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的原始文化就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已然孕育成型。通过与东夷、苗蛮等交融混合，华夏族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夏、商、周三代，大致形成“五方之民”的分布格局。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华夏族在吸收众多蛮夷戎狄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也随之产生，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节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一 史前与传说时期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1]中华民族的先民，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在祖国大地的不同地区分别创造着各自的历史，度过了自己的氏族与部族阶段，直到形成不同的民族。在中华文化的曙光初露之际，就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发现，将起源期的中华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他据此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绝非局限在黄河中游的小地域内，而是散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上，有如满天星斗，熠熠闪光。”[2]美国华人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指出：“中国文明的发展不是以黄河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传播的，而是数种文化互相影响、相互交替的过程。”[3]

    从考古发现的宏观划分上，中国境内的远古时代的居民其分布大体是以今长城地带和长江流域为两条界限的三大区域，即中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部分、华南地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包括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以及今长城地带以北从黑龙江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及藏北地区部分。北方的细石器文化是中国北方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化；中原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主要是古代华夏——汉先民的农耕文化；华南地区，则以印纹陶和有印石锛为特征的“百越文化”。与这三大部分相连的还有一些不同系统的新石器文化，是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许多民族及其先民的原始文化遗存。

    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即表现出多元文化交融与汇集的特点。代表最早中原文化的仰韶文化即有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成分；当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衰落时，相继出现的是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这种文化的交错和叠压现象，不仅反映了黄河上、下游文化在中游地区的交融与汇集，而且同时反映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先民相互交往在中游汇集的过程。多元文化交融和汇集的发展趋势，为以后形成不同文化特征的各民族的交融与汇集开了历史的先河。

    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主要通过先民们世代相传的某些神话传说流传下来。这些传说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影迹，反映了我们远古祖先的生活。现代考古学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对有的传说提供了某些现实的印证。这些历史传说的内容，涉及人类的起源、氏族、部落和部落集团及其首领的活动事迹，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这些传说本身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古代历史特别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由于传说的范围很广泛，内容很丰富，时间很久远，所以在中国民族史上，它足以代表着一整个历史时期，即传说时代。

    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原始氏族社会，经历了母系制和父系制两个发展阶段。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原始社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活动，对那时的社会发展，曾经有过重大的影响。应该说“三皇”与“五帝”分处不同的时代，“三皇”的传说成分更多一些。传说中的“三皇”，一般认为是指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三皇”传说时间跨度应当在5000—10000年间。反映了中国古人类从用火和取火、采集和渔猎到农业生产的三个不同和连续发展的历史阶段。传说中的“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与其同时代的传说人物有炎帝、蚩尤、太皞、少皞、共工、祝融、鲧等。“五帝”传说反映的时代，是继“三皇”之后的又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联盟时代。从“皇”的社会历史阶段，向“帝”的社会历史阶段的转变，就是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游群和氏族构成的早期原始社会，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具有组织共同生产、生活、祭祀、战争等活动的公共权力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构成的晚期原始社会的转变。

    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在中国历史的肇始阶段已经孕育成型。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华夏族的形成乃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许多学者早已指出，华夏族形成过程是一个融合、凝聚、兼并、扩张的过程。梁启超曾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4]张正明在论述“华夏为蛮夷戎狄所化成”时，指出：“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从蛮夷戎狄方面去看，华夏是在他们自身社会发展速度不同而发生的异化过程中出生的。从华夏方面去看，它是在蛮夷戎狄的某些部分因社会发展阶段相近和彼此频繁交往而发生的同化过程中合成的。无论从血统上来说，从文化上来说，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5]以上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准确深刻，而且颇具代表性。

    文化史学家徐旭生认为，在上古时代，中华大地上主要有三大集团，即华夏、东夷和苗蛮，他们经过长期的交往、相争，终至融合成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可以讨论，但他认为，华夏是诸族融合的产物的观点，还是可取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是一种以华夏为中心的正统观，强调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起源及发展中的独断性，但也客观描述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华夏及“四夷”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

    在华夏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黄帝、炎帝作为神化了的人物而彪炳青史。从先秦时代起，华夏族即奉炎黄二帝为先祖。《世本》与《大戴礼记》明确归纳出以黄帝为始祖的统一谱系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世次，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第一次形成了华夏有同一来源的古史系统。从而，使我们对华夏族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黄帝、炎帝是否实有其人，无法确证，但将其视为两个不同部落集团首领，则似无可非议。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可知炎帝族最早活动地区在今陕西中西部的渭水流域[6]。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傍渭水向东移动，逐渐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逐渐与这一带的东夷、九黎等族混杂相处。炎帝族进入中原后，自身获得很大的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并繁衍出众多的分支。与炎帝同时代的黄帝（轩辕）部落原居于今陕西北部，后来随着族体的繁衍壮大，其活动地域更向以西地区扩展，至于今甘肃东北部与陕西接壤地带。黄帝族兴起后，也开始沿着黄河向东移动，发展成为中原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其势力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7]大致是北抵今河北北部，南到今湖南洞庭湖一带，西至甘肃中部，东到大海之滨。

    在炎、黄时代，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攻伐，呈现的是一幅相互兼并的混乱局面。黄帝部落因地广势强，“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8]。相传黄帝凡55战，而天下大服，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冀州、涿鹿之战。据《史记》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与黄帝发生权力之争，双方战于“阪泉之野”。经过多次较量，终于战胜炎帝。东夷集团的蚩尤[9]，是当时与炎帝、黄帝鼎立存在的强大部落之一。相传黄帝战胜炎帝后即挥师北上，与蚩尤战于冀州和涿鹿等地。黄帝经过苦战，终于将蚩尤击败，尽有其众，遂成为各地诸侯的“共主”。史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0]。这就是说，当时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部落集团，从此皆为黄帝所统一。黄帝由一个部落首领一跃而成为炎黄等部落集团的共同首领。

