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

    专访周有光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

    忧天下，仁人奋起。许戈辉（主持人）：我今天这位采访嘉宾相当的特殊。首先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105高龄了，然而当我慢慢地走近他，才发现原来年龄只是他不可思议的一小部分。我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大多都学过拼音，而这位老学者正是汉语拼音的制定者之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他，偏偏是半路出家，年过半百才从经济学领域游到了语言文字的海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82岁的时候，他开始学电脑，之后的所有著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而去年，105岁的他又出了自己的文集《朝闻道集》。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当我真正地坐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新书扉页上的那几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许戈辉：周老，我看到您最近刚刚出了一本书，这里边我看有很多文章都是您100岁以后写的。

    周有光：对。这本书都是100岁前后15年，大概15年左右写的。我这个时期写的文章很多，因为没有事情干，乱写的杂文。

    许戈辉：那您都是怎么写呀，现在是用笔写，还是您跟人家说，人家帮您记录啊？

    周有光：我有一个小的电子打字机，实际是一个小电脑，可以打中文英文，方便得不得了。我在那边房间里面，我的大电脑放在这里，这个大电脑呢，是我跟外面联络用的，我自己写文章呢，我用这小电脑。为什么呢？那个写文章方便，打拼音它就变成汉字了。

    画外音：的确，信息时代快捷方便的交流，离不开汉语拼音的创造。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天天使用着自己建立的现代汉语拼音系统，将他的思想传播得更远。而要追溯他与汉语拼音的结缘，那还得回到他的大学时代。

    周有光：我在大学里读书，虽然主要是学的经济学，可是我在业余时间，对于这个语言文字学很感兴趣。我从中学到大学，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中学主要是学中国古代的东西，一到大学呢，我在当时进的是所谓帝国主义的学校中，最有名的圣约翰大学。一进这个大学，它的校园语言是英语不是中文。一进这个学校里面，除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些课程是中文，其他都是用英文。老师解释都是用英文，学校里发布告都是英文，连门房讲话，看门的人讲话都讲英语。这个语言一改变，又发生许多问题。比如我进大学的第一天，你要交钱嘛，交了钱呢，他就给你一个卡片，这个卡片上面就把我们的名字印在上面了，不仅有中文的名字，还有字母写的文字。

    许戈辉：那个时候的字母是什么，是拼音吗？

    周有光：老的拼音。许戈辉：老的拼音？

    周有光：这个老的拼音不是拼的普通话，是拼的上海话。

    许戈辉：哦，真的？

    周有光：因为那个时候国语在上海还不流行啊，上海话还是主要的。那么他说什么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字母来排的。这个非常方便呀，否则你的档案啊什么东西，你要查就查不清楚了。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管理的方法，叫字母管理法。这个立刻就看到西洋文化的效率问题。否则我们的档案你要查起来困难得不得了，他们一下子就查出来了。这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情，第一天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个语言文字，跟工作效率有极大的关系，这样子我对语言文字就发生了兴趣，不过一直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一直在业余时间就自修，阅读了一点语言文字的课程。后来到了欧洲啊，我就发现这个字母学很有趣味，因为在中国没有这门学问的，我觉得很有趣味，我就自己看自修，我买了许多书，我想不到隔了几十年之后有用处。

    画外音：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周有光，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其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被派驻纽约和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他返回中国，随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到了1955年，虽然自称为语言学的门外汉，但周有光却需要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5年举行一个大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央叫我来参加。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嘛，我教的经济学，不是这个。那么开完了会呢，我又赶快要回去上课的呀。那么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因为新成立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需要人，希望你来参加这个工作。我说不行，我说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当时这个复旦的校长呢，也是劝我，劝我改行。他认为这个语言文字也是很重要，那么我就改行了。所以到了1955年冬天开会，1956年呢，我就调到北京来了。从此以后呢，我跟经济学就分开了，就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画外音：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年过五十的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因为当时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老百姓80%都是文盲，就要很快地把这个文盲的文化提高，那么就把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这个文字改革运动，不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清朝末年就有了，一步一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有了这个专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来做这个工作。这工作要求四件大事情。第一呢，全国都要会讲同一种国语，后来改名称叫普通话。第二呢，除写文言文之外，一般的东西都要写白话，叫白话文运动。还有第三呢，这个汉字乱得很啊，一个字有多少种写法，我100岁的时候，人家送我一个《百寿图》，一个寿字写了一百个样子。

