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

    自从2008年端午节看望周老，我就成了他的“铁杆粉丝”，时不时地去看望他老人家，有时随笔记下一些访谈心得，与关心周老的朋友们分享。

    时间：2008年6月8日，端午节。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干校往事

    今天偷得半日闲，和干校老友王光斗一起去南小街后拐棒胡同“文改会”宿舍，拜访百三老人周有光。

    我们与先生有一点特殊的因缘——“五七干校”的校友。也许有人会笑：“周先生年龄大你一倍，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你们怎能和他攀上校友呢？”中国的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怪——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王大哥还真跟老先生在同一座“改造思想的大熔炉”里同过学。那时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干校造纸厂切草班的小童工，光斗大哥是“老三届”的下乡知青，是我们的班长；而周先生呢，则是被发配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同属国务院下面的“三文”单位（文办、文政、文改会），我父母还和周先生编在同一个连——七连。

    见过老先生，我相信就是没有这点共过患难的由头，周老对后生晚辈的登门叨扰也会同样欢迎的。允和夫人于六年前以九三高龄过世，这对贤伉俪大半个世纪“举杯齐眉”、相濡以沫的日子从此结束。如今日常陪伴老人的，只有两个小保姆。望着墙上男女主人各个时期留下的、堪称“风流绝代”的照片，老人会时时感到寂寞吗？

    眼前的周老，简直是个生命的奇迹——他的思维仍是那样敏捷，记忆仍是那样清晰，视野仍是那样开阔，情绪仍是那样乐观，谈笑仍是那样轻松幽默，除了耳朵有些背，他哪里像个一百多岁的老人。我觉得面对的仍是一位渊博、睿智的长者，他的言语能使你受益，他丰富的人生经验能使你受到感染、净化与提升。说到年龄，周先生开玩笑：“上帝打了盹，把我给忘了。”幸亏上帝打了这个盹，使我们有幸能与历经一个多世纪沧桑的老人这样无拘无束地交谈。

    话头自然从干校开始。从1969年底到1972年初，周老在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五七干校”待了两年零四个月。提到那一段“高级劳改”的日子，周老笑道：“许多人下去不高兴，我倒很高兴，不后悔。想想看，假如不下放，不到那里去，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却不知道。”

    干校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周老说：“岳飞的‘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中国的山多为东西向，我们那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刮8级以上的风是常事。我们的干校是原来关押劳改犯的农场，一到那里，大家都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实际上是宣布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要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他说这是按照苏联的做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但周老还是念着干校的好处。他说，在当时许许多多干校中，我们这个干校有电灯，井水很好，可以洗澡。而且，因为宁夏特殊的气候条件，水田里没有蚂蟥。他儿子儿媳周晓平夫妇去的湖北潜江科学院“五七干校”就没这么幸运了，不仅用水用电没那么方便，而且钉螺很多，好多人得了血吸虫病。说到这儿，我也颇有感触，我妈妈也去过湖北潜江科学院“五七干校”，参加过特别危险的抗洪。我认识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在抗洪后得了血吸虫病的。

    我送给周老一本书《童年干校》，这是我和其他几位童年少年时代去过干校、现在京城文化界工作的朋友所写的干校故事，里面还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当年在干校画的画。周老接过书，连说喜欢。见我文章的题目《沙枣和芨芨草》，周老说，这芨芨草啊，好得不得了！我的牙不好，就用芨芨草做牙签，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牙签！但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的沙枣，周老却不以为然，嫌它酸涩，说要加工了才好入口。

    周老去干校时已经65岁了，身体倒很棒，下放第一年干了不少重活。他插过秧，还在细细的田埂上挑过秧。他说那田埂又湿又滑，他走得稳，一次也没滑倒。还有一位林汉达，原教育部副部长，比周老大几岁，身体也很好，两位老头常在一起干活。周老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高粱地》。我似乎看到那样的情景：两个风度儒雅却衣着寒素的落魄老人，并排躺在大西北的土岗子上，对着西沉的太阳，还在讨论着汉民族的语文改革问题。多年以后他们的研究成果，终于帮助开放的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潮流。

