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楼梯，向与自己房间相反的方向走去，来到最边上的一○一号房。
才下午五点刚过，通道上的荧光灯就已经亮了。太阳尚未完全落下，外边也还残留着天光，因此那灯光看来有点傻傻的。
我按下门铃。响起“叮”的一声后，继而发出仿佛要在空气中化开般的“咚”的一声。
门口的姓名牌上什么也没写。
我把耳朵凑到门上听着，可没感受到任何有人要来开门的气息——既听不到有人走近门口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在床上的人坐起身时弄出的动静。
不在吗？我向后退了一步，但这就放弃又觉得不甘心。
而且我还觉得，为了获取真相，要有一定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于是我做好遭人蹙眉的心理准备，再一次按下门铃，并执着地按个不停。
真是白费劲儿的行动。正在我要灰心放弃的时候，门开了。
一个满脸写着“吵死了”的男人出现在门后——正是之前和河崎站在外边说话时见到的那名住户。
我随便找了个像是那么回事儿的理由，跟他交谈了几句。要确认的并不多，三言两语交谈下来，事情就已经很显而易见了。
我掺着道歉和谢意客气了几句，又频频低头致意后，转身离开。身后的门立刻被大力关上了——那力气真是大得不能再大了。
然后我马上向河崎的房间走去。我心跳加快，感到兴奋在我的体内流淌。那兴奋盖过了对河崎所说谎言的愤怒和震惊，感觉就如同终于想到要怎么解开一道一直没解开的数学题了。
“怎么了？”出来应门的河崎一脸恍惚地问，“你逃课了？”
“现在哪里是去上课的时候。”
“怎么了？你的表情很吓人。”见我毫无要进门的意思，河崎大概也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与平时不一样的气势。
“我，被你骗了。”我试着挑了挑措辞，可惜没找到更合适的说法。
“我说谎了吗？”河崎的说话方式显得不慌不忙。
“我被你从头骗到了尾。”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真正的事实。”这说法简直就像要追求真理的宗教家一样，可这也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我想把笼罩着我的混乱迷雾，一点一点拨开。
河崎定定地看着我，沉默无语。他歪着头，像是正在脑中列举出所有的可能性，再对那些可能性一一进行核查。
然后，他露出像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表情，开口道：“是丽子小姐？”
“刚才我去过宠物店了。”
河崎的脸上并没有露出被背叛的失落或者愤怒的神色。
“她说了什么？”
“她建议我‘去验证一下’。”我不加隐瞒地说，“‘去验证河崎是不是骗了你’。”
“我骗了你？”
“河崎说住在这间公寓里的亚洲人想要一本词典，对不对？”
“嗯，我说过。”河崎点了点头。
“还说那个亚洲人住在这间屋子隔壁的隔壁。”
“说过。”
我吸了一口气，把话一口气说完：“但是，这里没有外国人。我刚去过一○一号房，那个人不是亚洲人。不对，来自山形县的日本人也算是亚洲人吧，不过他不是外国人。”
“没骗你。”河崎说。
“啊？”
“我没骗你。隔壁的隔壁是住着外国人。”
我沉默地听他说完，开始感到不安，不安自己这般追究是不是错了，或者是不是搞错了追究的前后顺序。
“隔壁的。”河崎说着用大拇指指了指一○二号房，然后把拇指转了一百八十度又指向自己的房间，笑着说，“的、隔壁。”
我竟然心平气和地听他说完，居然还感到了一种茅塞顿开的神清气爽。
“隔壁的隔壁，说的是这间房。”
如果这是魔术的话，那我一定是忘了要礼节性地鼓掌。
“我的名字，叫仁增·多吉，来自不丹。”
“那是……”我呆呆地听着河崎的话，冒出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很遥远的一个国家吧。”
我像在挑衅般把河崎从头到脚足足打量了两遍。
“怎么看，看哪里，你都是日本人啊。”就算肤色稍微偏黑，可也跟长得黑点儿的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啊。
“那要我说，椎名看起来还像不丹人呢。如果我是家鸭的话，椎名就是野鸭。就这么点儿区别。”
“我以为家鸭和野鸭的区别大了去了。”
“丽子小姐说了什么？”
“她说‘总之，你先去跟一○一号房的住户说句话’。又说‘他恐怕不是外国人’。还说‘然后你去找河崎，追问他是不是说谎了’。”
“了解了。”河崎没生气。
“你真的不是日本人？”
“我不是。说日语的不一定就是日本人，对吧？”
“是倒是，可你说得也太好了。”好得已远非一句惊叹能形容，“在不丹那个地方，会日语的人很多吗？”
“教的人教得好。”河崎换上认真的表情，歪着脖子把视线投向上方。他的视线所及之处，是公寓的屋顶，可是他想看的，应该是屋顶上面的天空吧，“有人教我日语。”
