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大讨论及其特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一些革命者和思想家，为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与研究，旨在探寻中国革命的现实起点和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托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为了阻挠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歪曲。于是，他们便以当时的《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就是在这场论战中，由陶希圣率先提出来的。正如王宜昌所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927年大革命后对于革命经验的‘回想时期’的陶希圣。那时，他是主张自西周亡后，中国封建社会便长期停滞着，而在其中产生出流氓无产者和士大夫阶级，陷中国封建社会于延缓的消灭过程中。”[261]陶希圣的观点，是对亚当·斯密论点的改造。[262]
正当国内论坛上激烈进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的时候，苏联史学界也正在进行方法论的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之中，中国历史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苏联学者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对当时中国国内的论战，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时先后就此发表过意见的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中国学者，也有苏联学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托派、非马克思主义者。各派观点分歧甚大，就是大体上同属一个派别的诸人之间，意见也不一致。
1926年苏联学者坎托罗维亚发表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关系体系》[263]、1930年出版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别林报告讨论速记》以及A.洛马金在《社会经济形态讨论中》中，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民起义的破坏性，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的论点。他们认为，“人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制度“保持平衡的必要手段”，“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的僵化的状态”的根源。[264]
1932年4月，王礼锡发表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一文，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是“停滞”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阶段。造成“停滞”的原因：一是中国在地理上便于统一，不能形成几个对立的国家，所以竞争者向海外发展不是十分必要；二是中国经过几度低级文化民族的侵入，将商业资本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三是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结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间歇期的农民暴动。[265]
同年10月，新生命书局出版了李俚人译的沙发诺夫写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一书。沙发诺夫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像它的其他东方兄弟一样，成了封建停滞的化身。”其所以如此，乃因“中国每一个朝代的更换，总是伴随着封建积累的过程而来”。这样，在中国“新的封建化”不断出现，处于没完没了的过程之中，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同时，“人口不是压迫生存的手段，而是压迫生产的手段。中国农业技术之畸形的停滞，整个地和完全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1933年6月20日至22日，列宁格勒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举行大会，讨论封建制度的发生与发展问题。鲍格柯夫作了《中国封建制度史的规律性》的报告，说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性之一，便是“停滞”。停滞的原因，在于货币地租在中国不能取得支配地位。因而，中国封建制度在两三千年中，在亚细亚的原野之上，循环不已。屠卡列夫不赞成鲍格柯夫的论点，他批评说：“为着要探求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真正原因，研究亘古不变的氏族公社的作用，是极重要的。”但是鲍格柯夫的报告，却只字不提。[266]
1934年，陈伯达在《研究中国社会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267]一文中，批评了用地理环境和国外市场来解释中国社会停滞性的观点，提出了我们不否认外力对于内在的影响，然而研究事物的发展，主要应当着重于启发事物的自我运动——事物内在的矛盾。其后，他又在《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268]一文中写道：“中国缺乏了内地海，中国东滨太平洋，汪洋浩漫，是学习航海的一个困难，使中国人不易为开拓海外市场的冒险；再则，西北一带，高山大岭，荒漠绝域，也使中国不易较长期地维持国外市场的联系和存在。”所有这些，“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是加强了影响”。然而，“归根到底，国外市场不是决定内在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因素，而且也不是主要因素”。陈伯达还批评沙发诺夫“企图以‘人口’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不知不觉中变态地附和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封建式的土地占有，在两千数百年前，就确定了三位一体的结合，使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成为封建社会解体的最顽强的桎梏。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这三位一体的经济形态之下，也转到了“畸形的坚固”。陈伯达把这些“称之为封建生产方法在中国所展开的特殊亚细亚形态”，并认为它才是“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
1934年6月，刘兴唐（尧庭）在《文化批判》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史上诸问题的清算》一文，翌年又在同一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号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一文，提出了“农村公社之破坏与再建，为亚细亚反复性之一”，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要因。接着，他又在1935年10月1日出刊的《食货》第2卷第9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重申了同一观点，并补充说，除了“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及土地私有制之缺乏性”等要因外，“野蛮民族之侵袭”、“地理之影响”、“中国疆域之广大”等都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
1935年11月，李立中在《食货》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试谈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谜”》，提出了所谓中国长期陷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循环式的发展过程”的论断，认为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无数次外部民族的入侵；二是农业、商业的均衡的破坏与再建。最后，他索性照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整整一页的两段话作结语，说“一代的黄金时代必继之以盗匪横行或外族侵扰，乃至于政权颠覆”[269]，历史就是这样地循环往复。
1935年11月1日出刊的《食货》第2卷第11期上，还刊载了莫非斯的《中国社会史分期的商榷》一文，也鼓吹历史循环论。不过，他认为“循环的原因，完全由于农民暴动”。1937年3月1日，他在《思想月刊》第1卷第2期上又发表了《为中国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答王宜昌》，重申了这个观点。
1937年2月，王宜昌在《思想月刊》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与众不同，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停滞。王宜昌主要是批评莫非斯的。接着，莫非斯著文进行抗辩，唇枪舌剑，十分激烈。这些表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论战，是有背景的，就是大体上同属于一个政治派别的人，意见也不一致。
在1937年3月1日出版的《食货》第5卷第5期上，进步史学家稽文甫发表了《对于长期封建论的几种诘难和解答》一文，指出停滞论是违反进化论的；所谓“停滞”，其实只是进步迟缓，并非真停滞。接着他对“循环说”“二元说”以及“修正说”的诘难，一一作了解答。
