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新的时代到来。中国--这个百多年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东方大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梁漱溟与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振奋，更加关切国家的命运，并感到虽为一介书生，却肩负重任。他在1949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
11月，龙山书局出版了《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文集收录了他从1941年至1949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文集约11.4万字。
11月底，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四川系统，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当时长江航运正不通，无法成行。至12月间通航后，梁漱溟乃携妻侄离开北碚北上。
离渝前，梁漱溟曾在重庆老朋友鲜特生家暂住，另一位名叫裴治熔的青年亦在鲜家。一次，裴治熔读起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句时，梁漱溟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梁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梁漱溟又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穷寇勿追”来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12月2日，北碚解放，梁漱溟主持了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然后准备北上。
1950年1月13日，梁漱溟在四川省委统战部专人陪同下，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周恩来在京（周是1月20日离京去莫斯科的），并未见梁。梁抵京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到火车站迎接。
那时每有一位知名人士到达北京，报纸都发消息，但梁漱溟到北京次日，报纸上并没有报道他抵京的消息。梁在香港办《光明报》时的老友、新闻总署副署长来看望梁漱溟时特别作以解释：现在的报纸不同过去，不为个人作起居注。
统战部本来安排让梁漱溟住北京饭店，但梁婉言谢绝，表示可以住在北京亲戚家里。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后返回北京。统战部来人通知梁漱溟到车站迎接，此事经过，他后来回忆说：“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统战部把我安排在迎接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
3月11日晚，举行盛大晚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我又见到了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餐食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3月12日晚7时，迎接梁漱溟的汽车开进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我进了第一道门，主席已经在那里迎我了”，林伯渠秘书长陪同，与梁漱溟座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
转入正题，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什么意见。梁答：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泽东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漱溟没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沉吟片刻，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回答亦出乎毛泽东意外，毛显露出不悦之色，片刻后又谈笑自若。
梁培恕分析父亲“像我这样的人”的话，梁认为自己是对于协调折中于各方之间的人。虽然新中国建立，国家统一，但梁漱溟根据四十多年中国的历史经验，此时“尚信不及中国能从此统一稳定下来”；“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梁漱溟是这样预想未来并认为如此才有益于国家。
梁漱溟后来分析自己的心理根源：中国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若于此。我一向企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末，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争夺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
梁漱溟接着对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我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当顾问，参与研究工作。”毛泽东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毛泽东随即劝梁漱溟出京到外地参观访问，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还有东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区，亦要去看看！”
梁漱溟还对毛泽东陈述他在川中办学情况。毛泽东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其中跟随梁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来京仍随梁工作。毛泽东并对林伯渠嘱咐：“梁先生的这些人员到京之时，请林老决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学可以续办一时期，以后再交出，全由国家统一办理。”（其后勉仁文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多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原副院长陈亚三则来京，与黄艮庸、李渊庭等以秘书名义安置在政协。勉仁中学最后亦交出，改为重庆第二十二中学。）
谈话不觉已近深夜12时，左右向毛泽东请示开饭，梁漱溟乃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一二样素菜。毛泽东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开饭时，林老招江青入席，于是四人同席。
