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征得双方同意后，梁于1939年2月2日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入皖北而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得到当地游击队的招待与护送。但处在敌人的包围中，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危及生命安全，因此他们的行动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此行前后8个多月，其行踪，梁记述颇详，兹摘要如下：
2月
2日，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10日，我乘飞机到西安。从10日到17日皆留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伍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18日，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27日，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
2日，晚8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
3日，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18日，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由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24日，下午6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学忠）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通行入鲁。
29日，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
31日，行抵蒙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时，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4月
2日，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已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7日，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8日，偕同人离涡阳往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3日。
13日，起行，随新四军腾团长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
21日，由王白楼（萧县境）行40里至王寨，当晚转往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琏在萧县工作亦来晤。
27日，下午北行15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此为止。
5月
2日，早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
3日，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往第六中学。
4日，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做动员工作，先后讲演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
16日，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队杨勇团部。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30日，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
31日，午前沈（鸿烈）派其秘书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学忠）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
6月
7日，敌机15架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200人。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学忠）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潮）、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
8日，沈派人送信来，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
10日，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沿途与省府机关相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天已明。
13日，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
15日，偕艮庸、健三同志往水牛里访于（学忠），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
21日，晨5时起行，西行7里许，忽闻曾家疃方向有敌兵发现，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
23日，午间得谍报敌人从东南西路而来。下午4时离岱崮到茶叶坪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前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
24日，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饿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为免遭敌人跟踪，我与艮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于一岩洞内。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7时后枪声渐停，洞内人众待至黑夜即劝我等赶紧他徙。
7月
5日，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8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24日，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7时30分出发。
8月
2日，应邀参加六支队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6日，仍留上套里，续与同人讲佛法。
7日，董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
11日，离二度白，曹营长排队20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30余里，8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乘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14日，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军6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26日，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摩擦情形，颇觉可虑。
27日，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启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9月
2日，早5时乘驴出发，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1时30分抵盘石头，住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7日，晨5时出发，午后5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
17日，8时30分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10时左右，糜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下午4时30分抵大杨树。再步行10里抵洛阳，适在九一八第8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
关于梁漱溟在这次巡视途中为学生讲解佛法事。据他在1939年8月4日的日记里说：“原定今明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解佛法大意。”又在8月5日日记中说：“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8月6日日记又说：“仍在上套里，续讲佛法。”
从上所述，可看出梁等此行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困难更大，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更不巧的是碰上了日军的“大扫荡”，在敌我交战中来回爬山越岭，有时还要忍饥挨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不辞劳苦，带去了后方民众对前方战士的关怀与慰问，鼓舞了官兵们的战斗意志，这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此行给梁漱溟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印象。他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有的驻军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他回到重庆后，为此事向各方呼吁和平，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其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
董泮清曾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亦跟随梁漱溟参加了这次巡视，回忆这次巡视中的艰险困苦：如在鲁南蒙阴堆金玉一带，第三政治大队被日军冲散，董等数人着急寻找梁漱溟，遇见随同梁的竹川同学，见到梁漱溟等人。闻随先生避难的同学说昨日极为惊险，当先生与随行人员躲于山洞内时，洞外日军走路咯噔咯噔的皮鞋声清晰可闻，敌人随时有可能进洞搜查。随行同学征询先生意见，如果被敌人发现将如何应付？梁漱溟镇定地说：“隐瞒是隐瞒不住的，我就是中央特派员，不必隐瞒。”
历时半年，当梁漱溟一行平安渡黄河到达洛阳时，大家谈论此行收获。同学中有的说：“中国地广日本打不败中国。”有的说：“日本只能占领县城，大片乡村还是我们的。”梁漱溟笑笑很幽默地说：“都不是。要紧的是自己能进去，又能将自己带回来。”
另一位抗战初期在武汉五十二后方医院外科工作的孙德方回忆：抗战初期在武汉认识了梁漱溟先生，当时梁漱溟正在申请以“第三政治大队”名义回山东抗日，梁对孙德方说：“德方，此次山东来的乡建工作人员多是我的同人和学生，他们现在将要开赴敌后，在山东打游击，抗击日本人，大队准备组建医务处，需要医务人员，你就参加随队医务处工作吧！”
孙德方乃和新婚妻子何绮云一起参加了第三政治大队，担任大队医务处主任。随梁漱溟巡视途中，看到百姓生活艰苦，日军的轰炸、袭击，政治大队的干部、战士也有牺牲的，大家心情都很沉痛。巡视战场完毕，临分手时，梁漱溟告诉孙德方：他此次来山东，本意在考察游击区实情，鼓励敌后政治大队同人等努力杀敌，推进全民团结抗战。数月以来，劳苦亦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可是收获不如预期之大。又说：使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老百姓太苦，太好了！他们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
关于这次巡视，梁漱溟有三句话总括和四个感想。其前者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后者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老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大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并不现成。因为这个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入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
到四川后，梁漱溟“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表现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都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
梁漱溟从成都到重庆后，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梁亦受到邀请，一概谢不参加，认为，“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绝不会践言”； “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我分三个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10月25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在这次访问中，梁漱溟向中共代表直言其弟子在山东被八路军误杀一事--笔者）； “只记得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并说：‘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陈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
梁漱溟再访国民党要员张群时，指出当时的宪政运动是“文不对题”，张表示赞同；梁漱溟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张群转问梁漱溟：“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梁漱溟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群听了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拒绝你的建议，……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梁漱溟后来记述这段经历时说：“张群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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