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树下，成佛于树下，入灭于树下。他的一生，被痴迷的佛徒们吹嘘为功德完满，而被尊为释迦牟尼。
他创立了佛教。在婆罗门教奉种姓制度为至宝时，他树起了“众生平等”的大旗。他不辞辛劳、艰险，以度化众生为己任，并留后世以博大精深之佛法，唯虑人类正道直行，得脱苦烦。
佛学，在世界宗教哲学林中独树一帜，2000年来，历久不衰，它的信徒，无处不在。世界历史，也因为它，而焕发异彩。
他实为文明的化身，人中至尊。
1.佛生之地，山高林郁
佛教能植根于此地，绝非偶然。复杂的地理条件，哺育了古老而令人匪夷的文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这里出现的哈拉帕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城市建设具有相当规模，地下有系统排水设备，铜器出现了，文字的胚芽已经萌生。这是居住在这里的达罗毗茶人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无负于这块古老的大陆。
这便是佛教的原起地，印度次大陆。
这里，你将看到殊然迥异的自然风光。它的北面，是高堵如墙的喜马拉雅山脉，隔绝南北，使古老的印度发展了它独特的文明；它的两侧，濒临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其南端，则伸入浩瀚的印度洋，与其他陆地断绝。它的地形多种多样，它的气候变化万端。这一些，在古老而野性的印度人眼里，往往带有极大的神圣色彩。
北方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主峰，是印度佛教所盛传世界的中心。据说，日月星辰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佛教把世给世界划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诸天依之而层层建立，诸海包围四周，复有四大部洲罗列边旁，唯南瞻部洲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全长3000公里的全印第一大河——恒河，灌溉达73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赐给古印度人食物和灵智，滋泽了古印度文明的成长。印度的河川崇拜，就是以恒河作为主要对象；佛教也把恒河沙数比喻诸佛。
温迪亚山以南半岛地方，除沿海为平原外，大部分属于高原，山多林郁，交通不便，却可为衣食之资，供静坐思虑修行。所以，这里便出现了众多的山林苦行人，佛陀也曾于林中苦修6年。
然而，这片文化的发祥地，这儿古老的文明，却也曾遭遇了一次灾难的浩劫。
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居住在中亚细亚从事游牧狩猎的雅利安民族，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一部分从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侵入印度。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这支入侵的雅利安人，首先抵达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一带，驻足于五河流域。他们行动的第一步是致力于征服先住民族达罗毗荼、科尔勒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以开拓其前进的道路。苦难的人们一部分被驱离了家园，未走脱的便成为他们的征服奴隶。与此同时，哈拉帕文明则被践踏成废墟。
2.佛生之时，婆罗独尊
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这是古代婆罗门建立起的“三大纲领”。在佛陀出生之前后，婆罗门教唯我独尊，控制了印度的整个社会。
入侵的雅利安人，因原系游牧民族，社会组织比较简单。他们感自然不测之征象而起祈福禳灾之心，故对天、日、风、火等都加以崇拜，并施以祭祀之机。专司祭祀职责的阶层谓之婆罗门。职掌祭祀的婆罗门和部落会议的首脑拉加即属当时的社会上层。此后，野蛮愚昧的雅利安人逐渐学会了农业，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原始公社制度趋于瓦解，初具规模的奴隶制城邦国家相继出现，作为世袭王者的权力也逐渐增大，但其地位仍低于婆罗门。
婆罗门所奉的经典称为吠陀。最早出现的《梨俱吠陀》，约编写于公元前12～9世纪。此后，约公元前900～600年间，婆罗门教徒又先后编成《夜柔吠陀》、《婆摩吠陀》、《阿园婆吠陀》。这四吠陀反映了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前后的社会状况和宗教状况。整个“吠陀”就称为印度古代文明的代表。
大约公元前1000年，此雅利安民族继续向东南方的诸木拿河及恒河流域进发，未经杀伐，即顺利抵达恒河河口地方，恒河奔腾气势的伟大，平畴沃野的宏阔，使他们大开眼界，生活状态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展。至此，雅利安人已据有了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建立了众多的奴隶制王国。征服者与原居民之间，征服者之间，利害冲突、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列国征杀不休，直至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地处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取得了霸主地位，几乎成为印度北方全境归于一统的中枢。
此际，婆罗门教为解释“四吠陀”而编成《梵书》，又名《婆罗门书》或《净行书》。《梵书》一出，原吠陀之自然界诸神遂失去了天然色彩，而建立起宇宙一元神，即被尊为造化万物的最高神——生主，并进一步抽象化而称之为“梵”——无生无灭、常住、无差别相的、无所不在的境界成天神。在婆罗门教看来，“吠陀”是受天启示，并由古圣先贤所传达，所以它是绝对神圣的，是后世一切知识的来源；其视祭祀能左右一切，如不行祭祀，则福佑不加，祸害难免，故而是万能的，又因“吠陀”语言古奥难解，非由婆罗门秘密传承解释不可明白，遂擅为专利，似乎唯婆罗门才具此天赋，故不容侵犯。
