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贞革新的政治措施——并非乏善可称
韩愈所撰《顺宗实录》是解读韩愈及其同时代士大夫政治态度的核心文本。虽然经过修改，但它仍是研究永贞革新、顺宗一朝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最直接最可靠的反映。从下述《顺宗实录》的记录来看，韩愈虽然对王叔文有负面评价，但是对他的政治措施还是认为并非乏善可称，在这一点上，他与柳宗元有相似之处，这是在分析韩愈与柳宗元政治态度方面应当注意的一点。
对王叔文的政治措施和对其个人的评价，二者应该分开讨论。虽然韩愈对王叔文有诸多批评，但是在《顺宗实录》里还是负责地记述了永贞革新各项举措，评价为善政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有三类：一是明确记载为善政得民心，可以以社会反映作为线索；二是没有明确社会反映为善政，但是予以肯定的；三是废除前朝弊政。下面根据韩愈的记述分列如下：事名《顺宗实录》社会反映性质1贬京兆尹李实市里欢呼善政2禁五坊小儿人情大悦善政3追叙前朝贬官人情大悦善政（续表）4出后宫并教坊女乐六百人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善政5禁止买卖乳母其徒苦之（德宗朝）废除前朝弊政6撤闽中万安监百姓苦之，远近以为笑（德宗朝）废除前朝弊政7罢宫市名为“宫市”，而实夺之肯定8停羡余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肯定
顺宗一朝，永贞革新的上述八项措施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映，在韩愈的《顺宗实录》中记录在案。接下来的唐宪宗一朝，上述八项措施中很多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实行，很多类似的措施还在推出。《新唐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六月辛卯，渭水溢。辛丑，出宫人”。《新唐书》卷七《宪宗纪》，第213页。《通鉴》记明为“出宫人二百车”。《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中华书局，第7700页。又如：“伏准元和元年已后，三度赦文，每年旨条：‘两税留州、留使钱外，加率一钱一物，州府长吏，并以枉法赃论。’又准今年二月三日制节文：‘诸道两税外榷率，比来制敕处分，非不丁宁。如闻或未遵行，尚有欺弊，永言奉法，事理当然，申敕长吏，明加禁断”；元稹：《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全唐文》卷六五一，第6615—6616页。又见《元稹集》卷三七，中华书局，1982年，第428—429页。元和三年正月，“罢诸道受代进奉钱”；《新唐书》卷七《宪宗纪》，第210页。元和四年闰月“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同上。
以上事实表明，永贞革新期间的善政措施，没有随着永贞革新的结束而结束，它们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还在发挥着影响。此后的士大夫，在政治活动中不同于永贞革新的士大夫，甚至站在他们的反对面，但是，他们在许多举措上与永贞革新的举措并不是南辕北辙，而颇有一脉相承的意味。吴宗国认为，宪宗对二王八司马的打击，“并不代表宪宗初年重用的大臣反对革除贞元以来的弊政。事实上，他们比‘二王八司马’看得更远些，手笔也更大些”。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68页。
记录顺宗朝政的《顺宗实录》与记录宪宗朝政的各种文献相互比证可以说明，在对永贞革新作评价时，对人的评价和对事的评价有一个区分，对人的否定评价不意味着对事评价的否定，否定王叔文集团不意味着对他的某些善政的抛弃；对为人的评价与为政的评价有一个区分，对为人的否定不意味着对改革政策的完全抛弃和否定，他的某些合理的得人心的政策还是要继承和延续。即政治斗争失败者的意愿目标，由得胜者继续贯彻完成。从政治态度来看，尽管由于身处不同利益集团，政治立场或有差异，而他们力图振兴、有所作为的政治态度却异中见同，不无契合。
（二）谋权自固、朋党专权、小人用事——韩愈对王叔文的批评
从《顺宗实录》记载进行分析，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行事方面，既非其内政措施，也不是藩镇政策，而是针对其将人事任免作为巩固权力手段这类行为进行批评；二是王叔文本人道德品性方面。当然，这两个层面也有交叉之处，比如二王八司马不免有朋党之讥和独断专政的负面道德评价。韩愈对王叔文的批评，除了散见于其诗文直斥王叔文为“奸臣”、“小人”的那些文字外，依据的资料主要也是韩愈的《顺宗实录》，那里有大段针对王叔文的批评。
首先来看韩愈对王叔文政治的批评。如，对王叔文任度支盐铁副使的异议，《顺宗实录》卷二记载： 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骤使重职，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为副以专之。《顺宗实录》卷二，马其昶校注本，第703页。阎琦校注本下册第533页。阎氏考异：“除之，之疑当作己。” 又如王叔文任命范希朝、韩泰的真实意图，在韩愈看来不单纯是为揽兵权或者抑制宦官，而是为了巩固自身权位。《顺宗实录》卷五称： 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韩泰总统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顺宗实录》卷五，马其昶校注本，第722页。 谋固权位，关系拥顺宗派和拥宪宗派之间复杂权力斗争的胜败。王叔文等人依托患病的唐顺宗才得以号令四方，颁行政策，宪宗上台必然意味着奉顺宗为主一派的失势。