    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反映了原始社会父权制时代末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向国家权力演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双方激战的结果，黄帝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成为炎黄两大集团的共主。汉民族形成后常常自称为“炎黄世胄”或“炎黄子孙”即源出于此。黄帝与蚩尤之战，则表现着华夏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关于战争的原因，近代学者徐旭生曾进行过研究与分析。他认为，华夏族的炎帝、黄帝二支，原居陕西，后来东迁。迁徙路线，黄帝支偏北，炎帝支偏南。炎帝支在迁徙过程中与东夷（大首领为蚩尤）发生纠纷，引起了战争。炎帝战败，便请求同族的黄帝援助，遂发生黄帝与蚩尤之战[11]。这一分析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的结果是蚩尤被杀，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12]。总之，上古时期的这场战争是华夏与东夷两大族群交汇中产生的碰撞，是中华民族两大族源走向融合与同化及华夏族成为中原主体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炎黄部落集团与“三苗”之战，则表现了华夏与苗蛮之间的关系。《史记》记载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尧舜与三苗发生战争的原因，《山海经》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13]。这说明三苗与华夏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以至三苗之君对华夏君位的让渡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恰恰为尧舜所利用，进而成为华夏向南扩展的理由。战争的结果是“三苗之君”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14]即三苗因受攻伐，一部分苗人又向南方和西南方移徙。传说中三苗与尧、舜、禹的矛盾斗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商、周以后，古代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三苗活动的记载。

    通观“三皇”、“五帝”时代，炎黄部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与东夷、苗蛮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各部落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华夏族正是在这种膨胀与融合中逐渐形成、壮大与发展的。

    二 夏、商、周时期

    （一）夏朝与夏族

    夏部落形成于“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是夏族形成的标志。“夏”原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才成为王朝的称号。据《史记·夏本纪》所载，这个部落联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有穷氏等12个姒姓氏族组成。这是一个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原始血缘庞大的部落群。从古书记载来看，今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这一地域范围是夏人最早活动地区[15]。今山西南部，也是夏人活动过的地方，因为古书上说禹曾都于安邑、平阳[16]。西周初年，这一带还被称为“夏墟”。古书记载夏后相曾建都于帝丘[17]，则夏人活动范围，东面一直达到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从夏人的文化渊源来看，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区和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区，这两大文化区系交汇融合所形成的河南、晋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前驱。从夏人的族源来看，夏人是从黄河中下游炎帝集团中分化出来，又融合了黄帝、少昊集团许多氏族部落而发展到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他们能率先打破部落与地域的局限而向国家与民族过渡，正是东西两大区系文化与部落融合的结果。

    夏朝的首位君主是禹。舜死之后，禹受诸侯拥戴即天子位，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国号曰夏后”[18]。即以夏后为政权名称。禹子启继天子之位后，结束了传统的部落联盟禅让制度，开始了家族世袭王位制度。夏朝自禹至桀，传17代王，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计470年[19]。

    夏朝的建立，促进了夏族的形成。夏族是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何谓之“夏”？《尔雅·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上述释语，虽然都是后人的解释，但其说法与历史事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夏人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的部落集团，在当时众多的部落中，也是最大的一个。“华”字在夏代，虽还未出现，但据以上释文，显然是指夏族的文化与服饰而言，因此后世常常将“华”与“夏”连用，或互相通用。最早将“华”、“夏”一起连用的是《尚书·武成》[20]。此后，“华夏”一词，便逐渐成为“诸夏”各族体的共同称谓。华夏族的“华”是形容词，大和美的意思；“夏”指夏朝，指夏朝统治下的各个部落、氏族。夏朝并没有将相邻部落完全统一起来，但华夏族的名称以后成了中原主体民族的代称。

    夏朝的建立，加速了当时各个民族融合的进程。夏朝为加强对各地、各民族部落的控制，实行五服管理制度[21]。按照夏当时的统治能力，其对五服内各服的统治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五服反映的是夏族对其他各族的影响，表现的是夏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在五服制度中，蛮、夷处于“要服”地位；戎、狄等游牧民族则处于“荒服”地位。从现有记载来看，周邻民族中与夏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是东方的夷和南方的蛮，他们有的与夏族壤土相接、比邻而居，有的则与之交错杂居。彼此之间既有和平交往，也经常相互征战，因此，势必存在相互同化混融的现象。从实质上说，华夏是夏族与蛮、夷，以及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

    夏族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夏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周邻诸族纷纷宾服，“世服王化”，“献其乐舞”[22]。但到了夏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帝桀“残贼海内，赋敛无度，万民甚苦”[23]。最终，东方的商族首领汤率众伐桀，灭亡了夏朝。

    （二）商朝与商族

    商族的先世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其发祥之地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漳水流域。“漳水”，甲骨文作“商水”。“商”之名称，即由“商水”而来[24]。商人后来又不断向东部地区移动，到达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广袤地带，与东夷族长期共处。大约公元前17世纪末，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夏桀时，商部落首领汤开始四出征伐，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载：“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乘“桀为暴虐，诸夷内侵”之机[25]，起兵伐桀灭夏，建立商朝（又称殷朝）。商朝从汤至纣，传31代王，从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计554年[26]。商朝的疆域，比夏朝疆域扩大了许多。在其鼎盛时期，其辖地东至今河南、山东交界一带，西抵今陕西西部，北抵今河北北部，南达汉水以南的长江流域[27]。

