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父亲的四月信笺
萨拉目，亲爱的父亲：
知道你看不懂汉字，可女儿只能用汉语为你写这封信。
心里祈祷着，写下这个名字，帕蒂古丽·乌拉伊穆·麦麦提，这才是我完整的名字，这样的我，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维吾尔族人的孩子。乌拉伊穆·麦麦提·巴赫这个珍贵的姓名，你险些丢了。在这个四月里，我帮你把真实的姓名，还有你失散在五十年岁月里的亲人们，都重新找了回来。
找到了你的出生地——喀什伽师县和夏阿瓦提乡哈尔萨村，我才明白，在北疆，你找到了一处地貌、植被都与哈尔萨何其相似的大梁坡村，一路戈壁碱滩的芦苇骆驼刺、沙丘荒漠的红柳芨芨草，这不只是一种巧合。就像一个人照着自己初恋情人的样子，找到了他陪伴一生的妻子，那又是一个怎样不忍提及的妻子，一段不堪回眸的漫长岁月。
38岁在大梁坡与小你22岁的母亲结婚，你与母亲只有四年正常夫妻的生活。生了妹妹的那一年，母亲精神失常，然后愈演愈烈，终身未愈，你的生命和这段不幸的婚姻一起延续了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你一天天挨过老河坝一样又苦又咸的日子，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和四个弟妹从出生到长大，衣食住行和读书求学，都是你一手操持，对母亲的病，还有我们这些缺失了母爱的孩子，你的一生就像是替母亲给我们还债一样。
我无法完整地记述已经被黄土掩埋了的你，也许只有停留在文字之外的东西，才保留着它本来的面目。胡达带走了你，而你带走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记忆……你从来不轻易地将你的生活，呈现给我们这些当年还幼小的孩子。对于你的内心世界，我只有用你给我的生命，用自己的体验慢慢去体会。
小时候，我只从喀什来的亲戚口中，得知你出生在一个叫做伽师县的和夏阿瓦提的地方。你十几岁就开始在喀什当学徒学裁缝手艺，旧时学手艺少不了为师傅家干杂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远离父母，为人家劈柴担水，牵驴饮马，为的是寻条生存的路子。后来，正是你精湛的手艺给我们一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方便与实惠。
偶然有一次，你向我们提起幼时家中缺粮，常常在手抓饭里放过量的菜油，以控制食欲。由此我断定，生性要强的你，一定是为了少张嘴吃白饭，学成手艺后自谋生路不再回去了。由绿衣人自千里之外艰辛传递过来的信件，被拆读后，一直躺在木头箱子最底层，你一封也没有回复过。信全是用维吾尔文写的，从小学汉语的我，一句也看不懂。
村里有个邻居去了伽师探亲，回来告诉你，家人因你一去几十年音讯杳无，以为你早已不在人世了，请阿訇为你念《古兰经》，站者那则尔（殡礼拜）。我催促过你，回信向亲人们报声平安，你却冷静得像座石雕，看不出一丝若有所动的神情。你真的希望家人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吗？无论什么样的家庭变故，也不至于让一个孩子少年离家，终身不归。我曾在心里责怪你冷酷。后来我猜测心高气傲的你，多半是觉得自己在外面混得不好，无颜见父老乡亲吧。
父亲，当年你一定做过衣锦还乡的梦吧？这种想法，又何尝不是很多无可奈何背井离乡者的精神支撑？离开家乡的人就是精神的流浪者，我猜测你在辗转漂泊和动荡浮沉中，一定有过一份我无法想象的生活。
你只信神，从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然而母亲相信有鬼。于是当她看到了你去看汉人的尸体，带回来的“畏罪自杀的反革命”的铁证——那把沾着血迹的刀子时，彻底疯了。你在走投无路中，请了萨满教的巫师来家里作法，驱逐附在母亲身体上的鬼魂。
你虽然没有看见母亲说的鬼，却从母亲的疯癫中看到了相信一种东西所造成的伤害。你或许以为，人总是被自己相信的东西所伤，你没想到的是，不相信的东西会伤人更深。
我对那个自杀者和他的孤坟的恐惧，或许源于它具有能使好端端的人精神失常的威力。我不知道能不能跟鬼讲道理，我尝试着跟那个缠着我母亲的鬼魂和解，不再恐惧他、仇恨他，看在我的父亲三天三夜看护他横在荒野的尸体的分上，求他在地下放过我可怜的母亲。
母亲一病不醒后，你开始拒绝一切温情的东西，对我们严苛到近乎冷酷，从现实生活阴影里，从你早衰的脸上，我读到了你对生活的抗拒。你在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的苦难是抗拒的，现在想来，正是这种抗拒，构成了你应对艰辛生活的力量。这种抗拒，其实是你对生活最后的激情与依恋。
有时候我觉得，正是无从得知你年轻时的种种生活，我和弟、妹们便成了你那段生活的分叉。你早年的生活像一棵被拦腰斩断的树桩，我们的长成使它重新返青，并派生出许多枝枝丫丫，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我和弟、妹们开始背井离乡，去经历所有你有可能经历的事情。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探求着原来那棵老树在天空中划过的痕迹。
我懂事后看到的你，已经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农民。只有从你干农活时的笨拙，出门修胡子刮脸擦皮鞋，每天早晚刷牙等与当地农牧民不同的生活习惯上，还看得出那些残留着你早年生活的影子。
我从你保留下来的年轻时穿戴过的鞋帽衣物中，探寻你过去生活的蛛丝马迹。我沿着你那些精巧的反毛皮靴的漂亮的镶边，顺着考究的毛料裤笔直的裤线、绣着金线的袷袢挺括的胸肩以及式样华贵的狐皮软帽的成色，揣测着你年轻时的风流与潇洒。你年轻时穿过的那件真丝针织网眼短袖T恤，在箱子里存放了几十年后，你默许我少女时代把它当做裙子穿，曾引来周围的人对你早年如此前卫的着装意识的惊叹，父亲你对时尚超前的文化的接受能力早就遗传给了我。
在你苍凉的身影背后，我感受到智慧多思和宽和包容的你，对自己所创造的生命深深的怜惜。你唯独拒绝我们学你的裁缝手艺，你让我们学会与命运抗争，不要去重复你走过的路。你最终的寄托，就是我们这些来自你骨血的孩子。你把我们一个个送到了汉族学校，幻想我们也许会选择与你不同的道路，你将自己已经被生活泯灭了的希望，重新点燃在我们的眼里。
人只有在经历了难言的灾难和惨痛的失败后，才会对过去的一切缄口不提。你生活中到底有过怎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那时的我，无从得知。尽管大千世界，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渺小如一颗尘埃，作为女儿的我，总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在记忆的残缺处展开想象的翅膀。父亲，你对于我，终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谜，我永远无法探测你生命的深度，就像一个活着的人无法测量死亡的深度。
命运多舛的你，最终没能“衣锦还乡”。在你63岁那一年的暮春，突如其来的死神夺走了你对生活的依恋，你对命运的抗争，你对世界、对生命的爱与恨……
你去世以后，我背井离乡、漂泊流浪，试图去经历你当年有可能经历的故事，我把自身的体验当成对你生命的延续。只要是对你身世的种种猜测、想象，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都会使我内心充满苦涩的满足。我不止一次地对已经殁去的你说：我们可以对话了，我们可以相互诉说，可以对一些记忆不再缄口不提。然而，生活终会使一些秘密成为永恒，如若你地下有知，知道我此刻的想法，父女相对，恐怕亦只是苍然对苍然了。
如何才能通过自己的生命，来恢复你的原形，窥见你的全貌？我试着顺你的来路，去探寻已经被岁月的黄沙掩埋了的生活轨迹。一直找到喀什，找到你的亲人，你的生活经历才逐渐在我的探究中，一点点凸现出来，丰满起来。
在喀什噶尔，我仿佛听见风吹草低处，你低沉沙哑的歌声和诵经的声音，秋风一样流淌过来，那阵阵苍凉的歌声，拂过高大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拂过戴着头巾的维吾尔族女子，拂过伽师和夏阿瓦提哈尔萨村古旧的黄泥小屋，也许只有那神秘的歌声和诵经声，能够使我更加接近已经离我远去的你……
