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三届

    知青，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中国一段独特的历史。无论多少年后，只要提起知青，就会带出一串感天动地的故事。

    中国的知青有老三届，新三届之说，这是按照他们在校毕业的时间划分的。一般说来，老三届是指“文革”前期的高初中毕业生，新三届是指“文革”复课后的高初初中毕业生。

    老三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响亮的品牌。有人形容说，在中国各地甚至欧美等国有华人的地方，只要一提到老三届，马上就有笑脸相迎，就有热情洋溢，就有美酒飘香。他们中很多人走出蹉跎岁月，踏平一路坎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成为著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明星企业家。我们新三届中也有一些人，经过多年努力，成长为各条战线的精英人物。

    朋友相聚时，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词汇形容你们新三界呢？我就把前几年一句很流行的顺口溜略加修改，当作回答：“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上山下乡吃尽苦，返城没有好工作；人到中年下了岗，苦难一个接一个。”朋友们听了就说：调侃得让人捧腹，寒酸得让人落泪，真实得让人不可思议。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曾经就新三届进行过讨论，称我们为“被耽搁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理由是这一代人没有真正地读过几年书，不像老三届那样有文化、有正气、有上进心和责任感。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步入学校，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人革命”，学校一度停课，后来复了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很好地学知议。运动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什么“一打三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潮流”等等，等等。我们要参加大批判，还要军训，还要学工学农，一直到毕业，几乎“泡”在运动里。后来，就开始上山下乡，还有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初中毕业就下乡了。在农村几年里，既要参加体力劳动，还要参加大批判，更多的是忧虑着前途，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学习。恢复高考时，老三界中考上大学的不计其数，我们新三届中考上大学的则凤毛麟角。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知青返城风起云涌，我们也随着潮流般的返城大军相继回城。那时，大多数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接着结婚，生儿育女。这就是我们悲壮的青春之旅。

    没经历过这个悲壮的青春之旅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呢！

    这的确是悲剧性的一代人。

    但是，没有人去追究是谁造成了这一代人的悲剧。仅仅一句“林彪、四人帮耽搁的一代”就能洗脱我们的悲剧吗？

    问题是这一代的悲剧此后还在延续。

    这些满脸笑容的少女，不知道有多少艰难在等待着她们。

    返城之后，大多数当了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记得我们那个知青点的知青返城后，几乎都是在服务行业工作，有商场的售货员，有公交车的售票员，有铁道上的维修工，有印刷厂工人……那个时候，百废俱兴，“五大员”职业很光荣。我们曾为我们的职业感到自豪过。歌颂平平凡凡岗位、普普通通人的文章屡见报端，歌舞也屡屡登台。我记得有几个在商场做服务员的，就自我感觉很好。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很紧缺，照相机也不好买，作商场工作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搞到一些紧俏商品，他们自然有几分得意，几分满足。有人经常要找他们“走后门”。在工厂里当工人的也有一种自豪感。我记得聚会时，有的人就穿着佩戴工厂标志的工作服装，一副神采飞扬、神气活现的样子。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由于年龄的关系，很多人返城不久就开始考虑婚姻大事，顾不得学习。而且对知识的崇拜也没达到后来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有很多人通过不同途径继续学习深造。

    作者与夫人30年后重返当年插队的地方，重温的却是万千感慨！多的是随波逐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新三届中的很多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当科学文化知识被提到兴国兴邦的重要地位，那种压力尤其巨大。再后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破三铁”、企业改制……开始有人下岗，恰恰这个时候，正是人到中年的阶段，也是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前不久，有位一起下乡的朋友到北京来，谈到上山下乡的同伴，不是这个下岗了，就是那个失业了，有的成天打牌，有的喝起酒来不要命，有的甚至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时生活已经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仿佛无论个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住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力量面前屈服了，最终放弃。我听到这些，心里总会有几天不安。各种各样的运动让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没办法拥有一张安稳的课桌；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又把我们的青春梦想永远留在了农村……当我们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因为没有安安稳稳读过书而找不到好工作，如今人到中年，又下岗了……