    早在先商时期，商族就与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古史和考古资料记载，两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商灭夏建立了商朝后，文化制度上的许多方面，都是继承了夏代的成果，正如《论语·为政篇》所说，“殷因于夏礼”。夏、商之间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商文化主要来源于今河北地区的龙山文化，与源于今河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夏文化有所不同。但越到后来，其文化特质便越接近，直至融合为一体。到了商代夏而立，就很难再将两者加以区分了。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夏族的族称随商族而改变，但夏族并未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主要成分。

    商灭夏建立商朝以后，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完全继承了夏朝的成果，在民族特征上也是相同的。商代有许多方国部落（当时称为“方”或“邦方”），分别处于商的四周，有的则穿插于商朝辖境，与商族与商朝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各方国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并通过纳贡等形式表示对商王的臣服；另一方面，一些方国又企图对商族进行掠夺。因此，商朝和方国之间在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又经常发生战争。如商朝对其西北方的土方、鬼方、芍方等游牧部落或方国，曾发生过频繁而激烈的战争，在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这些战事的记载。商朝同西方羌人的关系也很密切，不仅表现在他们在考古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较多的共同性上，也表现在双方的矛盾和战争关系上。据统计，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征伐、俘获羌人为祭品的卜辞，武丁时60多件，廪辛4件，康丁6件，武乙1件，帝乙1件[28]。商代在帝武丁时，为了掠夺奴隶和扩大提供纳贡的领属，还曾向东方的东夷（当时称“人方”）与南方的荆楚等族发动军事征伐。在《竹书纪年》、《诗经·商颂》等典籍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随着商人对外征服战争的不断胜利，商朝的疆域也日益扩大，在武丁统治的50余年间，商朝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诗经·玄鸟》称武丁时商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孟子》称“武丁朝诸侯，王天下，犹运之掌上”。这些话尽管不无夸大，但武丁时的商朝国势强盛，武功煊赫，大体是事实。自武丁之后，商朝政治逐渐腐败，势力日益衰微。帝辛（即纣王）即位后，更是多行无道，社会危机愈益加剧。这时，兴起于西部的周族遂联合周邻各族，共同伐商。牧野之战，彻底导致商朝的灭亡，商族也随之衰落。周朝初年，商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性，经过大约近百年后，周文化终于取代了商文化，殷商遗民也彻底融合进周族之中。

    （三）周朝与周族

    周族和周朝的名称，出自周太王古公檀父所居之地名“周原”[29]。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始祖名弃，他与商族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弃“教民稼树艺五谷”[30]，因此被帝尧封为后稷（农官）。帝舜时，弃被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母出自姜姓有邰氏部落[31]，姜姓出自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姬姓周人世为婚姻。故在一定程度上说，周朝是姬、姜两姓族联盟建立起来的王朝。

    周族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后稷之曾孙公刘为首领时，周人迁至豳，即今陕西泾河上游南部的彬县、旬邑一带。在此之前，周人应活动于今晋西北、陕北一带。至公刘的第九代孙古公檀父时，周人屡遭戎狄侵扰，遂去豳迁岐。此后直到姬昌即周文王建立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南）之前，岐邑一直是周族的政治中心[32]。在周兴起的过程中，其活动深受戎、狄等族的影响，具有很深的戎、狄民族的烙印。周人经过多次迁徙，已有不少新的民族成分融汇其中，尤其是那些居处与之相邻或相近的戎、狄部落，更是如此。新的民族成分的加入，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转变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使其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古公檀父迁居周原后，“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于岐下。及其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33]。这表明，周人与各氏族部落间的杂居更有发展，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进一步转化。

    从周族文化的形成来看，先周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结果。根据考古资料，先周文化渊源于二里头文化和客省庄文化，还受到以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刘家文化为代表的姜（羌）炎文化的影响。此外，先周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商文化的直接影响。所以说，先周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周族最初也是依附于夏族。在夏代初期，周族臣服于夏王朝，与夏族混居在一起，文化上还没有明显的独立性。在夏朝末年，政局动乱，周族终于摆脱了夏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居所无定，到处流徙，并受到诸戎部落的侵扰，文化上的独立性更难形成。只是到了周原以后，周人除保持一部分来自山西地区的文化因素外，还广泛吸收同时代的诸文化因素，从而形成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先周文化。

    作为商朝的附属部落方国，周人担负着拱卫西陲的职责。史载古公之子季历率领部众“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34]。又先后征服无余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掠夺了大量的奴隶与财富。及文王（姬昌）即位，继续开疆拓土，相继征服“犬戎”以及密须（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和黎国（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进军邗地（今河南省沁阳象境）和崇国（今陕西省长安县一带），并将都城移至丰地（今陕西省长安县南沣河以西）。武王（姬发）即位后，更是积极开拓先人事业。由于“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35]，各地部落纷纷归附。时值商纣暴虐，武王乘机联合四方部落共同伐纣，攻灭商朝。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迁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周朝可以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为界，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东周（公元前770—前256年）两个时期，共历时791年。历史上又将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划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

    周武王灭商后，即“封邦建国”[36]，大规模分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71国。周初封建的诸侯，绝大多数是同姓宗亲，也有异姓诸侯。在当时的封国中，最重要的是卫、鲁、齐、晋、燕、宋等国。周朝大封诸侯的目的，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观察，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姬姜之外的异族即商朝遗民及原来属于商朝附属的东夷、北狄诸民族的统治。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说，“封邦建国”使周民族的共同地域最后稳定下来，标志着周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周民族的正式形成。西周兴盛时期，其政治势力所及之地，南方跨越长江，西至今甘肃一带，东至今山东地区，北达今辽东以北，地域相当辽阔。