面对拥立宪宗的势力膨胀，王叔文等受到威胁，亦不惜代价谋权以自固。《顺宗实录》中记录了他们朋党控制朝政的过程： （王叔文）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叔文既得志，与王伾、李忠言等专断外事，遂首用韦执谊为相；其常所交结，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日夜群聚。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顺宗实录》卷五，马其昶校注本，第721—722页。从上述友朋结党、任人唯党、朋党弄权的史实，可以看到叔文党的运作方式：第一，网罗“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说明了朋党其他成员与王叔文勾结在一起的原因。陆质等十数人由于求速进而结为“死交”。第二，“因其党而进”，是叔文党不断扩大的方式，凌准、程异等人跟进。第三，“其常所交结，相次拔擢”，不单是兑现了先前的许诺，而且也是扩大权力的需要。朋党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扩充。第四，“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则成为叔文党影响朝政的方式。
从《顺宗实录》看，韩愈对叔文党的朋党做法是抵制和厌恶的。卷四称：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皋、裴均裴均原文作裴垍，《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六月癸丑条《考异》曰：“《实录略本》云：‘寻而裴垍、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又云：‘外有韦皋、裴垍、严绶等笺表。’《详本》‘裴垍’皆作‘裴均’。按裴垍时为考功员外郎，裴均为荆南节度使。今从《详本》。”据改。、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诏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诏而发命焉。《顺宗实录》卷四，马其昶校注本第718—719页。 “朋党喧哗”、“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内外厌毒”、“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这些措辞非常严厉，将王叔文等窃取权力，把持朝政，朋党猖獗的行为看做是受到各方厌恶的劣迹恶行。从这些措辞不难看到韩愈对王叔文朋党政治厌恶的态度。
通观王叔文策划的“永贞革新”，既是韩愈所说“谋兵权，欲以自固”，亦是通过对财政权力等的控制，实现 “谋权以自固”，这可谓王叔文政治措施的重心所在。在朝廷立足并不稳固的王叔文必先扶植自己的势力，“其常所交结，相次拔擢”，方能策划全局性的政治措施。控制财权，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争夺兵权，这都是巩固自身权力的方式。王叔文等谋夺神策军兵权一事，终于引发和掌兵的宦官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导致最终的失败。王叔文发挥翰林学士的特殊作用，积极参预朝政大事，甚至大胆谋划夺取宦官兵权，开翰林学士把握朝政之先，既是中唐社会文人参与政治而惨遭失败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与政治联系的一次突出表现。参见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收入《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第43页。
其次，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批评如下： 叔文诡谲多计。《顺宗实录》卷一，马其昶校注本，第696页。
（王叔文）与王伾两人相依附，俱出入东宫。闻德宗大渐，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同上。
时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内外盛言王伾王叔文专行断决，日有异说。又属频雨，皆以为群小用事之应。《顺宗实录》卷三，马其昶校注本，第705页。 分别斥责王叔文诡谲多计，人品不端；乘危窃政，得到权力的途径不正当；专行断决，把持朝政。
《顺宗实录》点明他们从参与政治之初就来路不正，王伾以书进，王叔文以棋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而有宠，都没有从科举的正常途径入仕，且家世寒微，都不具有唐人正统观念中士大夫的出身，这一点一直为人所诟病。最早指出韩愈看不起王叔文等人的是屈启秋，他认为韩愈重视礼法观念，不满王叔文等的浮薄作风。见《韩愈对永贞内禅评价试释》，《新亚历史学系系刊》第二期，1972年9月，第47—59页。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陆续发表文章认为韩愈持有传统士大夫的偏见，看不起出身寒微的王叔文等。详见蒋凡：《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67—74页；熊笃：《试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兼就今本〈顺宗实录〉的真伪问题与张国光先生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1期，第54—62页；任晖：《韩愈为什么没有参加王叔文集团》，《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第119页。
