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竞存

    在美留学获双博士学位，谢绝高薪工作回国；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惧威胁利诱坐牢；声望日高，各界人士送匾：“马首是瞻。”

    马寅初1882年6月出生于浙江嵊县，青年时代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7年由当时的政府送往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学习，3年后以优异成绩获经济学硕士学位，4年后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两个学位。当时美方曾正式向马博士提出希望他留校任教，待遇优厚，但马寅初决心回国工作，于1916年离开美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授，不久担任该系系主任，1919年春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协助蔡校长改革学校旧的教育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马寅初离开北大，南下杭州，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不久加入国民党；1929年赴南京任立法委员，还先后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在立法院，马寅初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常与国民党官方发生矛盾冲突，如当时的财政部以各种储蓄会的名义发行彩票奖券，实际上是骗取搜括老百姓的钱财，马寅初在大会上当面质问孔祥熙：“你们财政部在这种肮脏的勾当中，到底捞到了多少油水？”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是孔夫子后代，我不贪污。”引起在场人士哄堂大笑。

    抗战开始后，马寅初随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商学院，担任院长和教授。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民族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忧心如焚，无比愤慨，不辞辛苦地收集大量资料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对四大家族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抨击。有一次，马老在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一开口便说：

    “如今国难当头，老百姓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苦战，后方平和满贯，这些人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我们要抗战，便要这些达官贵人拿出钱来！”

    接着，马老正式提出要向四大家族征收战时财产税，这个倡议博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此后，他在各种集会上，在大学课堂上，在记者招待会上，反复不断地谈这个问题，公开点出孔祥熙、宋子文的名字，实际上把矛头直指蒋介石，而且他每次讲话结束前总要郑重声明：这些话是我说的，是我马寅初说的，我负责！

    马寅初的这些言行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愤慨，同时也使得蒋介石等人坐立不安，恨之入骨，为了对付这个敢于犯上捣乱的人，国民党官方设计了方案：

    第一步以高官厚禄收买拉拢，首先派人带了蒋委员长的名片请马老赴宴，马先生回答说：

    “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文职人员，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见我。”

    不久蒋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前来劝驾，说：“委员长的意思，您是他的前辈，既是老师又是同乡，当此国难期间，理当风雨同舟，齐心合力，现在战时财政混乱，委员长请马老先生出来收拾残局，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后来蒋又把马老请到官邸，当面提出推荐他任驻美大使或赴美考察，所有这些诱惑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的嘴巴封上，那办不到，现在国难严重，我也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要在这里保持说话的自由，有人想方设法不让我说话，我就要说。”

    蒋介石眼看马寅初难以收买，便采取第二步：恫吓威胁，派特务紧跟马老盯梢骚扰，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扬言如果马老再敢乱说乱动，就要送他上西天等等。

    可是他们没想到，铁骨铮铮的马寅初是软硬不吃的。1940年初冬的一天，马老再一次在重庆大学礼堂讲演，题为《论战时筹款的三大办法》，会场上人山人海，过道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在马老身旁，还有他的家人。

    马老在讲话中以确凿无疑的材料和精辟深入的分析痛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的种种罪恶，他用手杖有力地敲着地板说：

    “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办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说到这里，马寅初怒不可遏地对着台下说：“我知道，在人群里就有特务，他们的枪口也许正对着我，要开枪，你们就冲着我的胸膛开吧！我已经快60岁了，今天死了，也不算短寿。记得谭嗣同先生说过，未有变法而不流血的，今日请自同始，我马某敢效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朋友们，我这次讲演之后，很可能没有机会再出来公开讲演了！我特地把我的妻子儿女都带了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死的，我就把今天的讲话当作留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马老的正义之声震撼人心，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口号声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久久不肯离去。

    这次讲演后不久，蒋介石亲自下手令派人逮捕了马寅初，对外宣布：“请马老上前方考察经济。”

    被捕后第二天，马寅初又被押到重庆大学办理商学院院长的移交手续。一切办妥后，马老镇定自若地同前来送别的师生们大谈四大家族如何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特务们急得团团乱转，强迫马老离开重大，他含笑与师生挥手告别，还特意走到银行系主任丁教授面前把一本英文书递给他，说：“征收战时税并不是我的发明，对发国难财的人收重税，外国早已有之。我走后，希望你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这时送行的人群中有人禁不住大声哭起来，他们怀着巨大的悲愤为老院长送行。

    马老被捕后被关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他毫不气馁，更不屈服，一有机会就给看守他的官兵讲经济学，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讲述自己被关押的真正原因，得到其中不少人的同情与理解。