    周朝的建立，使华夏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周代，人们对处于夏或华夏族四周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单独的个体概念上，而是上升为整体概念，统称为夷、蛮、戎、狄。《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弃；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先秦文献中关于“五方之民”的最早记载。这里所说的“中国”系“五方之民”之一，含义除具有“大国”和“众国之中”之外，还具有与“华夏”同等的性质。从这条史料看，西周时的人们不仅在整体概念上肯定了华夏族的四方分布着四个民族集团，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且指明“五方之民”的划分，是以他们的分布地域、经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特点为依据的。这反映了西周时人们对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比之夏、商时代更为前进了一步。

    西周时期，周人非常崇夏，往往以夏人之后自居。通过“周人尊夏”，夏、周二族基本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难以区分的族体。周族与商族的关系及融合，则较为复杂。周代商后，如何处理人数众多的商遗民，是统治者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消弭两族的矛盾，维护自身的统治，周王朝对商朝遗民，采取了笼络优容、以殷制殷、监视与镇压及强制迁徙等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客观上对商、周民族的融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周早期，商、周两族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政治方面，周人吸收商人的外服制，形成周朝的“侯服制”。礼制方面，“周因于殷礼”[37]。经济方面，周、商两族共同从事农牧业经济。但周、商两族地位相差悬殊，文化差异比较明显，在周初双方的融合还较为缓慢。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的统治业已稳固，商族的反周情绪已经淡化，商、周两族的关系开始融洽，原来限定的住居格局也被打破，出现周人、商人混杂而居的现象，双方通婚也日益普遍，从而促进了彼此间的民族融合。

    这样，西周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的雏形已经形成。三族不仅交叉居住和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而且在民族观念上也渐趋一致，即都拥有共同的祖先观念（奉黄帝为共同始祖）；共同的地域观念（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周人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都拥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和以青铜技术及甲骨、钟鼎文字为代表的文化；都有共同的祖称（“夏”、“中国”）。可以说，夏、商、周三族到西周时已具备了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便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中华大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高潮，“大一统”思想随之而产生，华夏民族共同体也至此完成了其发展、形成的历史。

    周室东迁后，“礼崩乐坏”，诸侯坐大。先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国地位显著，称为十二诸侯，接着有长江下游的吴国、越国逞强一时，出现大国争霸的局面；到战国时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争雄，纵横捭阖，相互征战不绝，但也显现出全国统一的趋势。

    华夏族的发展壮大，与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西周末年以后，共主政治衰微，诸侯国日渐强盛，周边诸族也得到发展兴旺，同样不断扩张，空前活跃，留下许多与华夏诸国交往的史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春秋时期“尊王攘夷”的霸主政治局面。

    春秋时期，“五伯迭兴，总其盟会”[38]。“五伯”即“五霸”，指的是当时相继称霸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在他们逐鹿中原、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陆续兼并吸纳了众多的戎狄蛮夷部落，使华夏族体更为壮大。当时的戎夷蛮狄，不仅散居四边，而且在中原内地与华夏族交错分布，甚至在周王室所居的成周洛邑周围也布满戎狄等族，他们与华夏诸国都曾活动于黄河流域。《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缕”的载语，说出了当时“南夷与北狄”驰骋中原的史实。在中原各国相互争霸之时，“四夷”诸族也积极扩张势力，形成对“诸夏”各国的严重威胁。戎狄等族“伐晋”、“伐郑”、“侵齐”、“侵鲁”、“侵宋”、“侵卫”等记载，屡见于史册。面对这种情势，齐国的管仲首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华夏族的一些诸侯国，抗击戎狄等族的进攻，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得了春秋第一个“霸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从中原各诸侯大国的发展历史来看，无一不是通过开疆拓土，包括扩地于夷人而壮大崛起的。例如晋国不断向北发展，将附近的戎狄部落逐一吞并，“并国三十五”[39]，“启地三千里”[40]。齐国先后灭掉莱夷等国，东夷遂与华夏逐渐融为一体。史载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41]，说明秦国的强大，也主要得之于戎狄之地。南方的楚国在庄王时期，成为王霸之一。在其称霸过程中，向四面积极扩张，“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42]。其中包括群舒、卢戎、徐夷、淮夷等“东夷”诸国，更有众多的南方诸蛮在内。楚国不仅统一了长江、汉水和淮河流域，其势力甚至伸展到今云南一带。春秋时期，“诸夏”都不同程度地有类似兼并戎狄蛮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华夏族源源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以丰富自己的肌体，更为膨胀壮大起来。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与发展，“诸夏”或“中国”的影响和范围更加扩大，华夏族与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之间出现进一步融合的现象，许多原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逐渐华夏化。此一时期，无论是齐、燕、楚、秦，还是从晋分出的韩、赵、魏，对其境内外戎、夷、蛮、狄的兼并，比起春秋时更有过之。例如：赵国对白狄、林胡、楼烦等族的融并；燕国对东胡的融并；秦国对义渠等西戎的融并；等等，都使其境内外的“诸夷”与华夏族混融为一体。需要指出的是，各诸侯大国开疆拓土并非完全是倚仗武力，其中也有采用“和戎”政策，以“货”易取的疆土[43]，还有戎狄主动归附而取得的土地、人民[44]。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