婆罗门凭借其宗教权威，编造一套“四姓神授”说，将人们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使印度社会形成了严格的种姓等级制度。它说这种种姓制度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制度，这是宇宙最高神大梵天用口、臂、胯、脚四个部位创造的，因而也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后世摩奴法典更以法规形式规定其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婆罗门以学习及教授吠陀、为自己及他人行祭、施与和受号布施为职责；刹帝利除履行学习吠陀，为自己祭祀和施与等义务外，以保护宗教、抚育人民、守卫国家安全为职责；吠舍也有学习吠陀的义务，并以农、工、商、畜牧为职业。上述三种姓被视为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姓，又称为再生族，即谓除父母所生的第一生命外，能从宗教方面获得第二生命。至于首陀罗，则为无任何权利的奴隶，多为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印度土著居民的后裔，完全被当成犬马役使，又称一生族，即为宗教所不救的贱民，没有再生的希望，不得学习吠陀，完全被剥夺了宗教信仰。上述四种姓中，婆罗门（司祭僧侣）和刹帝利（天侯武士）构成为统治阶级，他们任意迫害首陀罗和被排除于种姓之外、地位最贱的旃陀罗，造成了很尖锐的矛盾；吠舍随着手工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力量不断扩大，产生了参与政治的要求，却为前二种姓所不允许，而刹帝利在征战中实力大增，希望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力，也极力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婆罗门的地位虽仍至高无上，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3.佛生王家，乐而悠游
在众多的奴隶制国家中，东北部的拘萨罗国所属的迦毗罗卫国，幅员很小，东西60余公里，南北80余公里，土地肥沃，河川水利发达，盛产稻米，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国王净饭王，是释迦族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族长。自做国王后，把这个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深得人民爱戴。王后摩耶夫人是邻国拘利族天臂国王的女儿，梦人骑白象入腹而有孕。公元前565年春，摩耶夫人依旧俗归父国生产，行至国都外蓝毗尼的时候，在一棵无忧树下生下乔答摩·悉达多。悉达多意为“成就一切者”或“吉财”。这一天是4月8日，后来佛教定为“浴佛节”或“佛诞节”。
摩耶夫人分娩后7天便死去了。为了照顾抚育太子，净饭王选摩耶夫人的妹妹做王妃，乔答摩便在姨母的爱抚下成长，他天资聪明，生性仁爱，对一切生命都倍加爱护不忍伤害，以致得了个“怯懦太子”的称号。但他并不计较，他关心的是为什么动物中有弱肉强食，人们中有相互残杀，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他便去书中寻找答案。但他所读的是婆罗门教的书，他从中找不到要找的东西。不过，他的好学勤奋，也使他掌握了哲学、文学、艺术知识，并且还学得了一身好武艺。
净饭王一心指望悉达多将来大有作为，又怜其生而失母，所以对他倍加爱护，在他16～17岁上，给他娶了一位窈窕贤德的妻子叫耶输陀罗，并生儿取名为罗喉罗。总之，在外人眼中，太子的生活过得很舒适。
有一天，太子出游，看到了一个老者和一个病人，他想帮助他们，可是他无法给老人恢复青春，让病人重新健康，这令他深深苦恼。第二次出游他又遇到了送葬的悲惨场面，给他很大的刺激，他深感人生无常，抑郁寡欢。净饭王为让太子快乐，费巨资为他建造夏宫，设酒池肉林，美女百人侍候。但悉达多王子无时不在考虑人类生老病死的大问题，考虑如何拯救受苦的人们，对父王所做的布置根本没有兴趣，思虑再三，他决定去深山访名师出家修行。
悉达多在29岁那年，即公元前536年，离开娇妻幼子，放弃了王储的地位，离家远游，他先东南行至毗舍厘，从名师阿罗迦兰就学，后又去摩揭陀的王舍城访名师郁陀迦罗摩求教，但二人传授的瑜伽法不能使他达到解脱的目的。
于是，他便到迦雅地方乌鲁拜拉村的苦行林中进行苦修。当时，印度除了婆罗门教外，还有耆那教具有相当影响，二者都主张苦行修身。悉达多当时尚不知如何才能使自己大彻大悟，达无上正觉，山就只能按婆罗门教等的要求苦行修炼，他抛弃一切安乐，严苛地折磨自己，甚至绝食到瘦弱不堪的地步。这样过了6年，他终于明白这种方法不能解决他内心的困惑。因为这种苦修方式只能克制生理上的欲望，却不能给人以心灵上的启示。悉达多决定放弃这种生活。他走入尼禅河，洗净了满身的积垢，并接受了牧羊女替生所给的香乳糜，使虚弱已极的体力得到恢复。
悉达多离家后，净饭王曾派5个侍者去追回他。这5个人是桥陈如、阿舍婆誓、摩河跋提、卜力伽叫、摩男俱利。他们在苦行林中找到了太子，并留下同他一起苫修。但当他们看到太子放弃了苦修时，就气愤的离他而去。
悉达多失去了伙伴，离开了苦行林，来到一棵荜钵罗（即菩提树）下，敷吉祥草东向盘坐，闭目修行。他对万物生灭的原理反复思索，盘坐49天，终于豁然而悟，心灵上不再存有一丝无明，他发现了真理成就了无上正觉，彻知了宇宙万物中的一切。他成佛了。这一天是12月8日，后来被叫做“成佛节”。
这就是人们常谓的释迦牟尼的诞生。从此，印度的文明更添光辉，古怪的印度人，有了不同于婆罗门教的，属于自己的宗教——佛教。
4.度众生，佛陀转法轮
“世界上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心地不同佛一样，是光明的，只不过是被种种烦恼所缠绕、所迷惑，而不能透露出来罢了。”
佛陀发现了真理，他要把它告诉一切众生，让他们的心地都像佛一样光明。他决心先找到桥陈如他们5人，把真理告诉他们。
后来，他在波罗奈城的鹿野苑找到了仍在苦修的5个伙伴。
“我们以苦行的偏激修行是永远得不到正果的，健康的思想建筑在健康的身体上，肉体的自苦只能干扰心神的清净与宁静，过度的纵欲和节欲是同样的不适，只有清醒的心神才可以得出智慧。”
佛陀就在鹿野苑向他们布道说法，初转法轮，使他们转迷开悟，成为佛陀的第一批弟子。
不久，当地的长者与弟子50多人闻道而出家，其中一些悟性较高的，被派往四方布道。
佛陀外出布道，途径旧地尼禅河畔，在此度化了苦行仙人优娄频罗·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三兄弟及其500弟子。接着，他又赴王舍城之竹林，将一外道名师桑迦雅的高足舍利和目犍连收为弟子。这一举曾引起很大骚动。当时的六师外道教势力很大，人数很多，但自佛陀布道以来，六师外道弟子大批皈依佛教，使佛教很快兴盛起来，佛陀在摩揭陀国威名大振。