    周老还被派去看白菜。白菜是用卡车运来的，很娇气，容易烂。周老天天把它们搬出来晒太阳，晚上搬回去。发现烂了的，赶快送到厨房去吃。就这样，随吃随坏，随坏随吃，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周老把这叫作“白菜原理”。

    周老就是这样，哲学中透着幽默，幽默中透着哲学。

    他还跟我们谈到另一件奇事。干校有个湖，来来往往常过大雁。有一次在空场上开大会，周老为防晒戴了一顶大草帽。大约九十点钟，一群大雁铺天盖地从头上经过。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只听领头雁一声怪叫，上万只大雁一起拉下大便，好像下雨一样。戴草帽的周老没事，其他人可就惨了：头上、身上的大雁屎几天都洗不掉！说到这周老像孩童一样哈哈笑道：“这样的事一万年也不一定碰上，这是我在干校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

    天下事就是这么有趣：那次被大雁屎“轰炸”后，干校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改变。不久，本以为会终老边陲的周老及其他“五七干部”被陆续获准回京，逐渐恢复了工作。年望古稀的周老，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之旅和学术生涯的又一段辉煌。

    时间：2008年6月19日。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智者多寿

    和周有光先生聊天是一件兴味无穷的事。周老身体健朗，思维敏捷，唯一不方便的是耳聋，需戴上助听器，叫人趴在耳边大声讲才能听到。如果想和周老顺畅地交谈，就得借助一方便笺，把问题写在纸上。周老是何等聪明而善解人意的人，往往你写下只言片语，他就晓得你要问什么。于是，打开话匣子，把他那满腹的学问和睿智的见解向你敞开。你问得少，他说得多，话题跳跃时空，纵横天下，无论古今，精骛八极，可算是现代聊斋。

    我问：“1949年您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工作？”他说：“那时，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我又问：“1955年为什么从经济改行搞语言文字？”周老答曰：“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从上海来北京，三份工资变为一份工资，收入大大减少，但他不以为意，全身心投入文字改革、汉字拼音化的工作。三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方案全中国、全世界都在使用，它把古老的汉语引向了世界，引向了现代化。三十多年后，汉语拼音方案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标准化序列，而且通过电脑等现代化工具被广泛使用。周老笑着对我们说：“拼音在电脑上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现在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我的小保姆每天用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汉语拼音，是小学时学的。”

    周老说，1955年那次改行，使他无意中逃过了两年后的“反右”一劫。如果他仍在上海搞经济学教研，从事银行业务，那么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他在上海的同仁、朋友在运动中或自杀或挨斗、流放，而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做研究”，人们都说他“命大”。同样的因祸得福也体现在允和夫人身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允和夫人受到冲击。周老体贴艺术家气质的夫人，想她绝经不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毅然让她退休家居。中年退隐的允和夫人与俞平伯先生一起研习昆曲，后来还恢复了家庭杂志《水》，最终以九三高寿颐养天年，这不能不归功为有光先生的大智慧。身处逆境而能保全，全身投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有益的事业，能让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放出光和热。

    从周老家出来，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充实。“智者多寿”，这个寿不仅指自然的寿命，也指精神的寿命；而且，有着大智慧、大心胸的人，其精神寿命一定会远远地长过自然寿命。

    时间：2009年1月17日。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如沐春风

    周先生前两天刚过生日，从“百三老人”变成了“百四老人”，精神还是那么矍铄。

    见我来，先生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就是两个小时。他告诉我，我博客上那篇《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引起许多人的重视。1月9日，邵燕祥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报周有光先生书》，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写的，民盟中央刊物《群言》还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说着，周先生找出2008年第12期的《群言》给我看。

    我介绍周先生观点的这篇博文，确实引起广泛的关注。《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也有转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正在做“孔子之现代意义”的研究，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周老的观点对他很有启发，亦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遂请我开出周老的著作目录，准备好好拜读。

    我很高兴，能对传播周先生的真知灼见做一点工作。尤其是在这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格外注意。在这方面理清思路，能使我们耳聪目明地看待世界与中国，看待我们自己。

