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自己平淡、平静，又深感“为学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这便是梁漱溟此时的心境。事实上，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希望自己有“用力处”。同年12月26日日记写道：“渊以胡乔木报告‘八大’一长（篇）讲（话）见示，分析国内形势及今后经济政治政策方针甚明朗，对于领导只有叹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梁漱溟非常赞赏《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报告中提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梁漱溟非常赞赏：“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认为“八大”决议正确地总结了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从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少年非常熟悉。梁漱溟时年六十多岁，他也爱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并利用去海拉尔休假的机会重读此书，写了一篇读后文章。1955年10月21日，卓娅和舒拉的妈妈柳·季·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曾来中国访问，应邀多次为部队战士和学生作报告，回忆她抚育这两个孩子和他们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秀品质。
梁漱溟文章认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所以亲切感人，是由于其母亲来写，“由是而知其子忠列固自有本有素，非发见乎一朝。正为其琐细逼真而临文无枝蔓，无冗赘，不意存说教，乃所以感人者弥深也。呜呼！此母固不凡矣！慈爱、孝友、忠贞自昔中国人好言之，而如此之文犹不多见，吾是以不能不深深叹美之也。”
坦诚正直、严于律己是卓娅少年时代优良品质的体现，如书中记述卓娅如果不了解的事情，她就说不了解；可是舒拉自尊心较强，很难说出“我不知道”这句话。梁漱溟认为：卓娅的表现，正如中国古人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句话。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着他说：“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
梁漱溟在文中，引了卓娅的日记三则：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契诃夫）。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萨勒）！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高尔基）。
梁漱溟认为，这些日记中的文句，有的词意所指尚难确知，我们引证这些只为指证卓娅常常有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亦有中国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梁漱溟还援引了卓娅的四次事件来说明其意志坚强：1．在白棍儿的游戏上暗自坚持练习以至成功。2．与女友打赌，风雨黑夜独自穿过大公园之森林。3．代数题算不好，坚持算至天明，自己解决。4．担任扫盲工作，无论如何不肯缺一次课。梁的结论是：以我浅测，此固生质之美，要亦禀赋有所偏至。其卒以壮烈毕命，亦是其命则然也。但它却是与不粗率不浅露有关联，亦与前述她时时在勖勉自己是相联的。
梁还认为：卓娅舒拉二人之成就与其父母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指卓娅之父）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是在每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时候是怎样，在欢欣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模仿你的（见原书《夜晚》一节）。
1956年，梁漱溟随同政协委员到甘肃视察约五十天时间，到兰州视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到榆中县、皋兰县视察了农业合作化。
在政协学习会上，梁漱溟谈了此次视察的观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是稳步前进的……农业方面呢，进展得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
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京召集少数知名人士座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梁应邀出席并讲了话，表示了赞成意见。他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以对方为重。”他的议论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周总理在总结时，特别强调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要‘互以对方为重’。”后来，梁漱溟在回忆起这桩事时，若有所思地说：“当时，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周总理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后来成了‘右派’。”接着梁又说：“我犯错误早，问题已经过去，我又没什么‘右派’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因为我同意将广西改为自治区，总理说广西人不了解情况，要我回去宣传需要改的理由。”后来，梁受周总理委托与陈迩冬、陈北生、载涛同行，先后到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与各界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自治区成立而作出贡献。
中共八大闭幕后，梁漱溟最关心的是尽快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但1957年首先开始的确是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梁漱溟注意到，批评者（包括民盟的成员和领导者）绝大部分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的弊病，而真正关系到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并不多。加之1953年的事记忆犹新，梁决定从一开始便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虽然会上、报上的鸣放言论不断增加，梁却态度坚决，不说话，也不提意见；他婉言谢绝了登门采访的新闻记者，不发一言。但他仍未料到从鸣放到“反右派”斗争的变化之快，声势之猛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梁漱溟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等成了“大右派”。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中，民盟成员有3378人（占民盟盟员的10%，超过5%的平均概率）。