梁漱溟告辞时，表示不敢劳毛泽东相送，毛泽东竟坚持送梁漱溟到门外登车。梁漱溟从毛泽东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愉快。
梁漱溟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 “我回忆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竞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寻思一时顿有会悟。原来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静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曾不起意，辩论极易引起争胜意气，而此次意气竟然不起者则感应之间主席实居主动。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胜心不起的。主席和我，彼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这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一般人将谓彼此各为国家大局设想，怎说‘私心杂念’？此则一般人不学之故--此指孔门古人之学，大乘佛教之学。”
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4月至9月，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梁漱溟带着李渊庭、孟宪光等人，到山东、河南和东北参观访问。
在山东，梁漱溟等到济南、曲阜、菏泽、临沂、莒南、邹平、淄博、莱阳和青岛等地，参观了许多工矿、合作社。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接待了梁漱溟；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特邀梁漱溟到军区司令部座谈，梁问及解放取得胜利的因素，许答：“主要是党中央指挥得当，人民齐心协力。俘虏经过短期教育，即能赴前线勇敢作战，因为他们深切了解到是为解放他们自己而作战的。”在曲阜，梁漱溟领着大家参观了孔庙、孔陵、孔府等地；在莒南，农民们告诉梁漱溟他们推着小车运送军粮弹药的盛况，他们眉飞色舞地回忆往事，有的说：“现在和平生产，反倒有些寂寞了，不如战时热闹。”在青岛，梁漱溟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并演说；在邹平，梁漱溟受到当地民众热情的欢迎，有人说：“我们邹平人很想念研究院梁院长。”
5月上旬，梁漱溟从山东返回北京。
在河南（6-7月），梁漱溟参观了焦作王封李封煤矿、安阳纺织厂等厂（当时归平原省），又到开封、郑州、黄泛区、许昌、漯河等处参观。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吴芝圃接待了梁漱溟，并让一位姓贾的副主席陪同梁到郑州以北的农村参观。
8月2日，梁漱溟与夫人陈树棻及黄艮庸、李渊庭离京赴东北参观访问，先后到沈阳、鞍山、抚顺、大连、旅顺、金县、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纳河等地参观，会见了高岗、林枫、欧阳钦、韩光、李延禄、赵德尊、饶斌等领导人。与高岗见面时，“他身材高大，满脸麻子，说话时眼珠不断往上翻，常常只见白眼珠，而不见黑眼珠”。高问梁在东北看了哪些地方，梁回答后，高说：“梁先生，对东北的工作，欢迎您提意见啊！”梁漱溟诚恳地说：“东北不错，工业基础要比山东、河南强多了。但我看到工人居住条件差，房子太紧、太挤，几代人住一个炕，且十分分散。旧中国无人过问这种事，现在刚解放也还顾不上，但迟早总要着手进行的。我建议政府应通盘考虑，选择适当的地区搞居民点，有计划地建设。这里不仅要有新的住房，还应考虑到街道、交通，以至建一座大会堂，职工开会、娱乐都在这里。总之要有一套设施，做长远的考虑和打算。农民的建房虽然是个人出资，因地制宜，但东北地大，又是平原，政府亦有条件引导他们相对集中一些，农民居住分散也不好，不能适应今后生产的发展。”梁的意见受到了高岗的赞赏，并欢迎梁今后常来东北，多提意见。9月中旬，梁漱溟回到北京。
从沈阳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即9月17日），梁漱溟在日记中写道：“晨起写国庆文，分送《光明日报》及李（维汉）毛（泽东）各一份。”大意说，去年此时还在四川过“双十节”，自己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对那个国庆觉得有意味，中共领导的革命没有参与，如果不是在参观领略到开国气象，“那我心中将不会有兴味”。因得共产党领导，“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国家显见生机。
9月18日，梁漱溟在中南海怀仁堂越剧晚会上看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知道梁漱溟建议设置文化研究机构之事，乃面嘱梁写出具体计划及预见书。梁说：“我回家即赶写草底。”
梁漱溟写好后，还未来得及交周恩来阅看。9月23日晚，应毛泽东召到颐年堂谈话，因当天梁先有约请已吃过晚饭，婉谢毛泽东招待晚饭。旁边江青送来水蜜桃，梁边吃边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季节，但未发问。这时毛泽东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毛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目的、办不成的事。饭后，毛泽东询问梁漱溟参观访问的情况。
梁漱溟首先谈了在旅顺、大连曾闻见美苏飞机在附近上空相遇冲突之事，梁离东北前夕，沈阳已施行夜晚灯火管制，似乎战事即将爆发，可惜东北工矿初恢复又将被毁。毛泽东表示尚不致有战争。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梁漱溟后来回忆：“在这次谈话后的几天，政协王伯平奉命到颐和园找我，说领导上让我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个组织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表态，只说待我进城再说。次日我即进城找林老（伯渠），正巧他陪宋庆龄去东北参观了，但秘书说这一两天即返京。果然第二天林老就约我吃饭，征求我对出兵朝鲜的意见。林老说，中共和政府考虑再三，做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我说对出兵朝鲜我是有疑虑的，日前已向主席陈述过理由，但现在既已决定，我也自当一致拥护无贰意。至于出任‘和大’职务之事，林老没有谈，我也没有提，就拖了下来，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想就任。”
梁漱溟提到工业方面马恒昌小组及开学习马恒昌小组的会议各情况，工人们已觉悟到新国家之为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实大为可喜现象。后来继之有王崇伦等先进事迹，均见出工人们的阶级觉悟。这种觉悟为我们立国之本，宜发展普及之。毛泽东听了亦很高兴。
