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

    1月初，梁漱溟回四川重庆，途中阅读巴甫洛夫学说；1月10日的日记写道：“夜来未能入睡，脑中浮思映出许多杂乱影子。起床后阅《谁是最可爱的人》小册，自思‘仇恨心’在我难得建立，此是我与时人分别处。”1月21日日记说：“自己生活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常常在（觅）事作以遣送时光，随日以责任自课，却不切近里，浮夸不实，多所等待，向外不向里，惶惶然苦无着落，完全是自己没办法的一个人，完全在自己偏僻习性支配下，与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1月17日日记反思：“平常人一旦无事可做，外面刺激不来了，顿感无聊，正为其不能于生命自身之活泼（流）行享有趣味，故不得不仰之于外耳。不厌寂寞，其中必有所存。‘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寻常人不能反身，向外寻乐。其（乐）只有不寻求的，才能‘万物皆备于我’也。然而‘反身而诚’大有深浅不同，只有深‘诚’的，才能有万物皆备之乐。”

    按说，旅途本应是愉快的，梁漱溟在1月15日日记也曾写道：“早起船行至三峡，确是伟观，回忆二十七年恕儿在船上欢跃情况，不禁惘然不可复得矣。”但由于他睡眠不是太好，不禁浮想联翩，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1953年全年，梁漱溟都坚持收听俄语广播讲座，看一些有关苏联法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即便是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3月9日梁到天安门参加了追悼斯大林大会。此时梁漱溟虽当面未得毛泽东同意去苏联，仍未放弃去苏学习念头，并曾于1952年5月和1953年初两次致信林伯渠（第一封致林伯渠转毛泽东），第一封信说：“最近到北京医院检查过一次身体，医生说我一切都很正常而健全，自忖如今不过六十岁，至少还活十几年，所以极想到苏联留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所研究的东西。”第二封信说：“我久想到苏联住半年一年，体会体会苏联社会生活，并考察当初旧俄社会是怎样的，他们近三十多年来建造新社会的过程是怎样的。往者曾函托张东荪先生以此意代陈于主席之前，闻经主席首肯（事在四九年春夏间）。现在是不是能给我以这种机会亦并求斟酌是幸！”

    同年2月，梁漱溟搬回当年父亲在新街口北积水潭小铜井一号自建小院，并办妥了产权手续（直到“文革”开始，被红卫兵强行赶出为止）。从春天开始，梁漱溟常给李渊庭等学生四人讲解《中国文化要义》，持续数月讲完。

    这一年，梁漱溟更加重视理论学习，除了学习《联共党史》《达尔文主义原理》《创化论》《列宁思想伟大力量》《斯大林集》《共产主义道德论》等书籍；还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阅读之后尤为推崇其中四篇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与时局》《论联合政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第一篇讲领导方法，第二篇是对共产主义历史的总结，第三篇谈对未来建国的方针，第四篇将精兵简政和反驳有人攻击共产党不施“仁政”的问题，恰与梁漱溟此时的想法有契合之处。

    梁漱溟常常不自觉地把学习理论所得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如他1953年4月19日日记说：“忽悟‘斗争’广泛之说法，只以证明其对象一例看待隐含大错误；对象应分物质，生物（动物）和人之三或四种不同。有人对自己斗争亦当别论。不同等之斗争应分别看待而各有定名。”5月10日日记说：“唯知性而后能率性，率性而后能践形，践形而后能尽性。此学务在力行，不在讲说，践履既真，义理自然浃恰。一切时一切处能做得主宰，不被物移，不被境牵，方有受用。像山亏得力处便觉省力，向上愈简要是也。”7月1日日记说：“在科学中（理论中）自己蔽于主观偏见亦即是混主观于客观之中，就在这时候它的实践已经脱离了主观能动性而不自觉地落后于被动了（因为此种偏见是出于机械性）。‘将意识视作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是反映吗？还是多一点呢？可以不可以有‘反应…？7月3日日记说：“中国理性早启，对众人恒由贤哲来领导，就开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机；从身体出发，走阶级斗争之路者与此相反。理论与实践--理论纳绎客观规律而实践则要在凭此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7月19日日记说：“心（主动性）的发展在生物界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在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中从低级文化到末后共产主义社会文化，一切都是不断地向上提高，愈来愈不同。因此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做自始至终都是一般的，把对自然界的斗争和对人的斗争，把对物质的斗争和对动物的斗争都看成是同等不分的，那么就不对了。心（主动性）的发展在前后各阶段上亦不是同等无差别的。其中亦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情形，即从某一阶段突然增大。”