不过，在第一次论战中，最有分量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邓云特和翦伯赞写的论文。
邓云特即邓拓。1936年4月，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接着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这两篇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均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邓拓在第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揭示了该问题讨论的“现实意义”，批判了从陶希圣到王宜昌等人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既不是老早就已经崩溃了的，也不是“长期停滞”在什么“专制主义”等的特殊社会形态上面。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是发展的，而不是“反复”的。到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日益发达的足以动摇封建基础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了。所谓“停滞”，并不是静止不动。“长期停滞”的提法是不恰当的。造成这种所谓“停滞”的原因有五点：（1）中国历史上旧的生产方法——即以农奴劳动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内部坚固的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体内，从事农奴劳动的农业直接生产者，始终是在超经济的强制之下过着极端穷苦的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单纯的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着。但是，具体说，各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却又有不同的变化。（2）在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下，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商业资本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寄生在旧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榨取农民家庭手工业者的剩余劳动，而不能破坏旧的生产方法和占领全部劳动过程。（3）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生活必需品大体都能自给，较少可以引起各区域间大规模的交易。（4）在这些条件下，封建剥削的加强，手工业不能独立发展，作为产业资本生长的前一阶梯的工场手工业没有建立起来。封建统治阶级的官营工业在榨取“工奴”劳动的前提下畸形发展，限制了城乡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资本的活动地盘，缩小了商品市场。（5）加上自然地理的某些关系，使中国整个土地被分为几部分，物产丰富，而交通十分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形成了若干分离的并立的政治经济中心，给封建诸侯以分疆割据和进行封建的无限剥削的有利条件，增强了封建经济的地方独立性和落后性，阻碍了商品市场的统一。总之，在上述各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受到了严重阻碍，商业资本无法支配全部劳动过程，只得变更它的机能，转投到土地上，与封建土地关系结合起来；这就不但阻滞了它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过程，而且加深了对农业直接生产者的无限的封建剥削关系。
翦伯赞写了《历史哲学教程》[270]，他提出：“长期停滞”论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必须深入到社会经济的本质去研究。
1937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对1927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了系统的介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他基本上同意日本早川二郎的“进贡制”说法。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可以由这种“进贡制”得到说明。
综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大致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进程，因而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见解。这种见解的五花八门的解释，都是简单地从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的，无视或不懂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判。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尚处幼年时期，所以尽管对“长期停滞论”的各个流派的问题，有所揭露，然而，批判的深度受到局限。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系统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不够。其次，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附带提出来的。由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有政治背景的，因此，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争，也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原则之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托派、反动御用文人之间的斗争。再次，正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是在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附带提出来的，因此，这场论战，也带有“附带的”特点。
二 第二次大讨论及其特点
1937年6月，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秋泽修二，为了配合日寇侵华，抛出了《东洋哲学史》一书。翌年，他又抛出了《支那社会构成》。在这两本书中，秋泽修二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所谓“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秋泽修二的挑战，受到了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者和进步史学家的反击。于是，在中国国内形成了由批判秋泽修二而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论战的第二次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1940年5月、10月，吕振羽在《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1、2期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271]两篇长文，对秋泽修二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清算。他指出：秋泽修二把“以共同祖先的祭祀为中心而结合的同一氏族形成的村落”，看成是“氏族制的遗制”，是所谓“农村共同体的遗制”，把唐宋明代偶然残存的“五世以上同居”的特殊现象，看成是所谓“原始家族共产体”，都歪曲了阶级社会同姓或异姓“村落的阶级关系的构成。在中国的全部封建史上，都是大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并反映为大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个体农民的经营方式，全世界都一样，不独中国为然”。所谓“灌溉排水的水利事业，是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个物质基础”，所谓“集权的国家的经济支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是荒谬的。吕振羽还对“形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阻滞性’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不是由于内在矛盾的规定，而是由于外在矛盾的影响。”所谓“外在矛盾”，历代指的是异族入主，鸦片战争以后，指的是帝国主义。
1941年9月15日出版的桂林《文化杂志》第1卷第2号上，李达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八条：（1）战乱之频繁；（2）封建力役；（3）封建剥削；（4）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5）封建的政治机构；（6）农民阶级不能负担新生产方法；（7）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8）地理环境的影响。
1942年3月25日出版的桂林《文化杂志》第2卷第1号上，刊登了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文章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的积累与生产方法进步两件事。而妨碍或破坏原始资本积累的有三条：（1）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关系；（2）农民战争；（3）共有财产。妨碍生产方法进步的也有三条：（1）重农抑商政策；（2）地域发展不平衡；（3）儒家学说的影响。