在喀什的大剧院，我替你看了盛大炫目的民族音乐歌舞剧《香妃》，最打动我的是香妃身边的汉族小姑娘最普通的一句话：你在京城只有皇帝一个亲人，我是你的第二个亲人。亲人，偌大的京城皇宫，载不动香妃这个西域女子的乡情，这就是故乡的分量，思念的重量。父亲，我看见你失重的人生里，只刻着两个字：故乡。在北疆的大梁坡生活了二十五年，除了我们，你身边再没有其他亲人，你的亲人都留在了南疆的土地上。
我童年的时光里，你总是叫来喀什的亲戚，每年在北疆沙湾县老沙湾大梁坡村的土地里，播撒来自你老家的作物种子，同时种上的恐怕还有你对老家的念想，这正是你对回不去的地理空间采取的一种精神置换方式。
你不是作家，只能用绿色的作物，在土地上抒发那种叫做思乡的情绪，有时候，这种情绪比作物更难伺候，更难描述。这种灌溉，用的不是水，是时间和生命的血液。
一个人用生命喂养他的思念，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幸福的，他至少是深沉的，他的生命是够分量的。我由此来判断你生命的轻重，一个离乡者思念的重量，就是他生命的重量。
你眼睛里充满灰绿色的忧郁，那种忧郁从不消散，我以前总是不明白，其实那是怀乡者的忧郁，深不见底。回不去的家乡是最远的，也是最近的。故乡的回忆就珍藏在心底里，包裹在眼膜里，含在舌尖、嗓子眼里，稍有碰触心就会滴血，遇风遇沙都会咳嗽、流泪。
饥饿的年代，有亲戚不断地从喀什上来看你，你与他们见面的样子表面上很淡定，似乎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或许正是你的这份令人捉摸不透的淡定，让亲戚都变得小心翼翼，似乎在躲避什么，他们对你似曾有愧，这只是我孩子时的一种感觉。是他们独占和享用了父母心里本属于你的那份爱吗？他们甚至都不叙旧，在你面前不提父母。你无旧可叙吗？还是旧事不堪一叙？
离开大梁坡，在江南生活二十年，时刻活在乡思梦里的我，到现在才明白，或许喀什的亲人们不敢轻易碰触的，是你年久结痂的思乡。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在你的眼里暗暗探寻，你把故乡和亲人，到底安放在无边无际心灵沙海的哪一角，猜测你的情感何以变得如此荒凉。其实经年的相思决堤泛滥，无数次淹没过心海，灾害深重的思乡者的心灵，早已经千疮百孔，深不见底的思乡之情，难以收拾和言说。
那年，姑姑带着她的丈夫和一儿一女，从喀什老家来我们家避难。姑姑与你见面第一件责怪的事就是，你作为阿訇，居然给自己的女儿剃了光头。穆斯林女孩是不允许随便把头发剪掉的，你对我的头发恐怕也怀有一种宗教上的愧疚。你对着小自己很多的妹妹，低下了花白的头，一语不发。
我的头发终于留起来了，姑姑每天蘸着树胶给我梳小辫子。我从你脸上看到的那种满足感，是别人给你一头牛也换不来的。让我像邻居家的女孩一样梳漂亮的辫子，应该是你内心的一种情结。
那正是饥荒年月，我们一家七口，加上姑姑一家五口人，锅里的玉米粥越熬越稀薄，直到能照出人影来。玉米面馒头换成了高粱面的，后来换成稻糠馒头，嚼在嘴里像嚼刺，咽进喉咙如咽针。
那时候弟弟还挂在母亲乳头上吃奶，更小的弟弟在妈妈的肚子里孕育。外婆出其不意地闯进了家里，从灶间里拉出了正在啃食稻糠馒头的妈妈。外婆给一帮穿着草绿衣服、扎着腰带、戴着红袖箍的人大喊：“看看，这就是有外心的男人的黑心肠，把玉米馒头留给别的女人，让自家的女人吃稻糠麸皮！”
姑姑跑进屋里一边哭，一边给女儿穿衣服。眼尖的外婆认出了那件花衣服是我穿过的，从背后推了我一把说：“去，把你那件花褂子给剥下来！”
姑姑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把那件穿了一半的花衣服从女儿身上脱下来，塞给我。我看着堂妹抹着泪光着身子走出家门。
好不容易连接上的亲情又断裂了，骨肉再次离散了。父亲，没有人问过你的心有多痛。一直到去世，你再也没有看到过姑姑，这一去就是一生一世。
没有亲人在你身边了。在大梁坡，你孤独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心，似乎只有从南疆食物和作物里得到些许慰藉和补偿。
小时候，你带着我去喀什上来老沙湾定居的老乡那里串门，等他们用南瓜包子、抓饭和拉条子招待我们。饭前的长长的话题就是关于喀什的那些美食记忆。或许是那些食物的记忆，让你身上四季都散发着羊肉、孜然和洋葱混合的那股好闻的味道。
河边上看水闸的那家，就是喀什来的老乡，你赶着毛驴车跑好远，在他家等一天，就能吃到一顿南瓜包子，也许你是无意撞见的，那包子特别的味道，却被每次都在场的我记住了。我一直以为，是回族的母亲无法满足你维吾尔族的胃，其实，你是借吃包子收集对家乡的记忆。一辈子能喂饱一个思乡者的，就是记忆，记忆中的味道是最对胃口的。用记忆来充饥，就是思乡者唯一的宿命。
在北疆，孤独中的你，一直都活在对南疆物事的追忆里。你请来给家里帮忙种地的人，都是从你的老家伽师上来的亲戚。姑姑的大儿子来，你让他种了一大片伽师瓜，姑姑的小儿子来，你又让他种了英吉沙的杏子，那些杏树居然成活了，还开花挂果。你想借助北疆的泥土，恢复老家南疆的生活图景，靠这种把回忆隐藏在劳作中的手段，从中获取心理的慰藉和精神的补偿。
你整夜整夜睡在瓜棚里，或许想让你的梦送你回到伽师瓜的故乡。当夜晚村野狗吠将你唤醒，星空下的瓜田里，你脑海里浮现的事情无人知道，至少你用你的方法，从幻觉上改变了身处的地域。就像离别人世之前，你一次次支撑着身子坐起来，看着这个世界，没人知道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见喀什噶尔和那里的亲人了吗？
你想念喀什，总是爱说“喀什是个大地方”，言下之意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越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越是不会轻易在文化冲撞中，放下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步给别人。
与汉族朋友、哈萨克族邻居、回族妻子文化习俗的冲撞，一直伴随在你生活里，穷尽一生，你只学会了生硬的汉语，哈萨克语一句也不会。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你的眼光多半是不满的、批判式的，你会对不好听、不好看的歌舞戏乐，有一系列的比喻，会说那是鸡叫驴吼，只是属于动物范畴；村里敲锣打鼓，你说像逃荒要饭的擂锅砸碗敲碟子，够不上艺术；你形容跳“忠字舞”的人，手硬得像铁铲木叉，这些形象的比喻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审美观，让我认定歌乐就该委婉、深沉如“木卡姆”，能象征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舞蹈当如“刀郎”，充满原始的激情与生命的活力。
你最爱唱木卡姆，可以唱几天几夜不重样，方圆几十里没有谁会唱那么多的歌，你那一颗在木卡姆歌乐河流里浸透过的心，里里外外都是音符。你若在世，且活在喀什，木卡姆艺人的队伍里是不是也会有你？我在喀什街头寻找木卡姆盒带，在叶尔羌木卡姆的故乡和阿曼尼莎汗陵膜拜木卡姆圣地，叩访木卡姆艺人。
父亲，在莎车的农家小院葡萄架下，弹着都塔尔、坦布尔、热瓦普，陶醉在木卡姆歌声音中的男人中，我找到了你，恍惚间，那些唱的、跳的、坐着的、站着的，一个个在巷弄里、在大街上与我相遇，擦肩而过的每个维吾尔人仿佛都是你。
在喀什，我吃遍了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维吾尔人的南瓜包子、薄皮包子、烤包子，我的胃口足足有两个人那么大。父亲，我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装在我的胃里，我代替你多吃了一份。我用你的眼睛看巴扎，用你的耳朵听木卡姆，用你的嗅觉闻你故乡各种各样的香料味道，我想用我对你的想念，让你复活在四月的喀什噶尔。