    想想这一天又一天的日子，猛然发现：人到中年，天过午。时代的悲哀、生活的重担一个接一个地压在肩膀上，那原本就饱经风雨的生命也开始渐渐不支。我们经历过时代光辉也好，苦涩、悲哀也罢，好像与我们都不是那样休戚相关。父母年事已高，常要看病、住院，现在又没有了公费医疗，这笔开销着实不小。有的孩子也该上大学了，一年上万的学费还不知道从哪出？有人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找工作十分困难。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倒下，即使渐渐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有了病也得死扛着……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悲哀与无奈，尽管我们从未放弃过希望，可希望一直在离指尖不远、却够不到的地方。

    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们在某个地方借酒消愁，大声喧哗，甚至于呕吐的时候，会被人瞧不起；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去商场或菜市场因为一件小事，甚至于为几角钱唾沫四溅地与他人争吵的时候，会被人嘲弄；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看书的时候，读了错别字，让子女嘲讽……我相信，那个时刻他们的心在滴血，在哭泣，在呐喊，在发问：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最近，我常常想起一个特殊的日子，想起那个日子的夜晚，想起当年我们那个知青点发生的一幕：

    我们那个知青点坐落在徐州东部约30公里的黄河故道上，一片有着几千亩地的果园。我们与老三届的大哥大姐姐不同的是，不是靠挣工分吃饭，而是拿工资，当然，工资很低，第一年每月15元。知情有食堂，“在一个锅里抹勺子”。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青春亮丽的女知青青不用化妆品，也很少买衣服，工资能够维持生活；而大多数男知青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如果抽烟的，更是捉襟见肘了。因而，小少男知青要靠家里接济。

    当时正处在“文革”末期，所有人的命运都在风雨飘摇的动乱中显得晦暗不明，我们知青点也渐渐人心躁动起来，有人打牌喝酒，也有人偷鸡摸狗。看上去，这是一群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人。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到今天还时时触动我的心。

    上山下乡时作者在劳动的果园里留影。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去世了。那天早晨正赶上我到当地的公社参加学习班，在公社里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很震惊，也很难过。因为我们那个知青点的广播有时不好用，我怕知青点的“插友”们听不到这个消息，于是吃了晚饭就往回赶。十几里的路程，比平时快了很多。一路上，我反复在想，我的那些“插友”们此刻会在做什么，对周恩来总理的去世会不会关心？我推开宿舍门的一刹那，眼前一片烟雾弥漫，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弥漫的烟雾中挤了上几个人，有的在低着头大口大口的抽烟，就连平时不抽烟、闻到烟味就皱眉头的也在抽。有的正与人高声争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骂娘，而这人声鼎沸的焦点是：这个时候没有了周总理，国家的前途该怎么办，民族的命运该何去何从……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也激动了起来，我们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我们的心仍然是国家与民族紧紧相连的。

    看到我回来了，人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公社里的情况，打听还有什么事发生，打听上级有没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我们就这样整个晚上都在讨论着。夜深人散之后，同宿舍的大韩、小韩、小平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个人的命运无论何时都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会自发地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发动，大家不约而同戴起了黑纱、白花……

    记不清是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前还是追悼会后的一天午后，两个喝醉了酒的“插友”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争执。一个说：“你一点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得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吗？”

    另一个万分感慨地说：“我关心国家，国家关心我吗？”

    我们听了无不感到痛苦。

    30年后，作者重回上山下乡的地方，拍下当年的宿舍。

    那时，我们还没有机会看到老舍先生的伟大作品，若干年后、我看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其中就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爱大清国，大清国爱我吗？”这种相似，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不久前曾经见到一个下岗后终日牢骚满腹、以洒消愁的“插友”。那天，他又喝得大醉，一路上连吵带口唱没有消停。但当我送他都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安静了下来，悄悄地对我说：