1942年《群众》杂志第7卷第11、12期合刊号上，华岗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兼评李达、蒙达坦两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的讨论》。文章首先批驳了秋泽修二的“亚细亚停滞性”论；接着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原因。华岗认为，“内在因素”有两点：一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相结合的农村公社遗制；二是中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关系。而“外在因素”，五胡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清各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鸦片战争以后，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3年，罗克汀在《群众》杂志第8卷第1、2期合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原因——兼评几位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文章是以批判秋泽修二的反动观点开始，继而对当时参加讨论的诸家观点一一评述，最后才简略地交代了他的看法。罗克汀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包括了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及自给自足经济——农村公社的残存，手工业与农业的直接结合）所造成了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者的强固结合，残酷的剥削使农民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维持，生产缺乏了刺激，只能以父子相传的同一生产方法去进行单纯再生产，因而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龟步式的爬行。更加上了外在因素（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及历代异族的侵略和入主——的影响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阻滞。”
1946年6月，陈贤录在福建《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合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长篇论文，批评了吕振羽的外因论，认为内在矛盾是决定因素，外在矛盾是从属于内在矛盾发生作用的。
1947年2月，公盾在上海《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3期、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封建社会里的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
1948年2月，王亚南在上海《时与文》杂志第2卷第19期上，发表了《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272]一文，首先批判了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的反动论点，认为他是“日本侵略主义代言人”，是适应日寇侵华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他指出，秋泽修二“以固定的形而上学的眼光去确认那种农村公社孤立的作用，而不知道，那种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随着整个官僚封建社会的进展，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动势、新的因素；并且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关系在不绝的起着辩证的相互制约的功能。”接着，他又评述了亚当·斯密、李达、蒙达坦及华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阻滞原因的主要观点。最后，他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推移”的论证：认为首先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有着无比的包容性与贯彻性，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来加强其统治，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其次，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都市的政治性、商业性与消费性相得益彰，反过来又给予政治上以腐蚀影响，导致社会可能挣出来的蓄积皆浪费殆尽。最后，农民叛乱和外族入侵，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溃，而迄未招致社会的革命。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归纳起来，有三个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的论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秋泽修二抛出的两本书引起的，他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的歪曲，和对中国历史的篡改，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因此，受到了中国国内进步史学家和革命者的无情批驳，于是形成了当时的中国进步论坛上以批判秋泽修二反动谬论为内容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文化战线上的具体展开。
其次，由批判秋泽修二的反动观点开始，40年代，国内进步论坛上，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长期停滞论”提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讨论中，有的改称“发展迟缓”，有的改称“发展阻滞”，有的改称“发展迟滞”。与30年代的论战相比，40年代的讨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在讨论中，荒谬的、错误的观点，如无端指责农民战争，把农民战争贬得比封建兼并战争都坏的观点，虽然存在，但是，同时也受到了应有的批评。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人们普遍注意到要重视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那种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种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并把它当成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现象，已不复出现。尽管在讨论中，把各种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影响的因素堆积在一起的“食古不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仍为个别研究者所采用，但毕竟不多了。
三 第三次大讨论及其特点
195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33、34期上，连载了范文澜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273]一文，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的还应向社会内部去探求，即应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生产方式的情况的论断。文章说，农业生产力的迟缓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三点，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同年11月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4期上，翦伯赞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一文，认为“土地之被封建统治阶级瓜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强烈的封建剥削制度和保护这种剥削制度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
1952年6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刊登了修睦的《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一文，文章说原因有五点：“第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残酷，使农民经常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生产力发展很慢；第二，外族的侵入，带来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倒退；第三，中国的手工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它只求自给自足，而没有发展；第四，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总是封建地主兼营的，使商业资本不可能发展到破坏封建制度的程度。第五，农民革命只起了改朝换代的作用，而不能推翻封建制度。”
