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武与《孙子兵法》 ■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也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杰出奠基人，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兵圣。
孙武出身于齐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曾祖、祖父均为齐国名将。他自幼喜研兵法，颇有心得。齐国发生“四姓之乱”后，孙武便南游吴国，隐居姑苏，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他结识了吴国著名的谋臣伍子胥。
当时天下纷扰，诸侯争霸。吴国君主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一直未能找到能胜任的将领。伍子胥便先后7次向吴王推荐孙武，说他“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
于是，吴王便召见孙武。孙武呈上所著兵书13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为考察孙武的统兵能力，吴王将100多名宫女交给他操练，其中有吴王最宠爱的两名妃子。这便有了“吴宫教战”的故事，阖闾由此“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此后，孙武便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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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宫教战
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以吴王的两个宠妃为队长。他把军事训练的一些基本动作教给她们，并告诫她们一定要服从军令。不料，连着两次发令，宫女都不当回事，只顾嬉笑。孙武便下令将两个队长拖下去斩首。吴王一听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来求情，但是孙武说：“您既然把她们交给我来训练，我就必须依照军规来管理她们，任何人也不能例外。”然后将两个宠妃斩首了，再也没人敢不听号令。
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武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
“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不仅有战功卓著的军事实践，而且有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他所著的兵法13篇完整地流传下来，后人将其定名为《孙子兵法》。
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家圣典，也是世界上久享盛誉的一部军事名著。书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
■ 司马穰苴与《司马法》 ■
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军事家。他是早先的齐国工正田完的后裔，因任司马之官，故以“司马穰苴”一名传世。
司马穰苴善于用兵，但他是婢妾所生，地位低下，一直未被重用。后来，晋、燕联合攻打齐国，晏婴便将他推荐给齐景公，司马穰苴才开始登上军事舞台。
他关心部下，亲自安排部队食宿，亲自慰问有病的士卒。他还将自己的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分享，与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力，就连那些生病的士卒也纷纷要求参加战斗。结果，齐军兵锋所向，锐不可当，晋、燕之军不战自退。司马穰苴率军乘胜猛追，一举收复失地。齐景公遂拜他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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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立威斩监军
齐景公命司马穰苴率军抵御晋、燕联军，并派宠臣庄贾为监军。庄贾自恃身份，傲慢无比，藐视军规。司马穰苴便毫不留情地处死了他，从而震慑三军，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终于战胜了晋、燕联军，从此威名远播。
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附在由齐威王命大夫整理的兵书《司马法》中，所以该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该书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经验，论述了古代的战争准备、战争指导、战场指挥、兵种部署、兵器配备，天时地利的选择、间谍的使用、军人心理以及治军等问题，其核心军事思想有以下三点。
一、“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对于能够“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书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这一观点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去分析战争，包含着朴素的辩证观点。书中还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意思是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它讨伐暴虐，挽救危乱，反对仗恃国势强盛而穷兵黩武；和平是暂时的，必须居安思危，加强战备。
二、“以仁为本”的治军原则。书中要求将帅“见危难勿忘其众”“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这样整个军队才能上下同心，团结一致，达到“力同而意和”，实现“凡胜，三军一人胜”。书中还说：“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平时国内上下安定，战时军中执法公平，人们才会锐意进取，才有把握打赢战争。
三、“变嫌推疑”的战备思想。该书主张“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即顺应天时，多储备物资，取悦众心，利用地形，重视武器装备。而且，“凡战，有天，有财，有善”，即要打仗，就要掌握自然及人为的变化情况，要有充足的物资，将士要有高昂的斗志。此外，“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是说要有深远的计谋，发挥物资器材的最大效能，辨明是非以排除国人的疑虑，让百姓养精蓄锐以贡献其智慧，从而使战争符合百姓的心愿。
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晋唐之间，杜预、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宋代，《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定为将校的必读书，影响深远。
■ 吴起与《吴子兵法》 ■
吴起，卫国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是我国“第一流名将”。他治军严谨，能和士卒同甘共苦；他善于用兵，与孙武合称“孙吴”。
吴起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学习勤奋，后弃文习武，精通韬略。他曾在鲁国做到将军，又在魏国为西河守，以后又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变法，悼王死后，他被旧贵族残酷杀害。
吴起是一代将才，久经沙场，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一年，齐军进攻鲁国，吴起率军抵抗。面对强敌，他避敌锋芒，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麻痹敌人。然后乘其懈怠，率领精锐之师，一举击溃齐军。
