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十分欣喜，他当时住在广西八步乡间，写道：“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以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
同月，梁漱溟写出《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针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局，从国际、国内--主要是国内党派的发生、发展乃至社会背景、政治主张、政治路线和存在演变过程，区别出党派性质--一种是革命党及其类近者，一种是普通政党及其类近者。认为：“当前恒否认现秩序，为推翻现秩序建设新秩序而活动；如清末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苏联的共产党……而我们现在的各党派，似乎正企图成这一种。”
接着，梁漱溟从新旧秩序的更替提到新的建国方针的前提：“从生产入手，从经济入手，求得社会真实进步，文化普遍提高，以为其基础条件”，这种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路线的贯彻，需要有一个中国革命党，实行一党制，来完成其使命。他主张：“多党并存而一党之用”；“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一面于理想有合，必出于此”；“社会革命在中国，可能由今后建国大业以完成之，这正是我们应该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之理由。”文章结束后，梁漱溟表达了“欢迎国共谈判的好消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心愿。
同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推选出张澜等180位中央常务委员，在广州的梁漱溟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11月，梁漱溟从广州飞重庆，住特园。周恩来到特园看望梁漱溟，梁漱溟谈了自己的主张--中国需要建立党派联合体，在此基础上组织无色透明的政府。梁后来说：“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对内战以至参加1946年的1日政协会议。”
12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部分领导人参加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毛泽东主席和国民政府，呼吁政治解决纠纷，“万不宜诉诸武力”。并说：“同人等懔国亡无日之戒，爰成立本会。”梁漱溟和沈钧儒、陶行知、彭一湖等28人联名。
从表面上看，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项措施即将展开。国家似乎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上，随着政协诸多提案不能通过，国共两党的矛盾与斗争亦越来越激烈。
在这一年中，梁漱溟做了五件事：（1）与张澜等九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2）在会议闭幕当晚宣布退出现实政治，将致力于文化工作；（3）因中共表示极不赞同他这样做而决定去一趟延安；（4）代表民盟去昆明调查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案；（5）美方无能完成其军事停战调处，求助于民盟，身为民盟秘书长遂参与其事。
停战协定于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上午10点钟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9位代表（其他8位代表为张澜、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之一，参加了政协“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
中国的局势不容乐观，梁漱溟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与会，他后来写道：
政协是在国际国内两面要求督迫之下产生的。其使命盖为国共两党求得相安之道，俾使中国实现统一。其道，不外把军队交给国家，而使他们都变成宪政内之政党，以口舌代刀枪。这条道，在国人意识中最现成，且呼求已久，尤其是国际盟邦属望在此，几同指定。因此，我自己固有主张在胸，却拿不出来。从这一点上说，我大可不必参加政协。但为多年奔走团结统一大愿未偿，内战之威胁又迫于眼前，我终于参加了。
梁漱溟起草民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并在会上予以说明。主要说明两大原则：（一）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当时参加军事小组国民党代表是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陆定一，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张东荪，还有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各二人。
1月12日，梁漱溟的提案在军事组通过了。当时周恩来因去接廖承志出狱，不在场；而陆定一并未坚持反对。在通过时，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梁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第二天军事组开会，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梁漱溟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
梁漱溟深感失望，乃决定退出现实政治。1月27日，梁漱溟交给周恩来一信，请带延安转毛泽东主席，信中说：“我自己认为年来对现实政治之努力，到今天应该告一结束。”1月30日，周恩来返回重庆，带来毛泽东的复信，劝梁不要这样做。大意是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兼得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周恩来当面一番话也较为严厉，说：“你的信，我当时没有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得不来扣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1946年3月11日，梁漱溟从北平坐飞机到延安，同机者有萧克将军等共产党方面人物。飞抵延安时，毛泽东在机场接待。
在延安，梁漱溟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在座谈会上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请求批评指正，也就是讨教的意思。他说，当时在重庆，朋友们都在忙于制定宪法，准备迎接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组织一个多党制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同时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若要问我的主张，我认为社会需要改革，便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认定方针，把握路线，贯彻执行，……如果由多党以不同的政策来竞争建造，势必颠扑紊乱，动摇不定。因此，我主张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各党派可以有各自的纲领，但参与政府的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这个党派综合体，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决定一切，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决议。一切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上述主张反应如何呢？他在《延安归来》一文里说：“在座的……各人对此的见解，各有不同，但毛先生则认为感到非常欣慰。他对……建立党派综合体进以组织超党派的政府这一主张，虽未表示完全接受，亦未认为是不必或者不可能的了。”梁这次在延安待了10天，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在延安能畅所欲言地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事。所以他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番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由此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比在重庆时愉快多了，但是另一方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想退出政治舞台，去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以此来为国家找出路。他说：“20多年来我们总在这种分歧混乱状态中。……今天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打出这混乱之局，从整个文化出路上来求政治的出路。这就是我要致力的工作。”
在座谈中，梁漱溟讲了他拟订的各方面合作的方案原则：（一）各党派在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改，只要各方同意，不需拘执旧章。
梁漱溟注意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在认真听他的发言，毛泽东无表示，朱德当听到梁漱溟末后的话时，接了一句：“此或30年后的事情吧！”别人无发言者。