    经过以上的历史过程，从春秋到战国，大量进入并散居中原内地的戎狄等族，或本在边裔之地而未进入中原内地者，亦由于“诸夏”各国开疆辟土，分别与中原华夏形成广泛交错杂居接触密切的局面，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乃至心理素质逐渐趋同，再加上彼此之间互通婚姻，血缘渐渐混融，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蛮夷戎狄融合而加入到华夏的族体之中。在这样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原“诸夏”也吸收了不少戎狄的先进文化因素。例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骑代车，以靴代履，以胡服代冠裳，以左衽代右衽，所有这些即学之于北方游牧民族。今天的秋千运动，原来也是“北方山戎之戏”[45]。戎狄对中原农业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如“戎菽”、“冬葱”等作物，就是通过齐桓公“北伐山戎”而传播到中原的[46]。

    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的纷争、迁徙与杂居，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大部分融入华夏民族中，成为后来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活动于边裔地区的各族，有的也融入华夏民族，有的虽仍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或形成为新的民族，但他们与中原华夏民族共同体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华夏民族共同体一起，又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多民族的融合与对夷夏五方一体观念的认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47]。

    “大一统”是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儒学经典中很早就有“大一统”理想的表述。如《诗·小雅·北山》中即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句话被后人频繁引用，以至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原则。《尚书·大禹谟》提出了“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天下”观念。使“天下”和“大一统”理想在观念上联系起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作过阐述。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载，梁襄王曾询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定于一”。即是说，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荀子则进一步提出必须建立统一的“王”业，宣称“四海之内若一家”[48]，主张“天下为一，海内宾”[49]。荀子的门生韩非子，更是积极主张全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韩非子》一书中，处处可见“有天下”、“王天下”、“强天下”、“一匡天下”等语汇。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和《职方》，托名大禹和周公提出了由中央王朝划分九州的地理学说。该学说打破了以诸侯国划分“天下”的框架，根据各州民族远近与民族特点划分为“五服”，同时根据各地土壤优劣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管辖政策，使“声教讫于四海”。中国与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形成同居“四海”的统一格局。这种华夷统一的地理学说与政治理想，反映出战国时人们勾画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蓝图。

    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为秦汉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联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周边民族

    早在远古时期，炎黄部落集团存在的同时，四周还生活、蕃息着一些“异族”文化群体。在华夷五方格局的观念形成之后，这些群体被概称为“四裔”（或“四夷”）。在中国古代，从民族上讲，“四裔”是与“华夏——汉”相对称的概念，如汉代扬雄《方言》中云：“裔，彝狄之总名”；从地域上讲，“四裔”又是与中原内地相对称的概念，如晋代郭璞注语：“边地为裔，亦四彝通以为号也”[50]。

    历史发展到西周时期，各个民族分布的格局逐渐清晰，民族关系也日趋明朗。周族和周朝对其四周各民族共同体的称谓，有的虽仍沿用商代的族称[51]，但总的来说，这时中原人士对处于华夏族周围的人们共同体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单独的个体概念上，而是上升为整体概念，开始统称为蛮、夷、戎、狄[52]。从上文所引《礼记·王制》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周时，人们不仅在整体概念上肯定了华夏族四周分布着四大人类群体集团，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且指明“五方之民”的划分，是以他们的分布地域、经济生活、习俗及语言的特点为依据的。这反映了西周时代的人们对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比之夏、商时代已有所前进，更为清晰、明确了。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西周王朝对四方蛮、夷、戎、狄制定了明确的统治政策。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53]的总的原则下，规定，“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54]即是说夷、蛮、戎、狄等族人不仅每年要向周天子有所贡献或承认其天子统治地位，而且还规定每代戎狄之王继位要朝见周天子，新的周天子继位则须来觐见，此所谓“终王”[55]。不贡不朝者，经过“修名”、“修德”之后仍不奏效，就要“修刑”，即以武力进行征讨，“刑以威四夷”。[56]周朝已设有专门处理有关周边民族事务的官职。史载：“职方，办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57]；“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58]。对来朝贡的周边民族使者，周朝规定了严格的礼仪：“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59]为与周边民族沟通，周朝还设置了译员，即如史载：“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60]。周王朝的这些措施，为后世开启了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机构的先河。

    一 东夷

    在华夏民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61]。东夷是一个泛称，它包括有众多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所以有些史书将其统称为东夷集团。东夷集团的组成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九夷”主要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还有不少较小的氏族或部落分布其间。东夷集团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即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

    自从炎、黄族众东向发展而定居于黄河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后，就与东夷族众长期杂居共处，双方发生密切的关系。在各自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联合也有斗争，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一个显著事例。在此过程中，许多东夷族逐渐融合进炎、黄族群之中。到了尧、舜时期，活动于今山东一带的长夷、鸟夷、风夷等东夷族群，逐渐与华夏先民融合，也尊奉黄帝为始祖。

    展开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画卷，更是到处可见东夷人的活动踪迹。

    夏朝的开创者禹为“天下之君”后，仍沿用“禅让”之礼而推荐东夷首领皋陶、益为继承人[62]，这反映出夏族与东夷族之间相互信赖、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夏朝建立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也曾经发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据《竹书纪年》记载：“后相三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云夷来亥。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相传东夷族首领后羿与寒浞曾相继统治夏族40年，直到少康即位，才恢复王位。至夏朝末年，当商汤按照伊尹的谋略，停止向夏朝进贡时，夏桀还下令“起九夷之师”[63]来进攻商汤。

    商族以玄鸟为图腾，说明在族源上，该族与东夷之间可能具有同源关系，只是以后逐渐发展形成为不同的民族[64]。在商代后期，江淮之间的东夷势力渐盛，对商朝形成严重的威胁。武乙时，东夷“分迁淮岱，渐居中土”[65]，不断向西开拓。帝乙时，开始大举征讨东夷，甲骨文卜辞中屡屡出现“征夷方”的记载。帝乙之子祖辛（纣王）即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虏了“亿兆夷人”。商朝虽然将东夷征服，但其国力也因此而耗尽，终以“纣克东夷而殒其身”[66]，结束了商王朝的历史。

