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宣布将卢援朝当庭释放。卢援朝转过身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激动，高高地举起两只手，听众席上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散庭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旁听的人群走光了，法庭外面宽大轩亮的过厅里只剩下周志明和严君两个人，在等段兴玉从里面出来。
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
“我们又该忙了。”严君凝目窗外，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轻声说：“现在这么个局面，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真的，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呢？”
周志明半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双手拢着一只膝盖，他此刻只觉得累得不行，就像一个刚刚打输了一场比赛的运动员一样，身心交瘁，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但像今天法庭上的这种风云突变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去答严君的话，脑子里此时不知道是属于混乱还是属于空白，突然，他从堵在胸口的一团乱麻中看到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线头儿！
——萌萌……怎么会对天文知识这么熟悉呢？
大厅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段兴玉，而是施肖萌，严君先向她打招呼。
“祝贺你啊，辩得挺成功的。”
施肖萌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周志明说：“小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
施肖萌把带着些敌意的目光在严君身上瞥了一下，脸色惨白，说：“我也正要和你谈谈，你现在没空吧？”
周志明丝毫没有听出后面这句话的双关含义，说道：“等我找你吧，到学校去找你也行。”
施肖萌没说什么，下楼走了。严君脸上有些尴尬，看见周志明转回脸看她，便扯开话说：“走吧，咱们到后面找找科长去。”
两个人穿过一条细长走道往后面的休息室走，后面也同样是静静的；只有靠顶头的那间屋子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
“老段，对这个证据的疏忽，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也了解到施季虹最近同卢援朝有过争吵，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周志明听出这是那位公诉人的声音，便和严君推门走了进去。
屋里，只有段兴玉和那个身材魁梧的检查员，检查员看着他们，收住了话头。段兴玉说：“这是我们处的侦查员。”他才又接着说下去。
“现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律都严格规定了证人资格的条件，对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考查，就是想保证证言的客观性。”
段兴玉说：“这主要是我把问题看简单了。”
检察员看了看手表，从衣架上拿下大衣，说：“她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是要追究她的诬告行为的。”
段兴玉连忙抬起一只手，“哎，老罗，我看检察院能不能先不采取什么行动，我分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诬告和伪证问题……”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也行，”检察员思索了一下，说：“先交你们侦查清楚也好，回头咱们两家再商量吧。”
他同段兴玉握手道了别，先走了。段兴玉脸色沉重地走到衣架前，默默地穿大衣，穿好，才低声说了一句：“走吧。”
他们俩一声不响跟在段兴玉身后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段兴玉突然回过身来，目光和周志明碰了一下。
“看来，我错了，你对了。”
就在施肖萌为卢援朝的辩护轰动法庭的当天晚上，南州市歌剧院首场公演著名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华丽的红旗剧场内外，灯火辉煌，盛况空前。
饰演“阿霞”的A组演员因为昨天突然患了急性咽炎，首演便临时改由B组的施季虹替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登上歌剧舞台，然而这第一次就演砸了锅。
在舞台上的失误
在化装室，她心慌意乱，差点儿将口红涂到眉毛上；在台上，她神不守舍，几次错走了位置；轮到她的唱段，不是抢拍便是冒调，简直还不如个业余的，气得乐队指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后台大发脾气，导演也恼火万分，四周都是埋怨声，说什么的都有。她一面推说头痛，一面连声自责，因为这场演出毕竟关乎自己今后在剧院里的前途，所以后半场的演出，她硬是强打精神，排除杂念，好歹平安地顶下来了。
散场以后，她身心交瘁地回到化装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装，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她，史副院长要她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
她胸口一阵跳，猜度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她，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
史副院长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她既没有谈起上午的审判？穴也许她不知道吧？雪，也没有问及刚才的演出，而是一边忙着别的事情，一边指指放在桌边的一只扁形的皮箱，对她说：“派你趟美差吧。”
“美差，去哪儿？”
“到北京去一趟怎么样，我们跟中央歌舞团借的那套独舞的服装人家马上要出国使用，已经来电报催要了，原来准备派院部老黄专程送一趟，车票都买好了，可他爱人又病了。我看你去一趟，你父亲现在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去了，住处比别人好解决些。”
她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她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来细细考虑一下如何应付对她做伪证的必不可免的查究。她接过史副院长递过来的介绍信和第二天清晨的火车票，走到门口，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
“演出怎么办？”
“小芒可以替阿霞的角色，她就是还不太熟，不过在台上倒不怯场，你放心去吧，办完事以后，在北京多呆些天，看看中央文艺团体都有些什么新剧目，这算是一项任务吧。”
她点点头，离开了休息室，史副院长刚才讲到胡小芒上台不怯场，弦外之音岂不是说她怯场吗？不怯场管什么？胡小芒要样儿没样儿，要嗓儿没嗓儿，光不怯场就能演戏吗？穆铁柱不怯场，你叫他演阿霞去！
她心中隐然的不快只是这么一闪，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去跟胡小芒她们争高下呢。
回到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钟了，她先走进厨房，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对还没回房休息的吴阿姨问道：“我妈睡了吗？”
“刚刚睡，”吴阿姨小心翼翼地答道：“她和你妹妹一直等你来着。”
她端着毛巾发了一会儿呆，没再问什么，蹑着脚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扭开桌上的台灯，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是母亲草草的字迹。
小虹：
我和你妹妹等了你一下午又一晚上，你还有心思去演戏吗？你不愿意和卢援朝结婚，我们不管，可你怎么能用这种陷害别人的手段达到目的呢！这会给你爸爸带来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你太使我生气了，你应该马上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要求处分，要争取主动，明天再和你细谈。
妈妈
她把字条慢慢地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她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她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她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她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她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儿，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她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儿，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她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援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她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她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今薄古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她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人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援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佛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渡难关的。
想起冯汉章，她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她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得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她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她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地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她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她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她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她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明她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座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
早上七点半钟，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她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净的车窗，她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941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援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她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蓦地浮了上来。凭良心，她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而他对她却一向宽容忍让，当她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搞得火热的时候，就看出卢援朝醋意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她甚至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援朝为了能当上市委政法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她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她的。
一股绝望的寒气
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已经从刚才短瞬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在生存竞争面前，谁也难保不带着一点兽性，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啊。
列车的速度渐渐减慢下来，西郊车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
“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
“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
“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
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
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
“是施季虹吗？”
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
“是，是我。”
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
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进她的眼睛——逮捕证！
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
列车在西郊站停了两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她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
她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她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四个人。她定神辨认了一下，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她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她检举卢援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去找过肖萌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桌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
她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
没有人回答她，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下来：
“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
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
“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她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季虹，一九五○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
段兴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有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儿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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