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不舍众生是一个大愿，大到无尽头，救国也是头等大事，家，自然排在后面。
在梁漱溟长子梁培宽编辑的《梁漱溟书信集》中，梁漱溟给梁培宽、梁培恕的书信共计30件，抗日战争时期的书信有21件，如果加上1938年梁漱溟《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一信，计22件。
这22封书信，真实记录了国难当头之时的梁漱溟，以国家大事，以抗日救亡大计为己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不辞辛苦、艰险，奔走于华北、中南、西南各地；而对于两个儿子的殷殷父子之情，在长时间的离别中，浸透在大部分并不算长的信件的字里行间之中。
全面抗战前三四年，日军侵占东北后，寻衅华北，制造事端，挑起华北事变，甚至进军至北平城下。在梁培宽、梁培恕的记忆中，第一次逃难是母亲带着他们先去张家口又转赴大同，住在一位表舅家。
而第二次逃难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三个月，日军从河北进逼德州，堂姐德昭带着孩子加上宽恕兄弟，离邹平去青岛。此时梁漱溟正在南京开会，梁夫人已于两年前去世，梁在1935年8月的悼亡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
1938年上半年，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沦于敌手。梁漱溟十分惦念仍留在敌占区的两个孩子，乃做出抉择：“由一位远房兄弟把我们从青岛经上海、香港、广州带到汉口，在这里与他重聚。不过这重聚只是暂时，不让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这个原则不变。势所必然，还是要把我们托付给别人。在汉口住了半个多月，就去湖南衡阳，他的大妹我们的姑母在那里。”
当梁漱溟与妹妹商量如何安置宽恕兄弟时，培恕想到父亲又要远离他们去重庆，忍不住在另一间屋子里哭出声来，“听到哭声他们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我要去四川。这使他心中不忍。幸而我们还有一位表姑，刚刚从山东退到四川南充，这又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他把我们从湖南带回汉口，再带到重庆，在重庆只短短几天，又出发去到川北南充表姑那里”。
有一段时间，南充成了梁氏父子、朋友的聚会处。1939年末，梁漱溟在重庆，长子培宽在南充求学，次子培恕在合川草街子陶行知先生所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聚会地又改为重庆。几年来父子们聚少离多，梁漱溟在给两个孩子的简短的书信中，除简要告知其行程外，则很关心他们的学习、健康，勉励他们勤奋学习，注意身体，并对各地亲戚流露出惦念关切之情。而一旦有机会聚会时，梁漱溟写信道：“我现在不回南充，所以还是你到我这里来。恕亦快放假，亦来此地同住。”寥寥数语，盼望与孩子们相见之情，跃然纸上。
梁培宽回忆1939年在重庆北温泉聚会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别人不能替他做的事：长时间讲我们那个年纪能够理解，需要知道的国事和家史。天天一清早去游泳，他不会，很高兴看我们游。
温泉公园有十几处旅舍，只有一处餐厅，一日三餐必定去那里吃。顿顿素菜、素汤，时间稍长，堂倌和我们面熟了，他越来越奇怪，做父亲的从来不给孩子吃肉，两个孩子也不说想吃肉。有一天他终于想替我们提出要求，问道：“你们不想吃肉？”父亲听他这样问，抬头看我们，他的神情是：要不要吃肉，由我们自己说，而又期待我们表示不想吃。
……难得的相聚将近结束……哥哥是搭一辆卡车走，卡车将要开动时，我哭起来。通常，离情别绪几乎一定会促使一位父亲为孩子买一点东西带走，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梁培恕回忆：梁漱溟从不对孩子说训诫性的话，他表情沉静，喜怒哀乐多在眼神里，意见也在眼神里，坚韧不拔，“让你觉得他采取这个态度纵使不合你的意，却完全没有对你而来……他是一切方面都不做硬性规定，从不指明我们应该怎样做，只有一个得当与否的暗示”。
1940年3月10日，梁漱溟给长子梁培宽的信中批评：“你说在学校空闲无事干，我想应当自己看书、写信、做日记笔记等。凡事要主动，不要等待被动。”
抗战时期乃至一生，梁漱溟写给两个儿子最长的一封信，即写于1942年的《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近1万字，分9个小标题详细地记述了自己从香港脱险的经历。
信中第9个小标题说到：“处险境中我的心理”，梁漱溟分析了自己此次脱险历程从外在到内心的“坦然无事”，得到范长江等人的赞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梁漱溟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分析自己何以身体不强而心强，何以能够坦定自若地面对艰险，讲到他的自喻和自信（身心），认为：“假如我所作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事，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而在用心的大问题上，始终围绕人生和社会（或中国问题）问题，其结果是：“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而于前者，梁漱溟认为，必待他的《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的完成，方能尽了义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努力的是什么》三书出版，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
梁漱溟指出：“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未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梁漱溟的这封长信告诉孩子们，他在为国家、民族的大利益而奔走、讲演、著书立说，倭寇不灭，何以家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只要矢志不渝，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要毫不犹豫地努力奋斗。不完成这些既定的目标，是绝不能退出历史与人生舞台的。正如1944年冬梁漱溟的学生阎宗临告诉梁培恕的那样：“中秋那天晚上，我生着病，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冷清清的。先生来看我，拉着我的手说，他一旦认准一件事必须做，是妻子儿女都不顾的。”