到了喀什才知道，在亲人们眼里，你年轻时就是当地传奇式的人物。原谅女儿的自私和虚荣，我希望你曾经是个有钱人，对你后来的贫困多少有种补偿。你经常说，钱只不过是扔在地上吐上一口、踩上一脚再拿起来用的脏东西。纵然如此，倘若听到你过去曾是个乞丐，女儿会心酸的。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到处是毛驴车的喀什，你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到处周游。其实，那辆“幸福”牌电动自行车，是现代化对一个古老村庄的侵入，对一个人的侵入，甚至一个民族的侵入，是你主动迎接了这种侵入。你从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搬回了它，在伽师的尘土里激扬你青春的叛逆时光。父亲，你是一个叛逆者。你知道，大弟弟多么像你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向，也是从卖了你的大黑驴，买回一辆“幸福”牌摩托车开始，在北疆的村庄大梁坡的塘土中，他向着渴望的城市生活奔突。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最初也许是从对速度的向往和改变开始的。
你的速度是超前的，世界却并没有按照你心里的速度前进，从你的“幸福”牌电动自行车到弟弟的“幸福”牌摩托车，时间似乎停滞了三十年。大弟弟在他18岁时，重演了你青年时代学电动车的一幕，并且把三十年前你开着电动车下饭馆、追逐女孩子的历史，在你的眼皮底下从头到尾重演了一遍。最终，大弟弟的戏演到了高潮，离家出走，这一幕，也是你在父母亲人面前上演过的。历史何等的相似，对此你恐怕只能是讶然。
不同的是，大弟弟出走时，刚好赶上“包产到户”，他不愿意种地跑出去打工，而你是在失去了土地之后，不愿忍受当时的饥荒，嗅觉灵敏的你恐怕已经预料到，地主巴依的日子过到头了，世道要大变了，你想赶在一场运动来临之前，逃离喀什。
见证过那个情形的老人告诉我，你出走前，把家里的财产装了十几辆毛驴车，插上红旗，赶到了乡政府交公，看到村里最有钱、最有文化的你带头将家产充公，村民上交财产的毛驴车队，跟在你后面排了几公里长。
你动员父亲将家里的土地全部上缴，父亲与你反目成仇，你背着“败家”的不良名誉，被驱逐出家门。那天下着雨，你带着唯一的弟弟，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绑着几个水葫芦和成褡裢的干粮出村。村口干活的人看到你，劝你等雨停了再走，你去意已决。其实当时的你，已别无出路了。饥荒年月，你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故乡生活，那是你人生的一次异常的变故。
带着弟弟走到了巴楚县后，或许你不放心留在家里年迈的父母，弟弟被劝回，你独自北上。你一个人的旅程中发生过哪些事情，至今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五十年前的一别，你到死也没回过喀什。二十四年前的四月，你生命中最后一次提到了喀什噶尔，远在天边的亲人似乎感应到了死亡的气息，千里迢迢来北疆寻你。早已隐没真实姓名的你，终未等到亲人相见，被几层薄薄的白纱布裹着，躺进了大梁坡乍暖还寒的泥土。父亲，安放了你埋体的异乡黄土，如何能安放住你难安的乡魂？
父亲，你是家族中走出来的汉文化的第一代融入者，魂魄难安，融入者有融入者的悲哀，你必须抛下所有的过去，这是融入的代价。
从贵族生活跌入贫困的深渊，需要面对饥荒和现实的动荡，是这些迫使你离开了家乡。到乌鲁木齐的一家服装厂打算另谋人生出路的你，结果又被“下放”到大梁坡村，对过去地主巴依成分和各种运动的恐惧，让你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大梁坡，你似乎被改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
恐惧政治运动的你，还是没能逃过各种批斗，你被挂上“投机倒把”的牌子，到处游斗，那些年你在村里享受的都是“明星待遇”，你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刮干净胡子，穿好干净的外套，等工作组将拖斗汽车开到家门口，戴红袖箍的民兵队员把你架到各个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上。你像一个专业演员一样敬业，你是会场的焦点，脖子上挂一个用黑毛笔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的大牌子，腰弓到一百八十度，光光的脑袋抵住地面。那些你给他们做过衣服的大人和孩子，买过你鸡鸭鹅以及它们的蛋的人，在民兵的带领下举起拳头在下面喊：“打倒投机倒把分子伊布拉欣！”他们打倒的那个人不是你，每次他们打倒的只是你的化名，历史不过在开一个玩笑，真正的你安然无恙，躲在真实的名字后面，暗暗嘲笑他们。
除了做裁缝、卖鸡蛋，你的身上其实还有很多隐性标记，你与当地人不同的刷牙、剃胡子的习惯，买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这些一般农村家庭没有的奢侈品。不会干任何农活，使你的贫农身份显得来历不明，你不喜欢步行，出出进进喜欢骑驴坐车，你花钱买肉吃、请客下馆子等可疑的生活模式与当地人格格不入。
那个饥饿动乱的年代，母病家贫你挨批斗，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你忍痛将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小姨。你为四个儿子取的司马义、司拉英、司拉鹏、司依提，这些沿用汉族人的姓，学着用第一个字符相同的方式排列的名字中的最后一个，没有派上用场，司依提这个名字下面的那个人空缺，不再在这个家里，他变成了有名有姓的马俊。他走的那天是主麻日，小姨家给他另取了经名主麻。
跟你的真实名字只有喀什来的亲戚呼叫一样，司依提这个名字只在你心里珍藏的花名册上。就像南疆的亲戚们用疑惑的眼光看待你改名，别扭地叫你的大梁坡名字一样，小弟弟也用疑惑的眼光看小姨、小姨夫叫他陌生的新名字。恐怕值得疑惑的是那个年代，亲情在贫困和饥饿面前成了奢侈品，难以为继。
直到你的生命结束，你忍痛割断的一条又一条亲情的尾巴再也没有接上。混乱过去，对混乱年代的那份恐惧却延续下来。你决然切断了与以往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叫伊布拉欣的另一个人，前半段人生从你身上远离和断裂，你成了切除了自己历史的一个断裂的生命，多么疼痛和分裂的生命。
父亲，我们一样的不完整，就像断了尾巴的蜥蜴，你一半留在南疆，一半来到北疆，我一段扔在北疆，一段活在江南，两段一样的痛楚。来自南疆的传说中娶过好几任妻子的你，后半生安身立命，与疯了的妻子度过了二十五年不弃不离的日子。你把自己的过去完全割断了，似乎成为另外一个人，过去的你和后来的你何等的分裂。
你把一个葫芦一样完整的人生，一劈两半，一半浸泡在蜜一样的故乡喀什的记忆里，一半沉浮在大梁坡老河坝的苦水里。一个葫芦也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就像你前半生甘甜、后半生苦涩的日子。
父亲，遍布你足迹的喀什噶尔古城，为何无法将你留住？随着命运的指派，你还是来到了北疆的大梁坡，脱下锦衣重回土地。你与土地的纠结，恐怕无人说得清楚。我知道，你对土地有一种复杂的爱。
那年，乌鲁木齐那家你被“下放”前干过的服装厂招你回城，我们欢呼雀跃，满以为从此可以不种地，做城市人、吃商品粮了，你却满面怒容地斥责我们：城市能养鸡养鸭，能放牛放马，能养活你们吗？后来，我们在学校填写的每一张表格，你都很关心，让我们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按照你的嘱咐填上“工人”。父亲，你的人生，如此矛盾，纠结不清。你是想背弃这片养了我们的土地，还是为没能干你擅长的裁缝职业而后悔了？
父亲，曾经有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向我求爱的方式就是恳求我：让我帮助你的父亲，一起种你们家的那块地吧。他想用和你耕种同一块土地的方式，让这块土地留住我，让我记住他，接纳他，却被那年正忙着考大学的我拒绝了。
我知道，那块大梁坡的土地一直真正想念着当年的垦荒者，一块土地掩埋了第一代垦荒者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等待垦荒者的后代。