    “我……我儿明年就……就高考啦，咱俩进去的时候可得小点声。”我听了心中忽然一颤、其实，在他悲观的心里，还有着这样的希望啊！我问他：“你儿子学习怎样，考大学应该没问题的吧？”他眼睛红红红的说：“成绩还算……还算不错，可我现在这种状况，将来可怎么供啊。”说着，竟哽咽起来。

    我默然，同时也心痛。

    “我打算出去打工了！”他犹豫一会儿，对我说。

    没等我回答，他叹息一声，又说：“不管别人管不管我们，我们也得活啊！”

    这就是我们新三届。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些苦难的人，无法知道我们这一辈的挣扎，也无法感受我们内心在现实与逃避之间拉扯的痛苦。我们这些同共和国一起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这一代人，当年，放弃了学习，登上“斗、批、改”的舞台的时候，还不懂得真理的谬误；当年，带着火热的青春上山下乡奔赴边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设中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怨悔；如今，人到中年，下岗、再就业，仍然默默承受。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我们也许会彷徨，也许会逃避，但我们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生活着、奋斗着，尽着做儿女的责任、做父母的责任、做公民的责任。谁能否认，这一代人也是共和国的脊梁！

    我常常想起那位“插友”的感叹：“我关心国家，国家关心我吗？”听了，让人惊心动魄。可是，有谁去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时间是生命中一个重要元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波折，我们又该向谁问责？

    我们终于等到了，看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祖国，我们多么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下一代，世世代代再也不会发出“我关心国家，国家关心我吗”的感叹！

    我们的1966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新三届当时都是刚读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不要说理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长大成人了，才当年大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从一些反映当时那段历史的有关文章中得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也曾说过对于为什么搞“文革”、怎么样搞“文革”、“文革”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无所知。所以，若干年后，只能从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中，找回一些感觉。

    北京来的女孩

    小学三年级那年，“文革”刚刚开始小久，我们那所乡下小学还在上课。记得是一个夏天，班里来了一个穿连衣裙的女孩。那时，我们还不懂连衣裙。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些宣传画上，有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手持钢钎的工人，有穿着花布衣、头上围着白毛巾、手持镰刀的农民，有穿着军装、戴这大盖帽、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战士，有穿着连衣裙、系着红领巾、手拿书本的女学生……所以，一看她穿着连衣裙，就知道是从城市米的。果然，老师介绍说，这个女孩是从北京转来的。北京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十分神圣、十分伟大的地方，我们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那时，我的母亲在那所乡下小学任教，女孩舅舅也在那个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听母亲和一些老师议论说，北京运动闹得很厉害，大学、中学、小学都停课了。大学生、中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小学生在家里呆着。女孩家长一来要参加单位的运动，无力照顾她；二来不想耽误她的学业，影响她的前程，于是，经过和她舅舅一家商量，把她转到了我们那个乡下的学校。

    这个小女孩不爱说话，但是爱笑。她见了我们每个同学，都会甜甜地笑一笑。可是，我们和她说话时，她常常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后来才知道，她的普通话我们听得懂，而我们说的苏北土话，她听起来却很费力，所以干脆不说话。课间休息时，她也和一些女同学一起跳绳、踢毽子、丢手绢。不过，静下来时，她常常一个人发呆。她一定在思念着北京，思念着父母。每到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很自觉地与她保持距离，给她一点个人的空问。

    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已闹得轰轰烈烈，但这个北京女孩的到来，给我们那所乡下学校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尤其是她文明礼貌的举止，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过去，上课铃声响过后，只要老师还没进课堂，教室里一片嘈杂，有的学生还慢腾腾地从外边进来。而她每次听到上课铃声，都自觉地在座位上坐好，并把要学的课本、作业本整齐地放在课桌上。回答老师提问时，我们都是一边举手一边大声喊叫，好像只有这样才够热烈、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她却是只举起右手，两眼期待地看着老师。放学时，同学们你拥我挤地朝前边挤，她却自觉地排队……我曾听一位老师对我母亲感叹地说：“看看，到底是从北京、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孩子，就是懂礼貌！”