    我说，我很佩服先生，不愧是文字改革的大家，能用那么简单平实的语言，讲清那样深刻复杂的道理。有些学者的理论文章，语言艰深，让人望而生畏，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周先生笑言：“我的文章，中学生都能看懂。我是搞科普，专门的文章，用很普通的话来写。就是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文，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我最近再版了一本文化散文集《牌戏人生》，周有光先生为这个集子题词：“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借用、改写孔子的话，对“学”与“思”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是啊，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对一个人确实很重要，但如果光是学而不重视思，也会流于轻信，陷于盲从，因此“思”与“学”是同样重要的。我会把周先生的题词作为箴言，时时提醒自己。

    我和先生漫无边际地聊天，谈到国际金融危机，谈到教育、社会发展等问题。他很忧虑目前的教育，说小孩子课业太重，读书累得要死，把身体搞坏了，脑子也搞坏了。这种现象一定要改！他说：“我读中学时，主课只有国文、英语、算术，考试只考这三门，确实很轻松。上午上主课，下午是游艺课——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但主课要求很高，国文课，课堂上都是经典的文言；英语，中学毕业能看原版小说，能用英文演讲。那时常对着镜子练演讲，生动活泼，很有趣味。就是游艺课也出了不少人才，比如储丝竹，就是在游艺课上拉胡琴拉出的音乐家。那时的教育并不普及，是一种精英教育，师资水平很高。现在教育普及多了，这是好事，但教育质量却是事倍功半，苦了孩子。”

    我对先生说，我儿子是“85后”独生子女，从小的教育只重智商，忽视情商。现在儿子已是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研究生了，我与他对许多问题看法都不同，母子间常起冲突。先生爽朗地笑着说：“不必担心，每一代人由于所处环境、经历不同，有分歧是完全正常的。随着阅历增长，孩子会自动做出调整。”他主张，家庭和社会，都要有包容的雅量，要允许表达不同的思想，提倡独立思考。他说：“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教育。”我问，作为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是否会时时感到压抑？先生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切都会朝着好的、合理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这些年确实有很大进步。”他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译第一版时还有许多禁忌，好多词条都删掉了，一版只出了10册；到译第二版时就开放多了，之前被删掉的词条基本都可以照译，二版出了20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觉得先生有一种很达观、健朗的心胸，他能清醒地看到问题，又始终相信社会的进步和前途的光明，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时间：2010年4月27日。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伏案工作

    以前去看望周老，都是他事先约好我去聊天，并不安排其他事情。因此我没见过老人家日常的工作状态。今天临时去周老家取一个材料，碰见周老正在用电脑打字。只见桌上摆着那台老式文字处理机，周老端坐桌前，正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的文章——从一张三寸硬盘重新存储到另一张盘上，并编目录。周老打字速度很快，他告诉我，他用的是“双打”拼音输入法，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就可打出一个字，而拼音法正是周老所创，可谓烂熟于心。于是这位百五老人打起字来竟比一些年轻人还快。保姆小徐告诉我：“爷爷每天都这样在打字机前工作，一干就是半天！”

    周老说：“我85岁退休后，离开‘专业的井底’，开始关注文化问题。博览群书，写文化散文、杂文。”20年来，周老出版的文化散文集、杂文集的数量已很可观，平均两三年就有一本书问世。去年，104岁时出版了《朝闻道集》，前天还送给我最新出版的《拾贝集》。这些文化散文、杂文，以一个历经沧桑、学贯中西的老知识分子的眼光，理清了许多复杂的世纪难题，给当代文化学者许多启发，备受人们尊崇，被称为“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而这些文章，都是周老日复一日坐在电脑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想到这，我不禁为这位可敬的文化老人深深地感动了。

    最近，年已九旬的李锐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向周有光老人学习》，谁料还引起一些不同的议论。我觉得，观点有异可以讨论，但周有光先生“服务社会，探求真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是无论哪个人都应当学习的。

    时间：2011年2月19日。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要从世界看中国

    今天和九三学社的朋友刘北北一起去拜见周有光老人。周老题赠我们新出版的《文化学丛谈》。翻开一看，《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也收在里面。这是一篇学习、阐述周老文化观的文章，周老在《拾贝集》中给予这样的评价：“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我觉得周老给我的评价太高了，实在愧领。但这也说明，周老是多么慷慨而真切地提携后学。

    北北是九三学社西城宣传部副部长，她和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以及其他一些九三学社成员，都是周老的“粉丝”。他们从网上淘到周老的《朝闻道集》和《拾贝集》，今天，就是特来请周老签字的。周老用微微有点发颤的手，工工整整，一本一本地签，一口气签了六七本。“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周老的话，说的是多么睿智，多么发人深省啊！

