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睡意无声无息地袭来。我打了一个哈欠，头突然针扎一样疼起来。

    1

    跟学校请过假后，我打电话给八木良子，说要回国一趟。

    “怎么突然要回去呢？”

    “家里有急事。”

    “要多长时间？”她停了一会儿。

    我能感觉到她的关切。

    “我请了十天假。”

    “我会想你的。”她的声音轻轻的。

    “嗯。”

    “路上小心。”

    “保持联系。”我说。

    八木良子是我在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校友，我们同一届，不同专业。来纽约之前，她已在日本的分校读了半年。至于转学来纽约的原因，她没说。来纽约三年了，她没回过日本。

    这没什么奇怪的。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谜，每个学生的背后可能都是一部传奇故事。这个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四大设计学院之一，每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要四万美元，一般人读不起。当然，学院也设置了很高的奖学金，努力的学生，一年拿两万美元的奖学金没问题。

    我跟八木良子是刚来学院报到时认识的。我刚报完到，走出办公室，就在走廊上碰到她。

    “你是黄嘉诚？”她用英语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叫黄嘉诚？”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继续问：“你来自中国？”

    “是的。”

    “我叫八木良子，来自日本，也是今年的新生，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

    她说话时一直眯着眼睛，说完，向我伸出右手。她的手细长而白净，跟她的人一样。我也伸出了右手。

    老实说，作为一个刚到美国大都市的我，还没掌握跟一个陌生人交往的技巧，能碰到一个主动前来交朋友的同学，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更让人惊喜的是，对方还是一个干净美丽的女同学。这时，心里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我：为什么她这么主动？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在没摸清真实意图前，切莫放松对她的警惕。但我又犹豫，如果她是真心跟我交朋友的呢？我处处提防着她，倒显得小人了。不过，我相信直觉，从第一眼看见八木良子开始，我就相信她，想亲近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第二天，她陪我去找房子，在离她租住地两站的地方，租到了一套老公寓，年租金一万五千美元。

    第三天，她陪我去购买日常用品，包括床垫、被胎、被套、枕头、沐浴露、洗发水、牙膏、牙刷，等等，包括卫生纸。

    第四天，我们发生了性关系。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这种经历，她像一个老师一样教我每一个步骤，带我一步一步探寻另一个世界的奥秘。

    从那以后，除了上课，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

    八木良子比我大三岁。我们在一起后，我公寓里所有日常用品都是她买来的。她让我少去快餐店吃，隔一天就会做一次日本料理，有时在她的公寓，有时在我的公寓。她还约我一起跑步，每次都是她到我的公寓，换上运动装一起出去。随着我对她身体认识的加深，欲望也更强烈，但她总能控制住次数，每一次都让我感觉下次可以走得更远。

    大概过了三个月，我问她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她租房的钱。她拒绝了。她从来没在我的公寓里过夜，也不让我在她公寓里过夜。她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也不说她的事。只有一次，她问我：“你家在中国什么城市？”

    “信河街。”

    “离西安多远？”

    “西安在中国的西北，我家在中国的东边，距离大约两千公里。”“知道杨贵妃吗？”

    “知道，是中国的四大美女之一。”

    “据说我们日本姓八木的都是她的后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

    “我对中国很好奇，有机会一定要去西安看看。”

    “一定有机会的。”我说，“到时你跟我回去就行了，我陪你去西安。”

    她看着我，轻轻地笑了笑，摸了一下我的脸。

    2

    我当天晚上坐上回中国的飞机，因为母亲在电话里说得很迫切：父亲病危，你无论如何要马上回来一趟。

    我父亲叫黄腾飞，是我们城市最大的眼镜公司老板。有人说，他的身家有十亿。

    这是我三年里第一次回来。因为母亲。

    父亲在三年前已宣布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高中毕业之前，他已给我安排以后的道路，不管我高考成绩如何，他都会让我去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学习企业管理，四年后，回他的眼镜公司，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先熟悉所有部门的流程，再提升到经理，然后是副总经理，再然后是总经理，最后接他的班。我不想走他安排的路，对当一个眼镜公司的老板不感兴趣。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师，用手中的镜头记录这个世界。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他送给我一个珍贵的礼物——佳能50D照相机。

