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系统地论述过北魏的胡化、汉化与其兴亡的关系：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为，实亦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时，其鲜卑旧族如穆泰等其对于汉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亲子如废太子恂亦“谋召牧马，轻骑奔代”，则鲜卑族对汉化政策反抗力之强大，略可窥见，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辞南侵，遂成迁都之计者，诚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7—48页。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有对北魏前、后期汉化的论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5—224页；李松涛在其博士论文《唐前期华北社会文化趋势研究——兼论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也指出：“北魏（386—534）自建立帝国起，种族与文化二问题便是统治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并在第二章简述了北朝后期至隋末唐初的文化潮流，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论文。 北魏孝文帝的积极汉化导致六镇之乱的文化反动，而使社会一蜕而逆转为胡化。北周、北齐俱以北镇流民创业，北齐的鲜卑化、西胡化也影响了当时华北社会的政治格局，进而影响到隋唐的历史；可参考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八篇《北齐的鲜卑化和西胡化》，第247—254页；相关论文可参考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第78—94页；孙同勋：《北魏末年与北齐时代的胡汉冲突》，《思与言》，卷二第四期，1964年11月，第35—39页；萧璠：《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及其背景》，《食货月刊》第6卷第8期，1976年11月，第13—31页，收入邢义田等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五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60—185页；许福谦：《东魏北齐胡汉之争新说》，《文史哲》，1993年第3期，第26—29页；王小甫：《试论北齐之亡》，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六，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20—160页。此外在《北齐政治史研究——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七十五，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年）一书中，作者吕春盛也注意到了胡汉问题，并着重揭示了胡汉冲突在整个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含义。西魏、北周宇文泰实行“关陇本位政策”（包括充实物质之政策和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101页。对于宇文泰仿周礼建设制度之是非成效，陈先生虽以非其文章主旨及范围而置之不论，但仍然承认其“能收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同上书，第100、102页。
然而，北周的开国制度在宇文泰死后不久即发生了变化。陈寅恪先生指出：关中本位政策“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至其子（武帝）并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讎敌国之所染化”；“周灭齐不久，即已采用齐之制度”。同上书，第20、49、63页。此处所说的“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辅成宇文氏霸业之创制，即指“关中本位政策”无疑，而“非驴非马”应指“关中本位政策”的既胡且汉，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页。笔者认为，此种政策的发展方向其实侧重“汉化”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形胡实汉”的政策。之所以说宇文泰所采取政策乃“形胡实汉”，可以看陈寅恪先生自己所说的一段话：“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宇文泰当日所凭借之人材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氏抗争，则惟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同上书，第140页。此外，如前所述，在宇文泰之后，政治制度已经有所变化，乃至灭齐之后反用齐制，笔者认为这正是关中本位政策“汉化”趋向演进的必然。
隋文帝杨坚著籍弘农杨氏，杨隋、李唐先世郡望均因宇文泰施行“关中本位政策”而被改易，参《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9—200页。协助他修治国政的谋臣主要有苏威、高颎。苏威系出武功苏氏，为关陇汉人世家；李延寿：《北史》卷六三《苏绰附苏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引正史均为此标点本），1983年，第2229—2248页；还可参考《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6—20页。高颎自言渤海蓨人，为入关的山东武人。《北史》卷七二《高颎传》称其“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第2487页；谭其骧认为其祖属可能出于高句丽，见前引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附记》。他们都属于“关陇集团”内与北镇武将合作的汉人豪族。杨坚掌握政权以后，颁布过两道重要的政令：
（一）取消所赐西魏、北周功臣的鲜卑姓氏；
（二）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复行魏晋官制。
第一道政令是在杨坚讨平尉迟迥等人叛乱、翦灭宇文氏诸王以后，颁布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二月壬子，已是其受禅称帝的前夕。第二道政令则颁布于隋文帝即位之后。这说明，北周后期，关陇汉人期望打破北镇武将集团的垄断，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周宣帝暴崩，权力真空，汉人豪族便发挥力量，共同拥戴与汉人关系密切的外戚杨坚，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本位的隋朝新政权。新政权以继承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自居，力求打破以武将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参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页。
这些都进一步显示了关中本位政策的发展走势。至隋炀帝杨广则表现出明显的南方化倾向。