诚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对于“反右派”斗争，梁漱溟是想不通的，特别是他的一些老朋友被打成“右派”，使他颇为震惊。对于“右派”的称呼，梁漱溟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法律意义上的罪名，但却可以给人定罪，会导致很强的随意性。1958年梁在一篇检讨中，曾为某某人被定为“右派”鸣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止的。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较高层人士中，有两位已官居中央部长，这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前期，梁漱溟曾与他们共过事。尽管那时为抗日救亡，后来是反对内战，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梁在当时还是感觉到他们学术味不浓，多少有些从政谋私的官气。30年后，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一位召开九十诞辰的座谈会，旨在肯定这位曾被打成“右派”的人物的历史功绩。到会的大多数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没有人提及1957年被定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这时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的梁漱溟作了十分钟的发言，吸引了与会者。梁漱溟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个一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回顾“反右派”斗争，联系到自己，梁漱溟认为：我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可不是预料到后边还跟着一个“反右派”运动，我没有这么高明。梁还认为：这场“反右派”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一年前，中共“八大”作出的《决议》还算不算数？作为一个政党，要改变自己的重大决策，总得通过自己的同一职权的大会吧？
后来梁漱溟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反右”斗争整理发表的著作《关于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梁漱溟觉得，这段结论与中共“八大”《决议》的结论相比较，似乎看不出根本性的变化，毕竟（梁推断）“反右派”是暂时的现象，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则是长久、主要的。
梁漱溟一方面庆幸自己未被划成“右派”，另一方面他后来明白从1953年事件一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6年间，自己一直被当做“反面教员”。
紧接着，1958年中国掀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大跃进”高潮。一时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遍及中华大地。但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灾害与饥饿。
起初，梁漱溟兴奋不已，认为一个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就要来临，加上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对基层情况缺乏了解，这导致他对“大跃进”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翌年，梁漱溟开始写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周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一书（约7万字，1961年完成，梁生前未出版此书，后收入《梁漱溟全集》），梁写此书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中国“八大”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著作（在1964年底一次会议上申述该书论点时，招来批判）。
梁漱溟在该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但这种成就并非是大抓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世界上一切生物或多或少总有它的活动力，而其中活动力最强的莫过于人；一切活动力总在其能以改变其他事物上见之。……人类具有最最强大的活动力，因而亦就具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所具有的两面性，就要求人们注意利用好的一面，防止破坏的一面。而在历史上，阻止和破坏人类好的创造力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灾害，一是人与人的斗争。既然现在人类对于得罪人的灾害基本上都能够克服，则这样的障碍来自于人类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通常为国家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宗教之间等。
梁漱溟认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显然有一些夸张的宣传）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善于引导和鼓励人民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调动并非阶级斗争的胜利如“反右”等，而是唤起人心特别是整体的人心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二十多年后，梁漱溟承认他有些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对人心、对人性的认识与当时带有空想色彩的“左”倾思想联系在一起，加之对当时经济建设有些夸大的宣传，表示在亲属帮助下修改此书稿，后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
