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很快都知道我外公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越来越跟不上我哥哥姐姐了，甚至还不如这边那些守传达室的，但已年迈的他还是一趟趟地往上海赶，谁都劝他不住，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甚至非常可笑的事，就像当农民的放着自家菜地里鲜嫩嫩的蔬菜不割，却跑到菜市场里去花钱跟人买那些叶子都有些萎了的青菜一样。
他最后几趟回上海，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积极主动地提出来去车站送他。而我那时候已在县城里工作，过完年假坐车回单位时正好可以顺便送送他。我们一起坐上那趟从小镇到县城里的班车，一路上，他虽然没有怎么跟我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甚至还对我产生了一种敬畏，虽然他从未看过我写的文章，但他相信许多人所说的，也认为我是个“很有文墨的人”，并且还是个“上了场面的人物”。在县城汽车站里，我们坐在候车厅里等待那趟去他工作着的那个上海郊县的直达班车发车时，他告诉我他对上海的眷恋和对衰老的无奈，他恳求我以后每隔一两个月给他写一封信，信里除了告诉他家里的近况外，还要我写上几句催他回来，说是已在萧山这边替他找到了一个薪水非常优厚又很适合他的工作。
司机来了。我外公第一个坐上了那辆班车。他上车的时候，双手牢牢抓住了车门，仿佛担心那车会突然把他甩下来，他枯瘦的双腿努力向上攀登的时候，我忍不住用手在他背后送了他一下。他孤零零地坐在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像个孩子一样孤独无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朝我挥挥手，示意我回去。我忍不住一阵心酸，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都快八十岁的老人了，他还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他命定的家乡，孤零零地去另一个地方谋生！
直达车要到傍晚才能抵达那个县城。我给他买了一些水果和牛奶、蛋糕，从车窗里给他递进去的时候，他低低地叫了一声我的小名，再次嘱咐我可以回去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他从未这样亲昵地叫过我，亦从未这样关切地嘱咐过我，我也从未从他的眼神，他对我说话的声音里感受到过这样浓浓的亲情，一刹那，我的眼泪都很有些不争气地要出来了，我觉得不管他从前怎样冷落我，伤害过我，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按他的要求给他写一封那样的信，我能想象得出来他收到这封信后，立即以看不懂我那手行书为借口，拿着信笺纸去请他们的厂长或书记读给他听的情景。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无非只是为了加薪，或引起厂里对他的重视。至少有三五年的时间里，我和他一直都在合谋反复做着这件不为第三个人所知的事。期间我也能隐隐感觉到他在那边厂里的处境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都八十来岁的人了，还碍手碍脚地呆在那里不走，在很多人眼里未免太不识趣了。
如果不是我外公后来摔断了腿，厂方直接派车把他送回来，我们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死心不再往上海跑。据我母亲说他当时被人送回来时，脸呈死灰色，目光绝望，舅舅家和我们家里的人都以为该叫村里的老裁缝给他做寿衣了，但他的伤还是慢慢地好了起来。
在外公作别上海之后，父亲也开始不太听母亲的话了，我估计这也跟父亲年纪大了，荷尔蒙分泌呈下降趋势有关。有一次父亲居然还在母亲面前发了一场大火。那天他饥肠辘辘地从承包地上回来，正是村里许多人家围着热气腾腾的餐桌吃中饭的时候，但家里，呈现在父亲面前的锅灶都是空的，冰凉的，更让他恼火的是，母亲依然没事一样地倚坐在床上一边打毛衣，一边看电视。父亲随手操起一根木棍，拿出他一餐吃满满两大碗米饭的力气，朝那电视机屏幕挥了过去。
这次事件令我们全家和邻居亲戚们的震惊程度不亚于“9·11”恐怖袭击。我母亲在床上躺了两天一夜，作为对此事应有的反应。第三天我外公闻讯赶来跟我父亲理论了，他说：阿拉上海人……
他想说上海人都是非常讲文明的，即使是在处理夫妻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时，上海男人也决不会像我父亲这样动粗。
但我父亲未等他说完，就拍桌吼道：别再拿你那狗屁的上海人身份来压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早已受够啦！上海人又有什么了不起——上海人也有扫马路、冲厕所，也有住棚屋、下了岗跟政府伸手要救助金的，他们住的房子都还不如我们家的卫生间大！再说你又根本不是上海人！
