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对于标榜“尊祖敬宗”的赵宋帝王，对于一向将“祖宗”与“社稷”“国家”等同观之的宋廷来说，无疑面对着无可回避的考验：祖宗陵寝沦落在敌方之手，徽钦二帝饮恨于异国他乡；国土褊狭，退居一隅，“谨守祖宗基业”的高调如何再唱？
南宋一百五十年间，朝廷上经常是了无生气；而对于回顾与标榜“祖宗之法”，却怀有相当的热情。尽管朝廷的政治倾向及具体措置多有不同，但总是处处祭起“祖宗之法”的法宝，力图予人以向北宋“祖宗朝”靠拢的印象。
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自北宋前中期以来，实际上是朝廷处理内政的指导原则，其 “用心”的重点不在外忧而在于内患。希望以这样一套成法来解决南宋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并不可能。就“祖宗之法”自身而言，并非没有发展再创之可能，而南宋君臣的举措，却导致了一系列历史机遇的接连丧失。
（一）
宋高宗赵构，应该说谙熟于“祖宗之法”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在史臣政客笔下，这位“中兴之主”，是恪守祖宗法度的典范： 高宗深惩祸乱之源，慨念更张之弊，凡前日法度之废者无不复，谨存者无不举，当行者无不申明，遵守惟恪。……不以特旨废法，不以私恩废法，不以戚里废法，此高宗所以为善守法。《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一之一二至一一之一三。高宗自己，更曾经颇有感触地表白“遵守惟恪”的艰难： 朕常思创业中兴事殊。祖宗创业固难，中兴亦不易。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坠者欲举，然大不容易。此实艰难，朕不敢不勉。《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绍兴二年十一月辛未条。在赵构看来，中兴较之于创业的“不易”，很大程度上在于“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祖宗以来的法度在他心目中既构成为楷模，又形成为使其不得不瞻前顾后的羁绊。对他来说，这也是实情，并不完全是口头表白而已。参见朱瑞熙：《宋高宗朝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载《疁城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249—266页。
在高宗朝，尊崇“祖宗之法”的调门提得很高。诸如“执祖宗之制坚如金石，行祖宗之令信如四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〇，绍兴四年九月戊申条。“祖宗之法万世不可改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七，绍兴四年六月癸未条。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朝廷对于“祖宗之法”的宣示，充塞于方方面面，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话语框架。这既是由于南宋初年对于靖康亡国教训的总结，归咎于北宋后期的“变更祖宗法度”；例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七引《建炎复辟记》载隆祐太后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甲子卫肤敏奏；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范冲奏；《五峰集》卷二《上光尧皇帝书》等。更是因为南宋立国的特殊背景，不能不借重于祖宗“德泽在人”的影响。
宋金和战，是高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和战之际，绍兴十一年（1141）宋廷收诸大将兵权，公开的理由是“朕远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之治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六，绍兴十一年四月壬辰条。此后，与金和议、岳飞诏狱等关联事件相继发生。“祖宗家法”在高宗、秦桧那里，被用作自弛武备、自毁长城的说词。
宋代长期以来崇文抑武的“家法”，在士大夫们心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南宋前期，虽属政治倾向不尽相同的文臣，也多不同程度地对于内轻外重的局面感到不安。在国家危难、亟须文武谐调之际，一些士大夫心怀猜忌、宣扬控御的言论无疑加剧了文武紧张。南宋初年大敌当前，兀自称说“祖宗深意”，这种惯常的思路正窒息了赵宋“祖宗之法”可能寓含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导致收诸将兵权的唯一原因，更不是迫害岳飞事件的根本性缘由。面对宋廷罔意边防、祸及忠义之举，真正以社稷国家为念的正直士人，即便是以往强烈主张强干弱枝的文臣们，亦持谴责态度。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上书，一方面提出“今日诸将尾大不掉”，警惕“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建议制其权势，“欲驭诸军不可不将将”；一方面则强调“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议”。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三。时在福州的张浚，坚持“敌不可纵，和不可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条。而曾经在其《中兴业·整师旅》中批评军队“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五峰集》卷三。的胡宏，更痛斥“柄臣擅国，违天逆理”、“戕伐国本，以奉事仇敌”。《五峰集》卷二《与高抑崇书》。
