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燕园读书、工作已经有40余年了，却不认识金克木先生。燕园里生活着许多著名学者，我读过他们的书，也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却从未见过面，也很少动过拜访请教的念头。2000年8月，听到了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就想，说不定在燕南园的小路上，在未名湖边，我曾经见过他。但是，见面而不知道名姓，那还是等于未曾见面。这件事说起来很惭愧，也有点黯然。

    在北大的许多老先生中，金先生的学识、人品，让人敬重。虽然我们对“文如其人”的信仰有时有点过分，但是，我对金先生的印象，却全部来自他的文字。他一定是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生活是有尽的，随时随地可以结束”，所以，在生命将尽的岁月，自编了多种诗文集，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投向未来的影子”。它们是《挂剑空垄》《孔乙己外传》《评点旧巢痕》《梵竺庐集》和《风烛灰》。

    《孔乙己外传》这本书，金先生注明是“小说集”。但是，除了前面的《孔乙己外传》《九方子》《新镜花缘》几篇以外，集中的许多篇章，如《化尘残影》《难忘的影子》等，读来更像是回忆录或随笔。以我们的阅读经验，如果看作“小说”，会觉得有些叙述偏于琐细，而布局和人物处理有时也过于随意。但是，不坚持它们是回忆录，金先生应该有他的考虑。在《难忘的影子》后面的自我评点中，他说，“说是小说，说是回忆录，说是笔记，都可以。说真，说假，也都无妨。还是看作小说吧”。这里，他着眼的，更多是有关小说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他这样讲：

    一般认为，小说讲假话，是虚构，历史讲真话，是现实。其实小说书是假中有真，历史书是真中有假。小说往往是用假话讲真事，标榜纪实的历史反而是用虚构掩盖实际。

    这番话说出了我经常有的疑虑。我想，其实不必借助什么“历史叙事学”的理论，即使只凭我们这些年来的经验，也多少能认同这一点。金先生把笔记、回忆录标以“小说”，可能包含了双重的质疑和反省。一个是对于某些历史记述所标榜的“纪实”的疑惑，另一个是对自己写作的“真实性”的清醒态度。从后者说，“回忆”具有“再造”的性质。对材料的组织和加工，情感和想象的加入，突显和省略，被叙述的时间和叙述时间两者的复杂关系，都使“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况且，金先生还有他的天真之处。他和读者“捉迷藏”。他不想让阅读过于“舒服”，让读者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我们读他的书，像吃西餐一样，“要自己切，自己加佐料，配合自己的口味”。因而，在《孔乙己外传》中，多种元素组成一个颇为复杂的网：文字和照片，事实和假设，可供证实的线索和故意的隐蔽和省略，交错在一起。它诱惑你费心思去查证，去落实那些人物，那些事迹。但似乎又发出这一切不必那么当真，“不必去追究真假”的暗示。明明有迹可循，放弃等于懒惰；但是认真追索，是否会落入他事先布置的“圈套”？我们不得而知。从这个方面看，《孔乙己外传》中那些回忆录性质的文字，也算是一种文体实验。作者说是小说，也可以有别的命名。套用现在颇流行的含糊其辞的概念，或者也可以叫它“超文体”。

    金先生这本“小说集”的文字干净、简洁，表面看来平淡而冷静。看不到铺张的情感抒写，也没有对于严重的“意义”的揭发。但也没有九十将至的老态和迟滞。回忆往事，但不抚摸伤痕。不像现在的一些文字，把旧岁月的残渣作为把玩、咀嚼的材料。反过来，对于历史和现实，也绝不冷漠、超然度外。他坚持一贯的敏锐的警觉。并不依凭阅历和学识，去炫耀什么，裁决什么，轻易预言什么。许多有关“大时代”的风雨，却没有直接书写，夸张自身在“大时代”中扮演的角色。《化尘残影》的小学教员，应该是和20年代末的革命有关系了，也只是轻描淡写，若即若离。进入他的视域的，无非是诸如“莫愁湖畔戏呆客，沙滩楼里系痴人”之类的“寻常事”，甚且是琐细事。况且，对这些事情的讲述，也不是先觉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取的是“小人物”的视角。也就是书里所说的，“入世儿观新世界，小学生游大学城”。

    叙述者的这种态度，是由他所确立的身份、生活位置所决定的。这本书的“叙述者”的身份，有时也显得扑朔迷离。在许多时候，会分不清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之间的界限。20年代末的那个小学教员，30年代初在北京“飘泊”的青年A，和在20世纪末的那个回忆者，时时重叠。某种观察，某种描述，某种体验，是人物当时所产生，还是当今回顾时的点评，不好分辨。这是因为，被回忆的对象会摇身一变，化为今天的叙述者，而叙述者也会重访过去的时光，恢复旧时的天真。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的含混和重叠，有着超越时间的生活态度上连贯的缘由。在《孔乙己外传》这本书的开头，载有照片一幅，当是摄于30年代初：一着长衫、戴眼镜的青年，看来好像精明，但又好像木然地看着他的读者。旁边的文字说明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孔乙己造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个“典型”，从读书人和大时代的关系上，已成为落伍者和被遗弃者的“共名”。照片指认的是书中的人物吗？比如说，《难忘的影子》中的青年A？大概可以这样看。青年A为自己写的对联就是，“社会中的零余者，革命中之落伍兵”，“于恋爱为低能儿，于艺术为门外汉”。在30年代初的北京，既无高中毕业文凭，又无所需资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权势人物，进不了大学校门，不曾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只能充当他自嘲的“马路巡阅使”和“大学巡阅使”。

    但是，这个“造像”，不也就是金先生自己吗？记得十多年前1989年第5期《读书》上载有他的一篇长文，题目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文里指出，20世纪以来，读书人所鼓噪、提倡的不见得扎根，所要破坏的也不见得泯灭。“‘鸳鸯蝴蝶派’亦存亦亡。‘德、赛两先生’半隐半现。尤可异者，‘非孝’之说不闻，而家庭更趋瓦解。恋爱自由大盛，而买卖婚姻未绝。‘娜拉’走出家门，生路有限。‘子君’去而复返，仍傍锅台。一方面妇女解放直接进入世界潮流；另一方面怨女、旷夫、打妻、骂子种种遗风未泯。秋瑾烈士之血不过是杨枝一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是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心态，即使遭遇厄运也是如此。而从自省中看到书生的“百无一用”的一面，则历来少见；更不要说在80年代精英意识高涨的年月。这种“低调”的态度，对于金先生来说，并不是在现实面前回避、退缩的借口，而倒是为着更好地“介入”现实和历史。这样，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一些很不被关注的另外方面，看到时代风潮遮盖下值得珍惜的事物，体验了难以被风雨摧毁的真情，认识了在关于“日日新”的宣告之外，还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现实纷乱的炫目色彩中，见识“旧招牌下面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引领我们去思索“历史出下的数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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