依附顺宗的王叔文等依托天子权威实施政令，即便被讥笑为“群小用事”，也无损其行政权力。皇太子的册立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它代表了反对势力的崛起。《顺宗实录》叙述不多，仍可以窥见一丝端倪。卷三记频雨之后四月初六行册礼立太子事： 至将册礼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时，天气清朗，有庆云见。识者以为天意所归。及睹皇太子仪表，班行既退，无不相贺，至有感泣者。《顺宗实录》卷三，马其昶校注本，第705页。一旦太子监国就意味二王失势。而宪宗的登基则标志二王等人在政治舞台的彻底落败，那一天是八月庚子（四日），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太子即位。辛丑（五日）改元永贞。壬寅（六日），王伾被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贬渝州司户。
可见，人的品性影响到社会对其政治作为的评价。谋权自固，本出自王叔文逼不得已的选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和人品上被人诟病。韩愈的批评集中在对王叔文小人当政、朋党专权等人品和专权的抨击上，其实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政治权力乃至士大夫群体内权益斗争的反映。
（三）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柳宗元对王叔文的评价
柳宗元对王叔文的评价，与韩愈的评价截然相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将他们的评价进行比较，更容易认识以韩柳为代表的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和他们面对政治现实时的紧张关系。
柳宗元在叙述王叔文的仕宦经历时，每每盛赞其功业抱负： 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柳宗元集》卷一三，第344页。又见《全唐文》卷五八九，第5950页。志主王叔文母刘氏死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是革新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柳宗元此志文作于当年八月，据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80页。此前顺宗已经下诏皇太子监国掌管军国政事，王叔文却不得不以母丧丁忧去职归家，形势岌岌可危。而柳仍直言不讳对王叔文的赞许，称他与太子君臣相得是“以道合”，称赞施政以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
甚至在二王失势落败，柳宗元因此被贬斥永州五年后仍不改其看法。在他与朝中大臣的书信中申明自己参与二王集团的原因时还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卷三〇，第780页。又见《全唐文》卷五七三，第5789页。此处的“负罪者”当指王叔文，柳宗元期待与之“共立仁义，裨教化”。这种评价和韩愈等同时代的士大夫有天壤之别，柳宗元不以士大夫出身和入仕途径为基准评论和要求王叔文，与之亲善的关键在于共同的政治抱负“利安之道”，而且“奇其能”。柳宗元所持观点类似“英雄不问出处”，这观点屡屡见于其著述中，如《咸宜》： 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主之臣，多死寇盗，人曰“祸也”。予咸宜之。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时之非，是以诎，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为幸也。柳宗元：《咸宜》，《柳宗元集》卷二〇，第560页。又见《全唐文》卷五八六，第5924页。 柳宗元为反驳《左传》“六逆之说”而作《六逆论》，更为清晰地说明他的看法：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乱之大本也。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卷三，第95—96页。又见《全唐文》卷五八二，第5881页。 他征引历史： 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亡：旧不足倚也。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96—97页。又见《全唐文》卷五八二，第5882页。柳宗元得出的结论是“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倚”。柳宗元抛弃出身贵贱的俗念旧习，再倡用人之道在于辨别能力高下，唯才是举，故此他和怀有“利安之道”的奇才王叔文合作，共立仁义，裨助教化的行为无可厚非，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四）柳宗元与韩愈在王叔文一事的反差的解释
对于王叔文的评价，柳宗元与韩愈轩轾分明的对立态度，可以从多方面探讨原因。
第一，韩愈是不可能认同王叔文的士大夫身份的，这是他与柳宗元的一个重大不同。如果说单纯以士族门第出身而言，柳宗元的士族门第毫不逊色于韩愈，进士出身也称相当，仕宦的资历难分高下，对士大夫的时代使命和政治抱负也颇有相同之处。柳宗元认为英雄不问出身，韩愈则对王叔文出身多有贬斥。王叔文凭借“棋待诏”入仕，门第不能论士族，只能以扪虱谈天下穷出身的王猛后人自诩。韩愈目之为小人，衡量其所作所为，道德文采无一过人，根本不预正统士大夫之流。