    许戈辉：是汉字的魅力，也是汉字的麻烦。

    周有光：但是呢，你到了机械化、电脑化的时候，你每一个字只能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你当然是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嘛，这就是简化嘛。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有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读音困难，所以制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画外音：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关于26个字母的复杂学问。

    留在北京的周有光与叶籁士、陆志韦共同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但是，汉语拼音方案，究竟以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在当时存在着许多争论。

    周有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看起来是26个字母，好像很简单，实际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我听说毛泽东到苏联就问斯大林，说我们要改革文字，你看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可以创造自己的一套字母。那毛主席回来以后呢，在当时有一个学会是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我刚刚讲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政府机构。有一个叫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呢，就尝试创造民族形式的方案，就按照中国传统来创造。搞了三年呢，搞出来的方案都不满意。那时我们的领导叫吴玉章，吴老就跟毛主席讲，说搞了三年呀，这个民族形式不满意，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吧。那毛泽东就同意了，同意以后呢，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党中央，中央开会的时候，中央也同意了，这样子就制定罗马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画外音：经过三年的反复修改论证，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推行，这使得难认难学的中国方块字有了通用的代码。到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许戈辉：可是周老，我听说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汉语拼音呢，对我们这个汉字文化传统真正的传承啊，会有一些阻碍的作用，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您同意吗？

    周有光：一直到最近呢，还是有许多人对我们这个文字改革是不满意的，我想他们的不满意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作的复杂性许多人不了解。同时呢，语言文字改革是慢慢来的，你不能很快，比如许多人，有的人主张拿拼音来代替汉字，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家问我，你看要多少年，拼音能代汉字，我说你等500年吧。

    许戈辉：虽然是拼音之父，但您不建议。

    周有光：所以我们的政策是用拼音帮助汉字，而不是用拼音来代替汉字。那么最近包括这个政协里面提的提案，他们这个动机是很好的，我们要感谢他们，可是呢，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许戈辉：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呢，我就想，去和一位语言文字的专家对话，我特别想知道，周老到底如何看待，2009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汉字繁简之争。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毕竟是一百多岁的老人家了，万一不是那么关注每一条新闻，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没想到，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周老自己就谈到了那个提案，看来真的是与时俱进。那么，对于汉字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周老到底如何看待呢？

    周有光：这个繁体简体的矛盾啊，许多人都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写的普通用的字呢，汉字的数目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规定通用汉字7000个，通用汉字7000个当中呢，大部分的字没有繁体简体的分别的，只有一小部分。那么这一小部分呢，有简化繁化的分别的呢，当中也可以分开来。很少一点呢，是真正的有分别的。有许多呢，都是我叫作类推的。你比如说，一条鱼的“鱼”字，本来下面四点，你改了一横了，你改了一个鱼字，许多鱼字旁你都认得了嘛，对不对。所以许多这个繁体简体呀，用不着学就可以知道了。

    许戈辉：对。

    周有光：而且这个简化字啊，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的，不是的，都是古代有的。在1956年，我们定这个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原则叫作约定俗成，不是创造性的。

    但是呢，许多人希望我们学台湾。

    许戈辉：您觉得呢？

    周有光：我想这个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前进了，他们没有前进，他们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呀。看嘛，看一个字，写嘛，写另外一个字嘛，完全不一样的嘛。那今天能不能这样子教小孩呢，不可能的。因为今天小孩要使他花比较少的时间来学好文字，因为今天要学的东西多了，跟古代不一样了。

    许戈辉：我手上的这本就是周老的新作《朝闻道集》，封页上写着：这是周有光先生在105岁之前，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其实我们随便地翻开书的目录，从那些题目中就可以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比如说像美国何以长盛不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贫穷的阿富汗会不会成为亚洲的瑞士？还有像东西方文明能够共融吗？为什么说“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那些从容淡定的话语，显示了周老丰富的学养和时事关怀。尤其是书的开篇——华夏思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说呢，尤为具有现实意义。

    我想知道，您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视华夏文化精髓的重拾？

    周有光：对。

    许戈辉：您说我们要重新拾起我们华夏文化的精髓。

    周有光：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没有传统文化了。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否定，西洋文化整个否定。后来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也倒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只是我，许多人就开始怀念中国古代文化，所以呢，有一个无形当中的华夏文化的复兴运动。华夏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更新，就是要学古代文化当中的精华，并且加以改进发展。这样子是恢复你的文化、发展你的文化的一个方面，另外呢，要学外面的文化，主要是先进的文化，这两个方面都要发展。这样子呢，我们的新文化才能起来。