在梁漱溟陈述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时，梁漱溟说：“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漱溟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蒋失势下台，话未明说，却被在座的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梁：“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梁漱溟点点头，后来回忆：“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次日，毛泽东又召集数人与梁漱溟会谈，传来国民党方面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泽东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孙科同邵力子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再三恳求修改，周恩来与张君劢商议后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定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中央通讯社乃大肆宣扬，延安急电召周恩来回来作报告。
在延安，梁漱溟参观了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协议的改动情况。这样，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十天之久，见到中共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陈绍禹（王明），还见到当年在《民国报》工作的同事、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
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你是中间偏左的，希望你今后继续中间偏左。”
后来梁漱溟对此次延安之行总结了四个要点：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二）既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三）一党专政之路（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虽然似乎可以贯彻一定方针而前进，但在这散漫成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上就难以建筑得起来。（四）凡事总要照顾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着现实社会条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党互竞或一党专政均不是我们的前途。这就归落到我所设计的党派综合体那一主张。
离开延安后，梁漱溟于4月10日飞往昆明去找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想在昆明设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希望龙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但未能如愿，又返回重庆。
同年4月初，苏军从东北撤走后，蒋介石便破坏东北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后，东北战事越打越凶。4月18日，梁从昆明飞回重庆，正赶上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于是民盟内的一些朋友都出来劝他不要走。大家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呢？”听了这些话，他又回心转意加入到政治行列里来，为和平而各方奔走。接着他被选为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因为担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民盟内的一切事情概由他作主处理。
这时国共双方争执焦点在长春问题上，民盟作为第三方居间调解。据梁回忆说：“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么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请中共军退出长春）的方案再行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泽东，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处境颇为困难。”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蒋介石甚为得意，拒不执行停战和谈的诺言，而又提出所谓“美方决定权”问题，逼中共非让步不可，并限期15天休战，要中国共产党做出答复。这个问题经各方面调解后，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算解决了。但蒋介石得寸进尺，又提出苏北中国共产党军队撤退地方政权问题来逼中国共产党让步，并称：“非此不可”。这个问题是个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打败日本军队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蒋介石妄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拿将过去，这是异想天开！当然遭到中国共产党拒绝。这本不属整军范围，蒋却借题发挥，下令向解放区进攻。于是，从7月起，内战升级大打起来。梁漱溟回忆说：“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焦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无事可做。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在庐山，避不见人。”
1946年7月，国民党硬要中共让出苏北的地方政权，并称“非此不可”。遭到拒绝后，蒋便下令进攻解放区，同时在全国各地对民主力量加紧镇压。当时，昆明是民主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求民主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呼声甚高。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7月11日在昆明刺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四天之后，7月15日又刺杀了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民盟成员）。反动派以为这样可以吓倒人民，其实相反，民主力量更加强大，昆明学界发起的民主运动更加发展壮大。继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后，这次又发起了七一五学生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在人民面前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狰狞面目。
7月12日，梁漱溟在南京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仆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像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7月18日，梁漱溟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梁漱溟又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其后，梁受民盟总部之委托，偕其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到昆明去调查这次惨案真相。他们到昆明后，国民党为了掩人耳目，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其中只有“中央社”记者在场，其他报纸如《大公报》记者均被拒绝于外。开庭时也没有律师，审判只是法官与两个被告人的一问一答，答完便算审理完毕。梁“观审”后，认为疑窦颇多，便致函给国民党派去昆明调查的官员顾祝同，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要求得到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然而，这样一个最低要求，结果都被拒绝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桩惨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已无法进行下去，而所谓的公审是否能继续又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形下，梁等无所作为，只得于8月22日离开昆明乘机返回。此行梁等在昆明待了16天，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收获，但也显示了民主力量之壮大与发展，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是一次揭露与控诉，同时教育了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之此行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期间，代表美国的调停人马歇尔曾先后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也没有说服蒋介石。内战仍在继续进行，但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但要价却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或是边谈边打的局面。