自你走后，这块你和喀什的亲人们曾经耕种过的土地，彻底被我们背弃了。我们离开土地，四处漂泊，让它一直流落在陌生人的手里，种什么长势都不如从前。我相信土地是有记忆的，它熟悉那些有着共同血脉的人，就像你熟悉自己的兄弟，这块土地熟悉喀什噶尔打铁匠手上生铁的味道，这块土地是曾经与喀什的坎土曼缠绵交欢过的土地。
父亲，就在你五十年前离开的那个村口，五十年后，你弟弟的儿子斯莱曼，似乎一直等我来找到他，他说他已经等了我几十年了，他都四十五岁了。
我从几十个年龄和模样都相仿的维吾尔人中，偏偏选择了向斯莱曼打听你，他就等在我要去找他必经的村口，我和他就这样在你五十年前出发的那个村口相遇了。早五分钟，或者晚五分钟，我们都无法遇见。我只向他提起“沙湾”两个字，他就两眼放光，我从未见过面的堂弟脸上看到了你当年的样子。
他向我背诵着从他父亲那里、从来北疆看过你的亲人那里，打听来的有关你和大梁坡的种种生活细节，大梁坡每个邻居的名字，咱家老房子后面那个苦水河坝，河坝里你养的鹅和鸭子。他一一向我转述的这些细节，像等待破解的密码，一直沉睡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从来没有人来碰触。我跟斯莱曼的对话，激活了那些密码，也复活了那些记忆和记忆里的亲人。
斯莱曼的父亲，就是跟你走到巴楚县后被你劝回的那个的弟弟，按照你的愿望，为父母养老送终后，已于十一年前去世了。
这次去喀什，我带了几件漂亮的衣服，想找到那个当年被我剥了衣服，光着身子哭着离开的小堂妹，跟她忏悔，可我永远无法偿还那件童年的衣衫了。小我好几岁的她已经在五年前过世。小时候与我玩泥巴的堂哥，如今仍在放牧着成群的牛羊，早出晚归，一如那时在大梁坡。
父亲，就这样，从斯莱曼口中，第一次听到你完整的名字：乌拉伊穆·麦麦提·巴赫，我感受到斯莱曼身上有你澎湃的血液的气息，那是我们共同的血脉连接。他说，我同祖同宗的姐姐，怎么也看不饱你。我含着泪珠笑对他的深情。
斯莱曼与我相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候那片你耕耘了半辈子的土地，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耕种你曾经洒过汗水的那块大梁坡的土地，这个愿望是胡达对接好了的么？土地恐怕也知道等待它的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它重新回来了。斯莱曼如此热爱你耕耘过的这块土地。他说想用这种方式纪念你，告慰他没能来北疆的父亲。没能跟你一起走，他的父亲曾一次次在他面前抱憾。或者说，在五十年后，他打算替自己的父亲来北疆。我说，秋天村里打算重新承包给我们，那片土地也一直想念你们。我答应将大弟弟留下的那块土地交给斯莱曼，成全他想念你的方式。我知道，有了这个接替者，你会安心的。
冥冥之中，大梁坡的这块土地似乎就在等待喀什噶尔的第二代亲人，一直在等我去找到他们。相隔半个世纪后，我与南疆亲人的相会，恐怕不只是亲人与亲人的约会，那是有灵性的土地与人的约会，是那片土地的愿望。土地的记忆比人更久远，不容易遗忘。
父亲，我弄不懂的是，你在失去了家乡的土地后离开，大弟弟却在承包了那片土地后出走，都是因为土地，两代人离开土地的原因却截然相反。
看着斯莱曼，我出神了，倘若我和斯莱曼的命运被调换，谁的命运更像他自己？如果历史重来，命运改写，从喀什出来到北疆的是你的弟弟，而被劝回后留在南疆的那个人是你，父亲，你的命运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这个答案我无从得知。
借着人的置换，土地的命运也会被置换么？或者反之亦然。
父亲，在你去世的二十四年里，咱家的那块土地，一直接受陌生人的坎土曼和铁锨砍挖，被陌生的脚掌踩踏，他们用土地抗拒的方式，种上一些土地抗拒的作物，土地对熟悉的亲人气味的想念越来越迫切了。
这些想念被在哈尔萨的两代血亲感应了几十年了。斯莱曼说，他的父亲年复一年收集好的种子，每年都会为未曾谋面的大梁坡的土地留上一把，在二十四年前，让他带着伽师瓜种和泽普的葫芦种子，去石河子、沙湾一带找你。就是在那年的四月，你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天堂，我们举家搬迁，让你错过了家乡的亲人和来自家乡的种子。
斯莱曼梦呓一样复述着记忆，我也进入了一个久远的梦里。这块土地上的人和这块土地上种的作物，被另一块相隔千里的土地上的亲人念叨了五十年，在他们后代的记忆里盘旋了半个世纪，等待一个活着的人来证实这些听似悬说的种种细节，他们终于等到了我。
他们一直思念的感情和我们一样，似乎也在等待一个地方安放和停靠，他们也有很多模糊的记忆，等待跟我一起确认和打捞，我的舌头在滚滚而来的维吾尔语词汇间匆忙地打转，来不及梳理就滔滔不绝。
在你家乡的那几日，从早到晚我都在忙着认亲，一排一排，都是亲人；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亲戚家的；走了七八个村子，每走一个村子，半个村子都是亲戚。你的家族的根系是那么庞大。东家一碗茶，西家一碗面，南家一碗汤，北家半个馕，竟然把一顿饭分成了好几顿吃，吃到深夜，还有老者掌着灯来认亲。
斯莱曼说，你下次来，住上一百天，走一百家亲戚，绝不会重样。
我说，那我就等明后年再来，住他一年，走他三百六十家亲戚，每天换一家，不要重样。
我们相视而笑，开心地大笑。
你和弟弟，自从巴楚一别，两颗葫芦籽，一粒留在喀什噶尔，一粒远漂北疆，到死没能相聚。我与斯莱曼的这场相遇是上天精心安排的，是那两粒葫芦籽的后代的相遇，我们满肚子的语言，都在寻找出口。
斯莱曼说他要带着他的后代，带着喀什的坎土曼，带着莎车的杏核、伽师的瓜种和泽普的葫芦籽，再次让你躺着的那块大梁坡的土地上，飘满你家乡的瓜香果香。
父亲，你一定记得，曾经也有过这样亲人团聚的好年月，你仰面躺在杏子树的树阴里，你身边坐着南疆的妹妹、妹夫，我和他们的孩子在瓜田里玩泥巴。
我重新找到了我的弟弟，他那么热爱这块土地。他让我重新找回了人对土地的那份念想。父亲，在斯莱曼和我心里，你已经化成了这块大梁坡的土地。
父亲，让我再给你说说四月的喀什吧。在这里，我每天都像在梦游，我在喀什的见闻，多么像是另一个梦境。
那个养老院里半疯的维吾尔族女人，她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呓语，让我在一股莫名引力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她，吸引我不顾一切地投入她的怀抱。她抱住了我，抚摸我的背脊，那种久违的母爱蚀骨穿肉而来，仿佛她宽柔的怀抱，天生就是为安放我缺失的感情而生。她等在那里，多少年来，等着我来找她，等我扑向她，她就像扑向我失散多年的母亲，我复活的母亲。
在高台民居，我亲吻了那个熟睡中的孩子，那是我在亲吻自己另一种童年的可能性。高台民居，也是我成长空间的另一种可能。父亲，假如你没有走到北疆，因为细小的变故停留在了喀什，那个摇篮前哄孩子入睡的女人就是我，那些剪着天眼头，头上涂着黏糊糊的鸡蛋清的孩子，就是我的弟弟和妹妹。我那么熟悉这种味道和这个场景，好像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前世，是我多年来沉睡不醒的记忆。
坎土曼巴扎，那个从早到晚守在馕坑边，把手伸到馕坑底下，为我拿出最热最新鲜的香馕的卷发大眼睛小伙子，他抚摸热馕时热辣辣的眼神，仿佛另一双看不见的手抚摸他的情人。我恍然间疑心那目光是不是少女时期开启过我情窦的最初的钥匙，曾几何时被我遗落在这条巷弄的馕坑边上。他用炙热的目光灼烤带着他火热的体温的馕，滋养我在喀什噶尔的每一个清早的时光。
我为你们家砍柴
又为你们家打馕
这样的人
世界上有么
在那个维吾尔族人家的农家小院，我受一个白胡子的维吾尔族老人邀请，随着维吾尔族艺人们弹奏的木卡姆的乐声，跟着他健朗的舞步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蹈。那个与我共舞的木卡姆老艺人眼睛里的爱情，就是我80岁的爱人的爱情。父亲，我闭上眼睛，你就在十二木卡姆的歌声里复活，为维吾尔式的婚礼麦西热普奏乐歌唱。
在喀什，我还见到了一个小时候抱过我的人，他就是帮你种瓜、盖房子的南疆远房堂叔。82高龄，孤寡一人生活在一所空房子里，家徒四壁，他从家里唯一的家具——一个木头箱子里拿出苹果、石榴和巴扎的香馕招待我。