    这个女孩任我们那个乡下学校只上了一两个月课，然后就回了北京。当时，很多老师都出了口气，认为她能回北京读书，就说明北京又开学了，今后可以安稳地上课了。

    其实不然，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哪里能让我们安静地读书！

    大游行

    那个年月，隔三差五就要有一次大游行。

    现在已记不清被批斗的是些什么人了。只记得每次大游行，队伍前边都要有几个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牛鬼蛇神”，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斗争那些人。但是，每次大游行，我们都要参加。我们那所乡下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几百个学生，每排两个人，要排出很长的队伍。学生队伍的后边，是当地的农民。那时农民都被“发动”起来了，积极性很高，谁不参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坏人。还有谁敢不参加呢？学生加上农民，游行的队伍排几里长，声势十分浩大。几百人喊口号时，更是壮观，尽管我们不知道那些口号的含义。

    每次游行，都要走很远的路。一个大队有几个自然村，几个自然村相隔几里路。游行要走遍几个村。我记得最远一次游行是到公社所在地，经过七八个村庄，走了十几里路。一路上，很多人都憋着一泡尿，好不容易在一村头看见一个厕所，大家一哄而散，蜂拥着往厕所里钻。游行的队伍一下子乱了。领头的跑前跑后吆喝，累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把队伍组织好。下是，又继续前进。当时，我已经憋得实在难忍，就故意放慢了脚步，拖到了队伍的尾部，想寻机解决一下。我看见有—位老师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也和我一样，走得很慢，表情也很痛苦。

    又走了一会儿，到了一个村庄的庄头，看见了一个土墙围起来的厕所。走在我前边的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钻了进去，可是，接着又跑了出来。一个个神情慌张。那位老师边跑边对几个同学说：“赶快把红袖章戴上！”

    我正感到莫明其妙时，厕所里出来两个气势汹汹的农村妇女。原来，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进去时，厕所里有两个农村妇女正在里边。农村厕所虽然也分男女，但大多没有用字标明，即使有的用石灰水标明，一场雨水就冲洗掉了。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没看到男女标志，钻错了地方，这下惹了祸端。两个妇女提着裤子追出来，气势汹汹正要骂娘。老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游斗的牛鬼蛇神不见了，是不是钻厕所里了？”

    那两个妇女一脸惊恐，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没看见。

    老师故意抬了抬胳膊，让那两个妇女看清他的红袖章。然后，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厕所。我们小解完出来，看见那两个妇女正在低声嘀咕。老帅板起面孔，严肃地对她们说：“如果发现了，赶快向我们汇报！”

    那两个农村妇女吓得直点头。

    走出很远，我们才开怀大笑。那次如果不是红袖章，我们少不了一顿臭骂。许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就很容易想起一句话：政治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能充当遮羞布。

    一枚毛主席像章

    “文革”刚刚开始那阵子，谁能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佩带在胸前，那可是本事，那可是骄傲，会令人刮目相看。

    红卫兵大串连时，我正在读中学的舅舅，跟着学校的红卫兵上北京串连，路过我们那里时，把我带去了肥东姥姥家。那是我出生以后第一次到姥姥家去，第一次见到姥姥家的人，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肥东位于合肥东郊，距合肥大约几十公里，县城坐落在一个叫店埠的镇子上。那里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姥姥怕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出差错，对我看得很严，几乎不让我出门。其实，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随着运动的开展已变得紧张起来。亲戚朋友之间，同志同学之间几乎很少往来。因为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第二天可能就会成为“专政”对象。所以，我平时很少接触人。偶尔，我舅舅、姨妈的同学来姥姥家玩。其中，我姨妈有一位女同学，与我姥姥家住得不远，来的次数多一些。因为我说一口苏北话，她每次见我，都叫我“小侉子”，晚点笑话逗我开心。有一次，她来时我看见地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枚像章很大，底色是红色，上边是毛主席戴着军帽的头像，四周还放射着一道道光芒。我见了很好奇，也很稀奇，眼睛一划也不离地看了半天。有一阵子，我真想下手抢过来。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假装没有看见，和我姨妈谈笑风生，但左手却下意识地不时朝上抬一下，仿佛防范我抢夺。