    高中毕业后，我没按照他的意志去北京读商学院，而是选择了上海一家艺术学院，专门学习摄影和绘画。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傍晚，他、母亲，还有我，在我们家的客厅里，他直直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我抬头挑衅地看着他。

    “你想清楚后果了？”

    “我想清楚了。”我故意提高了声调。

    母亲显然被我的声音和姿态吓住了。我从来没有用这么高的声音对他说话。在这个家里，从来都是他说了算，没人敢逆他的意，更没有人敢顶撞他。我是。母亲也是。她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对我说：“嘉诚你别说了。”

    “我偏要说，我早就想这么说了。”我歪着头。

    “我说过，如果你去读那个什么破艺术学院，”他停了一下，依然一字一顿地说，“就再也别想进这个家门。”

    母亲绝望地看看我，又转头看看他，嘴唇不停地颤抖着。

    “不进就不进。我早就不想进了。”我就是想气气他。

    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神散开了一下，胸脯激烈地起伏，突然提高了声调：“这话是你说的，你要对这句话负责。”

    “嘉诚还是个孩子。”母亲急急地说。

    “他已经十八岁了，应该懂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懂。”

    “好，有本事你马上离开这个家。”

    “离开就离开。”

    说完，我伸手去拿放在茶几上的照相机。就在我伸出手时，他的手已抓起那架相机，只见他把相机举过头顶，狠狠地砸在地上。

    我直直地盯着他瞪了一眼，转身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喊了一声：“只要你出了这个门，以后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父亲。我也没你这个儿子。”

    “不认就不认。”我头也不回地顶了一句，背后传来母亲的哭泣声。

    我对父亲的反抗，一部分是争取自己的理想。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

    三年之前，眼镜公司新来一个女副总经理，负责销售业务。是父亲从上海高薪聘请来的，据说是从一个跨国企业里挖来的。她来公司半年后，父亲就从母亲住的跃层套房里搬出去了，他另外买了一幢别墅，什么也没对母亲解释。

    母亲也没问。她只当父亲搬到公司住了。父亲偶尔回来一趟，她总是小心服侍，没有多说半句话。唯一的变化是出门比以前少了，出去购买生活用品，如果看见有人在扎堆交谈，她总是匆匆离去，像在躲避什么。

    她也从没在我面前说过什么怨言，每当说到我父亲时，总是说他很辛苦，一个人要管那么大的公司，几千号人，而她又帮不上忙。

    从那以后，她就没再给父亲打电话。过一段时间，如果父亲没来她这里，她会给我叔叔黄腾达打一个电话。叔叔小我父亲十二岁，是父亲一手带大，母亲对待他跟亲弟弟一样，他在父亲公司做事，主要负责原材料采购。叔叔接到电话就会赶过来，母亲知道他喜欢吃馄饨，每次总是烧一大碗放了茼蒿的馄饨给他。叔叔每次都吃得满头大汗。吃完馄饨后，母亲问他：“你最近都好吧？”

    “我很好。”叔叔点头说。

    “公司最近都好吗？”

    “好好。”

    “你哥哥好吗？”

    “很好很好。”他还是点点头。

    “他身边就你一个亲人，你多照顾。”

    “好好。”他还是点头，然后站起来，“嫂子你放心。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

    母亲原来在眼镜公司里做会计。父亲觉得这样像一家夫妻店，就让母亲回家专心照顾我，每月给她十万元生活费。我当然知道母亲心里的委屈。我对父亲的意见也早就掩埋在心里，只是不知道怎么发作，同时，也是心虚，从小到大，只要父亲的眼睛一瞪，我连哭声也会断然止住。但我心里已有主意，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已吓不到我。

    那次争吵之后，父亲果然对我不闻不问。那年9月份，我如期去上海学习。第二年，我成功申请到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所有的费用都是母亲从生活费里省下来给我的。母亲才是我的后盾。

    3

    飞机十三个小时后到达中国上海，再转机到信河街，已是第二天中午。叔叔开车来机场接我。

    叔叔虽然跟父亲一奶同胞，长得一点也不像。他身材瘦小，不到一米六〇，背有点驼，走路是外八字，不急不缓。他有两颗虎牙，看上去总是在微笑。确实不曾有人见他发过脾气。他见了我后，接过我的包，我问：“叔叔，我妈妈怎么没来？”