“哦。”我在脑海中把零散的拼图拼起来，再对之施以排除法，“也就是说，那个人才是河崎？”我终于明白丽子小姐说的“河崎君曾是不丹人的日语老师”是什么意思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眼前的这个青年，不是当老师的那个，而是当学生的那个。
“对。那可是整整一年半的特训。我拼命地学，拼命地学习听和说。他教会我说日本人说的日语。那可真是……”河崎好像很喜欢这句日语表达，开心地说，“学起来不要命的。”
“一年半来一直那么学？”
“不要命地学哦。拜这所赐，我身为留学生，居然成了问题学生。”
这样的语言表达，十足十就是会从日本人口中说出的，毫无差别。
“不要命地学？”
“去做就能做到。河崎真的是拼了命在教我。”河崎，不对，他是不丹人，所以他的名字肯定不是“河崎”，他吞了口口水，“所谓拼命，就是把命都拼上的意思嘛。”他这话说得确实相当机灵。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起自己学鲍勃·迪伦的歌的时候。那时为了暗恋的女生，我也拼了命地去记住了。去做就能做到，这也是我所相信的。
“而相对的。”河崎耸耸肩，“汉字就完全不会写。认字也是，我只认识简单的汉字。光学习说和听就已经拼了命了。”
“那也没办法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想帮他找个理由，“会说，不就足够了嘛。”
“所以，我很为难啊。”
“啊？”
“前天，椎名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把教科书的书名念出来。”
“是啊。”我马上回答，然后“啊”地反应过来，“不会是……”
“就是。”
“因为你不会念，所以，就把书全都藏起来了？”
“正是如此。”河崎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发，“偏偏上面印着的全是很难的汉字。”他笑着，“可又不能说我不会念吧。所以，就当没有那些书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已经坦白了动机的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可能挺失礼的，可是不问我受不了，“从房间里把书偷走，你不觉得会更让人起疑吗？”
“没办法。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外国人。”
我一惊，这时才突然想道：这才是一切事情的根源吧。
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要隐瞒自己是不丹人的事实，而使用“河崎”这个假名来糊弄我。莫非他是判断对刚搬来的邻居，不应该暴露真身？河崎像是在回答我的疑问一样，说道：“你要是知道我是老外，就不会搭理我了吧？”
“呃？什么意思？”
“你要是知道我是从喜马拉雅那边的偏远国家来的人，就不会跟我交朋友了吧？所以我要装成日本人。学好日语，装成日本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河崎也是这么教我的。”
我不知道他说的“很多事情”指的是什么。我差点脱口就说“没那回事儿”，可说到一半又闭了嘴——说是很简单，可是不是真的“没那回事儿”，我也不太有自信。
我想起大学里的朋友，佐藤和山田。在地铁上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他们感叹说“总觉得老外挺烦人的”，问他们“如果我是外国人呢？”，他们就一脸格外厌恶的表情回答说：“反正就不会乐意跟你说话了。”这样的反应，确实不能算是个案中的个案。就连我自己会有什么反应，我都不能确定。
“所以，我打算面对椎名时也要装成日本人。因为我想让你来帮忙实施我们的计划。包括打劫书店的事，你要是知道我是不丹人，就不会来了吧？”
我又想反驳说“没那回事儿”，可还是说不出来——我无法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回答。不过，邀请我“打劫书店”的人，是数年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外国人的话，我确实可能不想出手相助——迟早会消失的旅人是难以信任的。
“然后呢，你就借用了教你日语的老师的名字，自称河崎？”
“嗯。”他沉着地点头回答，“我想变成另一个人。”
“那真的河崎先生，他现在在干什么？”
丽子小姐告诉我，有一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而我只是中途参与到了那个故事中。对这三个人，我是颇有兴趣的。