我抚摸远房堂叔的白胡子，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它们。这些胡子，在我出生的头几年里，它们才刚刚在他脸上发芽，它们应该摩挲过我一到三岁的脸庞，他的肩头那时候就是我的坐骑。父亲，他的肩膀曾经代替过你的肩膀，他用和你一样的方式让我骑在他骆驼一样高的肩头，我借着他的大脚行走在我的童年里，他让我比同村的孩子走得更快，看到更高的地方。
从我说第一句维吾尔语开始，他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母语教师，是他让我的维吾尔语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喀什噶尔口音。在江南生活的二十年里，我已经残废的母语找到了最初教会我的那个人，在见到他以后，我的母语完全康复，幼年的记忆大面积苏醒，我的母语经受住了喀什噶尔和亲人的考验。我终于明白，我童年所有的母语老师，都来自喀什噶尔这块地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父亲，我是多么羡慕你，出生在这样的故乡，就像我的女儿羡慕我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她希望她的孩子能生长在喀什，学会母语，像每个出生在喀什的孩子一样。
父亲，你的成长环境、语言环境、饮食习惯，所有的所有，都遵从着维吾尔民族的习惯。在另一种文化的浸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使一个民族保持完整的是她的文化习俗。
在喀什高台民居的陶土窑里，我看到了父亲你和我自己。那个坐在陶土窑里手抱着土陶，终日被窑内的温度熏烤的汉子，多么像是制作了我的人，我是他手上的那只陶罐，我真想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按他的方式，重新将我回炉，让我回到我本来的样子。
我偷窥火窑里熏烤的陶罐、陶壶和陶葫芦，我看见的那一只没有完全熏陶好的夹生陶葫芦，或许就是我现在的样子，花纹不清晰，着色不均匀，完全没有熟透的陶器那种从容淡定的成色。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品种，父亲，我本是一只喀什噶尔土陶窑里的陶器，我的陶土质地、泥坯和底色都属于喀什噶尔这块泥土，却被你孕育在北疆的土地上，又交给了另一种文化去雕刻，我一生都只能是个半成品。
我一直都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后期的雕刻，其实后期雕刻的雕工再高超，也不能叫做浑然天成。那个制作陶罐的乌斯塔兹，用狐疑的目光盯了我好几眼。在这样的维吾尔族民间陶艺大师眼里，我只是一只漂浮在南方水域上夹生的喀什噶尔葫芦，雕着他所陌生的江南花纹。我看遍了每一个陶葫芦、陶壶和陶罐，在他陶土窑美丽的橱窗里，哪一只美丽的陶制容器都不是我。父亲，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都是一个夹生的陶器，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
人一旦离开故乡，迷失似乎就被注定了。就像我穿梭在另一种文化和故乡记忆的交错点上，我和你一样恐惧断裂，恐惧变故，我找到了你真实的生活历史，现在，真正的那个你，被我用文字的凭据紧紧捏在了手心里，再也逃不掉了。我不希望失而复得的亲情再次遭受遗失和断裂的疼痛，我们漂泊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停靠和安放。
喀什噶尔，我的故乡，你丢失的孩子们回来找你了。
父亲，让我们一起回喀什噶尔吧，回维吾尔族人共同的故乡。
祈求胡达：把你的目光安放在我的眸子里，让我时时处处看见你年少时的足迹。我感觉自己在携你的魂魄还乡，回到你离开了半个世纪、我们共同渴念的情感安放地——喀什噶尔，这个心里至高无上的故乡，有那么多亲人在等待着我们。
在四月的喀什噶尔，我每天在心里默念着：父亲，我在喀什找到了你，你遗失的名字，你走过的足迹，你学裁缝手艺的店铺，你经常出入的古城巷弄，你熟悉的食物，你喜欢的十二木卡姆，你经常向我们提起的阿巴克霍加陵和香妃墓，还有你做过礼拜的艾提尕尔清真寺。
喀什噶尔的正午，艾提尕尔清真寺宣礼塔上熟悉的声音，闭上眼睛就是你高诵《古兰经》的声音。巴扎上弥漫着维吾尔族人喜欢的各种香料混合的味道，那是你熟悉的一生都想念的味道。
四月是残忍的，树叶凋敝以死亡为代价；四月也是深情的，换来泥土中新的生命更替。父亲，你过世在这样的四月，一如我在这样的四月来到喀什噶尔。
父亲，你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我们的故乡喀什噶尔！
父亲，愿你魂安故土！
女儿：帕蒂古丽·乌拉伊穆·麦麦提
2013年4月于喀什
模仿者的生活
我觉得我在南方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模仿来的。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机械地模仿中打发日子，似乎常常有两个我在相互模仿，这个我在努力模仿我希望成为的那个我。其实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漫长的模仿的时候，这一场模仿就已经开始。多少年来，我在新疆和江南之间奔突，在这个我和那个我之间焦灼地跺脚，我试图从现在的我回到过去的我，又分辨不清两个我之间，究竟哪个在模仿哪个。我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为了分辨真正的我，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
一
小时候，父亲就向四邻炫耀我超乎一般孩子的模仿力。模仿能力是本能，还是一种天赋，我无法分辨清楚，至少我记得最早受父亲赏识是因为我的模仿惟妙惟肖。家里来了客人，他总是把话题引向我，然后我的模仿表演就成了必备的节目。他咧着满是金牙的嘴笑着示意我：“丫头，玛丽亚的奶奶是怎么走路的？”
父亲用他的笑声作暗示，把别人的目光引到我弓起的背和曲起的双腿上。接下来，我用一根假装的拐杖戳着地，一只手高高地背在弓起的脊背上，皱着眉眯着眼瘪着嘴，用假装苍老的颤声像老山羊一样地叫：“玛丽亚、玛丽亚——该烧火做饭啦！”
这样的表演每隔几天就会来上一次，我的演技越来越精湛，以至于有时我怀疑我快要变成了那个蒙着黑盖头，穿着大襟衫，永远佝偻着背拄着拐杖，扯着跟她年龄不相称的尖细嗓子呼叫她的孙女的回族小脚老太婆。
没有人的时候，我绝对不敢模仿玛丽亚的奶奶，似乎只要有人在看着我，我就不会丢失自己，我担心没人看住我，一不小心我就变不回自己了。
我的模仿才能似乎显而易见。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一个好的演员，模仿别人模仿到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简直就是他表演的那个人后，他仍然能完好地回到自己才是成功的；而不是等表演结束了，演到连自己都不能辨识自己，把自己永远扔在了角色里面，再也拾不回来，就像把一只猴子扔在了一个满是镜子的屋子里任其挣扎。
演员都喜欢照镜子，我也不例外。如果家里没有人，我可以照上一天，在镜子里把自己迷失掉，再从大人的呼唤里把自己找回来。
模仿必须一遍遍地练习，一直到把自己练习成你要模仿的那个对象，和他不分你我。我模仿得最成功的是猴子，我几乎练习到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猴子，走路的时候一蹦一跳，见了人就伸舌头、眨眼睛，喜欢没来由得在双眼皮间抹上亮闪闪的黄油，直到后来总感觉自己满身满脸都长了毛，伸手摸虱子和抓耳挠腮的动作都成了猴戏里孙悟空的动作。
我对猴子产生了无法言喻的兴趣，村庄里来耍猴的，我从早跟到晚，我看猴子在主人鞭子的驱使下做一个又一个游戏，猴子那可怜的样子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心生莫名的爱怜，我对猴子的同情超过了对弟弟妹妹挨打时的同情。这种无原则的同情似乎激怒了父亲，他说：“猴子吃得比你好多了，可怜什么？它们过得比你好，还要你可怜？”
我还是觉得猴子可怜，它靠模仿人来讨人的欢心，获取生存的权利。
