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国忧民忧天下

    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983页。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参见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人生、社会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述而篇第七》，第67页。孔子的忧患主要在于“君子”个人的道德情操。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二《告子章句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298页。孟子认为，如果没有“苦难”的磨炼，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是不可能的。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孟子的忧患意识则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汉初年，贾谊多次向汉文帝上书陈述政事，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0页。贾谊所忧患的是国家的安危治乱，他的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有忧天下之心”一语大概最早见于唐朝韩愈的上宰相第三书，他说：“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韩愈撰，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三《后廿九日复上书》，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韩愈是“有忧天下之心”的，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目的在于“行道”于朝。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也说：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能濬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范仲淹的心与韩愈是相通的，都是“有忧天下之心”，而谏诤不已。同时代的欧阳修也认为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他在《与范希文书》中写道：    自去岁在洛阳，闻以言事出睦州。及来京师，又知移常州，寻复得苏州，迁延南方，岁且终矣。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第983页。这里的“有忧天下之心者”，即是指因极谏废郭后被贬而出知睦州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但自己“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认为其他臣僚也应该有忧天下之心。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道：“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择而必行，不在其诱于必赏。言而无赏，则真有忧天下之心者，不废其进焉。”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4页。他在知苏州时的《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也说：“某已具此闻于相府，仰惟中丞有忧天下之心，为亦留意于此焉。”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范仲淹全集》，第233页。他还以此衡量他人。如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宰辅大臣应该有忧天下之心，建议仁宗广为询访，精意求贤，“其深于正道，有忧天下之心，可备辅相者，记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推委臣下论》，《范仲淹全集》，第135页。其《举张昪自代状》亦云：    右，臣伏蒙圣慈特授尚书礼部侍郎。臣伏见工部郎中、集贤院修撰、知润州张昪筮仕以来，清介自立。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议。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举张昪自代状》，《范仲淹全集》，第385页。范仲淹举张昪自代的理由之一就是“有忧天下之心”。张昪后历官御史中丞、参知政事、枢密使，均有政绩。他“见帝春秋高，前后屡进言储嗣事，卒与韩琦同决策”。“王曾称其有公辅器”。司马光称其“为人忠谨清直，不可干以私”。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八《张昪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62—10363页。确实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此外，范仲淹在《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中也特意表彰其同年状元蔡齐“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范仲淹全集》，第294页。他认为蔡齐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二）“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般士大夫均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第304页。而范仲淹因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第168页。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任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曰：    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识书学文，为衣冠礼乐之士；研精覃思，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岂所谓不知量也？……而当世大君子，以某雕虫之技而怜之者有矣，未有谓某之诚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复吏于海隅葭菼之中，与国家补锱铢之利，缓则罹咎，猛且贼民，穷荒绝岛，人不堪其忧，尚何道之可进！……恭惟右丞，播洪钧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使某会遇之日，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乃右丞之道传传而不朽矣。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范仲淹全集》，第181页。这不是一封普通的自荐书，而是北宋中期一位新兴士大夫的自白和呼唤。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只是一个从九品三十三阶的身处海隅荒岛的监当官，但他“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这充分展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的广阔胸怀和远大志向。

    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7页。此时范仲淹仍为文林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只不过其阶官升为“守大理寺丞”，即从三十三阶升为二十六阶。仍然是身在海隅，心忧天下，而且其忧患更为具体了。真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忧而执教于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书院，教学之余，他又向宰相王曾、张知白，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范仲淹在这封万言书的开头即写道：    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2—184页。居父母之丧期间，按礼是不应该上书言事的。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呢？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利禄吗？不是。而是“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即心忧天下，为国尽忠。

    如何磐固国本、复行王道呢？范仲淹说：    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上执政书》中的这六项改革措施，较之两年前《奏上时务书》中的八项建议，更加完备成熟、切实可行了。苏轼评论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苏轼：《苏轼文集》卷十《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第312页。

    范仲淹平生所为或有超出此书者，但由此足可以看出他“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此书一出，天下传诵。相府宰执虽未付诸实施，但却获得当时首相王曾的极力赞赏。次年，晏殊入朝为御史中丞，当荐馆职。王曾遂指示晏殊推荐范仲淹应试学士院。于是，在服丧期满之后，范仲淹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踏上立朝行道之路。十五年后，他被擢为执政，遂得以将当年的《上执政书》付诸实施。

    范仲淹“进亦忧”，为国事直言极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庆历三年（1043）八月，入朝为参知政事；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当他遭贬黜，到外地做官，则“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以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他在《谢授知邠州表》中说：“臣敢不即日首途，奉召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询求，边塞机宜，更当筹虑。用罄臣节，以酬圣知。”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谢授知邠州表》，《范仲淹全集》，第367页。十一月，改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州），范仲淹在《邓州谢上表》中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邓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71页。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病逝于赴知颍州任的途中。他在临终所上《遗表》中还说：“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如此，则不独微臣甘从于异物，庶令率土永寖于淳风。”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范仲淹全集》，第378页。真可谓心忧天下，进退皆忧，死而后已。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六年（1046）九月，范仲淹在邓州，应谪知岳州（治今湖南岳阳）的挚友滕宗谅的请求，撰写了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其末篇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虽然在他58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3页。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第33页。孟子劝告齐宣王：与天下百姓同忧同乐，才能使天下归服。欧阳修曾对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做过解释。他说：    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六《易童子问》卷一，第1109页。欧阳修进一步解释说，圣人是“以天下为心者”，所以“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而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不但“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而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思想境界显然远远超过了亚圣孟子。

    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为官清白，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6页。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又史载：“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附录一《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常以俭约率家人》，《范仲淹全集》，第793页。

    范仲淹的为官清廉与清官包拯极为相似。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国史本传》，黄山书社，1999年，第270页。范仲淹亦是“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包拯与妻子同甘共苦：“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第281页。 范仲淹亦是“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宋夏战争前线上《让观察使第一表》云：“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第353页。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每抚边，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

    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断然拒绝，说：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引《遗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219页。 于是，“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经远远超出“形骸”、“居室”之外。“心忧天下”即是其乐。

    正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到处受到尊敬与爱戴。正如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所云：“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亦载：“死之日，四方闻者莫不嗟惜。为政忠厚，所致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为举哀于佛寺，号之如父，斋三日而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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