    有一枚毛主席像章，一本“红宝书”，是那个时代千百万少年的向往啊！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里不断出现那枚放着光芒的毛主席像章。我甚至梦见那枚毛主席像章已经佩戴在我的胸前，使我走路时腰板挺得更直了，头昂得更高了，引来一双双嫉妒的目光……

    在舅舅家过了几个月，父母亲来信，让我回去上课。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姨妈的那位同学来了。她听说我要回去了，嘱咐我回去后好好读书。我看着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那位阿姨又来了。奇怪的是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没有了，代之是一枚那个时期也很流行的毛主席语录牌“为人民服务”。她和姨妈在屋子里说了一阵话，走时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

    那位阿姨走后，姨妈把我叫到跟前，打开一个小小的红的布包，里边正是那位阿姨曾经佩戴过的毛主席像章。姨妈告诉我，那位阿姨早已看出我喜欢那枚毛主席像章，但是她也特别喜欢。再说，任那个年代，女孩子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不仅风光骄傲，而且走到哪里都增加几分安全感。

    姨妈说那位阿姨看你要走了，把这枚像章作为礼物送给你。但是，她又不能亲自给你戴上，那样她会受不了，会哭出来。这时，我才明白刚才为什么看见那位阿姨的眼睛红肿。她与那枚毛主席像章的感情真是深厚啊！后来，我常常想，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从老到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难道就是因为搞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吗？我想不完全是这样。

    姨妈把那枚像章放在我的包里，嘱咐我一定保管好。因为街上抢像章的特别多，而抢像章不是犯罪。

    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抱着包。回到家，我才把那枚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

    到了1970年，我已经读初中了，家乡一位在部队当兵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枚铜质的毛主席像章，我才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位对它向往已久的同学。

    哨卡

    过去看电影时，曾在一些战争的影片里，看到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镜头，没想到“文革”初期，这些场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

    那一年，我在供销社工作的祖父，到出北边一个叫潘林的出村搞代销点，就住在村子里。那时候，一方面制度比较严，不允许向村里吃喝拿要；一方面公职人员比较自觉，不占村子里的便宜。代销店的人自己做饭，所以每隔几天，我和哥哥要去给祖父送一次干粮。那时，农村到处设哨卡，对过路的行人进行盘查。行人必须背出几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别想轻易离开。轻则把你赶回去，重则让所在大队来人领回去批判。祖父怕我和哥哥返回时遇上哨卡，就建议我们翻过一个山口回去。虽然山路难走一些，但估计不至于有哨卡。

    果然，出村时十分顺利，没有遇到哨卡，我和哥哥松了一口气。

    正值中秋时节，山上的景色宜人。那时，自然生态保护的还相当好，几近原始。山上有泉水，泉水又形成了一条条小溪，潺潺流水生动活泼。满山遍野的树木郁郁葱葱，偶尔还飘来阵阵花香。我和哥哥兴高采烈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轻松愉快。

    突然，路边的沟里跳出两个人，吓了我们一跳。那是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几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像电影里见过的那样，他们都手持红缨枪，戴着红袖章。

    我和哥哥愣住了。

    “你们从哪里来的？”个子高点儿的孩子问。

    我指了指北边方向。

    那两个孩子向北看了一眼，就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能背毛主席语录吗？”

    好在我和哥哥都在学校宣传队，而那个时代的学校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背毛主席语录是宣传队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功。我尤其对《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背得很熟，能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我哥哥先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可能因为过于紧张，其中有两句背错了。我紧张的心怦怦直跳，汗水流了下来。但是，那两个孩子好像没有听出来。我这才发现，他们自己也背不出几段毛主席语录，只是在这个哨卡做做形式。