“河崎他……”他开了口，“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就是死了。”河崎的语气干干爽爽，毫无湿气，甚至能让人联想到蓝天，真是不可思议。
我不想表现得太冷血，可是听到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的死讯，我也很难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只应了一句“是吗”。
“我和河崎一直有个计划。”
“打劫书店的计划？”
“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河崎说，听起来应该还有其他的，“本来应该一起去干的。可是半年前，河崎说‘我的车，你开吧，开到不能开了为止’，第二天，他就跳下来了。”
从哪里、怎么跳下来的，我抓不到关键。如果河崎眼里含着泪水，我打算移开视线，可是他直直地看着我。
“为什么？”病故或者意外身亡都可以想象，但是我没想过会是自杀。
“他身体不好。”
“癌症什么的？”我想起自己住院的父亲，问道。这也不是完全瞎猜的，日本人的死因中最多的就是癌症，这是概率问题。
“不，不是。”河崎摇着头，“是别的病。不，也并不完全是病。”
“而他为此很痛苦？”
“很白痴吧。”河崎耸耸肩。
他的日语真的很流畅，没有一点磕绊。我不由得又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听他说话，确实能感受到语调好像有点不一样，可那感觉不过是“你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有点”的程度。
“不管怎么说，我是彻底被你骗了。”
“我是彻底骗了你。”
“不过，如果我去了一○一号房的话，你又打算怎么办？”
“那个男生，按门铃从来不开门的，除非一个劲儿地按。所以，椎名就算去，我想也没关系。”
确实，如果不是这次这样的情况，我也不会像刚才那样按起门铃不肯罢休。
我打了个招呼，打算回自己的房间了。门都关上八成了，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件事，便把脸凑到门缝里。
“在猫的尾巴上绑彩票的，也是你吧？”我试探着问。
“是呀。”
是在开玩笑吧，他故意用生涩的日语如此回答。
回到房间后，我在厨房冲了杯速溶咖啡，回到里屋坐下。靠着墙壁、屈着膝，把马克杯送到嘴边。
冷静下来。我说给自己听。要是不这么做的话，要思考的事情会全都挤在一块儿在脑中泛滥，脑袋恐怕会像来不及处理污水的工厂一样崩溃掉。
一件一件，慢慢思考。
在猫的尾巴上绑上彩票，干这件事的人是河崎。
因为他看不懂日语。这样的话就能解释得通了。
河崎一定是想让我给他读一下报纸。
他想知道我们打劫书店的事上没上报纸，上了的话又是什么内容。本来他可以来找我，直接要求我“能帮我读一下报纸吗？”，可是他没那么做，而是选择了更迂回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他想隐瞒自己是外国人的事实。
把彩票绑在尾尖团团的尾巴上，让我看到。反正我身边没有认识的人，就会去找邻居商量。然后，为了确认彩票是不是中了，就会伸手拿报纸——而我自己没订报纸。然后在那时装作很自然地问：“话说回来，我们的事没上新闻吗？”
虽然事情未必一定那么顺利，但安排得环环相扣，确实按剧本发展的可能性极大。
那个时候的我，被猫带来彩票这件突发事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就算河崎叫我给他读一下报纸，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我猜报纸肯定是从便利店或哪儿买来的，很难想象他平时就订报纸。仔细想想，他的房间里除了那天的早报之外，不是没有任何其他报纸嘛。
这人有多笨，多容易被利用啊！河崎说不定也这么想过。我把马克杯凑近嘴边，咖啡的香气抚过我的鼻尖。
我马上又开始思考一个很重要的疑点。
为什么河崎要去抢书店？他说要送给隔壁的隔壁的亚洲人，这话是骗人的。又或者，他是真的想要一本《广辞苑》？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忘了问了。真的河崎已经死了，来自不丹的青年以河崎自称。
那还有一个人，和他们一起的女性，现在又在做什么呢？她好像是叫琴美吧。
我已经疲倦不堪，可还有多如牛毛的事要去求证。算了，下次见到的时候再问吧，我想。
人啊，大概总是在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反而倍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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