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谁家天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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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本就柔弱的小身子骨染上了风疾。看好了,是风疾,不是风寒,板蓝根是不起作用的。有专家研究表明,这病类似于今天的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心态要平和不能激动。这病放在今天也是人类的克星,在当时可以说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皇帝克星。唐高祖李渊是第一个中头彩(得“风疾”)挂掉的唐朝皇帝。唐太宗手气更好,不光自己得了风疾,连老婆长孙皇后也被这种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李世民因为这病搬到翠微宫养,养到最后却死于翠微宫。

    风疾,你还有完没完?没完!克死一个算一个。

    抛掉今天的高宗,后面还有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等同志排着队拿着号头准备与“风疾”死磕。这病的后期症状就是患者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点头YES,摇头NO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出任宰相还不足一年的卢承庆,在财政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未能征足赋税受到御史台官员弹劾。高宗觉得此事不好处理,因为卢承庆是武后建议提拔的。武则天闻知后,请高宗按章办事,对大臣要功过两分清,不要看她的面子。于是,下诏将卢承庆免职以示惩罚,后又考虑其才干起用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这时候,高宗感觉头痛病越来越严重,连看奏章都费劲了。自己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太子才八九岁,高宗无奈之下就把政事都委托给武后处理。这时候武后还没有攫取天下的野心,她几个月前为了泄愤,狠狠地收拾了一把自己娘家的几个兄弟子侄,搞得他们家破人亡就是明证,如果她有夺位的野心,就会重用自己家的外戚。武后生性聪敏,本就是人中之凤,而且读过不少史书,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对政事的见解和处理都比较合适,高宗比较满意。

    刚开始的时候,武后理政并不是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她对朝政的处理也颇有分寸,实行紧跟政策,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李唐崇道,奉老子李耳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很得高宗的信任。但随着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武后处理政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就像吸食毒品一样,对至上的皇权日益上瘾,产生亲临朝堂的欲望。这是后话。

    武则天辅政之后面临的较大课题,就是四境开始不宁,东西两方都冒起狼烟。西边,西突厥称霸西域,阻断商路;使西域归附唐朝的国家颇感不安。东边,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遭到高丽和百济的夹击,向唐朝紧急求援。武后面对险境,冷静判断形势,协助高宗正确制定了对外战略。既任用老将刘仁愿、刘仁轨,也起用新手苏定方、薛仁贵。最后,唐朝灭掉了西突厥,替代了其在中亚的霸主地位,使大唐疆界达到了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东部的战事也颇为顺手,苏定方大败百济,生擒百济国王,砍掉了高句丽的臂膀,使敌人为之丧胆!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苏定方押送百济国王到东都洛阳献俘,高宗大为兴奋,决定乘胜拿下高句丽。十二月,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各自带兵分几路出发远征高丽。因为战争需要,位于今山东半岛的青州刺史要负责筹集军粮,从海上运送到前线。

    这时候的青州刺史是刘仁轨。如前文所述,刘仁轨几年前曾在朝中担任给事中(御前检察官),因为大理寺丞毕正义受李义府指使非法释放美妇淳于氏,被人揭发,刘仁轨就奉旨审讯毕正义这件案子,而且执法刚正。李义府从那时就恨上了刘仁轨,找个机会贬斥他出任青州刺史。这次,刘仁轨负责海运军粮,当时的气候不是出海的时机,但心怀叵测的李义府却接连督促他快点启程出海,刘仁轨无奈,只好从命。结果船行到海上的时候遭遇大风,所有船只都被刮翻了,军粮尽数倾覆。这可是一件大事,朝廷闻讯,立即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审讯。袁异式临行前,李义府想让他结果了刘仁轨,就对他说:“你要是能办好这件差事,以后升官发财易如翻掌。”袁异式知道李义府和刘仁轨的恩怨,当然听得出李义府的弦外之音。他到了青州之后,对刘仁轨说:“你和朝廷中什么人有仇,你自己心理应该清楚。所以啊,你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其实这是暗示刘仁轨:你已没有活路,最好自行了断,免得遭受更大折磨。刘仁轨却说:“我惹出了这么大的祸,国有国法,您要是依法处死我,我毫无怨言。但如果让我自尽,那样我的仇人肯定高兴,我不甘心!”袁异式无奈,只好结案上报朝廷,临走时还亲自上锁囚禁刘仁轨,怕他逃脱。案情上报到朝廷之后,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杀刘仁轨,没法向天下苍生谢罪。”这时,一位高宗新近亲自提拔的、和李义府不和的官员源直心,看透了李义府的用心,反对说:“海上起风,本来就是很突然的事,谁遇上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次军粮倾覆不能全怪刘仁轨。”唐高宗于是命令免死,只是取消刘仁轨的名藉,让他以平民身份从军效力。刘仁轨此去,要受另一将领刘仁愿的调用(二人的名字听起来是兄弟二人,其实不是),李义府又派人示意刘仁愿将他杀死,刘仁愿不忍心这样做,刘仁轨才又逃过了一劫。