    有意思的是，在梁漱溟9月发言的一个半月前，在其7月23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为什么能以你的道理说服人？人为什么被你说服？人类共同的理性在此。此理性之流露发挥是否有条件的呢？当然有。是否受到绝对限制，不可能有所流露呢？当然不是。”一周后的7月30日日记记载：“午后三时范朴斋来谈，谈列宁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斗争，忽忆及列宁传记应重读。”8月31日日记说：“身心即阴阳，即动静。由身到心，又由心到身，如是往复不已。本来好像是阴静而阳动（阴受而阳施），但其实阳静而阴动（施必出于静，受必伏于动之中）循环相通不可分割。”

    以理服人和被人以理说服，成为梁漱溟思索、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他并未料到他在1953年9月中旬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那场风波之后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当时官方发布的文件也未公开。直到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其中有《批评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使读者对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有一点了解。又过了十年，梁漱溟才对采访他的中外学者说出当年所发生事情的详情：多年来，梁一直不愿意细谈这件事，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梁之所以不公开，是顾虑另一位当事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梁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才促使毛泽东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梁的顶撞在先，才有毛泽东对梁的批判在后。梁认为，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泽东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梁也只粗略说几句，而不愿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些事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有回顾这件事的条件了：第一，毛泽东已经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再搞什么政治运动，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的问题，大都能采取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而且自己已经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梁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让我们回溯一下这个事件的全过程。

    1953年是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6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发言不慎，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经过情形，据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一文里的记载，略记如下。

    9月8日，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开小组会，梁发言大意为：这个总路线全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同日下午，继续开常委会，主席、周总理询问各组讨论的情况，要大家发言。梁建议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汇报，无须每个人重复发言，当然个别愿意再发言者仍可自由发言。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散会时，主席和周总理走过梁的座位时，向他致意，希望他明天发言，梁接受了。

    9月10日，继续开会，有东北、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联的负责人次第起来发言，表示拥护公私合营的政策。发言十分踊跃，距散会时间不远，梁即写一字条送交主席，说明他可改用书面发言交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前，周总理对梁说，会期将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梁又应承了。

    9月11日午后，继续开会，梁漱溟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

    几天开会，三报告，进入有计划地建国，兴奋。由岗位不同、过去不同而感想意见不尽相同。但都很好，有帮助。我个人由于（是）政协一分子，和由于过去不同的经历亦有其意见。

    我个人曾是有这样一梦想的人：开展一大建国运动。虽然四十年前追从旧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经济改造、社会改造，那是没有计划建国的。但对旧民主放弃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败之故而觉悟。各位亦许知（道）我做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是）政治改造，而认（为）经济政治分不开。改造社会我有这样一想法：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而经济改造呢，亦不是盲目发达生产，等到发现问题，再来推行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应从生产合作化，经济生活社会化，使两面俱进。总起来：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主义同时完成。那时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但我们要有计划地建国，不走欧美旧路则千真万确。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对报告有这样（的）问题：李（富春）的报告给发展重工业一点消息，周（恩来）的报告揭知私营工商业改造一些方法步骤等。但除此而外，如“相应地培养……发展……”那许多亦已经有了计划呢？（那么）这些计划是不是亦交付讨论呢？同时要配合照应的、结合的、扣和的，那许多方面，属于经济的，或不属于经济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设想应当整个一套，全面有系统（如李富春言），因为相互关系……我推想必有整个计划，方方面面照顾无遗。是否亦给大家来参酌、来协商--以上一个问题。

    ……现在无时间讲，扼要的一点意思即必须把群众工作做好．启发其自觉，让他发出一种积极性，如此建国才有根本，如此才称得起“建国运动”，而不是你建你的国，或者被拖着走，蒙在鼓里莫名其妙，人各一心，而不是大家一个心。大家晓得在往哪里走，在干什么，结合群众力量一起向前干。这原是共产党的拿手戏。干革命时依靠群众，过去要，现在要用（于）建国。

