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做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九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与当时报纸广播报道过的消息吻合，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七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十五万元至二十万元？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七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王倬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和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何况王倬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会儿班，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三点半。王倬找到处长，说，他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就准备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晚四点，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四点十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埋头做饭，王倬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就是通行证。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操心。
五点三十分王倬骑着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等了十分钟，王倬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是干什么的，王倬说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去传达室。王倬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传达员问明王倬是干啥的，当得知王倬的意图后，就指点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王倬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让王倬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黯淡，王倬窃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过去。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离开西交民巷，王倬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他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缓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王倬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四十来岁。王倬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王倬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王倬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王倬故意侧着头，做出好像与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演给那些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王倬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像他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就这样王倬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六点二十分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侧有个存衣处，王倬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王倬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王倬也没说声谢，像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然后起身到总服务台前以总理办公室的口气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电话挂了后，王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王倬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七点。
七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三十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想，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十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王倬不敢写，怕认出字迹。同事问王倬：“老王，您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王倬出了一身汗。
这时候王倬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王倬拿出一百元钱给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子，王倬也哭了。
一百块钱，老人没敢花。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二千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你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个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案发前她对王倬已经没有了感情。至于王倬的惊天大案，是否与他们夫妻关系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她后来回忆，王倬作案后，她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说吃饺子吧。王倬和母亲只顾包饺子，谁也不搭话，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几碗饺子汤。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依旧生活在那个院子里，直至1993年房屋拆迁为止。
〔原载世界知识出版社《大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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