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原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如期举行。5日，共产党声明不承认这种非法决定；同日，民盟方面由梁漱溟与罗隆基向国民党口头抗议，指出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国大日期是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与无效的。
9月6日，梁漱溟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说明：“民盟与中共在国府委员会中所以要取得否决权，此所以保证中共放下武力。”“而欲使中共放下武力，循民主宪政常规办事，必有所保证……唯有民盟有力量与资格，为之保证。”“有谓民盟为何不批评中共？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
梁漱溟认为：“正在盼望和平而又濒于绝望之时，南京方面又放出了由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早有认识，并做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愿有一线转机，‘死马当做活马治’，还真想把它治活呢！”
9月29日，周恩来致信马歇尔请他转告蒋介石，如果进攻张家口就等于全面破裂。
然而，虽有10月上旬的几日停战，10月10日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与周恩来长谈，劝周回南京继续进行和谈。11日夜，梁漱溟坐车返回南京。翌日早晨，在南京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大失所望，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我一连几天陷入苦闷之中。”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的梁漱溟仍不放弃最后的努力，蒋介石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去上海，劝请周恩来和第三方面入京商量，自己却飞往台湾休息。梁漱溟在第三方面的聚会中，分析了和谈并不乐观的发展方向，指出：“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马歇尔终究是外国人，可以出力的地方不多；“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
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恢复和谈的声明。
和谈尚有一线生机。使梁漱溟深感到棘手的是：国民党的八条和共产党的两条相距很远，特别是停战条件，如何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第三方面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梁漱溟后来回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民盟过去同中共一年多的合作关系，各方面都比较推重民盟，希望民盟多负责任，事实上民盟成了这次和谈的重心。而民盟领导层的不少人并未考虑到蒋介石重开和谈是真是假，而一个心眼地想方设法，使出牛劲，但愿和谈有进展，有希望。在这种为和平奔走的关头，作为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深感责任重大，也的确是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的。不料头绪还没有理出，忽传国民党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当梁漱溟、黄炎培等将此讯息告诉周恩来，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梁、黄等苦劝，黄炎培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一方有任何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恩来始首肯。和谈得以继续。
紧接着，在三方讨论国共军队驻守位置问题上，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国民党方面不肯让步。第三方面为求问题之解决，提出三条解决办法，梁漱溟为息争促和，所以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
关于军队驻地问题，梁漱溟在三个月前写了一篇《时局的症结》，发表在7月13日的《大公报》上，文中问道：“驻军地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值得争执呢？”答案是“就为驻军地点背后隐伏着驻地即防区这一根本错误观念”；“地方归谁驻，那一带地方就归谁支配，好像归他所有一样”。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应当存在的……政协的工作，正是在求国家的统一，岂容这样分裂国土？”梁漱溟是认真的，同时又过于天真和充满书生气。
此时，在第三方面公推黄炎培、莫德惠、梁漱溟三个人负责研究后提出议案时，梁漱溟疏忽民盟与中共有约定要相互通知一事，听信莫德惠关于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提议，让共方所占之20个县，由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政权。这个折中方案，在10月28日经第三方面同人均认可后，未曾关照中共，即匆忙送给国民党方面和马歇尔特使。
当梁漱溟与李璜、莫德惠将方案送至梅园周恩来时，周一面听，一面看，当梁说到已同时派人将方案送给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马歇尔特使各一份时，周恩来打断梁漱溟的话，严厉地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订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你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究竟是为什么？”梁漱溟一下子愣住了，莫德惠急得默默掉泪，李璜忙说：“周公息怒，这事还来得及挽回，我们还可以把方案收回，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李璜与罗隆基、黄炎培等先到孙科公馆，假意对孙科说方案需要补充和重新誊写，顺利取回；罗隆基又到马歇尔住处，马歇尔还未回来，方案亦取回。事情虽已挽回，梁漱溟已感到心力交瘁，当场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后来认识到：“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后来，梁漱溟曾在《负疚之一事》文中说自己“不中用”，“像我这样的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认为：“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此时算是时机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当蒋介石攻下张家口后，他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便置政协决议而不顾，单方面发出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令，企图一党包办国民代表大会。对此违反原来“政协”的议案，即应在内战停止、改组政府条件下才能召开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并指出这是非法决议，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独裁宪法，使内战合法化，使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带动下，民盟也表示不怕一切威逼利诱，决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一意孤行，于1946年Il月15日在南京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和谈从此彻底破裂，梁漱溟个人努力也失败了。
1946年11月9日，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离开南京在北平停留几日到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离北平前，梁漱溟应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作了一次题为《浅近与深远》的讲演，指出：“过去九年来，我一直做着非常浅近的工作--就是抗战时的团结和胜利后的和平。”认为：“中国社会是不能用唯物主义的格套来说明的……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只用蛮劲是不行的，必须从较深远的一面来着眼同着手。”
梁漱溟与正在北平上学的次子梁培恕见了几面。此时他已预见到共产党将会击败国民党政权后当政，虽然尚不知道未来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但他理想中已确信不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所以准备着手做的事--让现代以及将来的中国人能够认识中国，懂得中国，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