佛教诞生在印度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当时围绕着宇宙万象何以成立、人类何以存在、痛苦何以解脱等问题，有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之说和反婆罗门“沙门”思潮的“六师外道”与“六十二见”等。但佛陀认为它们都不足以穷尽宇宙之奥，脱离生死之谜。所以，他初转法轮，开宗明义便讲：“出家人有二种谛，一者心著欲境而不能离是非解脱之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离，永无解脱；离此二边乃为中道，精修勤习能至涅。”这表明他既反对纵欲享乐，又反对极端苦行，而认为应抛弃此两极端，走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他言教的目的，在于教人如何实现解脱，而非空谈玄理。他把空洞玄奥却于实际无补的理论称为“戏论”，认为它只能把人们引入歧途。
佛陀的说教，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他来到摩揭陀国，为国王频婆萨罗及其文武大臣演经说法，听讲之人无不拜服，纷纷请求皈依。但他们要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不能剃度，又不能出家，就做了在家弟子。这种信佛而不出家的男弟子称为优波塞（男居士）。
频婆萨罗国王为了能经常聆听佛陀教诲，决定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中建造一座精舍，供养佛陀及其弟子，作为佛陀讲道的地方。这是佛陀创立佛教后建造的第一座精舍。佛陀带领1000多名弟子住在精舍中，开始了大规模的修道讲学活动。自此，全国各地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皈依佛教，要求佛陀为他们剃度。
佛教之所以能如此博得众望，就在于佛教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印度16国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已发生巨大变化；一大批繁荣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相继形成；旧的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下层群众不断掀起反种姓迫害的暴动，反婆罗门思潮已汇成潮流。佛教提出的和平戒杀、转轮王治世等主张，很快适应了当时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在教理方面的不分种姓，提倡众生一律平等，很容易为除婆罗门以外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和信仰。
但是，佛教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和反对创世神说，与严格主张种姓制度和梵天创造宇宙的婆罗门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而六师外道虽然也反对婆罗门，但同佛教的中道说也发生了冲突。所以不仅婆罗门教的人想置佛陀于死地，六师外道的一些人也屡欲加害佛陀。只是，他们的这些行径，为广大人民所不齿，也更使他们失去了人们的信赖，佛陀的威望与日俱增。
拘萨罗国舍卫城的富商须达多在听佛陀讲道之后，非常高兴，许愿回国后要修建精舍，迎请佛陀列拘萨罗国讲道说法，化度全国的人民。至此，佛陀有了第二座精舍——祗园精舍。在这里，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与诸外道首领进行辩论获得胜利，大大提高了佛陀在拘萨罗国的声望。舍卫城中不少外道首领，放弃了自己的信仰，皈依到佛陀座下。国王波斯匿王也曾多次造访精舍，听佛说法，这样一来，连同王后、妃嫔、王子、大臣、长者及民众都纷纷前来皈依。
净饭王得悉儿子成佛后，仍日日盼望他回归故国。他再派大臣前去迎接。佛陀也很思念父王、姨母，决定回去一趟。他率领大批僧众，返归故里，安慰了亲人，并给族人说法，赢得族人信仰。据说，释迦国每户都有一人出家修道，佛陀的许多兄弟也要求佛陀给做了剃度。佛陀的儿子罗喉罗也提出要出家，但是佛陀的僧团中，尚未有儿童出家的。于是佛陀制定了《沙弥十戒》，让罗喉罗出家先当小沙弥。起初，佛陀不允许女人出家，但他的姨母一再请求，加上其弟难陀从旁恳劝，经约法八章，他允许姨母出家为尼。他的妻子耶输陀罗也成为比丘尼。此后，也就出现了不出家的女信徒优波夷（女居士）。
佛陀一生传道说法45年，足迹主要遍及中印恒河流域各地。他宣扬四姓平等，终于打破了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在佛门弟子中，上至国王、后妃、豪臣、富商，下至乞丐、奴隶、妓女，不分种姓，一律平等。僧团组织中的比丘、比丘尼和优波塞、优波夷，合称“佛门”四众；另有沙弥（小和尚）、沙弥尼（小女尼）及叉式摩那（学法女），通称“七众”弟子。这样，佛弟子人数就相当可观，遍及16国。这是其他宗教所不能比的。佛陀众生平等的主张，使他创立的佛教能够在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越过本土，在世界各地找到滋生的肥沃土壤。
佛陀布道一生，经万人膜拜，成无上至尊，但也确经历了许多磨折，不仅敌对教派的人迫害他和弟子，就连本门弟子中也有心怀险恶者。他的堂弟提婆达多，曾为谋夺王位屡次派人杀他。在他成佛之后，提婆达多忌羡佛陀尊荣，恶心不死，图谋杀佛夺位，在佛陀晚年时，他又遭到了几次沉重打击。一是拘萨罗国琉璃王因与释迦族有联姻宿怨，举兵报复，攻破毗迦罗卫城，大加屠杀，致使佛陀故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二是他心爱的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相继离世。佛陀深深感到了悲伤和衰老。
在佛陀80岁的时候，佛陀与弟子阿难一同外出布道，在毗舍离安居，却不幸患病。他们前往拘尸那迦罗时，佛陀接受了铁匠古拉姆敬奉的食物，不料食后腹泻不止，病情加重。佛陀坚持着走到拘尸迦罗郊外的婆罗树林，由阿难扶着在婆罗双树下休息。他知道自己大去之期已至，就让阿难在这两棵树中设座铺床，准备涅。他的诸大弟子，除大迦叶在外布教外，都赶到这里。佛陀在这最后时刻接纳了一名外道须跋陀罗为弟子，并向周围的弟子做了最后的训诫：“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有生就有死，我死后要以自为师，以法为师，切莫依从他人，不要放纵自己，要努力精进！”随即佛陀进入无生无死的涅境地。这一天为公元前485年2月15日，后来被佛徒定为“涅节”。
