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尽带黄金甲】

    古人很了不起，很善于在天象上做文章。

    他们会很轻易地就把一个事件和一个人的命运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凡鸟降临人间，但凡帝王将相出生，老天总会播出一些不一样的节目。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按《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

    了不得了！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又转交给李世民，小子你看着办吧！是要成全你呢？还是天要灭你。其用意是暗示李世民用自杀来澄清上天来这一出戏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后世史家多认为是迷信，或认为是李世民为自己后来杀兄逼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美丽传说。而我对此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纯属扯淡。

    李世民一战功成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靠人不靠天”。

    第一个原因：集团化操作。李世民作为秦王集团的主子，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其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交下的患难之交，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虽然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也是分管这方面工作，但经过战火的淬炼，秦王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了，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而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了，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都发生质的改变，老二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整天在一起泡泡吧，过过夜生活。而不能用他们，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那也是枉然。因此，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不能不说是一种手段了。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李建成，虽然他当时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这个建议李建成采纳了，并干得还算漂亮；其二是他劝太子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这个建议李建成犹豫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于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除此之外史书对他在东宫就没有多少记录了，也就没有多少记录在案的作为了。

    话说回来即使李建成重用魏征，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嘀嘀咕咕地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始终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都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原因：控制玄武门。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最重要的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在用心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一个是被逼状态下的自卫行动，一个是主动为之。这其实并不矛盾。

    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险棋，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如此大风险呢？其二，舆论谴责，骂名千载。因为玄武门之变，有史家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有所顾忌的人。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在“杨文干事件”之后，他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因为对手已经箭在弦，躲是躲不开了。

    也许是老天冥冥之中有助，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李世民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也就是这个常何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和李元吉经玄武门一同入朝，常何待二人入门后将玄武门关闭，使二人的手下无法进入救援，李世民顺利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时候还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干掉。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其实对于李世民来说当时面临的也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当时可供选择的至少还有一条，那就是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

    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李世民大概是有可能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但李世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李建成以为李李世民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势，估计李世民在此之前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这么主动，因为他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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