猴子或许并不像我这样认为模仿是可怜的，更不会认为模仿是一种艺术，正因为它们不能这样想，所以它们才显得更加可怜。也许猴子只是模仿自己，但是在人的眼里，人们以为猴子在模仿人。我不知道猴子们的想法，也无法知道人的想法，我只知道人们和我一样喜欢看猴子模仿自己，虽然看得出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觉得猴子可怜，却无法说出它们到底可怜在哪里。
我猜测它们可怜，是因为在模仿中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生活吧，它们回不去了，形单影只地混杂在人群中，命运被它们模仿的对象掌握和操控。它们做不了真正的猴子了，用模仿换取基本的生存是可怜的吧；它们不情愿放弃本身拥有的生活吧；它们希望在那个远离人类愚弄的天然环境中和同伴一起做猴子，而不是靠模仿来博取人类的欢心吧；它们还记得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吧。无论它们吃得多好，它们被豢养，耍玩后被关进铁笼子里，残酷的人类剥夺了它们做猴子的权利。
二
我想，那时候看到猴子为什么感到巨大的悲哀，也许我从那里看到自己一生命运的前兆。
我模仿各种各样的人：模仿太爷追打他的两个儿子，模仿太爷教训人的口气。后来发现太爷打人恶狠狠的样子酷似父亲打母亲和我们的样子。再后来我从镜子里看到，我打孩子的样子几乎跟太爷和父亲一模一样，举着难以承受的重压一般，眉头紧蹙，青筋毕露，发怒时，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这是生活的一种重复和模仿，还是遗传导致的必然。
从模仿里我发现了无穷的乐趣。我喜欢模仿裹着小脚的外婆拿着长长的玉米或葵花秆子一跳一跳地奔过来追打我的样子。有次我给同学模仿瘸腿的赵子虎老师走路的样子被他发现，至今还记得他无奈的苦笑。我模仿语文课的张老师把“张”发成“脏”音的滑稽腔调，结果受了父亲的表扬，因为所有维吾尔人说汉语，几乎都是张、蒋、江不分，父亲为我这个维吾尔族娃娃居然也能挑剔出汉族人说汉语时的发音错误而自豪。父亲的纵容使我胆子越来越大，我开始模仿父亲的冷笑和他舔金牙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有威慑力，这是父亲动怒的前兆。结果我的模仿揭穿了他的秘密，使他吓唬人的招牌动作变得无效，父亲显然并不喜欢这样的模仿，青筋毕露地呵斥我，气急败坏地说我想造他的反。我从中看到了模仿具有瓦解权威的能力。
我还善于模仿苏玛妹妹的哭闹，我的模仿使苏玛清醒地看到了他宠爱的妹妹耍赖时的丑态，结果恼羞成怒的苏玛忍无可忍，用我模仿他妹妹的样子来回击我，让我看到了模仿他妹妹时我的丑态。我吃惊地发现，当面模仿别人的丑态有着侮辱践踏别人尊严的效果，比任何谩骂更奏效，更能有效地伤害和打击自尊，在家里，我将这个侮辱手段运用到极致，结果导致不断地挨打。在发现模仿具有非凡的杀伤力后，我开始把它当做秘密武器，隐藏在我的生活当中，从此不敢轻易出手。
从上汉语学校开始，我对汉族人的模仿从舞台表演式的公开走向隐蔽，走向生活深处的细节。在我生活的多民族混居的村庄，这样的模仿是被众人默许的，进退也比较自如。
我喜欢观察汉族女孩穿的拉带布鞋，我搞不清楚到底汉族跟维吾尔族是脚不一样，还是鞋子不一样。当我穿上胡成霞的母亲给我做的黑拉带条绒鞋后，我对自己那双脚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我觉得我的脚似乎变得跟汉族人一样。起初我以为脚和脚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是鞋的样式给了脚一个标签。后来我发现我的脚的形状随着我穿的鞋的形状在改变，这种变化缓慢到几乎看不出来，当我春天把在皮窝子和裹脚布里装了一个冬天的脚剥出来，放进尼龙袜和拉带鞋时，发现我的脚已经走了样，显得结实和野性十足，像是包裹了一冬的小兽被解放了，显然那双拉带鞋已经包不住我的脚，我只好翻出父亲搁置在仓房里多年的从喀什带来的手工牛皮靴蹬在脚上。
三十年后再回到村里，我发现胡成霞和她的女儿都穿上了牛皮靴，那种村里盛行过的黑色拉带鞋只有在老太太脚上才能找到。赵子虎儿子的体态、神情甚至皱纹的走向都酷似那时候的赵子虎，他儿子成了不瘸腿的另一个赵子虎。村里人的所有孩子都那么酷似他们的父亲，以致我对着他们叫出他们父亲的名字，结果我的称呼被他们不断地纠正。那丝毫没有改变的环境，让我置身在小时候那个时代背景里，我的眼光和思维倒错——我走的时候，他们的爷爷刚好在他们父亲的年纪，他们的父亲刚好在他们的年纪，而他们刚好在我当时的年纪。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行为习惯动作声音相似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在模仿另一种生活，新的生命在模仿旧的生命，还是时光借助模仿再次警醒我这个自以为成功的模仿者，关于人生的真谛。
三
一度希望我的生活也能被人模仿，觉得被模仿让我有种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证明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发现其实我也有我的模仿者，他们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
我的妹妹在任何地方生活，都让我把穿过的衣服寄给她，因为她从小只穿我穿过的衣服，即使父亲特地为她做的新衣服，她也要我穿过了再给她。她无法接受自己穿一件我没穿过的衣服的形象。直到现在，她收入比我丰厚，还是接受不了穿我没穿过的衣服的那种样子，或许她会感觉认不出自己。我没穿过的衣服，会让她感觉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很陌生，她必须依靠模仿我生活。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活和职业，也跟我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种遗传，或者随意的安排和巧合，这些都是她刻意的追求，是从小对我这个家中长女的模仿导致的结果。她喜欢上了文学和朗诵乡愁诗，她每次写文字前都要读我的句子，连朗诵都要模仿到和我声音语调一模一样才觉得放心。她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我，甚至连她的婚姻，她生活中的失败，都与我一模一样。这些常常让我暗自惊奇。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在香港她却做着普通话推广的工作，在粤语和英语以及普通话之间打转的她，在没机会使用母语的地方，渐渐遗忘了民族和宗教身份。其实在我，又何尝不是远离了维吾尔语和清真寺？我这些年一直在为自己老了是回新疆，还是继续在南方把我的模仿人生进行到底而犹豫不定。或许在她看来，我在汉族人的世界里是一个成功者。其实我知道，我只是一个看起来还算像样的模仿者，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对她说清楚，你不应该模仿我，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模仿者中酷似我的还有我的女儿，她的种种选择简直成了另一个被复制的我。女儿有一回在舞台上穿着我的演出服，模仿我跳新疆舞，我坐在台下摸索着自己的腿和手臂，恍惚间疑心台上那个舞蹈的肢体是我的。她从我的生活里搬走我爱穿的衣服，搬走我爱读的书，贪婪地偷吃我爱吃的食物，连她选择的大学和专业都与我当初如出一辙，这还不够，她甚至妄想着连我曾经的生活都拷贝过来体验一遍。她如此执著于追求与我的形神的相似，让我这个被模仿的本体在面对她时，常常感受到类似被惊吓的不安感。一个模仿者成了被模仿者，这是一种悲哀。或许正是我在无意间安排了这种模仿，我把女儿从遥远的新疆接到身边，借口是给她最好的教育环境和天堂般的生活。然而，我一次次地看着她和我一样地分裂成两个她，一个是白天在新疆边陲小城的清真手抓羊肉店里洗锅刷碗端盘子，晚上乖巧地捧读《古兰经》的她；还有一个是在江南水乡求学，浸泡在吴侬软语里，在汉族男孩追求的目光中恍恍惚惚不知所措地摇摆，不知今后爱情婚姻、宗教信仰、前程命运该如何交托的她。