    由此想法我对报告就有这样问题：领导党不会在这方面缺略了吧？在计划的同时，亦把如何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的那些安排亦都安排了吧？一定有，但我不全了解，有些了解，有些还不大了解，譬如：在工业建设上，当然依靠工人，那是有工会来担任这工作，不需另安排。私营工商业改造，有工商联，今后工商联做好，把店员工会做好，还有民主建国会，这一些亦算有了安排。但我们建国工作不止于建设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在此处有安排，而在其他如何呢？计划要进行而待完成者还多得很，是不是那些处全都有安排呢？自然我们知道根本上领导全国人，对全国人做教育功夫的是“党”，其次是“团”，各民主党派，还有妇联会，青年联合会等等。所有这些都将负起责任动员全国人一致努力建国工作。但是这够不够呢？东一安排西一安排却亦不少，似乎没有充分计划性地安排，我觉得还不满意，--希望再注重于此。

    于是我提第三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可分可合）：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在这方面我还不知道计划如何。在此农业生产为主，而其相连的相因相待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一整套计划，各方面配合好，才能推进农业进步。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或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应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着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很能做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此从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面不够，党团所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党外人士）接着讲了一些农业部为改进农业作了哪些努力的事例。梁漱溟注意到了周恩来叫秘书到身边嘱咐了几句话，不久秘书拿来一些材料，于是周恩来举材料上的数字说明工人在城里生活开支较农民为多。没有人正面纠正梁漱溟的发言。梁漱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周似能接受。”

    9月12日午后，梁漱溟等政协委员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总结报告。报告结束后时间尚早，有人提议请毛主席讲几句话，毛即席讲话，忽然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又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32年后，即1985年11月9日，白吉庵采访梁漱溟时，谈到1953年事件。梁漱溟说：…九天上下’是我说的。有所指的，说当时毛主席在北京开国，百废俱兴，要修缮。泥土工，一种有技术的工匠；一种叫小工，乡下人可以来做，他比乡下生活就好，小工一天块把八角，农民在乡下就没有了。他们跑进城做小工，来的人很多，在街上就睡，警察就赶出去，但你赶出去，他还来。因为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工农生活，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天之下。这个话呢，周是主持会议，那天没有毛主席在场。毛主席听周汇报后发脾气了，说我们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见之明文的，而梁的话，是破坏工农联盟的。

    梁漱溟听出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他的，心中微感不快，认为自己并不曾反对总路线，于是当晚写信向毛泽东申辩，信中大意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并希望有机会当面复述原来发言，而后请求指教。

    9月13日星期天休会，当晚怀仁堂有文艺演出，毛泽东请梁去看演出，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当晚梁漱溟日记说：“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七时半晚会曲艺、京剧，予观其半。睡眠为思想所扰，但情绪尚宽平耳。”

    梁漱溟后来曾对汪东林说：“当晚（指9月12日）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见毛主席。后来我才明白，如果听完毛主席不点名的批评，我一声不吭，可能事情就到此为止。由于我的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这封信则加剧了事情的复杂化和白热化了。”

    9月14日下午，梁漱溟继续参加大会，陈云副总理作报告。

    9月15日，梁漱溟上午在家收听俄语讲座重播；下午继续参加大会，先后有李富春副总理和高岗副主席报告与发言。梁向主席台递一字条，请求发言。主席台上宣布准许他在次日发言。当晚老友富眉生曾劝梁漱溟，认为：主观因素客观因素虽皆有之，而不必谈客观以致放松自己。又谈“自己有所偏”仍不免于认识自己有对的一面，只不过偏了。索问计划有党内党外之嫌，提农民问题即是农工对立，二者皆大不可。

    9月16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其内容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三是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梁漱溟讲完话，自认为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心情轻松下来。后来才知道，把“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这样的话再一次重复，铸成大错。

    9月17日午后开会，梁漱溟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前都有一印刷文件。是梁1949年春初在重庆发表于《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题为《敬告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两篇，一是对国民党说话，指出国民党人是共方所提和谈八条第一条的战犯，定要追究责任。另一篇则对中共说话，好战者既去，请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统一。此时仅印发后一篇，梁漱溟明白，是要批判他了。

    果然，会议开始后，章伯钧首先发言（章为梁漱溟所在政协小组组长，党外人士），指责梁较多。接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说梁一贯反动。梁漱溟听了十分吃惊！后来回忆道：凭我当时的认识，如指我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我尚能承认和接受，但说我在政治行动上也是一贯反动，这话从何而来？难道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怀抱，也是“反动”的吗？讲话中还特别提出1946年南京和谈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并在会场上印发了我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这不足以服人。因为1946年和谈中的一段事，是我有违原约、主观臆断造成的，但当时我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至于1949年初的几篇文章，错误我是承认的，但你们在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为什么不印发我写的姐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

