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士大夫”的内涵和指向，今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零散。余英时先生认为“士”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他概略地总结：“‘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具体到隋唐时代，他提示我们要关注继续拯救众生愿望的佛教徒，此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余英时：《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于《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包弼德先生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里简略提到：“755年以后活跃的学者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他们是士大夫，与社会和国家保持清醒张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讲，道是挑战现状的手段”，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24页。同时又称：在7—12世纪这六个世纪之中，“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4页。该书第36页，以身份属性来描述士：“对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到9世纪的士，我将称之为‘门阀’（aristocrat），从9世纪到北宋晚期，则称之为‘学者官员’（scholar official），从北宋晚期以来，称之为‘文人’（literaus）。”第37页，按照“社会成分”描述“士的转型”又称：“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包氏指出实际上唐宋的社会转型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
以唐代“士大夫”为专门主题进行研究的，目前所见似只有黄正建的工作。黄正建侧重以两《唐书》作为文本，通过计算机检索的结果比较二者“士大夫”含义的异同。在他看来，初唐“士大夫”的含义沿袭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而后逐渐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这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参见黄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9—124页。
我们这里选取韩愈、柳宗元文中出现的士大夫作例证，以具备文人、官员二重角色的韩愈、柳宗元作为典型，来理解唐人观念中的士大夫，并进而探索政治态度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演变的迹象。
（一）唐代士大夫少见“士族”的含义而较多近似公卿大夫之意，
且对文学、经学等文化素养有要求从《全唐文》检索，韩愈、柳宗元的文字中士大夫的含义少见“士族”的含义。文字中少见这一层含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韩、柳的文本更多体现了“士大夫”一词在唐代的变化，而不是继续沿用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的含义。韩、柳文字中“士大夫”的含义较多近似公卿大夫之意，如：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全唐文》卷五五四，第5609—5610页。又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68—669页。
今以子之志，且学而文之，又当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从容以行，由于下，达于上，旁施其事业……柳宗元：《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柳宗元集》卷二四，第639页。又见《全唐文》卷五七八，第5878页。 具备文学、经学背景的文臣也是韩愈“士大夫”的一层含义。韩愈作《施先生墓铭》： 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之子弟，时先生之说二经，来太学，帖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死，二经生丧其师，仕于学者亡其朋。故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归衣服货财。韩愈：《施先生墓铭》，《全唐文》卷五六六，第5731页。又见马其昶校注本，第351页。 说明“朝之贤士大夫”与任教太学十九年的施先生考问经义讨论学问，与之生而交往，死而相吊。此类贤士大夫必然在朝为官且具有相当的经学造诣。
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称： 张道士，嵩高之隐者，通古今学，有文武长材，寄迹老子法中，为道士以养其亲。九年，闻朝廷将治东方贡赋之不如法者，三献书，不报，长揖而去。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韩愈：《送张道士序》，《全唐文》卷五五五，第5621页。又见马其昶校注本，第268页。此处京城士大夫既然多以诗为赠，可见具有相当的文学才能。
又如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王氏子某，与余通家，代为文儒。自先天以来，策名闻达，秉毫翰而践文昌。登禁掖者，纷纶华耀，继武而起。士大夫掉鞅于文囿者，咸不得攀而伦之。”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柳宗元集》卷二一，第583页。又见《全唐文》卷五七七。柳宗元以文学出众的士大夫也不能比肩来突出王氏的才华过人，士大夫在这里和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二） 韩愈文中论“士大夫”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士大夫的官员身份，
进士科举的背景也是韩愈“士大夫”的一层含义韩愈《送杨少尹序》：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韩愈：《送杨少尹序》，《全唐文》卷五五六，第5623页。又见马其昶校注本，第274—275页。这里出现的士大夫，显然不仅是士族或公卿大夫之意。联系此句前后文，“以官为家”说明了官员身份对于唐代士大夫属性的重要性，韩愈此句“中世”所指不明，但从文中内容看应为汉之后，包括唐代在内。“罢则无所于归”是形容为了仕途前程离开家乡的士大夫致仕或罢官后脱离乡里无从安身的境况。士大夫身份与官员背景如此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与唐之前的士大夫更为强调的士族出身有了差别。需要重视的是，从上述材料可见，唐代士大夫为了求仕而离开乡土即便致仕罢官也少有还乡，甚至终其一生乃至后代都迁居他处彻底远离故土都是普遍现象，所以韩愈才对杨少尹致仕还乡之举大加颂扬。这一点与受科举制度影响，不少家族迁离祖居乡里，而移居长安、洛阳两京附近的社会流动变化有关系。进士无论是由唐前期看好的“东西两监”抑或后期推重的“京兆、同、华”举送，都是士大夫家族选择“萃居京华”的要素，并逐步由门阀贵族转变为官僚世族。韩愈所论，不仅可见官职身份与士大夫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可看到这是在科举制度作用下，士大夫家族多迁居京城，成为纯官僚而消失其地方性的普遍现象。毛汉光对此现象总结为“士族之中央化”，参见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之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上海书店，2002年，第235—337页。