    字签完，自然是向先生讨教。周老谈到对天安门广场竖孔子像的一些看法，谈到最新揭秘的苏俄历史问题，谈到“阿拉伯之春”以及美韩、美越联合军演等问题。周老对我们说，要了解世界大势，就要认真研究三个国家：苏联、美国、中国，看清不同的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对国家的影响。周老还说：“要回归文明的常识。其实有些问题是常识问题，可有些人就是不按常识考虑问题和做事情，哪能不失败呢？”

    谈到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周老反复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化上，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再到民权统治。我们国家除了在经济上近些年发展还比较快外，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但他有信心，殊途同归。虽然慢一点，最终还是会沿着一条文明发展的道路向前走的。

    一个半小时飞快过去，另一批访客已在外面等候了。下午，还有一批客人要来——106岁的老人，精神如此矍铄，着实令人佩服。

    时间：2012年1月10日。地点：周老的小书房。主题：支持农家书屋

    再过两天周有光先生就107岁了，这两天祝寿的人络绎不绝。我赶了个晚，下午4点半来到周家。老先生下午送走一拨客人，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见我来，先生起身，连说“欢迎”。我送上贺卡和龙年吉祥物——一个玩具龙，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书和信。先生很喜欢这个小礼物，高兴地抱着这个“好玩的小东西”照了相。看到信中提到，他的书被列入“农家书屋”，他问我这“农家书屋”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政府的一项利民举措，低价向出版社采购比较通俗的、优秀的图书供给村镇的“农家书屋”，让农民能看上书。先生听了，连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许多地方的农民穷，还买不起书。”

    先生一向重视农民看书的事情。记得两年前，友人殷小林联络我们一些找出版人捐书，给通州平家疃村建了个图书室，揭幕那天，特请105岁高龄的周先生出席，先生竟答应了。小林安排我开车去接先生。说实话，尽管那时我已有几年驾龄，但拉一个百岁老人跑高速公路，我还没那么大胆，于是邀请一位男同事友情相助，就这样我还捏了一把汗。结果头天因先生犯了腰痛，在大家的劝说下终于没有去成。然而，先生对农村图书室的热心还是令人感动。

    至于说到明天中央编译出版社为出版他的全集而召开座谈会的事，先生倒是抱着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说：“我年纪大了，由他们怎么去出吧，我也管不了许多了。”这就是107岁的可爱老人周有光。

    （原载《水》杂志第34期）

    附：邵燕祥《报周有光先生书》

    有光先生：

    您好！

    赐件拜读。学者庞旸的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对您的理念作了简练的概括。两年前，我读您的《学思集》，乃至有关各篇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群言》杂志刊出时，就曾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最值得一提的，是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当然也包括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这是从历史的制高点上，以俯瞰世界的大视野，对东西方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指点”，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套话，也没有故作艰深，更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颇有说服力的。

    您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您指出，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吸收，其中有普遍价值的部分融入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同时，各地传统文化依旧存在，但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我想，那些真心诚意爱护传统文化，而并非借口传统文化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朋友们，对此也会赞同的。

    您又列举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虽然西方学者居多数，但东方学者（华人、日本人、印度人等）也榜上有名，说明现代文化是全球化的文化，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进去，做出创造，共同利用。因此把现代文化说成是西方文化是不正确的，说成是美国文化，更加不正确。而且您说，国际现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不分民族，不分国家和地区。您以103岁高龄，亲见过清末民初某些大佬一边并不拒绝电灯、汽车等来自“奇技淫巧”的物质文明，一边却大谈“精神文明还是咱们的好”……对于发此言论的人和事，您自然会付诸一笑，一百年云烟过眼，这个调调不犹在耳边乎！

    我因心脏“搭桥”遵医嘱休养，住在乡下时多，回城始见来示，迟覆为歉。从我的治病保健来看，手术靠的是西医，术后调理则以中医为主。这不也体现了您所说的“双文化”？

    如有指示，通过我的电邮信箱——就快得多了。

    立冬已届，祈多珍摄。健康长寿是祷。

    邵燕祥

    200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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