虽然父子们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梁漱溟却在书信中不忘鼓励、提醒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求学、健身。
如1942年梁漱溟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一面批评培宽上封信写得匆忙草率，一面表扬“信中说之话皆甚好”，列举如下：
1．如言“席太太请吃饭不好不去，而一去即耽误一天工夫，这一天即做不了好多事”。此见出你天天在做事，一天不肯马虎过去，极与我相似。
2．又如“我们已很舒服，各位先生真较我们苦得多。衣服亦不算少，冻不着就好了”。此见出于自己境遇享受知足，没有贪心，不好奢华，更能看到旁人的问题，有关切众人之心肠，极与祖父相似。
3．又如“单独一家过得舒服似不甚合适，大家都困难应共甘苦才好”。此见出你有心肝亦有眼睛，能留意左右前后之事而辨别其是非。
4．又如说到将住王师母家过旧年，又说“不确定，因校中亦须多人看守才行”。此见你处处照顾到大局，有责任心。
5．你自写小传得奖第一，而却说“文字写得并不好，这我自己知道，不过内容比较真切一点罢了”。此昔人所谓“得失寸心知”也。有的人经旁人夸奖而妄自尊大，其实旁人或夸或贬仅供自己参考，自己心内有数，方是一个明白人。
又如同年梁漱溟《寄宽恕两儿》一信中，惦念培恕的身体情况，嘱其若胃口不佳，不必勉强多吃饭，须于平日多运动或劳动，又指出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关系：“功课不过增进人知识。但吸收此知识而运用之者则在吾人有健全之身体与活泼之头脑。身体不健全，头脑不活泼，勉强用功，吸收不进来。勉强吸收，亦不记得，或不会运用，徒劳无益，故仍以调理身体精神为第一事。功课非第一事也。吾恐一时不能回川，全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再如1943年2月末梁漱溟给两个儿子写信，可谓语重心长，他看了两个人的自传，指出：“宽儿所作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邪。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于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亦不行。但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所以上次我看见他自己说生活索然无味所以日记索然无味的话，我很忧虑，很想改变他的生活……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拦阻你们的。不过一个人往往自认不清，又往往不确定，遂致终身无成耳。”
梁培恕回忆：有些家长喜欢子女步自己后尘，督促子女在学校取得高分更是常见，“他却从来不问我们考得怎样。不是分数高低不代表什么，他是引导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上”。
那时，哥哥梁培宽对自己将来干什么已有明确意向--为社会大众服务，写信问父亲做什么比较合适。回答是：只要有这番诚意就好，干什么都可以，而且“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梁培宽还问过父亲：做学问与做事是否为两条路，自己宜走哪条路？梁漱溟回答：平常熊十力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梁漱溟认为，似乎更肯定自己走过的路：“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另一点是：现在任何一件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例如为解决人民生计而搞合作运动，合作就是一门学问。”学或事“不必太固执一偏”。父亲“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展，即是好的人生”。
长期的两地生活，培宽、培恕兄弟也学会了节俭。对此，梁漱溟写信告诉他们：“你们平素用钱已很紧，不可再紧。凡该用之钱必须要用，例如求学必不该为省钱而不求学，或因钱而改变正当计划，所以宽信说恕若考入空幼（指成都空军幼年学校）可以省许多钱的话是不对的……我平素既以钱助人，则我亦可用人之钱。”
同年夏天，梁漱溟给两个儿子复信，信中批评培恕：“上次来信仍是错字掉字太多。何以写完信总不再看一遍？心粗之人没有能成事者，假如你粗心之病老不改，则干什么亦不行。”
8月24日，梁漱溟给儿子复信：“恕儿求学问题有决定否。吾意：假使他不肯住学校，就不勉强他，这并非我对他一种溺爱，而是对他的教育有此必要。你们两人生性不同，将来怕亦是在不同方面发挥，所以不必同样教育，但我相信都是可以有成就的。”8月20日是梁漱溟夫人黄靖贤逝世八周年祭日，梁漱溟在同一封信中嘱咐儿子，时间过了不必再设祭，但“阴历十一月十五日为汝母生日，在这一天设祭亦可以。祭时写一牌位‘先妣梁母黄夫人之神位’（或供相片，不写牌位亦可），供菜五碗、饭一盅、茶一盅，汝两人行礼即可矣。我流转在外，祖宗祭祀皆未之行，当然亦不祭汝母也。”
1943年初冬，梁培恕从重庆到桂林穿山脚下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看望父亲，并且打算暂时不上学。在这一段时间内，父子俩人谈话较多：培恕讲了在学校看到的抓壮丁的惨状；谈过人的创造力和年龄的关系；谈到国文课本里最爱读《书鲁亮斋事》和《张巡传》，谈到前者，鲁乃康熙、雍正年间人，巡抚田文镜派鲁去接任因挪用公款罪被革职的河南中牟县县令李某。鲁微服私访，中牟百姓皆称赞李是贤令，但愿他不走。鲁见到李觉得他确不像贪官，问为什么挪用公款？李说自己是云南人，离家十年，到中牟后借公款把母亲接来奉养。人到了，官也丢了。鲁思考的结论是：“依凡而行者，非夫也。”不摘印返回开封，请田文镜让李留任。文章极生动而有气势，当培恕背诵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梁漱溟沉默着留下眼泪。
在梁漱溟和阎宗临的开导、劝说下，梁培恕又人中山中学高中部学习。梁漱溟在给长子梁培宽的信中说：“希望他能从此安心求学，则愚放心矣”；“恕在学校似能有进步，胜于在家自修。”
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品行、学业当为最重要的事情；但对以国家大事、民族大义为己任的梁漱溟来说，国事在先而家事在后，从培宽、培恕的回忆及所编书信集看，在大多数时间处于父子分离的前提下，梁漱溟仍然在做人、治学两方面，通过书信的方式，往往在并不算长的话语中，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挚的爱子之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