我这株北方植物自从嫁接到江南后，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渐渐远离了我，我一直机械地适应着，女儿又接替我做了另一个南方生活的模仿者。当看了自己跟一群在南方城市做纺织工的维吾尔族女孩跳的新疆舞视频后，我吃惊地发现，我在台上多么成功地模仿了另一个自己。不知道女儿在走下舞台后，会不会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身在南方的我，成功地模仿了已经不在北方的那个我。显然，我是我自己的模仿者，我对自己进行得最成功的模仿是让所有认识我的南方人都以为，那个台上梳着很多辫子、戴着花帽、穿着艾黛莱丝裙的女孩就是过去的我。其实在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我很少有机会做这样一个自己。只是那时候，要求别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心理绝不像现在那么迫切，因为在那个到处是清真寺和维吾尔语的环境里，我也不像在南方那样容易丢失自己。
那个跳新疆舞蹈的舞台形象，曾一度成为身在南方的我内心模仿的一个对象，为了能接近和贴合这个形象，我在台下一遍遍地模仿练习，上台前花三个小时给自己打扮和化妆，我只是在三分钟里，欺骗了所有以为那就是另一个我的人。只有我心里清楚，那是我的另一个模仿作品。那个台上的人，从来就不是我，我也没有真正成为过她，从生下来就没有成为过她，送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混合的两种血液（我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把那个舞台形象中的我拦阻在我出生之前，于是，出生的是另一个我，一个混血的、民族界限不清的我。
四
在喀什的老巷子，我跟着几个搞摄影的朋友东张西望，他们拦住一个牵了毛驴过来的维吾尔族男孩，要给他拍照，那个男孩伸直十根手指头说了两个字“十元”。他生硬的汉语是模仿来的，伸出手指的动作却是我熟悉的——他们用这十根指头捧《古兰经》，用这十根指头在虔诚的祷告之后结杜瓦尔，现在他摊开的十根指头有点僵硬地捧住十元钱，站在巷子口让陌生人拍照。拍完照，他迅速朝四周看看，我猜他恐怕担心被老年人看见后挨拐杖。
我心里替他的尴尬开脱，他并没有明显地出卖什么，他用自己的模仿轻而易举地赢了十元钱，这只是两盘抓饭的价格，他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然而他的确很慌张，仿佛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心里知不知道有模仿生活这么一回事，虽然这个模仿是短暂的，却表露出他内心的不踏实感。显然他的慌张不是模仿的，这种情绪是他自己的，从生硬中让人感觉他只在一刹那离开了自己，摇晃了几下后很快地回来，又迅速地稳住自己，然后停留在本色中。
一个民族固守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定有她的道理，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可以带他们回到精神的乐园。随意地更改传统又无法用合适的方式去替代，其实就意味着这种生活方式庇护下的一种生活被打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震荡。
在库车的老街，我看过维吾尔人赶巴扎（集市），其实就是在礼拜五大家赶着毛驴车来到一条干涸的大沟里，卖毡子的、卖洋铁盆的、卖杏子的、卖熏衣草的、卖土肥皂的，各种各样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占满了干沟的两旁，真正成交的生意很少，人们只是执著于这样一种先人留下的赶集方式。我看见父母带了三个女儿从桥上抱着三盆大丽花走到干沟里，一路引来不少小伙子目光的追随。一些老人到三盆大丽花前询问，跟她们的父母探听三个女儿的年龄。其实大丽花只是一种借口和掩护，父母带她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她们能找到意中人。到了傍晚，我看见父母带着三个女儿从桥上往回走，三盆早上抱来的大丽花原样被她们抱了回去，她们脸上却平添了不少无法言喻的满足和喜气，那是她们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获得的踏实的满足和愉悦，因为这种古老的寻找爱情的方式，在这个环境下是被默许和被祝福的。
在库车老街人们参加礼拜和赶巴扎，他们延续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遇到的一个老者，他赶巴扎出卖的是一块旧玻璃，是他从自家土房子唯一的那方天窗上取下来的，他每个主麻日（礼拜五）在清真寺做完了礼拜，再抱着这块玻璃来大干沟里赶巴扎，其实别人出多少价格他都不一定出卖它，因为家里的那个天窗晚上还等着靠它去遮风挡寒。他带着这块玻璃只是为了有一个理由来这里，然后跟别人一样在阳光和飞扬的塘土下坐上一整天，跟老相识见见面问问好，谝谝闲话喧喧荒，等到集市散了再抱着玻璃回去，安回到自家的天窗上。也许到了下个主麻日，他又会带着那块玻璃去赶巴扎……看得出，出售不出售这一物品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延续这种生活方式来得重要，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和依据。
我拜访过守了克孜尔千佛洞三十年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陪伴他的除了千佛，只有在佛洞里进出比人更自由的四脚蛇。在小屋门前，老人省下儿子每天送给他吃的水养了一棵榆树。天不下雨，水分不足的榆树生了虫，为了消灭这些虫子，老人养了几只鸡。虫子生得太多，鸡吃不完，榆树叶子都被虫子打满了洞。为了能时常给这棵树浇浇水洗洗澡，老人想在住的小屋子前挖一口井，这口井老人挖了八年，已经挖到十三米深，却没有见到一滴水。老人还想继续挖下去，他说他在这里也算是一户人家，只要是一户人家，门口怎么能没有一口井。他说这里除了缺少一口水井，他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其实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棵树，几只鸡，门前一口取水的井——在他看来，这样就是一户完整的人家。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他依然心定神安。
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而并非快速地模仿一种习俗和习惯，快速地模仿不可能代替传统。模仿是中断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大相径庭的生活，快速地模仿必然导致盲目和仓促，无法细细回望传统。过去的方式被偷换和挪走，就会导致传统被隔断，文化出现断裂而无法延续。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模仿，但这只是人本能地适应生存的应对方式，肯定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
艺术式的模仿和旅游体验式的生活，好在模仿和体验过后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像演员在舞台上作短暂的逗留。而嫁接和移植式的生活，却要抛却过去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方式。快速的模仿如同把人装入了一个高速运转的复制系统，使人失去依托变得心怀恐惧浮躁不安，丧失心安理得的生活状态，让人疑心最终连死亡会不会也变成模仿的一部分。
在库车老街，我看一个维吾尔女孩吃抓饭，那女孩坐在抓饭摊的草棚底下，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五元钱一盘的素抓饭，她低下扎头巾的头，下巴微微扬起，她从盘子的一侧把盘子里的米粒仔细地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送到嘴边，再微微前倾着脖子，用嘴唇去碰触那手里的抓饭。我看得愣了，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她吃抓饭的姿势，是世界上最美、最优雅、对造物主所赐的食物最感恩和最虔诚的用餐姿势，她咀嚼的动作细细缓缓地，目光出奇得从容安静，仿佛这一盘抓饭可以吃到地老天荒。
