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志》著录《河洛》类只有《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本注曰：“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亡。”显然，《隋志》作者见到的《河洛》之书已不全了，完整的目录也未见到，因而说不清四十五篇的全部篇目。《文选》李善注引用了《河图》类的《括地象》、《帝览嬉》、《帝通纪》、《著命》、《闿包受》、《会昌符》、《龙文》、《玉版》、《考钩》，清人汪师韩认为这些就相当于《河图》九篇。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一“纬候图谶”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钱塘汪氏刻本。安居香山认为，此说虽缺乏坚实的证据，但这九篇“确是《河图》各篇中最可信赖的资料”。说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页。清人蒋清翊考得《洛书》类的《甄曜度》、《灵准听》、《宝命号》、《录运期（法）》、《稽命曜》、《摘命（亡）辞》六种。安居香山亦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现存的《洛书》篇目中这六种较为可信。 同上书，第68页。钟肇鹏则认为《洛书》六篇中无《稽命曜》，而有《洛罪级》。钟肇鹏：《谶纬论略》，第73页。今天尚可见到的《河图》篇目共有四十余种，《纬书集成·解说》统计为42种（第67页），《谶纬论略》统计为40种（第71—72页）。《洛书》篇目共有十余种，《纬书集成·解说》举出11种（第67—68页），《谶纬论略》举出13种（第73页）。除上面提到的十六种外，还有三十余种。安居香山指出：“它们中的许多是六朝以后的伪作，或是篇名的误写”。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67页。此说大致不错，但《赤伏符》、《合古篇》、《秘徵篇》、《提刘篇》等见于《后汉书》、《续汉志》的篇目，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九圣之所增演”的三十篇或有残存其中者。
关于《七经纬》篇目，《后汉书》卷八二《方术樊英传》李贤注有一种说法：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徵》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此注所举只有三十五篇，所缺的一篇，有人认为是《礼》纬《默房》，也有人认为是《孝经》纬《左右契》或《春秋》纬《命历序》。参阅钟肇鹏：《谶纬论略》，第35、60页。李贤的《后汉书注》是他作太子期间（675—680）召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等学者共同完成的，《旧唐书》卷八六《章怀太子贤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832页。其中只有刘讷言是当时著名的《汉书》学家，《旧唐书》卷一八九《儒林传》，第4956页。其他人学术背景不详，所提供的《七经纬》篇目也未载明出处。陈槃便怀疑其真实性，认为“贤注三十六纬之目，东拼西凑，无以充其数，故止于三十五篇也。”见氏著：《谶纬释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313页。
《隋志》著录的七经纬有《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孝经勾命决》六卷、《孝经援神契》七卷。另有《礼记默房》二卷，不知是否属《礼纬》；有《孝经内事》一卷，不知是否属《孝经纬》。《春秋纬》全然不见，只有汉末人郗萌“集图纬谶杂占”而成的《春秋灾异》十五卷。本注曰：“梁有《春秋纬》三十卷，……亡。”《隋志》作者已见不到完整的《七经纬》，对三十六种篇目也未一一举出。《隋志》又说：八十一篇之外“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似乎认为《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和《孝经》纬《勾命决》、《援神契》不在三十六篇中，与李贤注的说法不同。
《隋志》成书于显庆元年（656），早于李贤注二十余年。《隋志》的作者已不知《七经纬》三十六篇的确切篇目，李贤等人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赵翼《陔馀丛考》“后汉书注”条：“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昭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中华书局，1963年，第110页。原文“昭”误作“昉”。今据《梁书》卷四九《刘昭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92页）改。李贤注中的《七经纬》篇目或许来自南朝旧注，但其可靠性仍无法确定。今天尚能见到的《七经纬》篇目超出李贤所列之外的还有数十种，见《纬书集成》和《谶纬论略》相关部分。它们是否都属于三十六篇之外的“杂谶纬”也难以断言。
张衡所谓“八十一篇”究竟包括哪些篇目今已无法确定，但东汉时的谶纬有个朝廷认可的八十一篇的定本存在是肯定的。《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元元年条明确记载：“是岁……宣布图谶于天下。”自此以后，再造图谶便属非法。《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永平十三年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同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载其事曰：“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此事还涉及济南王康。《光武十王传》：“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明帝纪》又载：永平十六年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 ……所连及诛死者甚众”。《光武十王传》载其事曰：“有上书告延……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同书卷四〇《班固传》还提到：“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这几桩大狱都与图谶有关，张衡所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也许就是指此类事件而言。可见自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八十一篇成为定本，于此之外再行造作便是大罪。自明帝惩处三王之后直至汉末禅代之际，公然造作谶纬的事很少发生。除朝廷厉禁之外，张衡所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也是原因之一。无所容篡，李贤注：“谓不容妄有加增也”。《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1912、1913页。前述汪师韩、蒋清翊、李贤等人的说法，则为我们大致勾画了这一定本的轮廓， 那么这些谶纬又是何时形成的？张衡疏中自“谶书始出”至“哀平之际也”，都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考证。其中自“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至“成哀之后，乃始闻之”一段，说的是成帝以前不见有人称引谶纬，刘向父子“亦无谶录”。然而众所周知，秦始皇时曾出现“亡秦者胡”、“今年祖龙死”、“始皇死而地分”等谶语；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52、259页；《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400页。昭帝时“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亦为谶语，眭弘（字孟）则做出了“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的解释。《汉书》卷七五《眭弘传》，第3153—3154页。更重要的是刘向父子虽无谶录，但于术数略天文种著录了“《图书秘记》十七篇”。见《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65页。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曰：“《艺文志》所载书名、篇数、卷数，本诸《七略》，《七略》本诸《别录》，无大异也。”（《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制版，第2页）