同年《新史学通讯》9月号上，郭晓棠发表了《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一文，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比西欧发展缓慢，基本原因是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察：（1）皇帝对全国的土地有最高处理权，最多最好的土地，都集中在历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与文武官僚的手里。古代农村公社制与奴隶制之长期的遗留，以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性质之长期居于支配地位。（2）地主政权掌握经济职务。（3）落后民族的侵入，甚至长期地统治中国。（4）封建领主、封建军阀内部的反革命混战大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5）地大物博，没有向外发展的强烈要求；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政策。
1953年，杨向奎在《文史哲》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一文，认为“从宋朝到清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造成晚期社会的迟滞性因素有四：（1）手工业与农业的顽固结合；（2）中国农村封建统治与商人资本存在的结合；（3）外族不断地入侵；（4）封建垄断经济。
同年同期《文史哲》上，还刊登了吴大琨的《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长期阻滞性问题》，文章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与中国的地租性质（‘东方式地租’）及其为统治阶级所分割蓄积的方式有关”。
1953年1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再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时，吕振羽对他于1940年10月发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一文作了重大修订，认为形成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根源有四：（1）农民为逃避残酷的剥削压迫，便在农民战争、民族战争中及其失败后，向四周移徙，结果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迟缓了中原汉地的社会进步；（2）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以及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的反抗，而施行的屠杀、焚烧、劫抢，都阻滞了社会的发展；（3）封建皇帝、贵族、官僚地主步步趋向豪奢，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与私家手工业及自由商业资本的发展，尤其妨碍自由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资本的转化；（4）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则直接遭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
1954年11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亚南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其中有《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一文，认为“中国社会其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为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
1955年《教学与研究》第6、7期上，连载了尚钺的《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一文，尚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延缓，除了中国社会内部特点以外，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在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出现以后，13世纪落后的蒙古族和17世纪满洲族的入侵，以及到19世纪……更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各国先后侵入了中国。”
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上，刊登了束世澂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同年该杂志第3期上，又刊登了他的《论北宋资本主义关系底产生》一文。束世澂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上高利贷资本的猖獗，商人的地主官僚化”，阻碍了“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而蒙古族、满清贵族进入中国内地，造成了“经济发展迟滞”。
同年12月7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傅筑夫、谷书堂合写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发生迟缓的原因》一文，认为“封建剥削的残酷加固了自然经济，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又不足以成为新生产关系的刺激力量”，所以封建制度长期保存了下来。
50年代中期，侯外庐曾在北师大作过《秦汉社会的研究》和《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转变》两次学术报告。后来均收入《中国封建社会史论》[274]一书。侯外庐在这两篇文章中说，建立在国家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既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治的基础……这种结合形式，表现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是一种障碍。
1961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徐旭生的《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认为重农抑商学说，对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同年，傅衣凌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一篇刊于12月21日《文汇报》，题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一篇刊于《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题为《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和乡族势力对于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论断。
1962年，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特殊形式的辩证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着周期性。正是这种周期性历史发展的特点使我国的历史迈着退一步、进两步的步伐前进，使我国的经济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螺旋式地前进。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这一特点所以能够产生的主要原因。
与前两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相比，1950年到1962年我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的基本原理，为大家所接受。人们围绕中国封建制度本身，或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或从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分析入手，或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入手，或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分析入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是健康地、正常地进行着。
其次，这一阶段的讨论文章，明显地较前两次增多，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深度。然而，讨论中缺少交锋，基本上处于各说各的状态，因而没有40年代的讨论活跃。
再次，从方法论上讲，普遍注重史论的有机结合，形而上学的方法已为论者所不取，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等，则普遍得到应用。在这场讨论中，老一辈史学家起了示范作用，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