吴起离鲁到魏后，任魏国将军，创建劲旅“武卒”。期间，他曾两度率师讨秦，一连攻下五座城池，夺回了西河地区。接着，他又乘胜进军，灭中山国。吴起因战功卓著，受命镇守西河。在之后的23年中，他“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增强了魏国的实力。他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在楚国担任令尹期间，吴起亦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辉煌战绩。他还推行改革，限制旧贵族的特权，裁减冗员，削减疏远公族的俸禄，用以建设军队。他的变法使楚国日渐国富兵强，但他废除贵族特权，惹起贵族的忌恨，楚悼王一死，贵族们立即反扑，用箭射杀了他。
吴起所著《吴子兵法》48篇，与《孙子兵法》并称，在战国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曾高度评价吴起的军事业绩，将其与孙武并列，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在汉代，《吴子兵法》成为武将攻修的主要课程，宋代更是被朝廷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是武科的主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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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慎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理，就是“治众如治寡”；备，就是“出门如见敌”；果，就是“临敌不怀生”；戒，就是“虽克如始战”；约，就是“法令省而不烦”。
《吴子兵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
一、该书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就是“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强调上下同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书中将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审慎地对待战争，反对穷兵黩武。
二、兵不在多，强调“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求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以之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
三、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
四、明法审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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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气机，指要求将帅适时地掌握全军上下士气的盛衰。地机，指利用地形，要求将帅指挥军队作战时，善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事机，指运用谋略，要求将帅善于派遣间谍离间敌人，施放精干的分队骚扰并迷惑敌人，分散其兵力。力机，指提高战斗力，要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桨轻便，士卒熟练阵法，战马驰骋追逐。
五、料敌用兵，因情击敌。该书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六、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该书指出，有8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13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暇，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6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并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与《孙子兵法》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 孙膑与《孙膑兵法》 ■
孙膑，本名孙伯灵，战国中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兵圣孙武的后裔。《史记》中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孙膑深得齐国大将田忌的赏识。有一次，田忌跟齐威王赛马，他运用孙膑之策，以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结果一负二胜赢了齐王。田忌便借此把孙膑推荐给齐王，齐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在军事实践中，孙膑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先后两次指挥齐军大破魏军。
公元前353年，齐魏争雄。孙膑在桂陵之战中，本着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在这一场有计划的“围点打援”战中，孙膑率领的齐军大胜庞涓率领的魏军。此战成为历代兵家所推崇的经典战例。
12年后，齐国又在援韩攻魏的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减灶示弱，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围歼魏军，迫庞涓自杀，齐军两次大败魏军，致使魏国国势日趋衰落，齐国声威大震，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孙膑也由此名显天下。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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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名字的由来
相传，孙膑曾与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他谦虚好学，才智过人，军事才能高于庞涓。庞涓嫉贤妒能，自知才干不及孙膑，便在当上魏国将军后，设法将其诱骗至魏国，借故施以膑刑割去其膝盖骨。自此，便有“孙膑”这一称呼。
现存《孙膑兵法》共16篇，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这部兵书提出了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战争观上，该书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既反对企图垂衣而治的幻想，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
在军队建设上，该书强调治军不仅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等多方面的系统训练，以全面提高士卒的素质。
在战争指导上，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即战争规律）制胜的观点，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很显然，“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的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作战指挥上，该书主张“必攻不守”“批亢捣虚”，即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虚实理论，与吴子“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异曲同工。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综上所述，《孙膑兵法》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兵书。
■ 尉缭与《尉缭子》 ■
尉缭，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军事家。其一生事迹史载不详，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他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命为国尉，因称尉缭。他帮助秦王出谋划策，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了六国的部署，从而统一了中国。