    公元661年本是显庆六年,因为各地纷纷上奏拍马屁,说见到飞龙的祥瑞现象,高宗在二月三十日下令半路改元,于是这一年前三个月是显庆六年,后九个月成为龙朔元年。此时,高宗按照武后的提议,把朝廷的官职几乎都更改了一遍,把门下省改称为东台,中书省改称为西台,尚书省改称为中台;侍中改称为左相,中书令改称为右相,仆射改称为匡政,尚书左、右丞改称为左右肃机,尚书改称为太常伯,侍郎改称为少常伯;其余的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一一改名。虽然这些官名的修改,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的职责,看似只是文字游戏的闹剧,但武后却能以此向群臣显示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她深知,内容不重要,但必须要在朝廷上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这样的文字把戏是武后的偏爱,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高宗中后期频频更改年号,也都是武后的主意。

    这一年,征高丽的大业让高宗心情激动,想效法父亲,也御驾亲征一把。他从陆路派出增援军直奔鸭绿江,并下诏表示要亲率六军跟进。但这一想法,被武则天极力劝止了。高宗接受了武后的意见,下令诸路军速攻高丽。龙溯元年(661年)四月,唐军水陆两路再向高丽进攻,连战皆捷。七月,进抵平壤城下。但接下来似乎就不怎么顺利了,进攻平壤孤城的战斗打了半年,却没能吞下这块鸡肋,又遇上连日大雪,进攻更艰难。于是高宗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命苏定方撤围退兵,留刘仁轨、刘仁愿在百济故地防守。这次征高丽的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接着,西北战场也传来大捷的战报,郑仁泰、薛仁贵击败了铁勒九姓。薛仁贵这次打仗时,仅带数十骑当先开道。回纥见他人少,也派数十骑前来挑战。薛仁贵在敌骑临近时大呼“看箭”,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回纥骑兵见薛仁贵如此神勇,大为惊异,纷纷下马投降。这时后面唐朝大军已到,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回纥大败,俘虏了两万多人。薛仁贵将降众统统赶下峭壁坑杀。接着,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郑、薛二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残忍,铁勒九姓从此衰败,朝廷随即又派突厥出身的将军契苾何力去安抚,如此恩威并济,铁勒从此不敢再为边患。

    战事结束后,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土长歌入汉关。”凯旋而归。回朝后,司宪大夫(原御史大夫)杨德裔也象太宗朝那些人弹劾李勣、侯君集和薛万彻一样,向高宗弹劾薛仁贵他们杀俘、抢“番女”等罪。不过高宗的处理就比太宗高明,没有追究。武则天还亲自接见了薛仁贵,见他器宇轩昂,不禁大为赞叹,额外又给予了赏赐。朝廷这样宽容地对待有功的武将,就避免了他们步侯君集、薛万彻的后尘,有利于武将人心的稳定。但不排除有些文臣却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有些不满。

    几个月后,东北战场也传来佳讯:辽东的刘仁轨(当时代理刺史职务)趁百济余部不备,突然率军出击,先后攻克了多座城池,又与盟友新罗联合攻克了险要之地真岘城,一举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牢牢站稳了脚跟。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真是高宗朝军事成就比较辉煌的一年!同时,也是内部皇权得以强化的一年。这年武则天提出,皇宫太极殿低洼阴湿,不利于高宗的病体恢复,应将大明宫建设完工。蓬莱宫是早年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宫殿,尚未完工李渊就死了。现在武后下令继续修建,并改名为蓬莱宫。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宰相对皇权的侵占:高宗如果搬到了数里之外的大明宫,那么皇帝日常听政的地方就和原来的外朝隔开了距离,那么很多时候就要在大明宫的内廷议政,而不会再这样在外朝进行了。要是真的实现了这一步,宰相的地位会由此大降,而皇权则会进一步提升。