案“图书”一词在汉代或泛指官府中的图籍文书，如《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或为《河图》、《洛书》之简称，如《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有“麟凤在郊菽，河洛出《图》《书》”。或特指谶纬，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燕人卢生……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续汉志》卷二《律历中》载章帝诏，引《河图》及《尚书》纬《琁玑钤》、《帝命验》之文，既而曰“每见图书，中心恧焉”。“秘记”一词的用法与“图书”大致相同，有时泛指官府图籍，如《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汉成帝置尚书五人，“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有时亦特指谶纬，如《后汉书》卷三〇《杨厚传》：“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临死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杨厚“少学统业，……晓读图书”。文中“图谶”、“秘记”、“图书”皆指谶纬。“秘记”有时又称“秘书”，亦指谶纬。参《汉书补注》卷三〇《艺文志》“图书秘记十七篇”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898页。刘向父子著录的《图书秘记》十七篇，当然不是泛指官府图籍文书，因而很可能是谶纬。
刘向校书时，成帝还命谒者陈农为使者，“使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10页。这十七篇《图书秘记》或许就是陈农搜集来的，其中多有言及天文星象的内容，故被刘向归入天文种。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图书秘记十七篇”条曰：“《续汉志》、《晋志》、《帝王世纪》、《通鉴外纪》皆有黄帝受《河图》作星官之文，意者天文家取《河图》、《洛书》中所有如《稽曜钩》、《甄曜度》之类录为是书。”《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制版，第146页。其说可以参考。又《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载张满反叛失败后叹曰“谶文误我”，而《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载张满此语作“为天文所误”。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有“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之语，袁宏《后汉纪》则作“上之姓号具见于天文”。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下册，第78页。可见谶纬有时就被称作“天文”。参任乃强说，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34页。
张衡对上述事实肯定是知道的，所作《思玄赋》有“嬴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一句，即指“亡秦者胡”而言。《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1924页。因此，他说秦汉之际“莫或称谶”，夏侯胜、眭孟“无谶一言”，不是指零星的谶语尚不存在，而是指属八十一篇系统的谶纬尚处于“始出”阶段，“知之者寡”，故不见称引。《汉书》卷七五《李寻传》载寻语有“五经六纬，尊术显士”一句。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六纬，五经与《乐》纬也。”张晏曰：“六纬，五经就《孝经》纬也。”（第3179页）清人阎若璩认为据此可“知成帝朝已有纬名矣”。（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五九《张衡传》，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第668页）但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攽据上下文提出疑义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说五经？盖谓二十八舍。”又引官本考证云：“刘攽驳颜，其论甚合。”王氏进而指出：“案《天文志》，太微廷掖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五帝者……盖即五经，六纬者，六诸侯。《天官书》同。盖汉世天文家说如此。”（第1381页）刘攽、王先谦等人的解释虽缺乏根据（说见李学勤：《〈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但从上下文看，将“五经六纬”理解为某种天象，仍有一定道理。所以，“成哀之后，乃始闻之”一句应理解为：属八十一篇系统的谶纬自成帝、哀帝后才开始大量出现，并为人们所知。
自“《尚书》尧使鲧理洪水”至“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一段，是关于谶纬大量出现于哀、平之际的考证。这段文字文意不太通顺，不知是否有错简。但仔细分析，仍可看出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自“《尚书》尧使鲧理洪水”至“尧受命”，下接“一卷之书”至“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说的是谶纬内容自相矛盾，决非圣人所做，而是后人伪造的。第二层自“《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至“讫于成帝”，下接“至于王莽篡位”至“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说的是谶纬中出现了战国之人和西汉成帝以前之事，而对成帝之后的事，包括王莽篡汉这样的大事，却只字不提。由此判定“图谶成于哀、平之际”。
对这段考证中的共工和公输班两条，有学者提出质疑。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四曰：“共工治河，事见汲郡《竹书》及《周语》，在鲧前。而张平子驳之，非也。”又引吴仁杰《补疑》曰：“《礼记》：‘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尚幼，般请以机封。’般与班同，则公输班正出春秋时矣。”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1994年，第4册，第170页。参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第668页。但这些质疑并不能动摇张衡的基本结论。特别是谶纬中出现的西汉皇帝至成帝止，不见哀帝、平帝及王莽，确是谶纬大量形成于哀、平之际的有力证据。此疏限于篇幅未将相关考证充分展开，但张衡是东汉顺帝时人，所见八十一篇不仅完整无缺，而且尚未掺入后人继续编造的内容。他对待谶纬的态度也比较公允客观。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对他的看法整体上应给予充分信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