    周朝建立之初，东方的淮夷、徐夷等族是颇具威胁的敌对势力，为征服夷族，周王朝曾采取各种措施。史称：“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这是指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67]，在今山东境内建立了齐、鲁等封国，授权这些诸侯将徐夷、淮夷、莱夷等东夷置于各自的军事控制与政治支配之下，但东夷的反抗并未停止。到周穆王时，曾参加过“武庚之乱”的徐夷再次起而反周。史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代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68]。可见徐夷势力之大，周穆王不得不承认其东方霸主的地位。

    在春秋时期，无论是曾强大一时的徐夷、淮夷，还是地处偏远的莱夷，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可以说，整个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时期，齐国前后征服的小国，可考者有阳、莱、牟、任、薛、州等，大都在今山东境内，多是被称“东夷”的小国。《韩非子·有度六》所云“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指的就是对东夷的征服。特别是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灭东莱这个东夷大国，使得齐将今山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此后，历史悠久的东夷集团基本上消融在华夏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乘记载。

    二 南蛮

    “南蛮”在古籍文献中又称“苗蛮”、“三苗”、“有苗”等，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远古时期，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今江汉、江淮平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一带[69]。在苗蛮集团中，九黎部落是其中势力很大的一支。相传，“九黎”是9个部落的联盟集团，其中每个部落又包含9个兄弟氏族，共81个兄弟氏族。苗蛮集团曾与华夏集团发生过频繁的战争，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70]；“迁三苗于三危”[71]；舜时“北分三苗”[72]；禹时“禹攻三苗”[73]，“三苗大乱”，“后乃遂几”[74]。可能苗蛮部落集团被打垮而瓦解了，因为此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谓不再见诸记载。经过夏代四五百年的发展，至商、周之际，在南方又出现新的庞大的部落集团，此即史籍所载“荆蛮”或“蛮荆”（有时又作“荆楚”）[75]。同“三苗”比较起来，“蛮”是一个更为广大的概念。

    所谓“荆蛮”或“蛮荆”，指的就是分布在荆州地域内的“蛮”人[76]。至于“荆州”的地望，据《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正义》载，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孔颖达疏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据也；南及衡山之阳，其境过衡山也。”[77]从以上所说荆州范围看，主要是洞庭湖南北地区，即今湖北、湖南两省及邻近地区。这正是“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集团的腹心地区。这种地域的吻合，说明后来的“荆蛮”、“蛮荆”或“荆楚”等族群，可能与远古时的“三苗”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即是说荆蛮是“三苗”的后裔。

    荆蛮势力的兴起，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武丁曾对荆蛮（荆楚）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诗经·商颂》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孔颖达疏曰：“彼，殷王之武丁也。……能奋扬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国，深入其险阻之内，聚荆国之人众俘虏而归也。”[78]此后，荆蛮被迫臣服，对商朝保持一种朝觐与贡纳关系，直到商朝灭亡。

    可能乘武王伐纣之机，荆蛮又重新崛起，成为新兴周朝颇具威胁力的南边劲敌。史载：“南蛮……其在唐、虞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79]自周昭王起，就曾多次南征荆蛮，战争规模往往很大[80]。其中昭王对荆蛮的战争最为惨烈，不仅“丧六师于汉”即全军覆没，昭王本人也“南巡不返”即身死于南国[81]。直到西周末年，宣王倾全国军力南征，才使荆蛮“服于宣王之威”[82]，对周朝表示臣服。

    历史的多样性制约着民族的形成过程，南蛮（苗蛮）集团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

    春秋初期，南方兴起了一个泱泱大国，即楚国。从种种地域和文化的联系来看，楚族的先民很可能是苗蛮—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族系分支。有学者认为，楚人是南迁的祝融部落，大约在商代晚期由黄河下游一带迁到了豫西南的丹水流域。直到西周末年，楚还是一个混迹于蛮夷之间的弱小国家[83]。春秋时期，中原诸夏仍将楚人视为“蛮”，而楚人也自认是“蛮”。例如：《国语·晋语》云：“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故不与盟”；楚武王熊渠曾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84]另外，楚族的发祥地和最早的活动地域正是苗蛮曾生活过的丹江和汉水流域。这一地区正是苗蛮集团活动的主要地域。楚民族兴起于江汉后，又逐渐向江南发展。到公元前七六世纪间，楚族的发展达到顶峰，史载：“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85]到了战国之时，楚已发展成为“地方五千里”[86]的南方强国。

    春秋、战国时代，在原苗蛮（荆蛮）地域内，除楚族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众多的“蛮”、“濮”氏族部落。古代文献一般统称之为“群蛮”和“百濮”。从地域分布看，蛮和濮大部分都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广阔山川之间。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风俗习惯，楚人同“群蛮”、“百濮”的界限都很清楚[87]。在楚人和楚国的整个发展历史中，长期存在着同“蛮”、“濮”之间的关系问题，其疆域的扩大和势力的增长，是同逐步征服“群蛮”、“百濮”联系在一起的。一部分邻近楚国中心地区的“蛮”、“濮”部落后来均被置于楚的直接统治之下，被逐渐融合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蛮”、“濮”部落，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展，或退居荒僻山林，或向西南远方迁徙，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民族特性。融合与吸收了众多“蛮”、“濮”民族成分的楚人，秦汉之后成为汉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其他的“蛮”、“濮”诸部落，则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走上了不同的演变轨道。