    画外音：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

    周有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温故而知新，这个话非常有道理。西洋的文化，你读西洋的历史、西洋的文化时就知道，它的文化高度上升是由文艺复兴开头的。什么叫文艺复兴呢，西洋的文化不行了，落后了。它怎么办的呢？它怎样复兴的呢？它就去读古代的希腊文化，西欧都把希腊文化忘掉了，所以落后了。它就把古代的旧的文化，也就是古代希腊文化里面的精华拿出来，加以提高发展。这样子呢，再有新的文化。这样子创造了西方，所谓西方文化，后来变成世界上的一个文化高潮。所以文化的发展都是温故而知新，要从旧的里面得到新东西。

    不得不学的国际现代文化

    画外音：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周有光：人类的文化，它是从分散到集中。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慢慢地聚合成为四个传统文化系统。这四个传统文化呢，一个是东亚的，东亚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一个是南亚文化，以印度文化为中心；一个是西亚文化，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中心。还有一个是西欧的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国，那么变成西方文化。所以在历史上面呢，传下来的有四个传统文化系统。那么这四个文化传统系统，到了全球化时代，相互流通相互学习，好的东西大家用，就慢慢地产生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新的文化就叫作现代文化。所以现在这个文化的结构有两层，一层是国际现代文化，另外一层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许戈辉：我们用不用担心越来越国际化，共享的文化越来越发达，但是每一个地域自己特有的文化就逐渐会消失？

    周有光：许多人是担心，实际上用不着担心。为什么呢？它自然地变成一种双文化现象。就是每一个人啊，你不能不用、不能不学这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可能的。你能不坐火车吗？现在还有高速火车呢。你能不坐汽车吗？你能不坐飞机吗？另外呢，这种双文化的生活，实际上是一早就有了，中国古代就有了。中国古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呢，印度的佛教文化传来了，佛教传来不是几个菩萨，它传来好多学问。所以中国的文化一早啊，到了唐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这是双文化了。已经是这样子了。双文化嘛，当然我要影响你，你要影响我嘛，可是并不是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将来变成一种了，不是，实际上两样都有。

    喝星巴克、看最新大片的新潮老头

    画外音：周有光，百岁人生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他被誉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年过百岁，笔耕不辍。

    许戈辉：人家说长命百岁是一句祝福语，您现在都超过一百岁了，您可以去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周有光：大概一百岁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结束，超过一百岁是例外，我说是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画外音：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的百岁人生，视为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周有光：我从小学到大学，我自己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很大。比如说原来的私塾，后来变成洋学堂了。我家里的男工带了我去看，把庙里面的菩萨打掉，变成小学校，后来我就进这个小学校。所以我看到私塾变成洋学堂，我看到男人从留长辫子到剪成短头发，我看到女人从裹小脚变成放大脚，我看到家里面原来点洋灯后来变成点电灯。

    许戈辉：灯泡。

    周有光：而我的生活的环境呢，我们的家乡是江苏常州，可是后来我们家到苏州，后来到上海，所以我小时候的读书时代，是在上海、苏州、常州这个小区域，就是沪宁铁路的东部，这个地方呢，刚刚是中国当时吸收外国文化的一个口子，那个时候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许戈辉：那您学经济专业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

    周有光：学经济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的想法，我觉得也有道理。他说中国最重要的是要经济建设，你经济没有建设好，旁的都是空话。这个思想影响了我，所以我就学经济。

    画外音：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主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作，并曾被派驻名声显赫的美国华尔街就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上海担任经济学教授。虽然年过半百因偶然原因转攻文字改革，但时至今日，经济学出身的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动向。周有光：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变化很大。我们特别是经济改变了。经济改变了，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接受外包。

    许戈辉：但是外包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大工厂了。

    周有光：你不接受外包不行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得我们真是苦得要死，再搞下去就搞不下去了。所以邓小平就改变了，改革开放，最重要就是这一方面。所以由于接受外包呢，这个外国的经济学就不能不学了，特别是凯恩斯的经济学不能不学了。我给你讲一个有趣味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我在人民大学兼课，我下了课的时候，在那边喝茶，另外有两个教授讲话，他说我们请来一个苏联教授，经济学的，他一张口就骂凯恩斯，学生说我们不懂凯恩斯，请你介绍一下。他说我不能介绍，我介绍了就是给帝国主义做宣传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凯恩斯的书都翻译了，现在凯恩斯的书到处都有了。可是我们引进西洋的学术，自然科学方面引进得很快，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好多还没有引进来，我希望将来慢慢地，我们都应当引进来。