    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三次插言。一次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末次说，对于我非只这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梁漱溟感到自己受到深深的误解，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欲发言辩解。主席台上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准许梁明日发言。

    据民革中央常委黄琪翔回忆：当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梁漱溟想升官发财时，梁漱溟打断周恩来的话，愤然以很高的声音说：“说我想升官发财！笑话，笑话，笑话。”梁为第二天（18日）准备的发言草稿中写有：“周恩来居然以升官发财看我，真是妙得很。”又在三处注有“此其时矣”四个字，意思是说，如果想升官发财，这都是机会。

    梁漱溟认为：这次会议给他刺激最大的不是说他反动而是说他“想升官发财”。反动与否是对言行性质的判断，“升官发财”没有这种事便不能这样说。因而准备发言的重点便转移到找人对证上来。连带着的变化是前几天的“微感不快”和“尚宽平”的心境，因17日会议的开法而失去。虽然梁漱溟17日当晚回家后，并未对家人讲当天开会的情况；但是18日上午富眉生、罗子为来梁家，“问准备如何发言，亦不与谈。但笑谓，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眉生云不当言胜负。我点头承认他的话，自己解释不过一句笑谈”。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发现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加上多数列席者，约有二百余人。开会轮到梁漱溟发言时，梁拿着在家准备的稿子，开门见山地说：“昨日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似不足十分钟，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点头说：    “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毛主席的雅量。

    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据一位与会者（广州市政协主席原市统战部长）1988年回忆：当时梁漱溟曾一再讲：“主席，请不要动气。”

    会场上的情况前所未有：一位热爱国家但又坚持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当面与毛主席顶撞，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台下一些与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会场一片哗然。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望着主席台，要听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仍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次哗然。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梁漱溟回答：“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主席补充说：“因为这个问题吧是政协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接着高岗宣布，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毛主席举了手。会场上多数人反对梁继续发言。梁漱溟还想再说下去，此时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执行主席高岗对梁漱溟说：“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去充分地去讲。”

    梁漱溟被轰下台后，荣毅仁、许德珩、史良、陈铭枢、章伯钧五位民主党派代表和共产党代表、统战部长李维汉发言。事先，李维汉曾前往李济深、张澜家，请他们发言，二位谢绝，因而会上发言的是陈铭枢（民革），史良（民盟）。

    在大会发言中，毛泽东主席多次插话，对批评梁漱溟起到关键作用，他的插话被整理成文，题目就是《批评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笔者仅摘录几段：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关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减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35年后，在悼念梁漱溟的文集中，千家驹认为：梁漱溟“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话虽然说得有些过头，但如果执政党有容人之量的话，置之不理也可。何必火冒三丈，把梁臭骂一通呢！但仔细一想，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共产党是一向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居的，毛主席是中国农民的领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六亿农民的大救星”。你梁先生居然说农民生活还是很苦，“在九地之下”，你置共产党于何地，置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何地呢？梁先生究竟是一个书生，不懂得政治行情，他的碰壁是理所当然。我是没有参加1953年9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只在事后听说，毛主席对梁先生破口大骂。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才拜读了毛泽东那次讲话的摘要部分（见毛选五卷123 - 132页）。有人说这不大像一个伟大领袖说的话，甚至也不像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而像“一个披头散发用菜刀砍砧板骂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话”。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也有人认为毛主席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根本就不应该把这篇讲话选进去，这太有失毛主席政治领袖的身份了。我认为观察一个人，就要观察他的全面，像毛泽东批梁这样绝妙的好文章，如果不发表出来，那我们对“伟大领袖”的了解就太不全面了。可惜像毛泽东这一类谈话、文章、批示经毛著作编委会过滤后大多已被筛去。幸而留下这一篇，一饱我们的眼福。使我们在不加伪装的条件下了解一个革命领袖的真面目。梁先生能顶住毛泽东的这一顿臭骂，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自信力，这几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是在1953年，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处于如日中天的顶峰时候。在这次批梁运动中，我参加过一次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小型批判会，发言的有郭沫若、潘梓年、侯外庐和我们几个人，梁先生也在座。我也讲了一段话。我讲的主要是回忆梁在南京我家中论辩的情况。