外公胀红了脸，那样子仿佛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阿拉，阿拉哪侬连上海人都勿是？
父亲轻蔑地看着他：你既然是上海人，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养老送终？你老啦，不中用啦，人家上海人就把你一脚踢了出来！
我外公脸涨得都有些紫了，喃喃道：伊拉，伊拉是要留阿拉在上海的，是阿拉自家不愿意，阿拉妻儿都在此地厢……
那些上海佬待你还真不错呀，父亲恶狠狠地讥笑道，你回来后到现在他们连一个电话都没给你打过，你让小枫写给他们的信也一封都没见回，现在干脆连你那点点还不够让人塞牙缝的养老金也不给你寄了，他们还那么客气地挽留你？！
我外公终于灰着脸不说话了。父亲的每句话无疑都触着了他内心的痛处，尤其是父亲提到的养老金。原先我外公刚回来时，厂里还每季度都给他寄一点点养老金过来，虽然数目小得可怜。然而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就再也未能收到从上海过来的汇款单。我外公等待了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终于忍耐不住，让我给厂里写封信过去催一下。信一连写了好几封，却不是被退回，便是石沉大海，只好打电话，又老是不通，后来通过114查询到所在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才知那厂已不存在了。我外公手握话筒站在那里呆了片刻，又急问那厂长呢？对方说被调到村里去当村长了。
我外公于是打通这位新村长的手机，希望他能帮自己去跟有关部门交涉一下，因为当初厂里承诺过他：即使有一天这漂染厂因某种原因不存在了，他的养老金还是会通过别的途径给予保障的。这村长刚进漂染厂时还是我外公的徒弟，刚开始他还在电话里一口一个吴师傅地叫得非常客气和谦恭，表示一定替我外公处理好这件事。外公搁下电话时还抑制不住地满脸都是骄傲和得意。可是又一连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未见上海那边有任何音讯，便再打电话给那位村长，村长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最近很忙，要我外公莫性急，等过了这一阵子，会去有关部门替我外公办理这件事的。我外公不知道“这阵子”有多长，到年底，又忍耐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对方的声音已经明显有些不耐烦，还未敷衍上两句就关了机子。这以后我外公再怎么打他手机，都不见接。
我母亲又建议我外公打电话找严兰芳——那个当年曾使我们嫉妒得要命的上海小女孩的母亲，真没想到我母亲居然还牢牢地记着她的名字！我外公先是什么也没说，过了半天才叹了口气，骂出“戳哪”两个字来。于是我们都幸灾乐祸地猜想他肯定也在这女人那儿碰过钉子了。
我外公喝干了碗底里的最后一滴酒，起身，自个儿收拾起了碗筷。过去他在我家里喝酒，每次没有四五个小时是打发不了的，在这长长的酒宴里，我们即使早已听腻了他在上海的那些见闻和经历，也仍得像一个个小听差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因为要不停地替他热菜、温酒，并且跟碗盏、桌椅和一堵堵的草壁一样无声无息地做他忠实的听众。而现在半个小时就足以打发了。他用抹布往那已撤光了碗盏的桌上抹了又抹，然后咳了两声，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几张信笺纸、一只信封和一枚邮票——每次他让我写信，都会带上这三样东西，似乎这样就表明他并没有欠下我什么。
我执笔，坐在他对面，拿眼睛愣愣地瞅他。他习惯性地用手摸了摸下巴，又摸了下鼻尖，又一次确证了它们的存在，两只手上仍跟过去一样金光闪闪，但我们早已不再稀罕黄金，黄金首饰在我们眼里已显得乡气和低俗，我们喜欢和追求的是铂金、钻石。他见我还未埋下头去写，便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道：还是那眼意思，写得尽量客气眼，最后请伊拉到阿拉乡下来白相。每次写信，他都不忘一再关照我在信末多写上这样一些客套话，这些客套话总让我非常难受地联想起那些搽了厚厚的劣质脂粉守在路边饭店门口招徕客人的女人脸上的笑容：僵硬、虚假而又可怜。
我问他这回把信写到哪里去，他不假思索地说：阿拉厂里厢呀！我告诉他那家厂确确实实已经不存在了，上个月寄出的那封信又被退回来了，他似乎这才终于记起有这么回事，一时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无声。
我抓起那只信封，在收信人地址处先写下了上海两字，然后停住笔，却想了半天也仍未能想出后面该再接着写什么，目光重新落在信封上，眼前渐渐模糊起来，恍然觉得自己刚刚写下的那两个字仿佛两片薄薄的红唇，终于噗地把我外公像瓜子壳一样吐了出来。
（责编：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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