    “你回来就好。”他答非所问。

    他很少看我，只是默默地开车。偶尔开口说一句：“在美国还好吧？”

    “很好。”

    过了很久，他又开口：“能习惯吗？”

    “能。”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怎么都不回来呢？你这孩子。”

    “功课忙。”

    接着是一阵车子穿越空气的“呼呼”声。他又说了一句：“再忙也要回来看看，这是你的家呀！”

    我看着车窗外。

    很长时间后，他张了张嘴，叹了一口气：“唉！”

    机场到家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一路看着车外快速后移的建筑物。真是奇怪，我去上海一年，再加上在美国三年，这四年里，从来没有想起过这座城市的模样。即使是现在，身在其中，也没有找到一丝温暖的感觉。

    难道我对这座城市没有一点感情？她可是生我养我的城市呀！

    当车子拐进母亲住的那条街道时，我感觉气氛不对。车外的景致没有异常。当车子开到楼下时，我看到路的两边摆满了花圈，再往前开，楼下原来有一块空地，现在设了一个灵堂，上面挂着父亲的像。

    我看看叔叔，他眼眶红起来，低下了头。

    车子停下来，我打开车门，我在车里已经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灵堂里，父亲头东脚西地倒在一张木板上，母亲坐在东边，看着父亲的面。我走进去时，她转头看了我一下，又低头去看父亲。我叫了一声“妈妈”。她又转头看了我一下，这一看，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我在她身边跪下来，把她的身体揽进怀里。她在我怀里抽搐了一下。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曾设想过父亲各种各样的病，唯独没想到他会离开。叔叔站在我们身边，弯下身子，对我母亲说：“嫂子，嘉诚已经回来了，你上楼休息一下吧！”

    听了叔叔的话后，母亲抬头朝灵堂外看了一眼，似乎在等待什么人。然后看了我一眼说：“我不累。”

    “已经守了一天一夜了，不吃不喝，眼睛也没合一下。身体会吃不消的。”叔叔对我说。

    “你去休息一会儿，让我来守灵吧！”我对她说。

    她看了我一下。

    “让嘉诚守一会儿吧！”叔叔也说。

    “也好，你们好好谈谈。”她对着我和父亲说。

    我扶母亲上楼，上床，给她盖上被子，她很快就睡着了。等她睡熟后，我才下楼，灵堂里这时只有叔叔一个人。他看了我一眼。

    “你爸爸半年前就知道自己是肝癌晚期。他一个人去上海看过。”

    “有做手术吗？”

    “不能做，扩散了。”他说，“我也是两个月前才知道。人突然瘦了，头发掉光。”

    停了一下。

    “他交代我，最后要回到你母亲这里来。他说对不起你母亲。”

    我想问叔叔，他最后有没有提到我。我没问。叔叔也没说。

    一阵风吹进来，冥币的灰烬在火炉里被卷了起来。

    4

    其他人都去吃晚饭，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灵堂里，一张一张地往火炉里放冥币。信河街的风俗。逝者火化前，灵前的香不能断，冥币也要不停地烧。

    我抬头看了看灵堂四周。据说灵堂是逝者往生另一个世界的中转站。逝者的灵魂在这里稍作停留：一是跟生前的亲戚朋友告别；二是盘点自己的人生；三是等待前来引领他（她）去另一个世界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观察灵堂。面积大约二十平方米，由铁柱架起来，四周挂上黑布。灵堂里面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有一张父亲放大了的照片，已配上黑色的镜框。这张照片是以前我给他拍的，那时他还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让我给他拍一张，洗出来之后，放在她皮夹里。照片的两边点着一对蜡烛。前面有一个小香炉，燃着香。灵堂的中间是父亲的遗体。遗体前有一个用来烧冥币的火炉。灵堂内堆满花圈和花篮，有些是单位送的，有些是个人送的。