5.采得佛光，照耀后世
“佛陀的精神，象一轮明月一样，光明圆满，普照大地，永留人间。”
佛陀一生从事教化，普渡众生，都是口头说法，未曾留下文字著述。为维护佛法正统和长存，就必须把佛陀讲经布道时说的话复述结集。
当时，随佛法的扩大传播，僧团组织规模日见庞大，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的僧徒人数大增，自然不免良莠不齐，不少僧徒违背佛意做下恶行。佛陀曾制定戒律规束僧众以杜绝恶迹，这就是后来律藏的由来，它成为规定教团道德生活的重要文献。佛陀刚一去世，便有一些弟子以为再不必受戒律约束，可以我行我素了。这自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果真如此下去，佛教之影响势必一落千丈。
佛陀大弟子大迦叶认识到这个问题，甚感忧虑，为明确正法，维护僧团组织的戒律和统一，他在摩揭陀国王的支持下，召集各国比丘500人，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岩毕波罗窟进行结集。
佛陀在世所传经律，仅为口头宣讲，弟子们全凭耳闻记忆，很难完全一致。会诵时，大家分别背诵所闻，然后汇聚一起，由权威弟子负责，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形成了关于教理内容的《阿含经》和关于戒律的《八十诵律》，后者已不传于世。
“阿含”有“集结教说的经典”之义，主要是论述四谛、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这便是佛陀用以度化众生的佛光。
佛陀在鹿野苑对桥陈如等初转法轮时，就揭示了佛教的根本教理——四圣谛。它表述了佛教对一切有情生死痛苦与解脱安乐的途径和看法。它包括苦、集、灭、道四谛。
苦谛：就整个人生而言，会遇到不尽的苦恼。人生即为苦，苦海无边。人生有八若。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
集谛：即无明，乃痴、嗔、贪的聚集。痴是不明事理，迷惘愚昧；嗔是激恚愤恨，忌妒不平，贪是对名利财色等一切的贪欲。
苦谛与集谛属于迷界，也就是众生不觉悟，陷入迷茫之中受苦的原因。集谛乃苦谛之因，苦谛乃集谛之果。众生下摆脱迷界，就不能超脱。
欲要脱离苦海，就必须脱离迷界，达到悟界。灭谛、道谛便是悟界，乃众生摆脱痛苦、生、老、病、死的境界。灭谛是讲如何灭除烦恼，永享天乐。它是悟界的果，道谛则是悟界的因。道即成佛之道。依道而行，则达灭境。苦集而迷，道灭而悟。迷而不能悟者便是众生，迷而能悟道便可成佛。
“知苦、断集、慕灭、修道”，这便是四谛的宗旨。
要想达到涅解脱，就必须选择“八正道”。就是要有正确的认识、思维、语言、行为、生活、努力、信念、禅思。这八正道以道谛为中心展开，既反对享乐，也反对苦行，而行“中道”，所以叫“正道”。正道而行，自然无虞。
佛陀讲完四谛八正道之后，又为他们讲了十二因缘。
“因缘论”被认为是佛教教义的精髓，是佛陀观察宇宙，断悟人生的独特方法，也可以说成是佛教的世界观，又叫“缘起法”。
所谓“缘起”，就是把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看作是一种相依、相缘、相资的关系，即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或过程。即如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一切事物或现象不过是“此彼”连锁关系的表现或反映而已。如兄弟之间关系，有兄故有弟，有弟故有兄，无兄则不成其为弟，无弟则不成其为兄。宇宙万象之存在乃主观认识与客观认识对象彼此相依、相辅的结果，离开主客观的相因，便无世界。
而十二因缘便见把上述的缘起法分成12个彼此成为条件成因果联系的环节。这十二因缘分为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它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其中无明和行为过去因；识、名色、六入，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生、老死是未来果。
佛教教义博大精深，以上仅为其核心要旨。
在佛陀逝后百年余，佛教徒又进行了第二次结集，并因对教义、戒律的理解产生分歧而分裂为两大派系，一称上座部，一称大众部。后来，上座与大众部本教团内部又继续发生多次分裂，形成了各个部派。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位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他对佛教的发展、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佛教从此走向世界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希腊军大举东侵，刀锋直逼印度，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成为其掌中物。但当亚历山大欲继续向恒河流域进发时，遭到了难陀王朝的顽强抗击。希腊士兵远离乡土而生厌战情绪，亚历山大只好撤回。此次进攻印度时间虽短，却使其遭到很大破坏，佛教也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而有所丰富。
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趁局势动荡，民众暴起，发兵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并于公元前317年统一印度北部。这个新王朝被称为孔雀王朝。它的第三代王——阿育王便是我们要着重提及的人物。
阿育王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即位后便对南印度发动大规模征伐战争，杀人无数，经过苦战，在血腥杀气中，阿育王终于建成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在功成之前的一次战争中，俘虏150000人，杀100000人。这次杀戮使他臭名远扬，为了欺世盗名，他遂皈依佛教，并成为印度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护法王，而被列入世界宗教史册。