（二）
与南宋诸帝相较，孝宗对于“祖宗之法”中针对臣僚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精神，有着独到的领悟。孝宗一朝，宰辅更迭频仍，且十分注意在位宰辅之间的相互制约，防范他们对于帝王的蒙蔽。他曾经问参知政事周必大说： 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深谙赵宋家法的周必大回答道： 大臣自应互相可否。……惟小事不敢有隐，则大事何由蔽欺。听到这样的答复，孝宗深表赞同。周必大做了宰相之后，又曾有过类似的表示。当时，上封事者多提及大臣之间见解的异同，周必大对孝宗说： 各尽所见，归于一是，岂可尚同？陛下复祖宗旧制，命三省覆奏而后行，正欲上下相维，非止奉行文书也。《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大臣对于赵宋祖宗旧制中“上下相维”精神的深刻领悟，不能不说是祖宗以来长期涵养的成功；但时移世变，仅仅拘守防弊成法却无高瞻远瞩驾驭局势之气度能力，这又不能不说是长期受到“祖宗之法”浸润的孝宗以及周必大们的悲剧。
对于有志于天下的孝宗来说，“恢复”事始终是其最大心结。对于国势之不振，他颇感痛楚；所谓“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中兴两朝圣政》卷五〇，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条。 的状况，在他心上压得十分沉重。淳熙三年（1176）十月，执政龚茂良、李彦颖等由“中宫恭俭”进而赞颂孝宗的“齐家之要”，孝宗回答说： 家道如此，深以为喜。面对辅弼，皇帝随即道出了缠绕于自己心中多年的忧虑： 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龚茂良等旋即应对说： 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失之弱，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三年十月己卯条。在外有强敌的暂安形势下，本来正是从根本上对于“祖宗家法”有所检讨的机会，而龚茂良等人略无远见的开释，令人不禁扼腕叹息。孝宗表示同意辅臣的看法，并且说：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时春生秋杀，乃可以成岁功，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亦犹治天下者，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同上。“文武并用”，是孝宗朝人事政策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他思考“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的结果；但由于这一方针与皇帝用人的“侧近性”纠缠在一起，自来未得充分发挥其积极效用。
林在《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齐家》中的说法，应该是对孝宗忧虑的回应： 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与孝宗的担忧相比较，林笔下“兵力”（用兵）、“家法”二单句的前后位移，实际上是阐论中重心的颠倒。孝宗赵眘乃至朝野有识之士心中的担忧和焦虑，就在这样的转换之中被无形地消解着。
同是在淳熙（1174—1189）年间，陈亮曾经向孝宗上书评议时政说： 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华书局，1987年。叶适也曾痛心地批评“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并且进而指出：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他又说：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叶适集·水心别集》卷〇《始议二》。 朱熹在总结赵宋政治教训时曾经说：“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赵宋的“祖宗家法”，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南宋时，一方面有陈亮、叶适等人针对“祖宗家法”的深刻反思与批评；一方面朝廷长期充斥着诸如“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三。一类说法。这种凝滞僵化的认识，一直伴随赵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三）
表面上看，直至南宋中后期，朝廷君臣对于“祖宗家法”仍然谨慎奉行，而实际上，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已经日益消磨。“祖宗”留传下的规矩仍在，朝廷对其特定条件下的合理精神却缺乏自觉，更谈不上突破与发展；对其具体规定，时时称善，现实中却以虚应故事而我行我素为多。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初，孝宗赵眘禅位给太子赵惇（即光宗），受尊号“寿皇圣帝”。数日内，光宗即诏百官轮对，在面对皇帝时，秘书郎兼权吏部郎官郑湜提出： 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条。 绍熙（1190—1194）中，起居舍人彭龟年述“祖宗之法”为《内治圣鉴》，进呈光宗。据彭龟年自己说，这部书中主要记述了赵宋立国以来的“宦官、女谒之防”，他并且因此而担心“此曹若见，恐不得数经御览”。《宋史》卷三九三《彭龟年传》。这样看来，所谓《内治圣鉴》，与郑湜的进奏类似，都是自狭义上阐发赵宋家法的。郑湜进奏，应属一般性谏言，而非确有预见；而彭龟年的进谏，对于“疑畏不朝重华宫”、有失孝道的光宗来说，应该是有针对意义的。光宗对彭龟年表示：“祖宗家法甚善。”同上。但并未见有小心恪守、注重“内治”的举动。