    年底,上官仪被任命为宰相,而另一位宰相许圉师却因为包庇儿子犯罪而被贬。许圉师的儿子在打猎时塌坏他人田里的作物,田主叫骂,这位少爷仗势欺人,居然用射猎用的响箭射人家。许圉师知道后,把儿子打了一百棍,但并没按照规定上报朝廷。可能是他觉得薛仁贵他们犯了那么大罪朝廷都不办,自己儿子这点事干吗要上报?但倔强的田主不依不饶,跑到朝廷的司宪衙门(中央直属监察机关)来告状,那个半年前积极弹劾薛仁贵的司宪大夫杨德裔,这次为了讨好宰相许圉师,竟然不予受理。但是,武后的那些党羽却抓住这件事做起了文章。许圉师是高宗提拔的人,与武后的那些羽翼不是一派,长孙无忌倒台之后他与武后的爪牙也难免有些矛盾。西台舍人袁公瑜(就是向武后出卖裴行俭而得宠的那个人)派人匿名上密折向高宗告发此事。唐高宗知道后,上朝时就责备许圉师:“你身为宰相,纵容儿子欺负百姓,出了事你还隐瞒不报,你这不是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吗?”唐高宗本来也许只想骂一顿,警告他一下,许圉师要是叩头认罪事情也差不多能过去。许圉师正为有人匿名告他而恼火,此时见高宗还责备他,觉得委屈,于是没好气地和高宗顶嘴说:“我位居宰相,做事正直,不可能不得罪人,所以难免有人会陷害我。至于说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只有那些武将才能做到;我是文官,哪敢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呢?那些武将犯了那么多事也没人管,我这么点小事你们却揪住不放。”这前半句明显是在说之所以有人告发他儿子的事,是因为他对朝廷忠心、有功,得罪了些小人;后半句则辞连朝廷对郑仁泰薛仁贵的宽大处理,指责唐高宗执法不能一视同仁,对他这样的文臣不公。唐高宗听后大怒。许敬宗趁机上奏说:“臣下竟敢如此顶撞皇上,杀死都不足以抵罪。”唐高宗命令侍卫立即将他拖了出去。李义府又落井下石,于是高宗下诏免去许圉师的宰相职位,几个月后贬为虔州刺史。司宪大夫杨德裔因隐瞒不报此事而且不予受理,也被流放庭州(今广西境内)。

    从袁公瑜、许敬宗、李义府一致打击许圉师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武后的党羽已经在朝中形成党派,勾结起来打击异己了。而且武后本人也随着地位的稳固,对高宗不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尤其是武后辅政之后,党羽也渐渐扩张和张狂,于是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高宗对此应该已经有了感觉,前段时间他把自己的亲信上官仪提升为宰相,就很有可能是为了压制一下他们。没想到这时候自己这边的许圉师偏偏不争气,在宰相圈子里又呆不下去了,高宗难免产生出削弱武氏党羽的想法。这个时候,李义府恰巧就送上门来了。

    李义府是因为第一个冒险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和杜正伦闹矛盾被贬普州之后,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所以在他的心中,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李义府性格原本张狂,复相之后更是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为了改葬祖父,他在高陵、栎阳、富平、云间等7个县无偿使用民工,修建墓室,高陵县县令甚至累死在工地上。李义府的祖父迁葬那天,浩浩荡荡的送葬车马和祭奠摆设足足摆了七十多里,而他借机索取的贿赂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但由于他深受武后恩宠,没人敢轻易弹劾他。

    高宗本来想敲打敲打李义府,一是让他收敛一下,二则也可能有让他明白一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就把李义府召来,心平气和地说:“听说你儿子、女婿办事都不谨慎。我已尽力为你掩盖了。但这样也不是办法,你要好好管管他们。”李义府听后勃然变色,颈腮发红,稍后反问:“这是谁向陛下告我的状?”高宗说:“只要我说得是事实,你管是谁告诉我的干吗?”李义府竟不认错,无礼地悻悻而去。他受宠于武后,觉得高宗窝囊,心理上就蔑视高宗,以至于在听到逆耳之言时这样对待皇帝,真是奴性十足!李义府的蔑视刺痛了高宗那颗自卑的心,心中非常恼怒,压制武后势力的欲望迅速增强,就开始注意抓李义府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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