在位期间，阿育王大力宣扬达摩思想和佛理，并命人在全国各地刻文记载。为保障一切信仰和正法，他设置了正法大官，专管道德及慈善事业，保护一切宗教，他还在国内广建寺塔，向僧团布施，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佛教被定为国教之后，地位更享尊崇。这是佛教在印度本土的黄金时期。
阿育王所以有此般种种举动，其意实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佛教所宣扬之佛理，要求世间的人们断绝一切欲妄之念，勤行修身，使自己的品格达到崇高的境界，而不主张人们为解除世俗的苦难而反抗、斗争。阿育王要稳固对刚统一不久的帝国的统治，便需安抚民心，使他们安于现状，念经拜佛，去追求死后的极乐。于是，佛教便成为了他施政安民的工具。
佛教自此便与政治紧密相连。统治阶级虽不信奉佛教，但他们要求被统治者信奉，以使自己能够长治久安。
当阿育王发现佛教教义异说纷纭，僧团内混进许多异教徒，破坏佛戒，造成混乱时，他决定采取行动，统一信仰和教规，清除冒充比丘的外道。他邀请了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在华氏城的阿育王寺举行千人结集，以列举各部派之论点，斟定是非，这便是第三次结集。
此次结集之后，阿育王为扩大佛教之影响，派出许多使团和大批宣讲师，前往各地传教，传教者的足迹踏遍了全印各地，并终于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让佛教走向世界。在信徒们的大力开拓之下，在短时期内，佛教便传布到整个亚洲。佛教的传播分为两路：北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并以中国为中心，东渐朝鲜、日本、越南；南路则经锡兰，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并在这些国家内造成极重要的影响。
佛陀为拯救众生，而创立佛教，并穷其一生，毕力讲道，要人们致力于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以达完满境界，对于社会的安定，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佛学作为一种哲学，成为世界思想宝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佛教的传播，对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方面的生活影响重大，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唐三藏西行印度取经之举便为一极好例证。
佛陀去世已有2000多年，至今佛教在世界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信徒数目已超过2亿。
也许，麻醉比清醒于世、于己都更有利些吧！
第16章令人惊憾的古希腊文化——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人民所创造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瑰宝
古代希腊文化是希腊人民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代西亚和埃及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具有希腊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古典文化（公元前5世纪—4世纪前期）是古代希腊文化的繁荣时期。
希波战后，希腊各城邦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也进入大发展的时期。雅典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43年—429年）平民和贵族之间长期的甚至是流血的斗争以平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民主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担任国家官员的资格，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自由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一切重大事宜均由公民投票决定。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古典文化的大发展。伯里克利当政时，甚至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把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在了文化事业上。他和他的那些开明的朋友们努力把雅典变成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雅典城在希波战前还是一座半农村的城市，然而在伯里克利时代一跃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城市。许多哲学家、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来到雅典，在这里施展他们的才华。
民主政治的确立，培养了雅典公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公民受到美德的教育。古典时代的雅典人认为，善良的人就是美丽的人。美德的主要品质是勇敢、正直、虔诚和适可而止，同时还有美，而且肉体的美和精神的美同样受到重视。这势必推动人们探索人生的奥妙，研究人的“实体价值和科学价值”。