绍熙元年二月，光宗曾经下诏编修《寿皇圣政》，并且强调遵守孝宗以来的典章法度。诏旨中说： 恭惟寿皇圣帝临御岁久，典章法度粲若日星。合令日历所……类编成书，常遵而行之，仰称付托之意。《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绍熙元年二月。从光宗本人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于这“付托之意”，似乎并未看得太重；倒是士大夫中崇奉“祖宗”的观念以及对祖宗传承下来的制度之执守，使其作为受到了一些牵制。
对于“祖宗之法”的解释和行用，从来就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南宋中期的事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仅就“家法”中历来限制的宗室、外戚执政事而言，不同立场的士大夫针对不同具体人物的态度大不相同。绍熙四年三月，宗室赵汝愚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监察御史汪义端站出来反对，理由是“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宋史》卷三九三《黄裳传》。并且引述高宗说法为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绍熙四年三月“赵汝愚同知枢密院事”条中记载了这件事： 绍兴中，高宗尝谕赵鼎曰：“唐用宗室为宰相。本朝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久之，因执政进拟，又谕秦桧曰：“宗室贤者，如寺监、秘书省皆可以处之。祖宗不用宗室为宰相，其虑甚远，可用至侍从而止。”……至是枢府有阙，寿皇欲用汝愚。既出命矣，察院汪义端有言：“高宗圣训，不用宗室以为宰执。”汪义端的说法受到给事中黄裳的反驳。黄裳针锋相对地说： 汝愚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义端实忌贤，不可以不黜。《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这等于是指责汪义端以祖宗法度为借口，忌贤害能。经过一番反复，皇帝出面解释说，“高宗圣训本以折秦桧之奸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绍熙四年三月条。言外之意是不必拘泥于“祖宗不用宗室为宰相”的做法。几经周折，赵汝愚终于做了执政。
光宗在位的五年，在是否“朝重华宫”（孝宗所居宫）的君臣磨擦与尴尬中，匆匆而过。在人们眼中，由于其“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致使“乾、淳之业衰焉”。《宋史》卷三六《光宗纪》赞语。孝宗去世之际，在迫使光宗内禅之幕后操作中，赵汝愚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样曾为嘉王府（宁宗赵扩即位前之藩邸）宫僚的彭龟年、黄裳，也都持积极的态度。当时，在内外汹骇的情势之下，他们所希望倚靠、所能够动员的主要是太皇太后吴氏；而他们所利用来穿针引线的人物——外戚、知门事韩侂胄，慈福宫内侍张宗尹及重华宫内侍关礼等人——正属于“祖宗法度”一向强调限制的类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裳等人不以“祖宗之法”限制宗室外戚的规矩作为武器。宁宗初即位，绍熙五年十二月，彭龟年上书，坚决反对外戚韩侂胄干预政事： 祖宗待外戚之法，远监前辙，最为周密：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彭龟年：《止堂集》卷五《论韩侂胄干预政事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谓“以保全之”这一理由，其实正合于宋高宗当年语及“不用宗室为宰相”之原因。
宋宁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庆元（1195—1200）。宰辅们选定这一年号，应该说颇有深意。陈傅良执笔草拟的《庆元改元诏》，今存于《止斋先生文集》卷十。制敕全文如下： 敕：门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惟曰兢兢，惧无以绍列圣之休而对扬上皇之慈训也。永惟当今之务，何者为急？非欲百官修辅而民力裕欤？夫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税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是彝是训，历年弥长；肆于中兴，举偏补敝，皆于此乎取法。克至今日，中外宁，朕幸蒙遗业，绳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纪元。《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盖庶几周成焉。其以明年为庆元元年。故兹昭示，想宜知悉。《止斋集》卷一〇《内制》。一切取法于庆历元祐，绳祖武而由旧章，这是执政大臣赵汝愚等人为宁宗朝政治定下的基调。但就在改元诏书颁布的前后，朝廷中不同政治派别的立场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
引起学者注意的标志性事件，即绍熙五年闰十月戊寅日（改元诏书面世前四日）朱熹因上疏忤韩侂胄，而被罢侍讲。朱熹承载士人厚望，而立于朝者仅四十日，成为随后“风流云散”的征兆。当时，“赵汝愚力谏，不听；台谏、给舍交章请留朱熹，亦不听”。《宋史》卷三七《宁宗本纪》。