四 第四次大讨论及其特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开始重视对封建主义历史的研究与批判。于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问题，第四次被提到史坛上来讨论。1978—1982年发表的有关论著的总数约在180篇左右。囿于篇幅，这里不能逐篇进行介绍，只拟按论点归纳以下11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民战争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董楚平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275]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76]两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而刘昶的提法稍异，他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277]中说，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葬送了封建化已取得的成果，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因此，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种意见以王存才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278]为代表。他认为农民战争保护了小农经济，因而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它却保护了封建统治；或曰农民战争使小土地占有增多，剥削关系和土地关系缓和，小农经济得到复苏，从而使封建经济从周期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复苏之路。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个账，不能算在农民战争的头上。陈梧桐的《关于当前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些看法》[279]、王守稼的《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280]、苏双碧的《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81]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第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完成封建化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刘昶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以西欧封建社会为模式，提出封建化的标志是农民农奴化、土地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这在西欧只经历了一次变更，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不断地反复重演封建化的种种场面，却始终没有达到西欧9世纪以后的封建化程度，即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与刘昶的观点相接近的，是周庆基的《论中国的封建化过程》[282]一文。
第二种意见认为封建化应该指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确立，中国汉族的封建社会属于地主型，是最发达的形态。王守稼的《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汪征鲁的《小农经济·封建化及其他——与刘昶同志商榷》[283]、刘修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284]、宋杰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几点认识——与刘昶同志商榷》[285]、李大生的《中国落后不在于没有完成封建化》[286]、白钢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287]，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第三，关于外部游牧民族的侵扰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
刘昶认为，外部游牧民族不断侵略所造成的外部压力的挑战，激起了中原人民的仇恨和应战，而为了有效地抵御这种入侵，整个社会就必须统一起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抵制封建化的正常进程，并保持长期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见前注释）。
而王守稼、宋杰等不同意刘昶的意见。王守稼认为，在分析游牧民族入侵的破坏作用时，要有分寸。从纵的方面看，它确实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从横的方面去看，在广阔无垠的国土上，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无数次的争斗、交往，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见前注释）。宋杰则说，“挑战和应战”的理论，并不是刘昶的发明，而是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汤因比早年提出的一种唯心史观。他实际上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的作用，因而是主观片面的，而且不符合史实（见前注释）。
第四，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陷入“治乱交替、循环轮回”而没有出路的问题，也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刘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六道轮回、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特点和特殊运动方式，而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种循环轮回中延续下来（见前注释）。
白钢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88]一文中认为，提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六道轮回，出路何在”的问题本身，反映了作者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窠臼。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形而上学地看待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把客观历史的发展变化看做是循环式的运动，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不是看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肯正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在促进封建社会的量变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也促进了封建社会的部分质变。
第五，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
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289]一文中提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如果我国的地理条件类似于一个西南欧的国家，则可能加速封建制的崩溃。
白钢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是社会面貌、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因为社会的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的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估量（见前注释）。
第六，关于小农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大体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发展迟滞状态的一个总根源。前面提到的刘昶的文章以及傅筑夫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290]、杨希珍在《文史哲》1982年第2期上发表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小农经济》一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种观点。
与之相反，白钢认为小农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封建社会，它是受地主经济支配的，时刻处于分化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应当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在生产中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与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在产品的分配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等等。把本来不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看成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把它说成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或“总根源”，无论在史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291]。此外，前已提到的汪征鲁、陈梧桐、宋杰和孟祥才[292]等分别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大体相近的观点。
第七，关于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
林甘泉在1979年10月《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的“批判封建主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原因，要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是属于地主制而不是领主制形态。”[293]
