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忧患意识？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疏》正义曰：“‘其于中古乎’者，谓《易》之爻卦之辞，起于中古。”“‘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者，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其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埀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辞，明其失得与吉凶也。”质言之，正因为有忧患，所以才有《易》的兴起。

    忧患意识，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安不忘危”，典出《周易·系辞下》。其称：“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段话的意思，根据孔颖达的权威解释，就是说，所谓“危者安其位者也”，是指“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往前安乐于其位，自以为安，不有畏惧，故致今日危也”。所谓“亡者保其存者”，是指“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不有忧惧，故今致灭亡也”。所谓“乱者有其治者”，是指“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谓恒以为治，不有忧虑，故今致祸乱也”。因此之故，孔颖达说：只有“君子今虽复安，心恒不忘倾危之事，国之虽存，心恒不忘灭亡之事，政之虽治，心恒不忘祸乱之事”，才能最终实现“身安而国家可保”。而“居安思危”，典出《左传》襄公十一年。其称：“《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一种政治意识。它的理性概括，就是忧患意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指人们在太平或安定时，不忘记可能出现危难的一种自觉性，是客观政治过程在人们心理上的积淀。因此，它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熠熠闪光的政治智慧。

    问题在于，人们的忧患意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苏轼的《石苍舒醉墨堂》有云：“人生识字忧患始”。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识字以后，从书本中增长了见识，对周围的事物就不会漠然无动于衷，自然忧患意识也就相随而至了。由此可见，忧患意识，是与文字的使用和文化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从主观上讲，它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一切爱国主义者所必备的政治素质。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又是爱国主义的认识论起点。

    二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潜在的危机，“困于心，衡于虑”[409]，逐步积累并发展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对潜在的危机的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弗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410]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也说：“屈原初事怀亡，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世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精，怀不能已，故作《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自叙传”，记述了他对楚国潜在的危机的忧虑，希望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并使它强大起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此可见，屈原的忧患意识，是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思想前提。

    忧患意识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的忧患意识，又有各自鲜明的时代性。

    建安作家曹植，出生于战乱频繁的时代，自幼深受乃父曹操的影响，忧国忧家，怀抱着建功立业、拯世济物的理想。曹操死后，曹丕、曹叡对他百般迫害，他名为王侯，实则囚徒，“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411]？一生在忧愤中度过。他的忧患意识，孕育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412]、“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413]等渴望献身于统一事业的雄心壮志。

    靖康二年（1127），金兵灭亡北宋，俘虏徽、钦二帝北去。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却不以组织兵马，收复失地为使命，而是以南迁流亡，坐稳皇帝宝座为满足，惧怕金兵。而金军继续南侵，朝野之间也爆发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岳飞忧国忧民，怀抱“忠义报国”的决心，集合部队，收复襄阳，建立抗金基地，举行北伐，勇敢地抗击金军，成为南宋初年杰出的抗金将领。他以国土沦丧为耻、以投降派的猖獗为恨，忧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写下了气吞山河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破踏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词，震古烁今，洋溢着激越的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岳飞的忧患意识，是他成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思想基础。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时代，岳飞的忧患意识具有代表性。不独两宋之际如此，早在北宋中期以后，由于辽兵的南侵，苏轼就有“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414]，陈与义有“灭胡猛士今安有？非复当年单父台”[415]等名句。到了南宋，爱国御侮成了忧患意识的主题。女作家李清照吟道：“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416]此外，像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都有不少类似的作品。然而，以为国雪耻、抗敌御侮为内容的作品，却以陆游为最多、最集中。他怀抱“收复神州”的爱国信念，不断地唱道：“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417]；“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418]；“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419]直到临终前夕，他还在《示儿》诗中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忧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压抑与愤慨中度过了一生。他的诗悲愤激越，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

    此外，宋末元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忧患意识，铸造了他的忠肝义胆，为了爱国主义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的《正气歌》和《过零汀洋》诗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是千古绝唱。