    三 西戎

    “西戎”，是先秦时中原诸夏对西方民族共同体的泛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往往将“戎”与“狄”连用，以“戎狄”一词来统称中原之西、北之各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在西周以前，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猃狁、鬼方和姜方。猃狁、鬼方放到下文叙述，这里只说“姜方”。

    姜方，甲骨文卜辞中作“羌方”。《说文解字》谓羌“从羊，西羌牧羊人也”。

    在古文字中，“姜”、“羌”两字互作。周时，羌方即被称为“羌氏之戎”[88]，或“姜戎”[89]。商代的羌方，如上文所述，曾与商朝发生频繁的战争，在商朝作为人祭的牺牲者中，就以羌俘为主。当时羌方中有两支发展较快，对西周影响较大：一支是居于关中渭水流域、与周人为邻的姜（后来大都融合进华夏族）；一支是在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的义渠国。其余的羌人，自春秋以后一般都称之为“戎”。

    春秋初期，戎与狄、夷、蛮一样，种类甚多，《尔雅·释地》即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称。西戎的种类和分布情况大致是：（1）自陇以西的绵诸、（马昆）戎、翟、（马原）四种；（2）岐、梁山、泾、漆之北的义渠、大荔、乌氏、眗衍四种；（3）伊、洛之间的扬拒、泉皋两种；（4）在关中一带的骊戎；（5）在晋中与晋南的茅戎、条戎、奔戎、犬戎四种；（6）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的羌氏之戎和陆浑之戎；（7）北戎，又称山戎，原在晋中，后迁至冀北无终山一带；（8）戎蛮，在今河南省境内。由此来看，当时西戎诸部主要分布在偏西地区，但在中原内地也与华夏诸国杂居共处，呈现犬牙交错之势。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大部分戎族通过被秦、晋等国征服、吸收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晋国在封建之初，如同孤岛一般被戎狄环围着，正如《国语·晋语二》所云当时的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及至春秋之时，晋国在与四周的戎狄诸部的交往中，一方面实行联姻“和戎”的措施；一方面采取“以力服人”的方针，对他们怀柔、征服兼施并举。经过长期的交汇混合，原来诸戎所谓“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语言不达”[90]的现象逐渐消失，曾几何时，处于戎、狄汪洋大海中的晋国如吸纳百川般壮大起来，发展成为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而戎族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秦国也是如此。秦的先世可能就出自西戎[91]。秦国的发展与对戎族的征服密不可分。周平王在始封秦襄公时即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92]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93]开始，直到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94]时止，秦国以西之绵诸等八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史称“自是中国无戎寇”[95]。

    应予以指出的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并非全部西戎都被“诸夏”征服而融合进华夏民族；有一部分戎族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为边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96]，逐步发展形成另外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

    四 北狄

    “狄”或“北狄”等称谓，也是周代开始才出现于史乘的。在此之前，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是以“荤粥”、“鬼方”、“猃狁”等名号出现于文献史籍的。

    据司马迁《史记》，匈奴的先民号“荤育”[97]。荤育，又作荤鬻、荤粥、獯鬻等。据古史传说，黄帝曾北逐荤鬻，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早在远古时期，就与中原黄帝族有所接触的史实。到了夏代，荤粥在北方与夏人为邻，并有密切的交往，《史记》所记载夏王室成员逃往岐山以北的游牧部落之中，正是双方相互融合的反映。商族兴起并建立商朝之时，其北方已分布着许多从事游牧的部落集团或方国。甲骨文记录中有“鬼方”、“御方”、“土方”、“芍方”、“邛方”等；古史记载中有“獯鬻”、“猃狁”、“狄”（翟）等。这些族称的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是共处一地的不同部落共同体的统称，有的则是一部分部落共同体的单称，很难具体区分开来。商朝曾经征服了北方的不少方国。这些方国在政治上大都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但也有一些方国不甘于臣服，甚至攻略商朝的领土。于是，双方的矛盾加剧，导致商朝与北方方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尤其是武丁时期，商朝臻于鼎盛，遂对北方的鬼方、土方、芍方等大举征伐，每次用兵都达三五千人众，甚至多逾万人。

    周朝建立后，仍与北方诸游牧集团处于对抗状态。在周朝的西北和北方，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分别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猃狁等，泛称“戎狄”。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猃狁，他们经常向南侵扰，成为周朝的严重边患。在武王至康王统治时期，周朝国力强盛，对戎狄之族往往主动出击，常获大胜。例如《小盂鼎》铭文所记康王二十五年，周朝战败鬼方，仅俘虏就达13081人。这说明当时周朝拥有强大的实力，足以抗击鬼方等族的侵扰，遏止边患。但自穆王之后，周朝国势日衰，而北方游牧诸部势力渐强，于是形势发生逆转。至夷王时，北方边患日益严重，周朝防线节节南退，战争往往在中原腹地展开。《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周朝对严允（猃狁）的战争，称虢季子白“经维四方，薄伐严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这证明双方战争是发生于洛水北岸，已距离西周的统治中心，即所谓“王畿”不远。宣王时，猃狁的南进锋芒也是逼近西周国都。如《诗经·小雅》云：“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及幽王即位，由于西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申侯、缯侯联合猃狁于公元前770年攻杀幽王，终于摧毁了西周在渭水流域的统治根基，迫使平王东迁，在洛邑建都。从此以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本章小结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传说中的炎、黄二帝，是远古两大部落集团首领，在炎黄集团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更吸收众多“蛮夷”成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华夏民族的雏形。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在中原内地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外，大部分“蛮、夷、戎、狄”则居住于周边地区，大致形成“五方之民”的民族分布格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已消失于史乘，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相融合。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是以炎黄集团及以后的夏、殷、周三族为主体，又融合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华夏 “五方之民”“三皇五帝”东夷 南蛮 西戎