    马寅初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被捕引起各界人士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于1942年夏天释放了马寅初，但仍把他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大木鱼堡家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因形势所迫，不得不解除对马寅初的软禁。马老被囚禁两年，又被软禁两年多，其结果是信念更加坚定，情绪更加激烈。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在重庆、上海、杭州各地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中他常常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不屈不挠、追求真理、不谋私利、不怕牺牲、抨击腐败、伸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深得各界人士的敬重。1946年6月为庆祝马老65岁寿辰，上海各界爱国人士送他一块大横匾，上面写着4个大字：“马首是瞻。”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敬仰之情。

    1950年代初提出中国一年增长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预言如果放任自流，50年后人口将达16亿；《新人口论》提出了问题与对策，他却因此险成“右派”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担任了浙江大学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又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当时马寅初心情愉快，积极工作，衷心拥护共产党。1953年政府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这使马老非常兴奋，因为他在旧中国曾经多次呼吁进行人口普查却无人理睬，新中国成立不过三四年就办了这件大事。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很有魄力，很有远见，了不起！

    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马寅初认为仅仅掌握我国人口总数有6亿这个静态的数字还不够，为了掌握我国人口变化的规律，还必须了解每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以及其他必要的数据和实际情况，这对于安排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从1954年起，马老深入到浙江农村许多地方，经过3年多实地调查，发现我国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2‰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净增长人口1300万，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一年增产的粮食有百分之七八十被新增人口吃掉了，另外还要穿衣、住房、读书、就业……如何解决？马寅初深感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从此他到处呼吁，要求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再三警告：“如果放任自流，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从此背上一个极其沉重的难以摆脱的包袱！”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然而，回报给70多岁爱国老人的却是无情的打击，残酷的斗争，20年的“软禁”。后来，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准备为马老平反审阅有关材料时，竟激动得流下热泪，他说：“如果当年肯听马老一句话，不批‘新人口论’，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会突破10亿大关？批错一人，增加几亿，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愚蠢的错误了！”

    1955年，马寅初在反复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第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题为《人口控制与科学研究》，当年7月作为提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出乎意外的是他在会上就这个提案作了说明以后，立即在小组会上遭到反对和批评，党内的理论权威康生、陈伯达等批评马寅初的议案完全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马尔萨斯那一套，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多是好事，绝不会有什么人口问题。也有人说，马寅初的说法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但思想体系仍旧难免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总之，他们或者劝说或者要求马老收回他有严重错误的提案。

    当时马老答辩说：“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提案，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的反对，我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尽管诸位有的是开国元勋，有的是理论权威。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提案再作补充完善，下次人代会上还将提出，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国家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马老被迫收回提案，会后他积极地找人恳谈磋商，征求学者专家的意见，其中包括邵力子、竺可桢、柳亚子、马叙伦、陈达等著名人士，凡是意见正确合理的，他都虚心接受，用以修改，完善自己的观点和议案。

    1957年开始了大鸣大放。是年人口问题、节制生育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马寅初深受鼓舞，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领袖们的面再次大谈人口问题。他说，1953年我国人口普查，已经超过6亿，4年来又至少增加5000万到7000万，如以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危言耸听，而是说明我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可以进行研究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马寅初今天讲得好！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他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马老十分高兴，他认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真正重视人口问题了，因此他更加积极地投入研究与写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同年4月，马在北大校园张贴海报，向师生发表有关人口问题的演讲，对记者发表谈话，又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正自己的观点，补充不足之处，精心写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作为提案交给6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篇著名论文是马老解放后多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辛勤劳动和呕心沥血的结晶，它数据翔实，说理清晰，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全文分为10部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与马尔萨斯的不同；要加速积累资金；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生产供应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几点政策性建议。论文发表了，马先生说，我的这一炮是放出去了，结果又会如何呢？

    马老的文章刊出后不久，同一家报纸就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指出有人借人口问题，在搞政治阴谋，完全是右派进攻，必须追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来龙去脉。康生这个所谓的理论家以党中央的名义宣布：“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更不把他这个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所谓经济学家放在眼里！他过去在国民党立法院里跳，在蒋介石面前跳，现在故伎重演，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选错地方了！”讲这些话的康生，当时不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周恩来却坚定而明确地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

    当时马寅初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却是未划“右派”的“右派”。

    陷于“大批判”的海洋中，成为6亿人口中的孤独者；但是他“不怕孤立，不怕批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不做违心检讨，丢掉北大校长职务尽管宽大，不划右派，但他的“大毒草”还是不能不铲除的。

    1958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60周年校庆，另一位理论权威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出席大会，向师生展示了伟大领袖手书的北大校名牌。接着他突然指着坐在身旁的老校长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新人口论》是一篇大毒草！”