    画外音：周有光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社会一百年来最轰轰烈烈的变革同步进行着：抗日、内战、新中国成立和之后大大小小的运动，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而至今让周老感到最为艰苦的岁月，莫过于抗战八年和十年浩劫。

    周有光：我一生艰苦得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抗日战争八年。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啊，我在重庆，有一次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掉，我呢，是被这个炸弹，这个热浪啊，冲出去，掉在阴沟里面，旁边一个人炸死了。还有一次呢，我晚上到乡下去办事情，回来晚了，回到家里面，这家完全炸光了，家里人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有三个家。我们家真是运气，炸城里面，我们在乡下，炸乡下，我们在城里面，我们没有被炸到。还有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的苦在哪里呢，这十年不能做工作。我下放宁夏，下放宁夏呢，叫作“五七学校”，我们叫“五七战士”，“五七战士”实际上是劳改犯。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才知道，那边有好多个下放劳改犯的这个所谓的站。我们是国务院直属单位下放的，下放一万个人，搞两个站。他们说是周总理特别关照我们要优待。怎么优待呢，我们可以点电灯，第二呢，我们打井，可以有自来水。

    许戈辉：一共去了多长时间？

    周有光：两年四个月，我种田，种一年的田，真正种田呀，真正下田，我觉得非常有趣味。

    许戈辉：有趣味呀，不苦啊？

    周有光：因为我一生没有种过田嘛。第二年不要我们种田了，我们年纪大点的做做轻松的事情。轻松做什么呢？看那个白菜窖，我也觉得有趣味，看白菜窖特别有趣味，当地没有白菜，白菜是从天津运来的，白菜好得不得了，可是容易烂，要天天晒太阳。快要烂了呢，赶快吃。那么好的嘛，慢一点吃，可是有的又快烂了，又赶快吃。

    所以从头到尾都吃这个坏菜！

    许戈辉：烂白菜。

    周有光：好的菜都没有吃。所以我得到一个原理，叫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的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我觉得这很有趣味，我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跟白菜一样。

    许戈辉：所以总是没有好日子过。

    周有光：我是怎么样维系这件事情，都是拿这个乐观的态度来处理的。为什么呢？你悲观也没有用处。人家问我中国有没有希望？今天的情况好了，那个时候不是很坏的时候、很糟糕的时候嘛，我说有希望。为什么呢？整个世界在发展，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你不能不跟着这个潮流往前进，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有希望的。

    画外音：就在本期节目播出的这周周三，也就是2010年1月13号，周老迎来了自己105岁的寿辰。他这一辈子颇多坎坷，但是从不悲观，总是以微笑去面对。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33年4月30号，他和才女张允和结婚了。如果按照老人的说法呀，这是个特别不吉利的日子，因为正值月末，叫做“尽头日子”。他家的保姆还背着他们，拿了他们两个人的八字去请人算，结果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啊，都活不过35岁。偏偏周有光不信这个邪，他笑着说：旧的尽头正是新的开始。结果怎么样呢，夫人张允和活到了93，而周老呢，至今身体还蛮硬朗的。

    许戈辉：周老，为什么您能在苦日子里还那么乐观呢？

    周有光：这个我想跟我妈妈有关系，我的母亲她的时代可能比我的时代还要困难，所以她锻炼了一种抵抗灾难的人生观，她说这个古代有一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水流都是不稳定的嘛，可是它要过桥的时候这个水流就稳定了，所以船自然会通过这个桥洞。她说人生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能不遇到困难，遇到困难你不要惊慌，自然会度过去的，不要失望，这是一点。还有就是读古书，古书上面有两句话叫：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就是忽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人家打击你没有道理的，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不要生气。还有呢，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学的课程里面，有讲佛学的这个文章，这个当中讲到，你不要为身外之物而牺牲自己。比如有的人为了财产而自杀，有的人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自杀，这个都是可以让步的，可以忍受的，可以不在乎的。我的确对于这个财产是不在乎的。

    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下放了家里没有人。造反派把我们家打开了，都住在我们家里面，把什么东西都搞掉了，连个纸片片都没有了。我们不是回来了嘛，回来了到家里面，造反派住在里面，领导赶快叫他们搬走，我们搬进去。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在乎。

    许戈辉：不在乎啊，没有心疼啊？

    周有光：一点不在乎，假如你在乎吧，你自己就不高兴了嘛，不高兴嘛，你不是自己受罪了嘛，就拿人家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嘛，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好处嘛。