    这样，我的心情也不紧张了，背语录时很顺畅。

    后来，那两个孩子听得倒有些紧张了。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

    今天想来，有一种滑稽感。

    最难以忘记的1977

    1977年，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高考。

    每年的夏季都会有这样一个词，在燥热的炎炎酷暑里，牵动着数万人紧绷的神经；与它有关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它带来的任何结果，都有可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这个词就是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成了一个人人生的重要关口，只有从这个关口走出的人，才能看到光明的前程。据说有一个偏远山村的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左手举着白馍头，右手举着黑窝头，对学生们说：“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的，毕业后一辈子吃这个白馍头；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留在咱这山沟的，一辈子吃这个黑窝头……”

    高考，几乎是每个参加过的人足以铭记一生的人生大事。十年后也好，二十年后也好，无论时光走过了多久，一旦提起这个话题，每个曾经经历过高考的人都会有说不完的感受。而“文革”后的1997年恢复的第一年高考，更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而带来了数不尽的曲折故事与道不完的悲欢离合，已然成为了一代人的标志，被深深地刻在了共和国的历史上。对于我，这一次高考也同样成为了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带来了许多的感悟。

    那时，我已经在知青里度过了三个年头，适应了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问厌了自己未来在何方这种问题，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只把上大学当作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就在我以为这样的日子要永远继续下去的时候，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高考恢复了！在那个招工招生机会少得可怜的年代，这无疑是一次命运改变的机遇。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这次上大学的机会既不是靠组织推荐，也不是靠群众评议，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参加公平考试来争取的。换句话说，这次的命运是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无论结果如何，都是让人心安无悔的。尽管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消息已经传求得太迟了，曾经错过的东西也很难再弥补了，但毕竟还有从未放弃过梦想的人，还有梦想被重新点燃的人。所以，带着兴奋与对未来的憧憬，我和果园里的其他几个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一样，开始了高考复习。

    就这样，我离开了果园，回到了自己的母校，重新坐在了阔别已久的教室里。这真是一间特殊的教室啊，本应在过去的十年里参加高考的人们被集中到了一起：年纪大的接近三十岁。我认识的一位老三届知青，就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年纪小的就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学生。他们应当说是让人嫉妒的幸运儿。教室里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年长的学生，甚至还有“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想继续深造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同堂听课。而每个人的穿着打扮也显示出身份的各有不同，有的是满身黄土的农民，有的是像我一样的知青，也有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还有穿着一身绿色的复员军人……有些老三届的知青当年已经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孩子，还带着孩子一起复习，常常是左手抱孩子，右手记笔记，还要时不时地喝住孩子的乱抓乱动。这样的场景实在是非常让人感动，恐怕世界上也没有什么考试能够像这次一样壮观了。

    照片上这群同学，都是从1977年走向人生辉煌的。

    虽然人们都把这次高考看作是命运的转折点，但这也仅限于参加考试的人本身而已，社会上的其他人显然对这件事并不那么关心，同今天的高考所受到的关注程度相比，那时的关注还远未成气候。近些年来，人们指责现在教育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应试制度，实际上从恢复高考那个时候起就是这样。相当多的人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改变生存状况而考大学。而又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职务升迁、改变命运走向再深造。不过，那时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考试的人来说，相关的信息简直少得可怜，仅仅是一本考试大纲，现成的复习资料也是没有的，什么都要靠摸索。所幸的是，无论辅导老师也好，上课的大小学生也好，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执着的精神来对待这件事，时常会互相鼓励和慰勉。

    1977年的高考，来得就像邓小平同志在教育工作会议上拍板决定时一样匆忙，从消息发布到最后考试，中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据说。当时因为全国的资源都很紧张，时间又太紧，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来不及抽调，最后只好动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来印考卷。而且，与现在的高考不同的是，那一次的高考是夏天拍了板，冬天就举行的，可以说从举行考试的一方到参加考试的一方，都因为被压抑得太久了而显得有些急不可待。