    李任夫认为：从梁漱溟一生的实践证明，他对人对事，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而且一向淡泊明志，以天下为己任。我们从他早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那篇文章，就可想见其为人。若说他是“伪君子”，“想官做”，或“一生没做件好事”的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对于梁先生一生的出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看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他1953年与毛主席的一场争辩而言，他虽然过于执著，但仍然是心平气和地请毛主席给以雅量加以解释，不料结果造成那种僵局，这真令人遗憾。假如没有何香凝、陈铭枢、李济深、张澜几位先生的转圜劝导，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平心而论，在一个提高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不幸发生这种风波，却是不光彩的。

    张中行认为：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一人，自然就说不上稀奇。稀奇的是他不像有些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压力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梁漱溟的学生李渊庭认为：1953年9月，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次会上，梁老师在周总理一再邀请下发言。他在表示拥护总路线之后，提请领导注意农村问题。他把听来的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生活艰苦的话，都讲了出来。他还讲，交通运输和轻工业的发展，领导上一定也有相应规划，希望让大家知道。他本着1951年所说“应有合理化建议”的精神，讲了自己心中要讲的话。不料这一席发言遭受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又遭受一年多的公开批判。梁老师从1950年到京后，迄于遭批判前两年多期间多次受到毛主席的邀谈，是主席的座上客，至此一下子成了“反动派”、“反面教员”，以往的一切言行全都被否定。在受到如此之大的委屈情况下，他懊悔的却是自己不该在大会上顶撞毛主席，不该将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拿到大会上讲，检讨自己不该意气用事，而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梁漱溟另一在武汉的学生段继李认为：1953年发生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事。事后有三位参加过这个会的人回到武汉，一位是年高的政协委员，另外两位老人是特邀民主人士，他们与我谈起此事。其中一位认为批判是应该的，另外两位认为是会议上的发言，态度又诚恳，动机是好的，如发言有不当之处，作为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出其不当之处即可，现在竟如此批判，令与会者听后感到有领导人失态之嫌。因为我既不知梁老师发言内容，又不知主席批判的内容，虽然我当时倾向于后两位的意见，也无法明确表态。毛主席去世后，1977年毛选五卷出版。从五卷中我看到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并再三阅读。我感觉好似被批判的不是梁老师其人，又好像毛主席的这篇批判文章不是毛主席的话。我很想到北京见梁老师，从他那里看看他当年的发言稿，以弄清事实。不幸老师已先逝，我只有抱恨在心。

    冯友兰认为：梁先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批判党的农民政策，说照党的政策，工人的地位在九天之上，农民的地位九天之下。毛主席当场大怒，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一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冯友兰并在其挽联的下联中写道：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周阳山认为：对于有关批评梁漱溟的说法，首先是关于梁漱溟和军阀韩复榘的关系。关于韩复榘的不抗日，梁漱溟在《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中多所记载，对韩指责颇多，此不必论。至于他结合韩氏以试验乡建运动的做法，则无可多责。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等），都无可避免地寄愿望于军阀政客，但与其指责他们为依附军阀，毋宁说他们想运用一切可能的契机，为百姓多谋福利罢了，这种努力，自是无可深责的。至于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人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事，同样是感于政治情势恶劣，政治斗争两极化，亟思调停缓冲而作努力。我们如果坚持从党派的立场批判这样的努力，甚至将一切居中人物简单地化约为“同路人”、“骑墙派”，那就无异于否定民主常规，否定一切调和折中的价值了。

    杨克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我问起梁老师他和毛主席的那场争论时，他感叹地说：“他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真是哲人之言。

    诚如李任夫文章所说，当时会场并非没有同情梁漱溟者，如会前曾让李济深、张澜发言，两人未允；会上一言不发。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只会讲英语，由司徒丙鹤充当翻译）对会场上允许喧闹而不让梁漱溟答辩感到难以接受，曾三次站起来准备发言，被司徒丙鹤劝止。而真正与众不同的两个人的发言非常重要，缓解当时一片批判之声的凝重气氛，这便是何香凝与陈铭枢的发言。

    梁漱溟后来回忆：“在前后数以几十计的发言人中，绝大多数是自始至终批判我的，这里不必细述。由于我的狂妄，他们狠批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批判我的过程中，亦有少数人属例外的，我记得较清楚的有两位，一是何香凝，一是陈铭枢。不论他（她）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吧，总之是所说的内容有所不同，不是一味批判我的。”