朱熹罢任出守，以宁宗的手诏内批付外执行，这也引起臣僚抗论。李壁即曾以“祖宗家法”为据，慷慨激昂地上言说： 陛下始初临御，召熹劝讲，闻者无不兴起。盖以熹海内鸿硕，学术醇正，足以辅导圣质，开广德心。……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输忠款，未数数也，而命忽中发，不由中书。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国，全在纪纲维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专行乃是衰乱之事。陛下始初清明，岂得效尤侧僻，尽弃家法！《西山集》卷四一《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 宋人虽有“宁皇动法祖宗”《四朝闻见录》戊集“罢韩侂胄麻制”目下“又臣僚上言”后之“考异”。 之说，而实际上，宁宗是个木讷愚钝之人。从他在嘉王府的日子里，周围的师傅臣僚即不断向他灌输“祖宗家法”，收效似乎并不显著。他长期倚信的韩侂胄，荒疏于政事却热衷于弄权。由于韩侂胄与赵汝愚等人的政治冲突，导致“道学”成为官僚集团某些人口中的政治标签，引出了长达数年的“伪学”之禁。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篇第十一章《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第623—685页。学术与政治取向、派别恩怨的缠绕纠结，至此而达到了极端。
理宗在位的四十年，朝政颇多起伏，他虽有“绍休圣绪”的志向，《咸淳临安志》卷一《复古殿》条引理宗“御制记”。却未能与臣下共同挽狂澜于既倒。绍定六年（1233）十月权臣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赫然独断”而意欲对于家国颓势有所振饬。身负天下重望的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人被宣召重用，皇帝“厉精为治，信向真、魏”，一时间，朝政似有新的气象。《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五年十月条。端平（1234—1236）年间的“更化”曾被称为“小元祐”，其后的淳祐（1241—1252）时期，也曾被称为“又一端平”。而这批当世名臣心目中的“当今急务”，仍然不脱于“君子”、“小人”之分。
绍定六年冬，当理宗问询“鲠亮忠悫”的洪咨夔以“今日急务”时，他对以“进君子而退小人，开诚心而布公道”；《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端平元年，“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的真德秀入见，首进《大学衍义》，“复陈祈天永命之说”；《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次年，“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的魏了翁，“入对，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为进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窥伺之端。”《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可为朝廷重”的崔与之，力辞宰执之任，理宗“乃访以政事之孰当罢行，人才之孰当用舍”，崔与之回答说：“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用人之道，无越于此。”《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
“明君子、小人之辨”的关键，被认为在于君主的正心诚意。在宋代三百年的历史中，这始终是士大夫们反复进谏、讨论不完的话题；也是看似抓住了实质所在，却又无法自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具体到南宋后期，这一主张明显的思考误区之一，在于它期待“尧舜之君”，认定“君子”即能够成功治理国家；而所谓“君子”，又主要是根据其操守学行进行判断的。
《尚书·召诰》中的“祈天永命”之说，成为当时儒家士大夫揭举以救国运的鲜明旗号。嘉定六年（1213），真德秀曾经对宁宗说： 深惟今日之势，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为心，然后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销未形之变，迓将至之休。《西山集》卷三《直前奏札一》。能够反映出真德秀之胆魄与识见的，是三年前，他担任秘书郎兼学士院权直时，面对宁宗侃侃而论，阐发“公议”的一番话： 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有天地以来，虽甚无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坏人纪、敢为而弗顾者，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善乎先正刘安世之论曰：公议即天道也。天道未尝一日亡，顾所在何如耳！《西山集》卷二《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二》。从北宋的刘安世到南宋的真德秀等人，视“公议”、“人心”为“天道”的体现，以此作为制约皇权的理据。王瑞来认为，在宋代，“祖宗法”与“公议”是限制皇权极端化的两大利器。见氏著《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第508页。其后，在南宋晚期的六十年中，“天道”“天理”讲说更盛，与此同时，士大夫胸中的这股浩然之气却日渐销蚀。