    复习的日子是艰苦的，不仅仅因为生活辛苦，而是因为复习艰难。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并不在乎这点辛苦，小时候赶上自然灾害，饿得两眼发昏的日子有；长大了下乡插队，拼命干农活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的时候也有，对于我们这些什么苦都吃过了的人来说，起早贪黑的学习并不算辛苦，可赶鸭子上架般的复习确实太艰难了。要知道，从“文革”开始，已经有近十年没有高考了。“文革”期间想上大学，只有通过推荐。工人想上大学要厂里推荐，知青想上大学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然后成为工农兵学员。而且名额少得可怜，竞争相当激烈。可想而知，经过近十年的荒废，要把以前的知识在短短几个月内重新拾起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当时，许多的老三届已经扎根在农村，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生儿育女了，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对于他们无疑是学习上的困难之外的生活困难。我清楚记得，一位老三届知青，星期天回村里去干农活，星期一早上回校时，自行车上还绑了一把铁锹。尽管如此，面对如此诱人的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珍贵机会，还是有许多的老三届加入进来，其中的一些在考上大学后渐渐走向了辉煌，成为日后许多文学作品的原型。

    我认识的老三届知青中，就有几个克服了各种困难来参加复习的。但是，老三届的加入，对于我们这些新三届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竞争力度。因此，新三届的人复习起来就更为艰难了。同老三届相比，新三届有不少的劣势，这些劣势最终在高考成绩上也有所体现。首先是各自的精神状态。老三届的人，有很多不是已经结婚了，就是已经有了孩子，或者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岗位，他们想参加高考，重新回到校园，无疑需要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人一旦下定了放弃一切只为实现目标的决心，精神上的力量便是无穷的了，这大概就是兵法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至于新三届，决心和意志就差一些了，因为那时已有消息说知青要全部返城参加工作。考上考不上大学，只要能回城也心满意足了。

    照片中的年轻人，从艰苦的环境中走向各自的辉煌。

    更大的困难在学习上。老三届想重新拾起十年前荒废的知识很不容易，尽管不容易，很多知识他们从前学习过。而对于新三届，许多东西还是陌生的。也难怪，只要想到新三届所受的教育是“文革”期间完成的，就不难知道原因了。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大量新知识，相当地困难。那个时候每天的复习，就如同往黑夜里赶路，远远望见一点灯光，便加快脚步拼命赶，可是那灯光还是远远的一点。这样的感受带来的精神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即使是小小的成绩或鼓励，都会带给人无穷的希望与力量。记得我在复习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落后就要挨打》，老师当时给我那篇作文很高分，当作“范文”任复习班里印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使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着实让我高兴了许久。然而，由于数学、英语的底子差，我终于没能考上。

    那一年，我们知青点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其中有一个就是与我同一天下放的小韩。等待那些考上大学的人的，将是一段更加丰富精彩的人生，而他们的成功，也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知识，追求受教育的机会。后来，我在各种场合接触过不少现在正在领导岗位上的新三届的同志，谈起当年的经历得知，他们大都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为各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但是，那一年也有许多新三届的人没有考上，其中不少人都是因为底子太差，与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特别让人感到惋惜。也有的人始终没有放弃，后来又连续考了几年，最终考上了大学。

    听说那一年的高考只招收了不到30万的学生，而参加的人有好几百万。虽然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但是它无疑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是一个尊重知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依靠公平竞争的时代！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里，知识改变命运的宣言将不再是“白专”的罪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考所发出的这一信号，不仅影响了那30万人，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重新拿起了书本，重新开始追求知识的力量。当求知若渴的风气重新吹遍了神州大地，允许个人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更广了，鼓励公平竞争的天地也更宽了，尽管当时我没能考上大学，但我仍深深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新气象，更加珍惜每个点滴的时间。回城当上工人以后，在“革命加拼命”的忙碌之余，我依然坚持笔耕不辍。1983年，我成为江苏省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文学作品也不多面世，不久又从事了专业创作，80年代先后读了大学函授，进了作家班培训，陆续出版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199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我小时候长大了当作家的理想实现了。我感谢挫折，也感谢1977年那次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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