尉缭著有《尉缭子》一书，现存24篇，万余字，内容涉及战争观、治军、用谋、具体战术等方面，论述颇精辟，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价值。《尉缭子》的内容比较博杂，“引古谈今，学问博恰”，其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尽人事”的“人和”思想。尉缭提倡发挥人的积极作用，他借用黄帝的话加以论证：“先神先鬼，先稽我智。”即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查自己的智能。他还强调说：“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求己”就在于“举贤任能”。
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书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关键在于将帅要能使“众不二志”。所以，尉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尽人事”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和求实精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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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才应具备的十二事
不轻易改变决定；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打仗在于激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守在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犯错误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谨慎在于警惕小事情上犯过失；智慧在于能治理大事；除奸害在于敢斩决坏人；得人心在于谦虚待人。
二、“兵胜于朝廷”的治军治本思想。书中指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即兵战胜于外，是由于内部准备充分。对此，尉缭提出：一要使“国富”，二要使“国治”。这反映出其治军在于治本，本治才有助于兵治的思想。
关于如何治本，尉缭提出了“农战”的思想。他主张，“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他认为，“农”是“战”的条件，“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不饥困，才能够积极搞好战备，城池也就不会被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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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才应戒备的十二事
后悔在于狐疑失机；罪孽在于肆意屠杀；办事不公正在于私心重；不吉祥在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挥霍无度在于耗尽民财；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见识浅陋在于脱离贤能的人；惹祸在于贪图财利；招害在于亲近坏人；丧失土地在于没有认真防守；危险在于没有严明的号令。
三、“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必胜”作战原则。尉缭认为，“权敌”，即摸清敌情，才能因敌而动，从而以实击虚战胜敌人。尉缭认为，“权敌”通常是将帅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必须“审将”，即重视将帅的选用。
关于如何选用将帅，尉缭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旅军宿野忘其亲，援而鼓忘其身。”身为将帅，在个性修养上，要心胸阔达，不能一激就怒；要品德清廉，不贪钱财；要无私无畏，衷心为国；更要以身作则，与士卒甘苦与共。在指挥意志上，要上不受天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国君的掣肘。
《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 范蠡与赵武灵王 ■
历史上除了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等职业军事家外，春秋末期的范蠡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等政治家，也在军事谋略上或军事改革上卓有建树。
范蠡，楚国宛人，春秋末期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当初，楚国为了联越抗吴，而派范蠡出使越国。由于范蠡很有才能，被越王勾践重用，便留在了越国。
范蠡极具战略眼光，在勾践以弱胜强灭掉吴国的过程中，范蠡贡献很大。他主张抓住战机，不打无把握之仗；善于吸取敌我双方的历史教训，不让敌人死灰复燃，留有后患；他强调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图治，是一位难得的谋士。
公元前494年，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与吴国开战。大败后，他向范蠡请教对策。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和的政策，先求和，然后再谋求兴国。
勾践战败后的第七年，勾践见吴国百姓困苦，想出兵报仇，范蠡认为时机不到。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剑让大臣伍子胥自尽。勾践看到时机已到，而范蠡却说“人事至矣，天未应也”，并让勾践耐心等待。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率领国内3万精兵在黄池大会诸侯，只留下太子友率领1万老弱兵卒驻守国都姑苏。范蠡见攻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和勾践一起率领越军分两路进兵直袭姑苏。吴军大败，夫差向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灭吴，便答应了。
公元前478年，国力强盛的越国再次进攻吴国，并在笠泽歼灭了吴军的主力，围困姑苏达三年之久。后来，夫差退守苏台，几次派使者求和。勾践不忍心杀夫差，想答应求和。范蠡劝阻说：“过去吴国不灭亡越国，因此今天会失败，这个教训刚过去不久。现在君王不当机立断，大概已经忘了退守会稽山一事吧？”后来，范蠡干脆瞒着勾践直接率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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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圣”范蠡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认为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处乐，毅然泛舟五湖，后改姓经商。他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古人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但范蠡可谓既富且仁，不愧为“商圣”。
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他在军事改革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度使赵国成为军事强国，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适逢战国中期各诸侯国逐鹿中原，进行剧烈的兼并战争之际。当时赵国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与其他诸侯国相比仍属弱国，因而屡次败于秦、齐等强国的兵马之下。另外，赵国北方、东方的边界又与胡人部族相邻。胡人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对赵国边境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深深感到，要使赵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被其他强国所吞并，并日益强盛起来，就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改革旧制。他决心从军事方面入手，对传统的服装以及笨重的盔甲进行改革。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开始向胡人学习，实行“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式的服装，采用骑兵作战的方式。他力排干扰，率先易服，并召集了大批骑射之士，经过严格的训练后，以之取代了传统的车兵，使其成为了赵军主力。