    何香凝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黯淡。

    梁漱溟后来回忆：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与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陈铭枢眼见批判梁漱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多数发言者的语言越来越尖刻，于是站起来向毛主席请教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提问，使本来有些嘈杂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注视到主席台，只见毛主席略为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梁培恕认为：“形象化地说，我父亲已被置于敌我矛盾的斜坡（站在斜坡上的人只需一推就下去），这一问一答使得毛泽东以其具有无比权威的一句话，将父亲留在人民内部……1957年陈铭枢被划为右派，其三大罪状之一是‘为梁漱溟作掩护性发言’。”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分清大是大非，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听候处理。

    梁漱溟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议决定我的问题付全国委员会。晚间眉生、艮庸、渊庭、子为、云川等同来。谈会上情形及我自己的反省。”

    9月19日、20日，梁漱溟的亲友来看他，梁的心情渐趋平静，他在19日日记中说：“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午后亚、渊、艮、仰来。艮庸谈伍先生学之研究。”

    9月20日星期日，梁培宽、培恕兄弟先后到家。梁漱溟便把上一周开会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受到打击在意料之外。梁培宽认为：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人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拷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这是梁漱溟于1953年9月下旬的一段记述。梁漱溟在9月20日日记中写道：“他（培宽）的说话给我的启发最大。宽儿的说话刚及一半，已经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形成顿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随后眉生、渊庭、艮庸先后说了许多话，对于我个人很大帮助。……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不能自容，就是恻隐之心。”

    梁漱溟后来还写有《一九五三年九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发言不慎的始末》一文，追溯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思想状况及认识错误的经过。文中记载：“从九月廿日午前十一时起，我开始有觉悟。……在此之前，我总是想我遭到当局的误会。我并不曾反对当前经济建设的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而误会我反对；我会议上发言是出于善意而误会我有恶意。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态度好像突然而来，意料所不及。我总想着辩解误会。从廿日午后起，我才明白今天的事情不是突然的，而是从长时间发展来的，其责在我。”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还检查了1950年、1951年被邀参加政协会议的态度，检讨：“没有认识到：在内心隐微之间，我与领导和政府是分离着的。在会议上我说某些话的时候全不顾及它怎样影响当前建设事业的进行……那是绝对不能容许我的。这便是毛主席态度严厉的由来，只在今天才体会到。我试搜寻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无疑地是在阶级立场不对。然而单单一句‘阶级立场不对’却还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在会议中流露出那般狂妄自大。--这种狂妄自大是在9月18日在中央政府会议言辞之间竟失去了一个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和领导党应有的恭敬。……我曾是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发生以至成长起来的，……我一直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而怀疑或者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同时自信在要求社会主义的新秩序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并无两样，所以左倾朋友对我的批评之后骂，自己总不服气，心里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阶级立场不对’是一般的……而其如此突出的顽强则是个别的。病根深痼，随触即发，这就是18日那天狂妄自大、不成样子的由来。

    在开始反省自己言行的当天（9月20日）日记中，梁漱溟写了这样一段话：

    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之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作为气为心用。

    9月21日日记：

    午后艮庸谈“身意分离，亦就分开了隔离了心和物；意诚则身意融合，精神凝注于事，内无己而外无人，亦就心物合起来了”一段话甚好。

    9月30日日记：

    象山语：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反之”即“回来”之谓也。

    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大程子语）。

    身不应离心，心不应离身，心身合，谓之中。

    外重内轻，身随物走而离心，失心。

    收拢精神而集中于意之萌动，是谓慎。由慎而入独（内无己而外无人），由独而明朗（明德大明），亦即心正身修。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性之”，“反之”。收拢精神即所谓“反之”。

    在一面反省自己过错的同时，梁漱溟用“无对”（个人精神境界之最高境界）、“心物结合”、“反之”、“重担子须硬汉担”、“身不离心，心不离身”、“慎独”等话语鼓励自己不消沉、不沮丧，做硬汉。如梁漱溟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讲过“仁者无对”，是谓：“仁者无对”之意是他的生命，是向前奋进的，这种情形，在他生命活动之时，最容易看得出来。比如大笑时，除了一个大笑之我，还有一个宇宙。这时，只有生命之流行，生活正在心灵奋进之中，仁者，就是在平常、平淡生命之中，他之生活，也不是平淡寡味的，他还有他之乐趣，他之生活里面，自有一种和气，情仿佛从心浮出，因为是这样，所以真与物同体，所以上面说真仁者无对，此种讲法，是近于人生哲学的范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