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梭伦其人及其改革的背景
公元前638年，梭伦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梭伦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后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游历中梭伦还写过许多诗篇，在诗中他谴责和抨击贵族的贪婪、专横和残暴。这些诗篇同时为他赢得了“雅典第一位诗人”的美誉。
这一时期，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一块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并把他们卖到异邦。就政治方面而言，此时雅典的全部政权都属于贵族的后裔。担负高级职务的执政官以及元老院（顾问团）的成员只能从他们中间选出。他们决定着国家大事，判定着法庭争讼，指挥着对外征战。
公元前7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了。这样，雅典就失掉了进行和发展贸易所必须的出海口。这时候，那些对海外贸易根本不关心的执政官以及元老院竟颁布了一条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而梭伦却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出萨拉米斯本应属雅典所有，他对当局的这种懦弱行为深为不满，为了唤醒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同时避开不公正的法律的残酷制裁，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佯装疯癫。于是“疯”了的梭伦经常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向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瞧吧，不久，到处都将说我们的坏话……他就是那些把萨拉米斯岛拱手让人的家伙中的一个……”最后，他热情号召说：“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听梭伦演说的都是些工匠、作坊主、商人等城市居民，因为对他们来说，海外贸易的停顿，就意味着破产和贫困。因此，他们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并且热烈地支持梭伦。在梭伦的努力下残酷的禁令终被废除，战争再次爆发。公元前600年左右，年约30岁的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城市居民把梭伦看成了自己的领袖和庇护者。而完全属于贵族后裔并处在他们的债务束缚下的农民也在渴望着他的保护。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得到了“修改或保留现有法律及制定新法律”的权力。当政后的梭伦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首先废除了“六一农”，抵押了的土地归还了原主，竖在地里的柱子被拔去了，由于欠债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又回到了自己家中。这一转变使贵族后裔和古老的氏族贵族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梭伦不想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度，他的法律反对的只不过是那种妨碍雅典经济发展的债务奴隶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梭伦在雅典确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改革。
根据梭伦的法令，雅典的全体公民将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虽然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击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400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德拉古法，它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的。对此，梭伦建立了新的陪审法庭，所有年满30周岁的公民都可出席法庭。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陪审法庭监督担负国家职务的人员活动，保护雅典人民的利益。同时，雅典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按氏族、族盟和部落来组成，而是根据财产的等级。头两等的公民在骑兵服役，第三等级组成重武装步兵，轻装部队和海军由第四等级组成。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梭伦的改革获得了雅典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梭伦颁布这些法律的时候，整个雅典都沸腾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这种情景是对梭伦改革的肯定，只有成功而合理的改革，才会获得人民的拥护。
恩格斯认为，梭伦的改革与国家起源有关。恩格斯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迄今所有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梭伦在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力离开雅典去远游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淡。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2.梭伦改革的巨大影响
梭伦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公正”这一观念。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梭伦抑制了平民与贵族的过分的欲望，在“公正”的旗帜下将一个氏族社会引入了国家的轨道，私有制诞生了。“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梭伦改革中，解除债务的政策，无疑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侵犯”，但这种“侵犯”是一种执行社会公正的结果，是公正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措施。雅典人民不负历史的厚爱，在梭伦之后的200年间，不断完善着公正的观念，创造了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科技全面繁荣的希腊文明。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乃至希腊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之风的基础，而后者，却是欧洲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梭伦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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