隋灭陈后，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资治通鉴》卷一七七，第5530页。由是引发陈朝旧境叛乱，其中文化、地域为叛乱发生之两个重要因素。在杨广任扬州总管的九年间，为了“缓和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方成为忠于隋室忠臣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采取了许多措施，“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炀帝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炀帝的个性和生活作风》等相关内容；同时可参考汪篯：《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收入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288页。炀帝所采取的激进南方化的措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是此后南方再未发生反隋的叛乱，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隋朝的灭亡。“隋末在表面的政治动乱掩盖下，实际却引发了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文化冲突。正因为如此，有着胡化色彩的关陇集团才与源自胡族寒门后裔的山东豪杰结成了统一战线，连手以武力推翻了杨隋政权，共同遏止了隋炀帝引领的急剧南方化即汉化的社会进程。”李松涛：《唐前期华北社会文化趋势研究——兼论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第30页；曹印双：《唐代政治文化研究论稿——以史籍及墓志史料考察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9页提到：“隋炀帝加速以扬州为中心的汉化进程，再次引发了以强大胡族突厥支持的山东区域、关陇区域胡汉交融政治势力的反动，主要称臣势力有李渊、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高开道等，突厥通过他们宰制了北方局势，暂时取代原来隋朝东亚霸主的地位，胡化区域线大幅度南推，这股逆流阻碍了胡汉文化合流的发展趋势。”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在北朝直至隋唐的较长历史时期内，胡汉问题始终是当时政权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这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9页。
在中国社会由分裂回归统一的过程当中，面临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等问题，其表现之一即所谓胡汉关系问题。现在，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体质与文化特征并不是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而是人群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族群是一种主观的认同，可以通过想象的共同血缘“起源”等共同历史记忆的重塑来建构。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安德森也认为民族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历史的‘叙述’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个群体的认同或凝聚可以通过主观的想象来实现，这为我们重新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族群迁徙整合，政权由分裂趋向统一，群体或政权的凝聚更需要依靠其内部成员的相互认同来实现。孝文帝汉化，引起内部认同危机，激起六镇之乱；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目的在于营造其内部紧密的情感联系和对外的异己感；隋朝重归于统一，隋炀帝的激进南方化未能解决更大范围内的认同和凝聚问题，激起隋末动乱；唐太宗又以“形胡实汉”来重新对待这一问题。我们看到北魏至隋唐似乎演生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解决问题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历史演进表现为倒退，以否定形式（双重否定）来实现肯定。可以说，孝文帝汉化激起六镇之乱，于是有宇文泰的“形胡实汉”（退回到初级阶段）来加以纠正；隋炀帝激进的南方化（汉化）激起隋末动乱，于是有唐太宗的“形胡实汉”来加以纠正。“形胡实汉”实际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整合方式，甚至是向对立面实行开放，“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它可以使传统文化敞开接受异质文化，“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从而获取生命力，实现创新与发展。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消极或倒退的‘发展’”，即“政治体系的能力会衰退或负荷过重，角色和结构会萎缩，文化可能会倒退到比较传统的倾向模式”。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从上面的简单阐释即已窥见当时政治文化状况之一斑。如前面所说，政治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受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的影响。此外，政治文化还受环境和政治局势的影响。如陈寅恪先生在谈到隋唐制度渊源之西魏、北周一源时，即指出：北周之创作，“若就地域而言，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页。并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乃“宇文泰凭借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立”，在此局势下，为了达到“与雄踞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关中本位政策。然而，关陇、山东、江左三足鼎立的局面很快就以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灭齐而被打破，其后，隋继北周而立，并于开皇九年（589）灭陈，结束了长久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全国重新归于统一。政治局势变化，分立趋于统一，社会文化中原有的胡汉问题并没有马上消失；而在政治统一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如东与西、南与北的关系问题等。关陇集团地方政权一变而为全国统一政权后，与原山东、江左旧境各种势力之间关系的处理问题，山东、江左关于士庶清浊的观念与关陇军事贵族观念的差别和矛盾，以及对贵贱清浊的看法等都成了新的社会问题。隋朝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既为继其而立的唐朝提供了经验，同时也有惨痛的教训供其吸取。
大唐在隋末动乱中崛起，消灭、兼并各种势力，使政治上重新归于统一。面对仍然存在的种族、文化问题，加之与之相关的胡汉、文武、东西、南北、清浊可参看郑有华：《唐代的“清流”及其变化初探》，北京大学历史系2002年硕士论文。贵贱的关系问题，不同集团各持什么态度，其观念有何变化及变化对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是现代比较政治学常用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它强调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一个政治体系，不能只看其在某个特定时期内明显展示的情况。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行为，而且更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见前引《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26页。产生了哪些影响，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观念及其变化，都是值得研究的。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要维护其既得利益，又要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系就必须考虑创新与整合，唐初政治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就在胡汉、文武、清浊、贵贱、东西、南北各方所表现的张力与互动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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