改革之后，赵国很快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此后，赵国不但打败了过去时常骚扰其边界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域。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时，赵国已跃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了。
另外，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服装上成了汉民族服装款式的一部分，并被长期沿用了下来。骑兵也很快得到了发展，成为后来封建国家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这是赵武灵王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 《六韬》与《三略》 ■
古代兵家圣典，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已知作者的之外，《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尚不知道确切作者的兵书也有着极大的不可忽视的军事价值。
《六韬》，即《太公兵法》，成于战国时代，托名姜子牙所著，真实作者未知。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该书兼采前世兵家之长，军事思想甚丰。
在战略方面，《六韬》继承了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书中强调，为取得“全胜”，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这样才能在战争到来时立于不败之地。
该书注重政治上胜敌，强调要争取人心，取得举国上下乃至友军的支持，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书中指出，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要“爱民”，要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使“万民富乐面无饥寒之色”；用兵是为了“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上贤下不肖”是治国要道，提出“赏罚必信”“杀贵大，赏贵小”。
在作战方面，《六韬》指出，不同的作战形式有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不同的战争、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战法。书中提出，将领要“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要“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打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书中还具体论述了车、步、骑等战法的作用及如何实现协同作战。
在军队建设上，《六韬》极为重视将帅的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攻退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还要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以及“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在训练上，该书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
该书重视部队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况和参谋人员的称谓、职责，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以及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它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志，以寓兵于农。
《六韬》是先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史记》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时期，《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现在，《六韬》已被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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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所指
今本《六韬》共分6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三略》，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成书于西汉末年，传为黄石公所著，其真实作者已难考证。该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三略》全书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4000多字。
“上略”提出“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强调以礼赏来招纳贤士，也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为王者提出了具体的战略策略，可以说是王者书。
“中略”主张“差德行，审权变”，主张在用人上要“权变”，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而加以利用，虽然王者以德治人，但利用人时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只要其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本篇提出了“谲奇”和“阴谋”这些用人的策略。
“下略”强调为王者治理国家要尊于道，道与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两者得到很好的统一，那国家的安危就可预知，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那高人贤士就会自动现身，只要贤士都能归附，则王者就无敌天下。
《三略》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北宋时期更是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古人称赞它说：“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录了唐朝名将李靖的军事思想，体裁是传统的问答式。该书发展了《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等战略、战术思想，着重探讨了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并探讨了军制、布阵、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
该书善于将抽象的军事理论具体化，如书中引用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树机能使用八阵图、偏箱车的战例，得出了“正兵古人所重”的结论。