    我低头看横躺着的父亲。

    他身上盖着一床黑色的被子，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只留一张脸在外面。

    那是一张白得发青的脸。皮肤发干，透出隐隐的黑。他的眉头轻轻皱着，似乎在思考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者是放心不下什么东西。眼眶深深地凹下去，使两个颧骨很突兀地耸立起来。两颊陷下去，导致双唇微微张开。居然冒出一片黑黑的胡茬。

    我觉得不真实，想伸手去摸一摸。就在犹豫之际，那张脸突然陌生起来，变成一张我不认识的脸，一张从没见过的脸。我吃了一惊，赶紧抬头去看八仙桌上的那张照片。他也正用眼睛逼视着我，眼神里充满威严，我脑子打了一个激灵，把头转向灵堂外面的道路上。

    越过成排的花圈和花篮，首先跃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的冬青树，被修剪得很整齐，像两条长堤伸向前方。前方有一个水池，里面有一排喷泉，每天下午五点，管理人员会把喷泉打开。小区里的孩子会在水池边玩耍，拿着水枪打水仗，发出清脆的尖叫声。

    喷泉已经打开了。大约是设置了灵堂的缘故，今天的水池边冷冷清清。风把几缕水丝刮来，我闻到青草的味道。这股味道一闪而过，消失在空气之中。透过一排升起的水柱，我看见一条若隐若现的彩虹。定睛一看，似乎又消失了。一股倦意袭来，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纽约现在是天空微亮了吧！

    正在迷糊间，水池边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穿着一身黑色的裙子，她的一缕长发被风掠起，飘在身后。逆着光，身影慢慢变大。走得近了，才看清她的模样。她有一副修长的身材，大约有一米七〇的个子，长长的手和长长的腿，手里套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连脚上的皮鞋也是黑色的。她没有化妆，脸色有点白，但皮肤光洁，细腻。椭圆形的脸上有一个小而立体的鼻子，嘴巴和眼睛都是细细的，嘴唇轻轻地抿着，眉头轻轻皱着。

    恍惚间，我觉得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这时已快走到灵堂门口，停住了脚步，眼睛直直地看着灵堂中央我父亲的遗体。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正在疑惑，突然听见母亲的尖叫声：“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她低下头，轻轻地说。

    母亲已冲到她的跟前了。我赶紧站起来，跑出灵堂。

    “你看什么？人都被你害死了，还不够吗？”母亲的身体朝她冲去，我一把抱住她。叔叔这时也跟出来了，他跑到那个女人面前，说：“你怎么也来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她还是那个声调，眼睛越过叔叔的身体，看着灵堂中央。

    “他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了，你走，快走。”母亲哭着说，“他现在是我的了。”

    “我就是想看看他。”

    “你还是走吧！”叔叔说。

    “我再也不会让你靠近他了，再也不会了。”母亲张开双手，拦在灵堂门口。

    “走吧，走吧！”叔叔推着她朝水池那边去。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朝灵堂看，眼神跟我对视了一下。我看见她颤抖了一下。我还是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我再也不会让你靠近他了，他现在是我的了。呜呜呜……”母亲靠在我怀里说。

    我看见叔叔把那个女人推过水池，不见了。

    5

    我、母亲和叔叔三个人在灵堂里守夜。

    迷迷糊糊撑到夜里十二点，我实在撑不住了，坐在椅子里，脑袋不停地挂下来，惊醒之后，摆正了脑袋，马上又挂向另一边。

    “你跟你妈妈去睡一会儿。这里有我就行了。”叔叔正往火炉里添冥币。

    “去睡吧！”母亲说，她依然看着父亲。

    “去吧！”叔叔看着我说。

    “我去眯一下。”我挣扎着站起来。

    进了房间，躺在母亲为我保持原样的床上，眼睛一合起来，马上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头疼弄醒了我，一看时间，凌晨三点。

    这阵头疼来得奇怪。像有一根长针扎进脑袋，轻轻挑一下，我的身体颤抖一下，再挑一下，又颤抖一下。身体一阵一阵地冷。头疼得像要裂开。睡意跑光了。

    我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起了八木良子，拿出手机，开通QQ视频，屏幕里马上出现她的脸。

    “你父亲的病怎么样？”

    “他走了。”

    屏幕跳跃了一下。她看了看我。

    “你还好吧？”