    许戈辉：对，对，对。

    周有光：我每天看报看书，不仅是看国内的。因为我年纪老不能出去活动，我老在家里面，我的国外的亲戚朋友啊，他们知道我要书看，所以他们找到好的书都寄给我看。

    许戈辉：看书您最爱看哪一类的呀？

    周有光：我的看书叫作被动地看书，他们给我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看这些东西呢，我说我是扫盲，自己扫盲。我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我一直钻在这个专业的井底里面，我不知道外面世界。现在我离开办公室了，回到家里面来了。回到家里面呢，我发现我的专业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知识海洋，这里面我是文盲。

    许戈辉：您看您的满肚子学问还叫说扫盲，我知道“周百科”这个名字，是您的连襟沈从文先生给您起的是不是？

    周有光：那是开玩笑的。沈从文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候住在湘西，那个时候湘西这地方是封闭得不得了。许戈辉：也很苦。

    周有光：所以他接受了古老的教育，新的教育他都是自修的。所以后来他到了北京，他说我是乡下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所以现在小孩子说是小学毕业了，他说好极了，他说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所以他的经历跟我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跟他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自学。我觉得这个自学非常重要，他的学问都是自学来的，他是私自自学很成功的。我可以说我的知识也是主要靠自学来的。我认为一个人必须：终身教育，百年自学，一直要到死还要学。

    画外音：周有光自称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每天上午，周有光都会准时地坐在他那台老式的夏普打字机前，开始一天的生活。从1988年12月31日离休之后，这个习惯保持了二十多年。他说：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

    周有光：我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讲呢，有三个角度可以简单讲。从经济来讲，第一个是农业化，第二个是工业化，第三个是信息化。从文化来讲，最早的是神学思维，后来发展为玄学思维，那么最后发展为科学思维。从政治来讲呢，神权、军权到民权，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是自然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的。而这个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创造，也不是什么人的发明，不是的。它是从古代到现代慢慢地发展的。

    中国一早就有民为贵，这是民主思想，可是没有民主制度。西洋最早呢，这个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不是全体人民都受到好处的，是少数人得到好处，后来这得到好处的人逐步逐步扩大，所以这个民主发展是很长的一个历史，几千年慢慢地变的，现在还在前进。最新的，民主制度的新的发展是什么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电视里面辩论。美国总统选举不是两个人在电视里面辩论嘛。第二件事情呢，叫作国际观察。国际有好几个观察机构，你选举的时候他就派人来看，他不讲话，看了以后呢，他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选举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一个有趣味的新闻，英国是最早提倡民主的嘛，可是英国一直没有电视辩论。最近有消息说，它明年它要大选，明年英国的首相要跟候选人在电视上面辩论。这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民主制度还要将来逐步怎么样进步我们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新的花样，就是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这两件大事情。

    画外音：晚年的周有光常被人们称为“新潮老头”，虽然已年过百岁，但每天还要读书看报、至今仍勤于笔耕；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伊》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

    许戈辉：我读到您的书里，您说以前咱们说衣食住行，您还给加了一个“信”字。

    周有光：我为什么加个“信”呢？信息化时代啊，你用不用手机呀？

    许戈辉：肯定要用的。

    周有光：你手机打短信吗？

    许戈辉：打呀。

    周有光：你怎么打的？

    许戈辉：我输拼音。

    周有光：对。所以今天这个人啊，已经不能没有手机了。这个手机、电视、电脑，它是很神奇的东西呀。什么叫神奇呢？我们神话小说上面，神仙能够看到千里以外的东西，千里眼，顺风耳。现在你的电话是不是顺风耳啊？

    许戈辉：就是。

    周有光：你的电视是不是千里眼啊？一个手机可以讲话，而且可以看到对面的人。万里之外的人都跑来了，都跑到我耳朵旁边来了，我们不是神仙生活了嘛。

    许戈辉：采访结束后，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周老居住的那间小屋。在高楼林立的北京，要想找到这栋普通的居民楼可还真不太容易。一墙之外，是喧嚣的都市；一墙之内，是周老“无轨电车”式的规律生活——看书、写作、会客、休息。楼里没有电梯，当我顺着楼梯爬上三楼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周老缓慢的脚步，那些脚步，历经沧桑，从容、淡定，而且乐观，正像周老自己在《陋室铭》中所写的那样：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2010年1月10日、1月17日，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许戈辉专访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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