就王叔文本身而言，他在德宗贞元中即因棋艺待诏翰林，侍奉太子长达十八年。依照傅璇琮先生所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一起，是一个有较高层次的文化群体。参见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收入《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第45页。同时，王叔文在顺宗朝充任翰林学士的时间自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至五月，也正是革新措施出台的主要时段，历史记载也一向把王叔文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翰林学士属于唐代知识分子的高层，“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荣宠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傅璇琮：《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序》，收入戴伟华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傅先生以为，永贞时期以王叔文为代表的翰林学士参预政治，是有唐以来作为翰林学士直接把握朝政甚至大胆到意图与宦官势力夺取兵权，这在唐代极有代表性。参见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第43页。从王叔文翰林待诏和翰林学士的官员身份以及他在顺宗朝的政治作为考察，王叔文应当属于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无疑，这也符合我们对中晚唐士大夫的界定。
第二，士大夫所属政治集团的影响。韩柳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所以，永贞元年的不同政治利益团体的政治博弈，利害得失和对前途的考量影响着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取向。这就不是纯是非的思虑——这一差别还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他们置于唐宋大背景下来看，科举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当时还处在未完全定型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像宋代那样成熟的程度。这种时代特殊性的考虑，也许是帮我们从头绪万端复杂纷争的困惑中，找到使局势豁然明朗的一条途径。
从政治态度的视角来看，韩愈和柳宗元甚至王叔文等人的追求存在着一致性，但政治态度的一致性的存在，不能忽视现实政治利益的制约。由于韩愈与柳宗元均受到现实政治利益和立场等当时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韩愈等人表现出对王叔文个人及其手段的不满，柳宗元则表现出认同。至于今人未能处理这种现象，则是受到传统政治史考察的局限。如果能够扩宽视野，从政治态度、政治文化的多层面进行考察，将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韩愈在政治措施与政治观点之间看似矛盾的对立，其实是中晚唐政治文化极具时代特色的内容。在记载具体政治措施时，作为史官，他可以透过士大夫群体的视角作出是非评判，虽然也受到政治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但是秉承传统，依据社会反映对事件进行客观记载是其本职。在政治立场上，他既难以摆脱政治利益的影响，也很难摆脱他所处的宪宗朝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甚至也是一种压力，或者在他心里还是一种道义。这时，他站在批评永贞革新的一边。当然，撇开政治利益的影响，从自身的政治态度上，他也不认同永贞革新这样一种“小人”的政治操作方式。刘健明认为，（王叔文等人的行为）“破坏君臣的职分，危害朝廷的纪纲，这是韩愈深恶痛绝的，所以招致韩愈的猛烈的抨击。不明白这点，纯从个人恩怨、个人动机或个人社会地位去考虑，决难得出全面的答案。而传统史书对王叔文等人的改革，贬多于褒，也不能理解为传统史官有阶级偏见或成败论英雄，而是王叔文等人利用患病的顺宗去控制朝政，推行他们的改革计划，在帝制时代，确有僭越之嫌疑，韩愈的评论实代表了这样的看法。”（刘健明：《韩愈对永贞革新的评价》，《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836页）
从韩愈的政治态度来看，对政治活动的评价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具体而言，对事件或者人物作政治上的总体评价是困难的。对于永贞新政他不惮以“人情大悦”来赞颂，表达了相当高的肯定态度。如王鸣盛所说：“愈与叔文，事事吻合如此。”王鸣盛：《说集二·昌黎》，《蛾术编》卷七六，商务印书馆，1958年。但是，对王叔文等既称其“颇自言读书知理道，乘闲尝言人间疾苦”，“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 ，但其不具备门第冠冕和进士身份，只是以“技艺”侍奉的棋待诏而已。辅君行道乃至“致君尧舜”本不是他们的职责，而是韩愈之类政治精英的使命所在。描述王叔文读书知理道前加以“颇自言”，微知文义前加以“自许”，都是韩愈的春秋笔法，大可耐人寻味：暗指王叔文小人出身不合论道，理道和文义都不是凭借“技艺”侍人的小人所能染指领会的。而王叔文一旦乘势而起“专行断决”，则不免窃国小人的讥讽。所以，即便施行善政有益民生，代表精英价值观念的史家也不会对其本人表示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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