在雅典，教育是普及的，即使生活很贫穷的人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研究科学上和哲学上最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例如，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出身在一个贫穷的雕刻匠的家庭中，但这并不妨碍他饱受哲学教育的熏陶。虽然有他意志的力量，但也充分体现了雅典的特色。同时，传统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政治法规、修辞学和演说术成为热门学科，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应用很广。伯里克利自豪地宣告：“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全希腊的教育中心。”（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希腊的条件下，雅典的制度是整个希腊世界进步的制度。政治民主，学术活动自由带来了新的空气，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理论，规定了文学艺术作品比较进步的发展方向。公元前6世纪前贵族的意识形态让步于民主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和世俗性。在大多数古典作品中不再仅是反映宫廷生活，歌颂氏族贵族，而是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塑造活生生的普遍人的完美形象，歌颂人的个性和力量。
文学和音乐在宗教节目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起来。雅典每年大约有60次宗教节日，每次节日都有新节目表演，新的剧本推出。希腊悲剧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思想惊人的丰富、所含哲理的深度和语言的精炼，塑造的人的完美形象。
希腊古典时期有许多著名的戏剧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大悲剧作家，爱斯奇里斯、索福克勒斯和幼里披底斯。爱斯奇里斯的代表作《幽囚的普罗米修斯》被认为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高尚、风格最庄严的悲剧，被恩格斯称为“希腊悲剧之父”。幼里披底斯是希腊悲剧的集大成者，他在命运的观念、心理刻划和写实手法上都超过了前辈。他所描写的人类的情操高尚与卑劣的激情的冲突，可以说是莎士比亚的真正的先辈和教师。
著名的喜剧作家是雅典的阿里斯托芬。他一生写了44部喜剧。他的作品以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字手法，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贫富不均等，将喜剧推到了最高峰。恩格斯称他为“喜剧之父”。
希腊古典文化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卫城，是古典时代希腊建筑艺术的综合和典范。卫城建在雅典城的最高处，由一系列大小神庙和独立神像、门厅结合成的一组复杂的建筑群，其中最大、最主要的建筑物是耸立于卫城最高处的帕德嫩神庙。它长70米，宽30米，周围环绕46个多利亚式圆柱，气势极为雄伟壮观。所以，有人把雅典卫城比作希腊建筑艺术的王冠，而帕德嫩神庙则是王冠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
希腊的古典时代是雕刻艺术发展和高峰时期。米隆是该时代第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雕刻家。他的杰作“掷铁饼者”（青铜雕塑）塑造的是一个裸体青年在掷铁饼前一瞬间的体态，把运动员的健美和青春活力表现得尽善尽美。这是古典时代第一个现实主义杰作。玻里克利特是阿哥斯派雕刻家的领袖。他的代表作“持矛者”（青铜雕像）塑造的是一个裸体运动员手持长矛，步入运动场的姿态，充分表现出人物的健壮和朝气蓬勃，这是另一现实主义的杰作，长期以来被誉为人体雕像的样板。菲狄亚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的伟大雕刻家，他的代表作是帕德嫩神庙中神殿大厅中的雅典娜女神像。雕像高12米，以木雕成，表面镶嵌着黄金和象牙。雅典娜头戴战盔，金衣飘逸，左手扶盾牌，右手托胜利神尼凯。面部表情庄严沉静，反映了雅典人的民族自豪感。
在史学方面，古典时代出现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世界著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的真正创始人，在欧洲有“历史之父”之称。他的代表作《历史》一书是了解希波战争、西亚和埃及风土民情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表现在修昔底德的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尊重史实的治史精神，长期以来为史学者所称道。色诺芬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古典时代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德谟克利特，他的哲学的核心是“原子论”。他认为万物之本原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提出虚空思想。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神造世界和世界不可知论。柏拉图是欧洲哲学史上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他提出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亚里斯多德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哲学上他是一个二元论者，但他却创立了逻辑学、动物学等新学科，并且对物理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许多学科都有较深的研究，写了大量著作。
