小说中表达的这一思想、精神脉络，是俄国19世纪赫尔岑、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延续。《日瓦戈医生》的这一思想、精神态度，在20世纪初俄国艺术家、知识分子那里具有普遍性。目睹俄国社会的腐败，制度的黑暗，他们期望、并参与“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的手术。革命被许多诗人、知识分子（勃洛克、斯克里亚宾、别雷、别尔嘉耶夫……）看作腐败社会的“净化器”。但是，革命的实行，带来的制度变革和对文化、对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对他们最为震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人道主义理念在流血、暴力等极端手段面前的错愕，另一则是面对普遍性精神变异的忧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更多基于伦理、美学基点的“精神性”观察，使他们为所信仰的精神自由、个人独立原则受到的威胁、损毁而惊恐。俄国革命后流亡国外的尼·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中表达了这样的矛盾。他指出，对革命的发生最要负责任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力量”，“俄国革命是正义的和不可避免的”。但也说明了他对革命失望，以至对立的缘由：“首先是精神自由的原则，对我来说，这一原则是原初的，绝对的，用世界上任何财富都不能出售的”；“另一原则作为最高价值的个性原则，它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这意味着，我保卫的是精神和精神的价值。”[58]以赛亚·伯林也刻画了知识分子这样的矛盾：“他们希望摧灭他们觉得完全邪恶的当道体制。他们相信理性、世俗主义、个人权利、言论与结社及意见的自由，各集团与种族及国家的自由，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平等……但他们又害怕，恐怖主义或雅各宾手法引生的损失可能无法弥补，而且大于任何可能的益处。他们畏惧极左派的狂热与野蛮，害怕它们对他们所知的唯一文化的蔑视，以及它对乌托邦妄念的盲目信仰……”[59]

    这就是日瓦戈，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原则和他们的内心矛盾。

    《日瓦戈医生》没有给它的主人公以心爱、美丽的结局。它不讳言拯救“历史中的个人”这种行为的悲剧性质——这是契诃夫众多小说、剧本已经呈现过的。《日瓦戈医生》证实着契诃夫对20世纪自由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预言。日瓦戈的经历，他最后的“蓬头垢面，心力交瘁”，他的猝死街头，都可以看作是作家不大情愿，却没有办法拒绝做出的隐喻。帕斯捷尔纳克1948年11月3日给弗雷登别格的信有这样的话：

    ……这并非害怕死亡，而是意识到最好的愿望和成就、最好的保证都不会有结果，因此就想竭力回避幼稚气，并走正路。其目的在于：倘若需要什么东西淘汰，那么就让无错的东西灭亡，让它不因你的过失而灭亡。

    他接着说，“你不必对这段话苦思冥想。倘若这段话写得让人看不懂，那只有好处。”[60]——在这段“让人看不懂”的话里，也许能够体会他所面对的是无从解决的困局，和面对这个困局的绝望。

    日瓦戈不是一个榜样，不是英雄传奇中的那种完美化身。他就是那样的一个被历史当成人质，但又不屈不挠试图挣脱、超越的普通人，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心性敏锐细腻，对生活充满爱心的普通人。他的心声、情感，值得倾听和感受，他的许多言行值得尊敬。他的忧虑可能就是我们的忧虑：“这类不愿意打破自己原则、不愿意背弃自己信仰的理想目标的温和人士，其对双方爱憎交加的困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见特征。”[61]

    当然，尊敬、倾听，甚至认同，也并不就意味我们原先对莱奋生（《毁灭》）、对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敬意必须全部丢弃；他们之间在心灵深处有某种共同之处。

    2002，秋天的别列捷尔金诺

    1956年我中学毕业，第一次离开南方的县城来到北方。人情世故的差异需要慢慢体会，而大自然的鲜明对比则能够容易见到：望不到尽头的大平原；高大挺直，叶片在微风中会亲切交谈的杨树；冬日傍晚，落尽叶子的树木枝桠在天幕留下的清晰线条……但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些情景。因此，便为在《日瓦戈医生》中读到的段落而亲切：