    特别是近百年以来，每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都升华为激发国人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不息。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的内在根据之一，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三 忧患意识与民本思想

    忧患意识的重心有二：一是忧国；二是忧民。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前者侧重反映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亭林语），表现为崇高的爱国主义；后者侧重反映国人的群体意识，强调“民为贵”、“民为邦本”，要“爱民”、“恤民”，表现为朴素的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是忧患意识赖以存在的理论根据。我们所熟悉的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无疑是以民本主义为其出发点的；而曹操目睹汉末军阀混战给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则产生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420]的忧患。因此，“忧民”，又成为忧患意识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中国这个被西方人称为“诗国”的国度里，三千年间，涌现了无数以忧民为题材的诗篇，它通过对内忧外患、对不良政治的抨击，寄托着诗人们对人民的无限同情，表现出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就中，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最杰出的代表。

    杜甫中年以后，正值唐王朝从繁荣走向衰败的时期。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浩劫，饱尝了饥饿、疾病、寒冷的折磨。漫长的忧伤与痛苦的生活实践，激荡着他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他的笔锋指向统治阶级的罪恶，着力抨击统治集团的各种腐朽现象，揭露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传诵的名句。他关心民瘼，同情穷苦人民。在他离开瀼西，已经把居住过的草堂让给吴姓亲戚时，心里却还惦念着一个住在草堂附近的贫苦妇人，于是写了《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他控诉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著名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等，可以说是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杜甫的忧患意识，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诗人，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时刻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显然是他的“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421]思想的必然反映。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趋衰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弄得国是日非。统治阶级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时代环境里长大的白居易，忧国忧民，怀着匡时济世的抱负，以“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422]、“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423]为题材，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的不朽作品。像揭露宫市制度罪恶、诉说人民悲惨遭遇的《卖炭翁》；像谴责朝廷穷兵黩武，逼得一位老翁为避免兵役负担，而“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的《新丰折臂翁》，都表现出诗人站在民本主义立场上，对被压迫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

    民本主义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424]。它认同的是群体社会，认为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实现才能得以体现。所以，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思维定式，总是以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的形式出现的。几千年来，已成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借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正如郑板桥所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425]。郑板桥所强调的正是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群体利益的实现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主义是涌动忧患意识的思想源泉。

    四 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

    忧国忧民的根本动机，在于关心和推动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每当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受到潜在的危机威胁时，也正是忧患意识凸显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往往怀抱匡时济世的理想，“箴时之病，补政之缺”[426]，希图实现国富民强。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白居易的忧患意识，曾驱动他与元稹等人一起商讨澄清政治的对策，以及与宦官、贪官污吏展开斗争。他屡次上书唐宪宗，要求革除弊政，甚至“不避死亡之诛”[427]，当面批评皇帝的错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范仲淹。范仲淹把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428]这种“先忧后乐”之志，是范仲淹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并赋予他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即使在居丧期间，也不忘天下之忧。他在《上执政书》中写道：“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以书言国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429]可见其“先忧后乐”之志弥坚。入朝后，他甚至敢于直言批评皇太后、敢于质问皇帝、敢于臧否朝政。无论是他所进呈的《救弊十事》，还是他知开封府期间的革除弊政、打击贪官的举措，抑或是抗击西夏侵扰的西北前线整肃军队、招抚羌民的措施，都富于改革精神。特别是庆历三年（1043），他从西北前线调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以后，他写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进呈宋仁宗，力主推行以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为内容的改革，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可，立即按范仲淹的主张，以诏令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

    晚明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一帮学人的忧患意识，集中反映在东林书院的一副对联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忧虑朝政的腐败，敢于揭露权贵们的贪婪与残暴，提出了诸如整顿税收，取消矿监税使，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等革新主张，用黄宗羲的话来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430]

    由此可见，忧患意识孕育着革新精神。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我们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部分。

    （原载《光明日报》1994年8月15日《史林专刊》，发表时囿于版面，更改了标题并删减了内容，这里是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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