希腊古典时代也是科学发展的灿烂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独立的体系。亚里斯多德所著的《物理学》是世界上第一部物理学专著，其中主要研究了力学问题。他对动物学的大规模的系统的研究和分类无疑对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作了十分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古典时代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他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对内外科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记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对手术问题有相当多的描述，他大概还是最早作临床记录的医生。他提出了医德问题，内容为，医生要为病人的福利着想，要恪守医生的职责，尽力为病人治病；要清清白白行医，不受贿赂，不勾引异性，不泄露看到或听到的不应外传的隐私；对授业之师，要敬若父母，对待老师的儿子、受盟约的生徒，要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悉心教导等被人们称为希波克拉底誓辞。这个誓辞是过去西方各国医生所遵守的准则。1949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日内瓦宣言，就是以希波克拉底誓词为蓝本起草的，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则。
希腊古典文化是世界文化历史光辉的一页，无论谁历数世界古代史上知识渊博、贡献卓越的人物，都会提出希腊古典时代一连串光辉夺目的名字。“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希腊古典时代的辉煌成就，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人的古代世界，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灭了。人文主义学者们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帜开始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在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和自然科学等许多学术领域中研究希腊古典文化，并发展创造新文化，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17章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元前461年雅典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开始执政
希波战争结束之后，在希腊的一些城邦国家，奴隶主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尤以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更为突出。公元前461年，雅典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开始执政（公元前461～前429年），其中从公元前443年至前429年他担任首席将军达15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充分的发展。
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发展进程。公元前594年梭伦的改革，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梭伦改革之后，经历了庇西特拉图父子统治的僭主政治的阶段。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些改革对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机构，如贵族会议和执政官委员会则没有多大触动，因而氏族贵族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力量。继克里斯梯尼之后，雅典在泰米斯托克利当政时，继续作过一些改革，如公元前487年，对执政官的选举方法进行了改革，在当时10个地区部落预选执政官候选人时，选举方式也采用抽签来代替原先的投票，除第一等级的公民外，第二等级的公民也可承当。这一选举执政官方法的变化，使得执政官不再干预十将军委员会的活动，从而加强了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这对当时正处于与波斯交战的雅典来说，无疑对击退外敌、加强战备与保卫城邦的安全颇有意义。
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推动民主政治起过重要作用的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72年被流放，而贵族派首领客蒙困在希波战争中立有战功，地位上升，在公元前5世纪70和60年代雅典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掌握实权的风云人物。他执行亲斯巴达的政策。公元前462年，客蒙出兵援助斯巴达镇压希洛人无功，并还受到了斯巴达人的侮辱（不接受雅典援助），于是公民大会通过将其放逐，由民主派首领厄菲阿尔特执政，继续推进雅典的民主政治。他取消贵族会议的司法权和对官员的监察权，将司法权移交给陪审法庭，还取消行政官员干预司法的权力。公元前461年，贵族派派人暗杀厄菲阿尔特。于是在雅典开始了伯里克利执政的新时代。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了高度发展。伯里克利为发展民主政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1.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
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在会上可以提出任何建议，批评公职人员，讨论城邦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一切重大问题，参与表决，与会人数以6000人为最低限额，每年举行40次。
2.500人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关