    “我还好。”

    “可你的声音很弱。”

    “我头疼，像针扎一样。”

    “我刚到纽约时也是这样。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头就跟针扎一样地疼，疼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想起那种感受，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冷颤。”

    “我刚到纽约时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可能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吧！”

    “你是因为担心这种疼，所以才不愿意回日本吗？”

    “也是原因之一吧！”她想了想说，马上转移话题，“你接下来怎么办？”

    “先把父亲的葬礼举办好，可能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一下。”

    “还有很多事吗？”

    “他有一个眼镜公司，还有一个情人。”

    我看见八木良子的眼神变了一下，头像在屏幕里消失了。

    “良子。”我叫了一声。

    “我在。”她的头像又出现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她朝屏幕前靠了靠，“你父亲的情人现在怎么样？”

    “她昨天下午来灵堂了。”

    “来拜祭你父亲？”

    “应该是的。”我说，“但我母亲拦住没让她进。”

    “哦！”她的脸色白了一下。沉默了一下，她问：“你对这事是怎么看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呢。”

    “你以前见过她？”

    “没有。以前父亲从不让我去公司。”

    “那你怎么会见过她呢？”

    “我也说不清楚。”

    “你恨她吗？”

    “不清楚。”

    “怎么不清楚呢？”

    “就是不清楚。”

    “你母亲肯定恨她的。”

    “大概是吧！”

    “她夺走了你母亲的丈夫。你母亲应该恨她的。”

    “良子，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我现在要去守灵。”我对她说，“这里的事一完我就赶回去。”

    “照顾好自己。”她说。

    “你也是。”

    挂断电话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开门朝楼下的灵堂走去，天黑得很浓，4月的夜里还很凉，风一吹，打了一个寒战。我把衣服裹紧一下，心里依然想着刚才跟八木良子的对话，今天的反应很奇怪，她以前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也不关注别人的生活。

    6

    第三天是出殡的日子。

    父亲断气后，叔叔请了殡葬公司的人，包括搭建灵堂、花圈和花篮的题写、出殡的日期和时辰、水晶棺材、运尸车、殡仪馆的告别厅、火化时间、入土时辰。殡葬公司已全部安排妥当。只有陵园是父亲自己定的，那是在两个月前，他还能走动，让叔叔开车，带他去选陵园。他选了一个离我们家最近的陵园，定下最顶层的两个墓位，一个给他，一个给我母亲。站在墓位里，可以看见他的眼镜公司。

    早上六点，殡葬公司的人就来了，他们带来一位司仪和一支西乐队，司仪让我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然后，西乐队奏起了哀乐。

    六点三十分，当他们要把父亲的遗体搬进水晶棺材时，母亲突然扑在父亲的遗体上，死死地抱住他的脑袋。叔叔上前拉开她的手，说：“时辰到了。”

    “我不管。”她说，“再让我看一会儿。”

    又过了十分钟，司仪对跪着的我说：“时辰到，不能再拖了。”

    我站起来，把母亲扶起来。殡葬公司的人随即把父亲搬进水晶棺材里，盖上盖子。我和叔叔坐在运尸车里，中间是装父亲的水晶棺材。母亲坐另外一辆车。

    透过车窗，看见出殡的队伍排得很长。

    车开得很慢，我的目光从送行的队伍扫过，很多人都不认识。

    到了殡仪馆后，运尸车先开到化妆室。父亲从化妆室出来后，胡子已刮干净，脸色变红润了，被画上了眉毛，连嘴唇也被涂上了鲜艳的唇膏。然后被推进已预订好的一号告别厅，他的四周布满鲜花。这时，送葬的亲友陆续到了。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大厅里又响起哀乐。司仪让我、母亲和叔叔排在最前排，其他亲友排在后面。接着，他开始念关于我父亲的悼词，悼词是叔叔让眼镜公司的人写的，说的是父亲如何敬业、如何关心员工。念完悼词后，在司仪的指挥下，大家对遗体三鞠躬。然后是大家排成一条长行队伍，跟遗体告别。在遗体被推进去火化前，司仪又让我跪下，对着遗体磕三个头。母亲这时又站到遗体边，眼睛直直地看着父亲的脸，她伸出手，大概想去摸父亲的脸，工作人员已经把父亲的遗体推进去了。