从韩愈的描述来看，唐代士大夫身份与官员背景联系更为紧密，而且士大夫为仕途而脱离乡土移居京华等他处，甚而终身不复还乡也更为普遍。这些变化应当放置在中唐时代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科举带来的影响中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所指的士大夫还集中体现出一些独特特征。在他使用的“士大夫”一词中，有相当明显的反映。韩愈所指“士大夫”的明显特征是强调进士背景。下面引文之士大夫，均与进士有了相当的联系。
韩愈《答刘正夫书》：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耶？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韩愈：《答刘正夫书》，《全唐文》卷五五三，第5600页。又见马其昶校注本，第206页。此段文字，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为士大夫的含义显然是“举进士之先进者”，大致应是已经通过进士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身份的前辈，二是韩愈自身属于“举城士大夫”之列，而且作为“举进士之先进者”的典范，热情接引后辈而享誉京城。所谓“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云云，这种进士先达者接引后辈举子投谒，已然是“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的普遍现象，韩愈独享盛名应当是由于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和诲人不倦的态度。科举进士对于举子的诱惑，不单是名扬天下，更为世人看重的，还有科考及第获得出身后获得官职的可能。
（三）韩愈、柳宗元的“士大夫”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
评议人物方面，士大夫也承担起了一定的舆论主导作用。韩愈议论道： 比四世官不过县令州佐，然益读书为行，为士大夫家。……公内外行完，洁白奋厉，再成有家，士大夫谈之。韩愈：《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六三，第5706页。又见马其昶校注本，第542—544页。 韩愈所谓士大夫之论和士大夫之行，是借舆论评议，强调道德操守。柳宗元《宋清传》中有关“士大夫”的一段文本，则进一步印证了韩愈所谓“士大夫”的道德蕴涵。在将盛行成风“炎而附，寒而弃”的“市道交”作批判后，柳宗元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柳宗元：《宋清传》，《全唐文》卷五九二，第5983页。又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72页。这里，“居庠塾乡党”而称为“士大夫”，尽管是自称，尽管未必具有官员背景，但是，柳宗元依旧使用了“士大夫”一词。是否在官场，不是判定“士大夫”的唯一标准。但是，强调他们应当具备官员素养，尤其应当具备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操守，这是柳宗元强调的重点。针对士大夫深受“市道交”的影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柳宗元将之与普通市药人宋清“取利远，远故大”作对比，为操守本应远在“市人”之上的士大夫的道德沦丧悲痛不已，希望士大夫具备文化素养，具备道德操守。他在《观八骏图说》一文还说：“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而凊，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柳宗元：《观八骏图说》，《全唐文》卷五八四，第5901页。又见《柳宗元集》，第469页。直称不足为士大夫者和足为者，外貌衣食无从分别。在此，“不足为士大夫者”当然不应是士族之意，从文化素养、道德操守层面来区别“足为士大夫者”和“不足为士大夫者”，更为合理。
正如韩愈所称，那位陕府左司马李郱“益读书为行，为士大夫家”。见前引韩愈：《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六三，第5706页。李郱先人四世不过县令州佐的低微官职，现在“读书为行”便是“为士大夫家”，文化成了更为基本也更重要的要求。韩愈、柳宗元这种对于“士大夫”的解读，更近于宋人，已经完全不同于门阀时代对士族“官宦”的要求，这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韩、柳观念中“士大夫”的含义，也对中唐以后“士大夫”含义的发展，对这一群体全新的发展趋势的理解，提供了例证。
就笔者之见，士大夫与科举尤其是进士之间的联系是中晚唐出现的新现象，这使得中晚唐的士大夫具有了更为鲜明而独特的特征。这一点和科举出身在唐代官员所占比重有着一致的变化趋势。据刘海峰以两《唐书》有本传和附传的官员为群体抽样的统计，唐前期科举出身者245人，占唐前期官员总数899人中的27.8％；唐后期科举出身者389人，占唐后期官员总数905人中的43％之强。“这说明无论是前期或后期，科举出身者都是任官的主要途径，且后期科举出身者在入仕中的比重较前期上升许多。”参见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9页。另据吴宗国统计，贞元、元和年间，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科出身者担任：顺宗至武宗（805—846）期间，进士出身的左右仆射21人，占总数的70％；进士出身的六部尚书73人，占总数的54％，而且此后比重更大。同时，作为官员最高层的宰相，自宪宗朝开始，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终唐未再变化。吴先生进而指出：“唐后期把进士科作为选拔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说明对高级官员的学识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宋以后中下级官吏一般也由科举出身，则说明对整个官僚队伍的学识文化水平比唐以前大大提高了一步。”详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0—183页。由中晚唐出现的士大夫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的联系来看，我们可以更为感性地触及肇始于中晚唐而成熟于宋代，具有科举官僚背景的士大夫群体成长的轨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