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由它行使雅典国家政府的职能，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其成员由10个地区部落，从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中通过抽签的方式，由每区选出50人，共500人组成。以每区选出的50人为一组，轮流值班，构成了500人会议的主席团，负责召集公民大会，处理日常政务，并要从轮流值班的主席团的50名成员中，通过抽签，每日选出一名执行主席，其任职期限是一整个昼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在这届主席团的任期内再度当选，在担任执行主席的这一天一夜里，他成了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
3.陪审法庭（或称民众法庭）是最高的司法机关
根据雅典法律的规定，凡年在30岁以上的公民，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也未欠国家的债务，都可担任陪审法庭的成员。它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从10个地区部落中各选出60人，共6000人组成，任期1年，不得连选连任。负责审理诸如国事罪等重大案件，监督公职人员，并对公职人员进行考核，对公民大会的决议案有最后的核准权。它还参与制订法律的工作。
4.十将军委员会权力扩大
从最初只统率军队，发展到也参与政治，至伯里克利当政时，首席将军握有国家实权。十将军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举手方式选出，可连选连任。任期结束时，要向公民大会报告工作。
5.实行公职薪金制
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前，雅典国家的一切公职都是义务职。从公元前461年开始，伯里克利开始实行公职薪金制（亦称“公职津贴”），这就为每个公民都可以担任国家官职创造了条件。薪金规定，陪审法庭的审判员每日给2个奥波尔（约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执政官每日4个奥波尔，500人会议成员每日5个奥波尔，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公职人员的薪金制。
此外，为吸引更多的公民参加政治活动，还规定公民每参加一次公民大会，就可领取1个奥波尔，公民观剧领取“观剧津贴”，每场为两个奥波尔。
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但其阶级实质仍然是奴隶主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伯里克利的改革虽然扩大了平民的政治权利，一些官职不断向第三、第四等级公民开放，但实际政治生活中，财富的多寡决定了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仍表现得十分明显。约在公元前451年，公民大会通过了伯里克利的提案，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公民人数的扩充。雅典公民的总数，据现有资料推测，在马拉松战役前后，大约有2万人左右。有学者认为，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大概只有两三千人。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是不能享受公民权的。十将军一职没有薪俸，这一职务继续由富有公民（主要是工商业奴隶主）所垄断。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在古代奴隶社会中的民主政体，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是有本质差别的。雅典的民主政体，民主只可能是公民集体内部的直接民主，不可能是近代的地域国家的公民的代议制的民主。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在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当政期间，正是这个工商业城邦的社会经济进人繁荣的历史时期，这是雅典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对提洛同盟成员国的压榨来实现的。手工业发展迅速，行业繁多（当时雅典已有二十几种），分工精细，产品质量精美，光彩夺目，盛销海外。雅典商业也非常发达，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商人的足迹，比雷埃夫斯港成了一个国际商埠，进出口的中介贸易十分兴旺。雅典的造船业水平很高，已能制造排水量达250吨的商船，建造的战舰称“长身船”，可使用50个划船手。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与这一时期雅典国家的对外扩张息息相关。反对波斯入侵者的胜利，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给雅典公民中的那些贫困阶层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来源，而公民职业与谋生手段的多样化，有利于维持城邦和雅典民主政体的稳定。
伯里克利时代，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发达的奴隶制经济是雅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伯里克利不但要使雅典成为政治中心，而且要使它成为文化中心，成为整个“希腊的学校”。他在雅典大兴土木，动用提洛同盟各成员国的黄金和国库资财，重新扩建雅典卫城，修建了以帕德嫩神庙为中心的建筑群，庙里矗立着雕刻家菲狄亚斯的名作雅典娜女神像。经过改建的雅典城气象非凡，分外壮丽。伯里克利提倡文艺，奖励学术，一时这里人才辈出，群星闪烁，古希腊文化史上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大都活跃或成长在这个时代。例如，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智者派代表普罗太戈拉，修辞学家安提丰，悲剧作家爱斯基里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医学家希波克拉特等等，他们为伯里克利时代，也为创造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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