自宁宗后期始，从朱熹、张栻的学生吴猎、曹彦约，再到真德秀、魏了翁、赵必愿、王埜、徐元杰、陈贵谊乃至包恢、牟子才、杨文仲等，几乎形成了宣扬“祈天永命”的“话语圈”。度宗也曾在讲筵中提到： 先帝圣训有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以是而君国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贻谋燕翼。”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宋史》卷四二五《杨文仲传》。 一时名臣为“祈天永命”开列的药方，小异而大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前举真德秀向宁宗奏进的《直前奏札》。这篇奏札列举了“祈天永命”之六事，综括其基本主张，大致为诏求言、召和气，守家法、恢远图，惩贪吏、慰民情，禁苛征、纾民力，宽刑狱、用中典，以宽恕待士大夫。而最具“南宋特色”、最值得体味的，是其中的第二条： 由古暨今，未有作聪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观三代而下，治体纯粹莫如我朝，德泽深厚亦莫如我朝：盖其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圣子神孙世守一道，故虽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机变之巧不如齐晋，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才智不足而忠信有馀。社稷长远赖此而已。……惟陛下察截截之谝言，守闷闷之家法，舍一时之近效，恢长世之远图：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所谓“治体纯粹”的“闷闷之家法”，显然是要强调其德泽深厚、不事张扬而务实低调。但我们也看到，这些鞠躬尽瘁、一心致治的士大夫，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士大夫谈论“家法”时的锐气与果决，也失去了对于“家法”的总体把握与创新力。在奏章结束之前，真德秀又强调了“君德”、“民心”二者： 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极治矣，而召公作诰，一则曰“祈天永命”，二则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盖天命靡常，圣贤所畏，而况今乎！然尝反覆《召诰》一篇，其纲目不过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盖国之将兴，不在强兵丰财，而在君德；国之将亡，不在敌国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于戒王，而臣复推演之为陛下告也。《西山集》卷三《直前奏札一》。 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当理宗中期再度入朝后，怀着“老臣事少主”的“惓惓之心”，见《大学衍义》卷二八《召告》条真德秀语。却只能再三再四申进“祈天永命”之说，重祭“祖宗家法”大旗。绍定五年（1232）九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的真德秀利用“内引”的机会，当面向皇帝再度提及上述奏议，他回忆了嘉定中当“鞑日以兴，金日以削”之际，“进祈天永命之戒”的经过，继而沉重地批评道： 权臣寡识，懵不之省。自是二十余年，德政未尝增修，人心惟益咨怨。所谓“祈天永命”之言，直视以为迂阔；而欺天罔人之事则益甚焉。联系到绍定政局，他痛感“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惧者”，于是“复进祈天永命之说”： 然所谓祈者，岂世俗禳小数、谄渎鬼神之谓也！稽诸《召诰》，曰敬德，曰小民而已。……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参之，何邪？盖天之视听因民之视听，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西山集》卷一三《召除户书内引札子一》。这种认识，立足于“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的理念。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方面“直声震朝廷”，《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苦口婆心地劝导帝王信守家法，修行德政；另一方面，即便他们自己，也明明白白地看出了朝廷政治的走向，“祈天永命”的提出，正是万般无奈之下冀求有所奋起的反映。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遂应诏上章论十弊，乞复旧典以彰新化：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复制阃之典以黜私意。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这段话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乞复旧典以彰新化”句。
这篇万言疏，进呈于端平元年，今载《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八，题为《应诏封事》。本传文字中凡作“复……之典”者，在其奏议原文中皆作“复……旧典”。在陈述“旧典”之前，魏了翁语气迫切地说： 今陛下始亲政事，登吁众俊，弼辅丞疑之选，言语侍从之臣，下逮百司，旷然丕变。失此时而不复旧典，则将日远日忘，孰为可望之时乎！该文既综论，又贴黄；贴黄之下，再附贴黄；十事之后，又复陈辞。惓惓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但痛斥时弊之后，却只能徘徊于祖宗旧典的窠臼中，拯时救弊措施软弱苍白。
不仅清议、时贤之代表人物如此，理宗自“端平更化”以来所任用的宰相郑清之、乔行简、史嵩之等人，以及淳祐以后的杜范、吴潜、董槐、程元凤等人，虽多有时望，却终于未能扭转颓运。理宗的用人不专，甚至“事多内出”，《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三《后村刘公行状》。在当时为人所共知。蒙古崛起，外有强敌，朝廷君臣应对不暇，内部制度环境积重难返。运势已去，徒唤奈何。在理宗朝，宋廷终于失去了它得以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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