该书最后一段话其实说明了他的观点：此书脱稿于1961年1月11日，自1959年1月下旬动笔，首尾恰有两个整年之久。自己复看一遍，感觉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少所发挥引用，而谬先学习之名，却贩卖了自己的思想见解。北京俗语“三句话不离本行”，此文适落此诮。远在1924年我蓄志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腹稿乃至讲稿多有累积，而三十多年总在酝酿中，讫未正式着笔。正式着笔始于1957年，又屡作屡辍，而此文即在其辍笔中动笔。胸中紊回往来者自有其一套见解；有意无意之间辄以己见作说明，譬如戴着色眼镜者所见无非其色一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是有的，不过甚有限耳。在许多地方缺乏发挥，例如关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问题”、“不断革命”等理论，每见人用来说明“大跃进”，而我却没有。
在1958年的政协整风向党交心会上，梁漱溟表示“一定要拥护党的领导，包括一切政策、一切措施、一切号召，都一律拥护、响应、服从”；但“我有一大矛盾，一面想改造，一面感觉改造不了，……这改造不了的就是佛家出世思想”。会上，批评者认为，梁说出世就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对此，梁漱溟解释道：“马列主义在世间法来说完全对，我对它完全承认，没有抵触。问题在于，马列主义不认为有出世这一回事……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梁又指出他拒绝为人民服务是“警告性的善言……思索很久，我愿意亦做些为人民服务的事以自赎。我想到偏远省区乡村中做扫盲工作（梁生在北京又通汉文，可以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
另有批评者认为，梁声言拥护党却不积极参加运动，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对此，梁漱溟也有苦衷，他曾建议少开大会，希望分成小组细谈。“我不满意不痛不痒的这种方式，此议又未获实现，颇感觉难以在这会上达到自我改造的要求。”他也曾三次请过假，结果专门为他开了两次“帮助会”，“领导上号召鼓足干劲而你却冷淡消极”，“这就是不履行义务”。在大家一再追问下，梁漱溟说了心里话：“六年来许多时光在牵制中蹉跎过去，不免此心更急”，不知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在同一“交心”会上，大家强调要交出“黑心”，梁漱溟说他不觉得自己有黑或白的心，只有真实情况可说，这情况就是他有“一肚子疑问”，从一个“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的人”。他认为：“当前最大事实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把过去几十年混乱之局根本消除。不容否认，这正是由善于运用阶级斗争而取得的。”在“交心”中，他还说自己“多少年来就实际在做着反对革命的事，却自以是革命，还以此号召于人。这比之不革命的或者简简单单、反对革命的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它阻挠着革命，妨害着革命，表面上还好像不够反动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
梁培恕认为，所谓“表面上反对革命，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父亲接受了这个论点。一个人责己之心过切，会在愧疚的心情下这样讲。这个论点我在机关里参加政治学习讨论过，我没有表示不同意，但也没有接受。后来知道，这是俄共（布）以及苏共用来批判社会党人的论点。这其实也是“善于运用”，我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欧洲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时，首先设法联合的正是那理论上反动力更大的社会党，20世纪50年代苏联执行缓和政策时又是首先向社会党靠近。自此尔后，我在心里不相信这个论点。
梁漱溟在“交心”中还说，对共产党的拥护有时不很自然：“由当前一切事实所证明，深知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梁培恕认为：这句话又一次告诉我们，是事实使他信服。“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参观梅山水库日记）“听一位女同志说明一切。豫、皖、鲁、苏四省总括规划周密无疑，而人力之发动尤不可及”（参观治淮工程日记）。还有在朝鲜刹了美国的威风之类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使他有生逢盛世之感（梁培恕语）。在我父亲心中，“国”居于什么位置何等重要，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所以他才会习静的时候想起来写一本书说明中共如何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却发现他没有什么想鸣放的。
1960年3月12日，梁漱溟和水利部有关人员来到山东郓城，视察了郓城侯集十二连洼水利改革工程，及郓城城关、武安等地。梁对这一带相当熟悉，其学生陈亚三即郓城人，当年梁漱溟在邹平兴办乡村学院后，曾在郓城的黄安镇办了一所“重华书院”，由时任县长的陈亚三担任校长。
3月12日上午，梁漱溟乘坐的吉普车来到郓城，因他是一个特殊而又敏感的人物，郓城县委没有安排他住进县政府招待所，而是安排住到县政府的某一干部家中。为防止意外，县政府派人带枪随身保护。在听取郓城县委领导汇报后，梁漱溟问此地是否有丰产不丰收的情况。该领导反问什么是丰产不丰收？梁回答说，邓子恢副总理不是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吗。1958年本来是丰收年，但由于运动不断，农民无时间收获或收获甚少，使大部分粮食都烂在地里，导致后来的大饥荒。
午间吃饭时，郓城县专门从济宁市买来了虾、海参等高档菜，并摆了好几桌。梁漱溟见宴席如此奢侈，大发雷霆，责问陪同者：“你们郓城有这样的菜吗？这样太浪费，太奢侈了！”郓城县委领导连忙解释说，郓城是小地方，唯恐招待不好，影响您老的健康。又表示下不为例，由梁漱溟自己点菜。梁说：由我点菜，那只吃白菜豆腐就行。这就是在当地流传很广泛的“梁漱溟罢宴”。
其实，梁漱溟在刚刚视察过的菏泽乡下，已亲眼看到农民家里吃的是又黑又硬的草籽，他知道郓城的百姓绝不可能比菏泽的百姓生活得更好。当天下午，梁漱溟去乡下视察．看到街上有小孩在吃油炸丸子，这在三年困难时期是极少见的，便问孩子油炸丸子的来历，小孩答说是生产队发的；又有一个小女孩说，今天上面当官的要来看看我们吃得好不好，所以发丸子。梁听了心里十分难过。这时有位并不知梁是何人的农民说起了顺口溜：“节节草（当地的一种水草，三年困难时期被普遍用来充饥），拉弦子，生产队里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生产队长用碗挖。赶快吃，赶快咽，别让社员看得见。”梁又看到：三四十个农民拉着一辆牛车，车上装着农家肥料。梁疑惑不解，陪同者说，这是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的表现。梁又问：“那为什么不用牛？”回答：“生产队里正在让牛长膘，不忍心用。”
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梁漱溟在由郓城返回菏泽途中，在黄安公社稍作停留，看了当年“重华书院”故址。梁边喝茶边说：我这次来看一看一个小指头的问题，看来这个小指头的问题还不小。据说梁上车前，口作七言诗一首：郓城历史有千年，春秋战国古城垣。东临阿泽西结鄄，孙膑宋江生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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