谈话中间，梁漱溟将随身带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请毛泽东阅看。毛泽东看时似略有不悦，只是说：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不必忙吧！梁漱溟回答：不是我急于举办，而是日前（16日）在怀仁堂遇见周总理，总理嘱我起草此件，交给他以便提出于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毛泽东说：既然你们都商量好，那就去办吧！且接连说两次。梁说不然，应当以主席意思为准，此时即行从缓再说（此后梁漱溟即将此事压下不提，见到周恩来，周亦不问了）。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有些为难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已经很长，想先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暂缓吧。”毛泽东说： “那也好。”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漱溟回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泽东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净些，我已让人安排在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讯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即派车接梁漱溟住进颐和园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梁漱溟父亲的故居为止。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梁漱溟在《进步日报》上公开发表他北上后的第一篇文章，题名为《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在这篇文章里，梁漱溟根据近半年到各地参观的见闻，热情洋溢地歌颂新中国诞生后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此前，梁认为武力得到的统一可能不会长久，但几个月的参观使他打消了顾虑，文章开始，梁漱溟即欣喜地写道：“去年今日开国盛典，我还在四川北碚；今年我却在北京了。我是今年元旦离川来京的。从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观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象。尤其是从四月初间到最后九月半，我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地方，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使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
一年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使梁漱溟非常感动，他接着写道：“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感到衷心的高兴，因为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可喜的新气象到处可见，具体的事例数说不完。特别是在外省较比在北京、在农、工、商上较比在政治上多。5个月游历的见闻和感想，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见许许多多人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竟活起来。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不管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人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做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于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任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上述的心得和体会，是梁漱溟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而得出的认识。所以，他在文章里很有感慨地告诉读者说：“说老实话，对于今天这新的国庆日，假如不是事后（新中国成立后）有新体认，那在我心中将不起什么兴味。”同时，梁漱溟也并未大唱赞歌，而是说：“真有信心的人，用不着夸大其词作什么‘好文章’。只这篇起码的老实话，我以为在庆祝今天国庆上足够了。”
这篇文章是梁漱溟加入新中国建设行列后所作的一篇政治评论，同时也是他发自内心谈思想转变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据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回忆，1950年初到梁漱溟视察山东等地期间，父子有思想交流。梁培恕那时亦在济南工作，但有时回北京或山东与家人团聚。如梁漱溟1950年4月日记曾记载了父子见面的日期：
4月10日：天未明，早四时到济下车，陶稷农、艾森来接，下榻招待所。八时后，培恕、希侯来……
12日：早点后与激、宽谈话。王福溢来，恕来……
18日：……恕儿来，同宽儿游趵突泉。
27日：发培恕、赞非各一信……
5月6日：早饭前与宽、恕等谈其母亲为人，未完，即同杨县长出去巡视城关等处。
5月7日：……与宽、恕两儿谈其母亲之为人。
8日：天未明起床写电台信，为恕儿请假葬母……
11日：……发培恕一信约其十八九到车站相会。
18日：早命宽儿先到济南。……午后孙同学送至兖州登车，四时半开，八时半到，宽恕及希侯皆到站。
梁培恕回忆：父亲对我也是给予同等思想自由，但不“恣之言”（此话相对其祖父“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此时的梁漱溟认为培恕“偏左”，认为自己政治上最值得肯定的就是不偏，各种主张更一一源于对中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的认识。
在北京梁培恕伯母的院子里，梁氏父子谈话，此时的培恕当干部只有一年多的经历，他坦诚地向父亲诉说自己的见闻与思想：在冀东老解放区，我为接触到的一切所震撼。金钱和自由被从生活中抽出了。突出感觉是环境干净而与外部隔绝。山沟单薄的经济能力支撑着前方的战事，山沟里的干部领着从城里新来的“洋”学生。在这里，土气就是革命性。干净也就是简单，而与外部隔绝形成力量。开始只学文件不工作，一个中山大学学生（好像比我大得多）问我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共产党才革命？我思索而后回答：照现在的情形是这样。我心里的意思是说，本来可以不是（只有），可是现在已经成为这种状况。
在交谈中，梁漱溟说自己同意马克思的许多结论。梁培恕想起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全部接受，或全部加以拒绝”。梁漱溟接过话说：“如果那样，那我也可以说，我的理论必须全部加以接受，或者全部加以拒绝！”
梁培恕为父亲显示出的自信暗自吃惊，觉得人们可以看不起他“那一套”，但是他对人类这一物种、对老中国的看法确是自成体系。梁培恕说：“既然我们只是为国家好，那么别人做对了，我们就可以承认是别人做对了。”出乎意料，梁漱溟竟为这几句话差点儿掉下泪来。多年后梁培恕通读了父亲的全集，才知道：当初不论他是多书呆子气，他真是从行动上力图另开出一条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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