    北狄

    二、简答题

    1.从考古发现的宏观划分上，中国远古时代居民分布的三大区域是以何为界？

    2.何谓“五服制度”？

    3.周朝“封邦建国”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4.周朝管理“四裔”的官职有哪些？

    5.“春秋五霸”包括哪几个诸侯国？

    6.楚国和“南蛮”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三、论述题目

    1.你是如何理解华夏族的形成是一个融合、凝聚、兼并、拓展的过程的？

    2.“大一统”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阅读参考文献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任崇岳主编：《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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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舒大刚：《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4页。

    [2]苏秉琦：《关于考古学的区域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

    [3]许倬云：《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79年第3期。

    [4]《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5]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6]据《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据徐旭生考证，“姬水”所在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一带；“姜水”所在地，大约在今陕西渭水上游一带（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7]《史记》卷1，《五帝本纪》。

    [8]《史记》卷1，《五帝本纪》。

    [9]一些学者认为，蚩尤属于“南蛮”；而徐旭生、王献唐等则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以后者更可信。

    [10]《史记》卷1，《五帝本纪》。

    [1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5—96页。

    [12]《史记》卷1，《五帝本纪》。

    [13]《山海经·海外南经》。

    [14]《山海经·海外南经》。

    [15]《国语·周语》；《世本·居篇》；《逸周书·度邑》。

    [16]《世本·居篇》。

    [17]《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18]《史记》卷2，《夏本纪》。

    [1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年表》，载《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0]该书云：“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祉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乘命。”

    [21]“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是夏禹以帝王都城为中心，按距离远近把全国划分成五个地带，在每一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22]《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23]《韩诗外传》卷3。

    [24]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266页。

    [25]《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26]《夏商周年表》，载《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

    [27]《夏商史稿》，第345页。

    [2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77页。

    [29]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

    [30]《孟子·滕文公上》。

    [31]学术界普遍认为，当时的“姜”即“羌”。

    [32]根据考古资料，岐邑的地望，应在今陕西省以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为中心的地域内（参阅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33]《史记》卷4，《周本纪》。

    [34]《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

    [35]《国语》卷1，《周语上》。

    [3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7]《论语·为政》。

    [38]《汉书》卷228上，《地理志》。

    [39]《荀子·仲尼篇》。

    [40]《韩非子·有度》。

    [41]《史记》卷5，《秦本纪》。

    [42]《韩非子·有度》。

    [43]《左传》襄公四年。

    [44]《左传》宣公十一年。

    [45]《荆楚岁时记》引注《古今艺术图》。

    [46]《管子·戎篇》。

    [47]“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48]《荀子·王制》。

    [49]《荀子·成相》。

    [50]《方言笺疏》卷12。

    [51]如有时仍习称北方诸族为“方”，在《小盂鼎》铭文中，就有“王□盂目□□伐鬼方”之语。

    [52]周代的蛮、夷、戎、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有的可能已结成部落联盟，有的可能已联合成部族，有的可能正在向民族过渡，有的可能已经形成民族。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分辨清楚，故统称为人类共同群体。

    [53]《礼记正义》卷12。

    [54]《国语·周语上》。

    [55]《国语·周语上》。

    [56]《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57]《周礼·夏官司马》。

    [58]《周礼·秋官司寇》。

    [59]《礼记正义》卷31。

    [60]《论衡·变虚篇》。

    [61]所谓“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即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

    [62]《史记》卷2，《夏本纪》。

    [63]《说苑·权谋》。

    [64]《诗经·商颂》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子。东夷族大都以鸟为图腾，据此，商可能最早属于东夷集团。

    [65]《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66]《左传》昭公十一年。

    [67]《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68]《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69]《战国策·魏策》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70]《吕氏春秋·召类》。

    [71]《史记》卷1，《五帝本纪》。

    [72]《尚书·舜典》。

    [73]《战国策·魏策》。

    [74]《墨子·非攻下》。

    [75]《诗经·采芑》：“征伐猃狁，蛮荆来威”。《诗经·商颂》：“奋伐荆楚”。《竹书纪年》：“方叔帅师伐荆蛮”。

    [76]《毛诗正义》卷24：“蛮荆，荆州之蛮也”。

    [77]《尚书正义》卷6。

    [78]《毛诗正义》卷24。

    [79]《后汉书》卷86，《南蛮传》。

    [80]关于周朝对荆蛮用兵之事，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周纪》、《吕氏春秋·音初篇》、《史记·周本纪》、《诗经·采芑》及一些西周金文。

    [81]《毛诗正义》卷12，孔颖达疏语。

    [82]《史记》卷40，《楚世家》。

    [83]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84]《史记》卷40，《楚世家》。

    [85]《韩非子·有度》。

    [86]《战国策·楚策》。

    [87]《国语·郑语》记载，楚王室宗族叔熊“逃难于濮而蛮”。韦昭注：“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

    [88]《国语·周语》。

    [89]《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

    [90]《左传》襄公十四年。

    [91]《史记》卷5，《秦本纪》。

    [92]《史记》卷5，《秦本纪》。

    [93]《史记》卷5，《秦本纪》。

    [94]《后汉书》卷87，《西羌传》。

    [95]《后汉书》卷87，《西羌传》。

    [96]《后汉书》卷87，《西羌传》。

    [97]《史记·匈奴列传》载：“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北野，随畜转徙，号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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