    一个小时后，我抱着一盒骨灰走出了殡仪馆。骨灰盒也是殡仪馆提供的，款式是母亲定的。她选了一个跃层的骨灰盒。母亲捧着照片。叔叔捧着香炉。我们上车，朝陵园开去。西乐队的音乐响了一路。

    把父亲的骨灰放进墓穴后，母亲摸了摸父亲的墓碑，又摸了摸她的墓碑，更紧地搂着怀里的照片。

    往回走时，香炉交到我手里。亲友在陵园门口各自乘车离去。母亲抱着照片坐在车里，我和叔叔在停车场送人。一辆轿车正要离去，我看见车窗刚刚摇上，里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就是那个女人！她似乎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们回到家，楼下的灵堂已被拆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进了家门，母亲抱着照片，坐在客厅里。客厅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却觉得空荡荡。一阵睡意无声无息地袭来。我打了一个哈欠，头突然针扎一样疼起来。

    7

    去公司是葬礼后的第三天。叔叔开车来接我，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眼镜公司在一个开发区里。叔叔带我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容纳六个人的小会议室，有一男一女在等候，一个是那个女人，她今天换了一套深蓝色的工作套装，化了淡淡的妆，脸上看不出表情，见我进去，她站起来，点了下头，再轻轻坐下。我看了她一眼，也点了下头。男的年纪五十左右，脸上刮得很干净，穿一套黑色的西装，带一个大大的公文包。叔叔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潘律师。”

    潘律师站起来，向我点点头。叔叔让大家都坐下，转头对我说：“今天叫你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对你宣布，你父亲临走前，让潘律师起草了一份遗嘱，当时我也在场。”

    潘律师打开他的大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叔叔和那个女人一眼，说：“我把内容念一下。”他又看了我一眼，清了清嗓子，尽量模仿我父亲的声音，“……我死后，公司的资产分成十股，一股给我弟弟黄腾达，一股给我妻子丁小芹，一股给公司副总经理史妮娅，另外七股给黄嘉诚，让他把眼镜公司继续经营下去。无论是谁，获得这些资产的前提是在这家眼镜公司上班，离开这家公司，股份作废……”

    潘律师读完遗嘱后，把那个文件夹递给我。叔叔说：“你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希望你把公司的担子挑起来。”

    我坐在那里没动，也没说话。

    “我会像帮助你父亲一样帮助你的。”叔叔的口气淡淡的，脸上也没有表情。

    我看了看叔叔。还是没说话。

    他们陆续站起来。叔叔也离开了，把门轻轻地带上。

    我走出小会议室，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带有陈列性质的办公室，正中央位置是一张办公桌，桌面用的是钢化玻璃，八根桌脚用的是不锈钢，办公桌的左边下面放着一个大保险箱，差不多跟桌面一样高。桌上除了一台电脑和一门电话，别无他物。办公室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精美的眼镜，很整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眼镜的陈列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看起来很有美感，好像是一个眼镜博物馆。看了之后，会产生一种向往，有想拥有的冲动。这就是父亲的办公室。我以前想象过他的办公室，有点出乎意料。

    我绕着办公室走了一圈，走得很慢，几乎每一副眼镜都看过。

    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我走到办公桌边，对门口说：“进来。”

    门推开了，暗了一下，是她。她站在门口，看着我，问：“能进来吗？”

    “进来吧！”我心里跳了一下，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她来到我跟前，我指了指小会议室的椅子，说：“坐吧！”

    “不坐了。”她说，“我来找你是有两件事要说。”

    “你说。”

    “第一件事是我想离开公司，辞职信我已经写好了。”

    说着，她把信递给我。我看了一眼，没接。她把信放在办公桌上。

    “为什么要辞职呢？”过了一会儿，我问她。

    她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跟我叔叔说过吗？”

    “没有。”她摇了摇头。

    “没人会赶你走的，你是股东。”

    她摇了下头，说：“还有第二件事。”

    说着，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递给我。我伸手接住，我发现她的手细长而白净。

    “这是什么？”