白钢在《论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顽固性》[294]、《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295]两篇文章中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说到底，就是个体小生产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给封建社会发展的速度以决定性的影响。与西欧诸国曾经盛行的领主制相比，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西欧封建领地与采邑那样的稳定性。多子平分制导致大地产不断地划小，土地的自由买卖与土地兼并，就成为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土地所有权经常处于运动状态，使其具有惊人的弹性而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结有不解之缘。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不断向地租转化，客观上巩固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核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变，封建社会的性质也就无从改变。
李文治的《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296]认为，在地主经济制的制约下，已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经营地主或出租地主；已发展起来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地主，又往往向着土地出租的方向倒退；庶民地主当其占地面积扩大之时，则又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朝着缙绅地主转化。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趋势虽在继续扩大，但就萌芽的每个生产机体而言却在不断地转化、倒退，封建地主又不断地再生出来。正是这种发展变化延缓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过程。
孔经纬在《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297]中说，中国专制主义借以存在的前提，是地主经济，而不是依靠新兴的工商势力，从未起过推动资本主义生长的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始终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第八，关于封建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共有九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结构。吴承明的《论男耕女织》[298]、于素云的《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滞》[299]、王宏钧的《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300]、梁希哲的《明末农民战争没有为资本主义萌芽开辟道路》[301]、陈家泽的《从两种小生产的转化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02]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一观点。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结构。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03]、《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304]、《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305]，晓鲁的《论政治民主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联系》[306]，周继旨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政治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307]，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308]，刘修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的原因》[309]，张志康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特点——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滞的原因》[310]，都持这种意见。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地主制经济结构。傅筑夫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311]、李春棠的《略论我国封建专制及其经济基础》[312]、伍新福的《略论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313]、蒋兆成的《剖析中国的封建市镇——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314]、苏金源的《长期延续的主因在其经济、政治结构》[315]，均是这种意见的支持者。
第四种意见，是王守稼在《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316]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应该是这两种所有制的“总和”，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第五种意见，是方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317]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封建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有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
第六种意见，是王家范、谢天佑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318]中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综合体，具有整体性和多级层次性，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等。
第七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张海鹏、唐力行的《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19]，提出了这种看法。
第八种意见，是由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320]中提出的。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中国成为封建超级大国。
第九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平行经济结构。李桂海在《论封建“垄断”经济对社会的影响》[321]中，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种是以农村为主的小农经济，它以传统性和保守性为其特点；另一种是以城市为主的耗费经济，它以奢侈和侵夺为其特点。
第九，关于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停滞原因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979年11月，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的批判封建主义学术讨论会上，刘青峰、金观涛作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发言。1980年在《贵阳师院学报》第1、2期上刊出。作者宣称他们是抓住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应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模型，以引出简明的结论来。文章说，停滞性和周期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如同控制论研究中的超稳定系统一样，一方面表现出自身结构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消除对原有状态偏离的周期性振荡的机制而得以实现的。中国封建社会正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个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即振荡），并且由此而保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基本不变。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
陈平在《社会演化的发展观和经济结构的方法论》[322]一文中，提出了与金观涛、刘青峰相似的观点。
许言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在《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与所谓“超稳定系统”》[323]一文中指出，把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释为“超稳定”，是不确切的。且不说封建社会前期，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动也十分激烈，从未达到“超稳定”的程度。