    冬日的傍晚是那样静谧，泛着浅灰和深玫瑰色。夕阳下的白桦树那黑黑的树枝显得异常清晰，异常精致，就像雕刻的文字。暗黑的小溪上结着一层烟色的薄冰，水在冰层下流过……就是这样一个灰晶色的柔软如绒的寒冷黄昏，过一两个钟头就要降临在尤梁津的带雕像的房子对面了。

    2002年9月，有过一次盼望已久，却时间短暂的俄罗斯旅行。[62]一天上午，我们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捷尔金诺；这是莫斯科著名的作家村。走进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栅栏，通向房子的甬道有高大的树木，叶子已经厚厚落满一地，金黄的，盖满所有的泥土，还没有被反复踩踏。庭院的深处则是密密的暗绿的云杉。这些阔叶树我不大知道它们的名字，桦树是知道的，可能还有槭树和橡树？这个景象，好像也写在他的小说中：“秋天早已在针叶林和阔叶林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针叶林像一道晦暗得发黑的墙竖在树林深处，而阔叶林却像火红的葡萄酒似的在树林中央闪烁着点点红光……”

    同行的一位朋友感慨道：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可能有这样的作家！对这个感慨我在心里加以延伸：也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要消融在九月的秋声里！

    要在秋天的飒飒声里沉醉！

    或者沉默不语，或者如呆如痴！

    故居二层有着一排敞亮窗户的书房兼客厅墙上，挂着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几个朋友在这个客厅里举杯庆贺的大幅照片；这应该是他刚接到获奖消息，而苏联当局还没有做出严厉反应的那个间隙。隔壁房间有一架显得老旧的钢琴，说是钢琴家里赫特常在这里弹奏。导游（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时是莫斯科法律大学在读博士的年轻女性）带我们到不远处的墓园，寻找帕斯捷尔纳克安眠之地，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过去，我读一些俄国作家的作品，常感觉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我不熟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现代作家的书里，较难见到。《日瓦戈医生》写到日瓦戈去世，写到拉拉对他的哀悼，那个情景开始我也不大能了解。她在心里说，她和日瓦戈的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那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天空的白云和地下的树木，都希望他们相爱；他们周围的一切，不论是陌生的路人，还是漫步时展现在眼前的远方田野以及他们居住和会面的房间，都为他们相爱而欣喜，甚至还超过他们自己。”

    20世纪60年代，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63]，读其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白净草原》《孤狼》《死》《树林和草原》……也常试图了解其中写到的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印象很深的是《死》这一篇。作者讲述他在俄国乡村见到的几次死亡，不断重复着“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的感叹。面临死亡，这些和俄罗斯大地不再能够分割的劳动者的表现，既不能说是漠然，也不能说是迟钝。他们不叹息，也不悲恸，有条不紊，“冷静而简单”。托尔斯泰在《三死》中，写到三种“生物”的死亡[64]。相比起贵妇人可怜可厌的死，农人就平静安详，而最美丽、诚实的，是那棵树的死。托尔斯泰也许透露了某种潜在的恐惧，但他和屠格涅夫的描述、理解是相近的：美丽的死是不撒谎，不做作，也不惧怕。

    俄罗斯的平原、高山、森林、河流广袤而且神秘。让我很感遗憾的是，我只在文学作品、图画、电影里见过伏尔加河、高加索、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森林、贝加尔湖……俄罗斯作家和他们创造的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与大自然一样也有许多神秘的东西。这种神秘，是大自然赋予的。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赏的对象，他们就“属于这个美景”，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命融合在里面，由此形成有关生活、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观念。日瓦戈去世的时候，没有什么仪式，身旁只有鲜花代为祭奠。

    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大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化的奥秘。这正是我们一直要解开的谜。玛利亚一开始没有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把他当作了园丁（她以为他是园丁……）。

    对他们来说，生活不应全部由“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来解释，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

    2010年1月-3月

    （选自《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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