该书还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教育与管理。强调将帅要深晓兵法，“教得其道，则士为乐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提出训练要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还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北宋时期，该书被收入“武经七书”中，作为武学科举的教材。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称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
■ 文武双全的韩信 ■
韩信，秦末汉初淮阴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他少时孤苦，却勤奋读书，熟谙兵法，胸怀大志。在楚汉争霸中，他叱咤风云、纵横捭阖，谱就了辉煌的篇章，其博大精深的军事谋略和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瑰宝。
汉朝建立后，韩信承担起整理、校定、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使汉以前的兵书得以以较完整的面貌存之于世，为两汉兵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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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鹊起豹变
文学宗师苏轼曾到淮水岸边的淮阴城下，寻访韩信在故乡的遗迹。他驻足淮阴侯庙前，文思如泉涌，挥笔写下了散文名篇《淮阴侯庙记》。其中，“当嬴氏刑惨网密，毒流海内，销锋镝，诛豪俊，将军乃辱身污节，避世用晦，志在鹊起豹变”一句，是苏轼对韩信的感言。
在青少年时期，韩信就在淮水岸边认真钻研各种用兵的谋略与方法，期待有朝一日能匡扶天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韩信）寄食受辱时，揣摩已久，其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皆本于平日学问。”通过学习，韩信积累了深厚的军事功底，为后来领兵征战、整理兵书、著作兵法等，提供了学识储备和智力支持。
韩信对兵学有全面的把握和创造性的运用。北宋王安石说：“信但用孙武一二言，即能成功名。”秦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刘邦正是在韩信的帮助下，才得以破秦灭楚，一统海内。刘邦曾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韩信精通《孙子兵法》，他的“汉中对”即是对孙子“知彼知己”“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高明运用。他对当时雄霸天下的项羽和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任用贤将、论功行赏、救济百姓、收天下人心的措施和取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战略目标。
韩信极富传奇色彩，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总能示形用权，临敌制变，以最恰当的战略战术去战胜对手。他善于审时度势，每战之前都进行严密的侦察，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了如指掌，并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周密部署，战则有章有法，处处主动。楚汉战争中，他先后在陈仓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破齐之战、潍水之战和垓下之战等一系列重要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韩信善于出奇制胜，在平定三秦时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灭魏时的陈船蒲坂、暗渡夏阳；灭赵时的背水布阵、奇袭敌营；灭齐时的因机立胜、出其不意；潍水之战时的沉沙断流、半渡而击等，所有的这些战法，无不因时、因地、因敌而异，处处显示韩信忠勇奋发，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先计后战、虑事周密、用兵严谨的军事权谋家本色。
韩信践行了《司马法》“仁、义、礼、让”的精神，其军队都是“仁义之师”。每到一地，韩信都会尽力使百姓远离战乱，安居乐业。百姓感其恩德，纷纷为其建庙立祠，至今享祭不绝。在韩信当年生活、战斗过的许多地方，人们还在他身上附会了很多美好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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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读了哪些兵书
韩信有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百战百胜的用兵谋略，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读了哪些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说：“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这本书是“武经七书”之一，历来被兵家奉为经典著作，其观点是可信的。
韩信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炉火纯青的指挥艺术，给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汉书·艺文志》将他列入“兵权谋家”，称他“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宋代陈亮赞道：“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代茅坤则说：“予览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百战奇略》将其“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和“沉沙决水，半渡而击”等列为“远战”和“水战”的法则，他的“暗度陈仓”则被列为“三十六计”之一。
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被刘邦削夺了兵权，徙封为楚王。不到一年，他又被刘邦以意图谋反的罪名，用陈平“伪游云梦”之谋逮捕。随后，他被贬为淮阴侯，并被软禁起来。从此，序次兵法、著作兵书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韩信文武双全，上马称将军，下帷即学者。据《汉书·高帝纪》记载，韩信与张良“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实际上，张良在汉王朝建立后便退隐山林，不问政事，因此序次兵法实际由韩信主持。
序次兵法倾注了韩信的大量心血。他广采博收古今兵学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严选精取，收良剔莠。他还将《司马法》对兵家的分类思想应用于序次兵法，建立起了完备统一的科学分类体系，将兵家及古典兵学进行筛选和分类。
此后，杨朴、任宏、刘向、刘歆等人“捃摭”“校理”兵书，始终未脱韩信的初始规制。从韩信到刘歆，众多学者通过整理兵书，将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这种四分法被后世奉为圭臬。
此外，韩信还开启著录《孙子兵法》的先河，是我国历史上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他还写有《韩信》兵法三章，将自己对前代兵学的学习、对前人战例的研究、对亲身经历的战争实践的感悟等，熔为一炉，其所著当是集大成之作。可惜后来“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未得流传。
韩信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使汉以前的兵书得以以较完整的面貌流传于世，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为后世历代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的借鉴。他在保存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遗产的精华方面厥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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