    “是保险箱的钥匙。”她指了指办公桌下面，“你父亲专门交代我交给你，密码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说完之后，她看了我一眼，说：“我出去了。”

    我点了点头。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着我说：“辞职信交给你了，希望你尊重我的意见。”

    她离开办公室后，我并没有打开辞职信，而是拿着钥匙去开保险箱。我突然迫切地想知道，父亲到底给我留了什么？

    我先把钥匙插进孔里，输入自己的出生年份，再是月份，最后是日期，然后再按一下上面的开锁键，保险箱发出“嘀”的一声，我旋转一下钥匙，门开了。我朝里面一看，保险箱里只有一件东西——佳能50D，就是四年前被他砸碎的那台照相机。

    我的手抖了抖，伸进保险箱里，把照相机拿出来，举在眼前。我看清了上面有无数条裂缝，几乎每一个零件上都有，有的零件上裂缝纵横。他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这台砸成碎片的照相机用胶水粘起来呢？

    我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照相机，看了又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眼前的照相机模糊了。

    8

    母亲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客厅的墙壁上，下面临时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一个香炉。按照风俗，遗像请回家后，还要供七天的香。给父亲上香成为母亲日常的工作，每次上香，她都要拜上三拜。其他时间，她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墙壁上的父亲。父亲也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我把父亲的遗嘱告诉母亲，她看了一眼墙壁上的父亲，没什么反应。我又说了那个女人辞职的事，她转头看了我一眼。

    “听你叔叔说，这几年公司的业务都是她跑下来的。”她缓缓地说，“她对公司是尽心的。”

    “您还恨她吗？”

    “现在恨有什么用呢？”她看着墙壁上的父亲。

    “您想她留下来？还是离开？”

    “我想她留下来。”她想了一会儿。

    “为什么？”我没想到母亲会这么说。

    “只要跟你父亲有关的，我都想留下来。”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墙壁上的父亲。

    “如果她选择离开呢？”

    “她不会离开的。”

    “为什么？”

    “如果她真正爱你父亲，她就不会离开。”

    我看了看父亲，他也看了看我，没有告诉我答案。这不奇怪。我奇怪的是母亲的态度。我以为最希望那个女人离开的人是她，没想到，她居然希望对方留下来。既然这样，当时她来灵堂送父亲时，母亲为什么拦着不让她进来？这话我没有问出来。

    跟母亲持不同意见的是八木良子。

    “我猜她肯定会离开。”

    “为什么你肯定她会离开？”

    “如果不离开，她写辞职信干什么呢？”

    “如果离开公司，她的股份就没有了。”

    “这跟股份没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你父亲有关系。”

    “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你父亲都没了，她还在公司里干什么？”

    八木良子说得很肯定。她的语气也跟平时不同，变得严肃起来。

    我回到信河街已经六天，除了第一天，后面的几天里，每天晚上八点钟，都会接到八木良子的电话。

    “你还头疼吗？”她开始总是这么问我。

    “还疼。”我总是这么回答。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会过去。”

    “嗯。”我点了点头，其实，头疼的感觉一天比一天轻，“你怎么样？”

    “我很好。”她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脸，笑一下，“你妈妈怎么样？”

    她每次都会问我母亲的情况。

    “她还可以。”我说。

    “你要多照顾她。”

    “我会的。”

    “今天你有跑步吗？”她说，“我今天一个人去跑步了。”

    “我没有。”

    “总觉得你在身边。”

    “这里事情一结束，我就赶回去。”

    停了一会儿，她问：

    “你今天有见到那个女人吗？”

    “你对她很感兴趣？”

    “哪里有？”她马上否认。

    这天晚上八点，八木良子又把电话打过来了，我们开了QQ视频，我把今天公司的事告诉她。

    “你还头疼吗？”

    她这么一问，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开始没有头疼了。我摇了摇头，说：“好像不疼了。”

    “那你还回来吗？”

    “回来。”

    “公司怎么办？”

    “我把公司的事情理顺就回来。”

    “唉！”她叹了口气，“看来你已经开始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你怎么知道？”

    “你不头疼了嘛！”

    我愣了一下，好久说不出话来。

    （原载《大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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