吴筑星、林建曾的《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324]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提出全面商兑。他们严肃地指出，不能把自然科学成就当作公理一般地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上来。企图用控制论的理论“来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方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是公然树起一面别的什么旗帜来否定、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康健文在《历史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简析〈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325]一文中说，《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中国版”，反映了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此外，白钢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326]一文中，对“超稳定系统”论，也提出了批评。
第十，关于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看法也不一致，大体有两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要作具体分析，总的说来，这种影响只居次要地位。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三联版）、孙越生的《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327]、王超的《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328]、王宏钧的《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见前注释）、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比较研究》（见前注释）、李光霁的《关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几个问题》[329]、李春辉和王俊义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330]、曹三明的《明清封建法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331]以及洪焕椿的《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滞》[332]等，均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
第二种意见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有：罗镇岳的《秦汉专制主义与抑商政策》[333]、刘泽华和王连升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34]、刘修明和吴乾兑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和中国——读中国政治制度史札记》[335]、逄振镐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336]、张平的《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症结在哪里——兼与王存才同志商榷》[337]、孟昭信的《封建政权摧残和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赵锡元的《“崇本抑末”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338]、柳春藩的《残酷的赋役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39]、孙健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征》[340]等。
第十一，关于封建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
徐扬杰在《宋明以来家族制度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341]一文中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之一，是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在历史上，这种家族制度，不为政治上的风暴所触动，不因频繁的改朝换代而变化。
周勤的《从儒墨兴衰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342]认为，儒学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自然有其适应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但这种“适应”本身却无法避免其产生巨大的历史惰力；墨学对社会结构而言的“不适应”理应可以为臃肿而迟滞的社会带来某些生机，但却反而成为儒学更好地自我调节的刺激因素。至此，以“和”“同”为各自出发点而在异途上行进的两个思想体系，却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这一历史性结果上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归宿。
陈平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343]一文提出，中国人历来只有权势思想，没有西方的法权思想，只行人治，不行法治，是农业经济的分配规律造成的。因此，儒法两家研究的都是帝王治人之术而非生产科学之道。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国经济结构内部无法产生瓦解小农经济的新生力量。
籍晋昌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344]则认为，在古老的封建堡垒中，不难想象它的精神支柱一定是极其保守落后而又十分坚挺。孔孟之道渗透到每个角落，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和才智，与科学技术几近毫无所涉。所有这一切形成了难以摇撼的社会基石。尽管朝代不断更换，但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始终未曾触动。
综览上述，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有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就出版物（包括论文、专著、报道、综述）的数量而言，总计约在180篇（种）以上，超出了前三次讨论的出版物的总和近一倍。换言之，就是1978年以来的这场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所提出的问题之繁，都是前几次讨论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有不少史学新人（如高等学校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参加了这场讨论，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表明史学界是大有希望的。
其二，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中最活跃的。在这次讨论中，涌现了一批理论色彩很浓、学术性较强的论著，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把问题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一些论者认识到应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的研究入手（尽管关于封建经济结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并且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这对促进讨论的深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事业，正在日趋繁荣。
其三，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中的又一个特点。尽管在中外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已不能认为像以前几次讨论那样流于皮毛的对比，的确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中外比较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同时，它又向史学界预示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不难设想，随着中外比较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我国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其四，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来又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如果将前后四次讨论的具体内容加以对比，便不难发现，某些论点的承续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也不能轻率地一味盲从，而应当冷静地、审慎地进行分析，采取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者少走弯路，推进这一课题研究与讨论的健康发展。
（原载《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肖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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