    同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新人口论》。

    6月1日，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创刊号发表毛泽东4月间写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批驳“中国人口多，太落后，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强调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以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1958年下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学报和校刊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不少出自知名学者之手。全国最重要的报刊《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共发表批马文章200多篇（另外还有地方报刊，各高校学报的），这些文章给马寅初戴了3顶帽子：宣扬马尔萨斯主义，否定“人多好办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外还说马提出的新人口论，反映了他对我国6亿人民缺乏感情和应有的尊重等等。

    马寅初面对全国范围气势汹汹的大批判毫不畏惧，在他看来这些所谓批判绝大部分都违反起码的常识，他总以为是上面误解了他的用意，他要求与中央领导对话。但是领袖们都很忙，抽不出时间。不久又听说毛泽东传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从此，马老不再找人解释，一心继续研究和改善他的人口理论，继续写文章在报上发表，进行毫不妥协的论战。他表示：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从不考虑自己。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9年夏，马老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随团去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带来的巨大灾难，他痛心疾首，深感失望，沿途发了不少牢骚，甚至说：除了贪污腐败这一点以外，论治理国家，真还不如人家国民党。这种话只有胆大包天的马寅初才敢说出来。

    马老一回北京，就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接着周恩来倾心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一向钦佩，尊为师长，1938年在重庆相识，你我成为忘年之交，整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要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些的检讨来，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过了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这一关，如何？”

    马寅初听了周的劝告，内心十分矛盾痛苦。他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绝不会含着眼泪要他写检讨以求过关，怎么办？是不是就按他的要求写份检讨承认《新人口论》是株大毒草？在这人生的紧要关头，马寅初作出了最艰难的选择：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不能违心地检讨，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之后，马老写出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发表。他表示：去年有200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理论提出了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收过来，对我的文章作了7处修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理论“根本的据点”，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接着他又写道：“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个人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在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马老严正声明：“这次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毛泽东读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之后，颇为恼火，立即向秘书口授了一段指示：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以出路，此事不要手软。

    不久，1959年12月5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作了具体指示：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是针对我党中央的。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搞臭。马寅初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

    同月24日，康生又给党内外理论界一些著名人士写信，要求他们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六评白皮书，特别要精读其中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为了贯彻把马寅初从政治上批臭的意图，北大党委大造声势，几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校园。位于未名湖畔的马老住宅，从院墙内外到客厅桌椅，从书房橱柜到卧室床头，到处糊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批判会的规模由小到大，吼叫怒斥，不绝于耳。

    批判会上马老坐在台前从容自若，有人高喊口号要他认错，他很镇定地回答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给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有一次，康生亲临批判大会，坐在马老身边，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发明者也姓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马老毫不示弱地反驳说：我是马克思的马，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当时除了北大的批斗以外，全国各地的高校和报刊都展开批判运动，文章比1958年更加尖锐，更上纲上线，如说马寅初鼓吹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翻版，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权等等。此时马寅初陷入批判的浪潮之中。原来与他主张一致的钟惠澜、陈达等人都已被打成“右派分子”，马老成了地地道道的孤胆英雄。

    1960年1月3日，马寅初奉命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立即获得批准，不久他就迁出北大校园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接着又被免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之职。他又像18年前在重庆一样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发表谈话，不得接受记者采访，当然更不得会见外国友人和港台亲友了。

    古人说，“仁者寿”；他走过百年人生，终于看到真理的胜利，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长期国策

    此后20年，中国和世界再也听不到马寅初的声音，不少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殊不知，他每天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打太极练气功，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1965年夏天，84岁的马老从报刊上看到许多怪事，个人崇拜现象愈演愈烈，他认为，如不加以控制，对国家民族极其有害，因此他上书党中央，要求人民领袖保持谦虚谨慎，客观冷静，决不可借个人迷信，行领袖至上。这更充分表现了老人身处逆境，爱国之心丝毫不变。

    1972年，马老患了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这个91岁的老人，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4年后，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马老闻讯顿时放声痛哭，坚持要去医院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年过半百的儿子婉言劝阻，竟惹起马老极大恼怒，用手打了儿子并激动地说：“我死，也要去！”在向总理遗体告别的那天上午马老颗粒未进，坚持让人推着轮椅在总理遗体旁绕了两圈，由家属扶着向遗体三鞠躬。同年，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逝世，马老也都亲自前往向遗体告别，表示崇高的敬意。

    1979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为马寅初平反，派组织部副部长前往马老住宅传达中央意见：1958年以前和1959年以后两次对您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您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健康长寿！马老回答说：“20多年前，中国人口还不算多，现在太多了，你们再不要误事了。”同年9月，北大党委召开100多人出席的会议，宣布为马寅初公开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一致推举马寅初为名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把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作为一项国策。

    1982年5月14日，马寅初先生与世长辞。古人说：“仁者寿”，马寅初这位曾在6亿人口中最为孤独的人口学家，整整走了百年——一个世纪的漫长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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