老街上这排低矮的饭馆前，一溜都是遮阳的草棚，门前一只只大锅里抓饭冒着香气，成群的深眼窝高鼻梁的维吾尔族男人，留着长髯或短须，目光灼灼，女人们用乌斯曼染了连眉，包着花头巾或蒙着面纱，身着彩虹一样的艾黛莱丝裙，眉宇间透着高贵。这里看不见模仿的痕迹，食物、人群、服饰、语言，一切的一切都是土生土长，与生俱来。或许对不变生活的信赖，才会让这些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的一群人对明天充满安全感。
我在南方也能偶尔碰上从新疆来讨生活的维吾尔族人，他们把家乡烤制馕饼的馕坑筑在海边的城市，我想他们头脑中或许把沿海当成了南疆，把海洋置换成了沙漠，就像我吃杨梅时，眼前看见的总是葡萄。或许他们以为把馕坑筑在海边，就能把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也移植到沿海，就像我那些卖烤羊肉的老乡，总是成袋成袋的把新疆的孜然和辣椒粉背到南方，目的是做出地道的新疆烤羊肉。其实一旦离开了新疆，新疆烤羊肉就变成了一种模仿，环境、水土全然不同，烤羊肉摊永远只是一个蹩脚的道具，烤肉师傅也只是一些临时的角色，被扫在城市的角落里，像是流动舞台上蹩脚的群众演员。“新疆烤馕，新疆烤羊肉！”每次在南方城市的街头听到这句台词，我都没来由得感觉不真实，觉得这是对新疆烤馕烤羊肉的一种模仿，类似电视里上演的真人秀。
即便羊肉是新疆的，孜然和辣椒面是新疆的，卖烤肉的人也是新疆的，烤肉的味道也是新疆的，在庞大的南方物事的夹逼中，我仍然觉得那像是一种表演，而非正宗的生活。那些维吾尔人周围的江水、垂柳、游船，全都是舞台上的道具布景，身在江南画境中，他们真正的生活却留在了万里之外，居无定所的他们，白天在大街小巷卖烤馕烤肉，晚上消失在这个城市的不知处。除了卖烤馕烤羊肉串的镜头，他们背后的生活几乎没有人了解和看见。他们没有自己确切的身份，他们是把维吾尔族的烤肉技术表演给人们看的一帮人，在南方靠模仿新疆的生活来维持自己在他乡的生活。
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内地的新疆少数民族班，班上有很多南疆来的维吾尔女生，她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在裙子里穿着长裤，那些生活在大城市，完全褪去民族装束的北疆维吾尔女生就取笑她们是土包子，过了半年，南疆女生就剥去了裙子里的长裤，有的还穿起了超短裙，裙子里穿长裤的事情很快成了流传在班里的笑话。这让人不得不惊叹时尚对传统的瓦解能力，它对脱离了本乡本土的少数民族人群的传统习俗一样是具有颠覆性的。那些民族学生的家长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烤馕、奶茶粉和风干的牛羊肉，尽力满足远离故土的孩子的那颗清真胃，然而，毕竟环境迥异，距离相隔，让这份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在内地难以为继，这些身处异乡的维吾尔族的后代，最多也只有在早餐时保持住吃馕喝奶茶的习惯，早餐桌成了他们唯一能够留住和展示自己民族身份的一席之地。班上组织我们参加维吾尔族学生的聚会，要求凑份子买一些饮料食品，我省下买饭菜票的钱也要去参加，倒不是因为那个聚会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不参加会让我感觉有失民族身份。
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体会的人才能够回答。如果那种生活不是你本来的生活，你却要坚持这种和你本来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感觉就是在给自己演戏。
五
在南方，我其实是一个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我常常渴望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回自己确切的身份。初来南方的那段日子，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夹逼，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细致地审视和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常常发觉真正的我在远离，从梦中惊醒，我感觉那个主我在向这个客我挥手告别，客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站在江南三月的冷雨中无人认领。白天我脸上带着焦灼的梦痕，牵着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的手，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寻找清真饭馆和老乡的烤肉摊，试图在陌生的大街上找回原来生活的细枝末节和蛛丝马迹。我带回来变种的烤馕、辣椒面和孜然粉，试图用这些味道冲淡这个沿海城市里冲天的海腥气。
很快周围就有人开始规劝我：夏天要喝干菜汤，冬天要吃冬笋，海鱼要清蒸，鸡要白切。我厌烦透了模仿来的食物，做了一桌创造性的菜肴宴请几个诗人。为了回归本色，我把所有的菜都做得酸溜溜、红彤彤、油汪汪，我在海鲜里放番茄，在鱼里撒辣椒酱，在鸡肉里放孜然。这场南北混血大餐，让江南的这帮不知道什么叫吃酸喝辣的才子佳人们，尚未举箸就已吓得汗湿衣衫。
一个民族生存的依据，或许就是基于对先人生活的模仿，这种模仿延续着一种民族记忆，就是这种持久的记忆支撑了他们的传统信念。他们模仿着自己，不能调换模仿的对象，那样将意味着自我的磨灭。所以，那些我所见到的维吾尔人，在南方宁愿守着冷清的烤肉炉和馕坑，也不肯尝试做别的生意，离开了烤肉炉和馕坑，他们怕的不只是赚不到钱，他们真正怕的是换了做别的生意，就会失去自己坚守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自己具有的那种民族身份。那些至今住在喀什老街的维吾尔人很安稳，尽管离老街不远的新街上，已经为他们造好了现代化的楼房小区，他们却不愿意从老街搬出去，这无异于硬塞给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很难搬走，他们对先人生活方式的记忆原样保留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老街那些沿街兜售烤包子的，那些做地毯和土肥皂的，那些给马和驴钉马蹄铁和驴掌子的，甚至在则拉提（坟院）里乞讨的白胡子老者，这些对先人生活的种种体验方式，千百年来一样也没缺损。
每次从新疆探亲（说是探亲，其实就是去看那块黄土和黄土下掩埋的亲人）回来的第一顿饭，都感觉是思想上毫无过渡地突然空降到南方的餐桌前，让我愣在一摊奇怪的食物前，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我端坐在餐厅，看着摆在我餐桌上的鱼的尸体，那是两条白白软软的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鱼，它们躺在盘子浅浅的清汤里，似乎游不动了停在那里。我觉得它们是远离了海洋渴死的，在我看来那就是鱼的尸体，而不是什么食物，不同的只是它们被蒸熟了。在另外一个小盘里切得方方正正的一块生的豆腐，白生生颤悠悠地晃动，上面堆着细碎的榨菜末；还有就是被酱油和葱爆过的虾，红得发黑，长长的触须向盘子四周伸展，像是努力要爬出来。这些到了南方似乎已经吃惯了的东西，在我离开了一周后再见，居然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遥远，上一顿饭的镜头还停留在大脑的沟回里，任凭这些盘子里的小怪兽怎么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也赶不走那些牢牢占据了大脑空间，让人心热魂颤的大盘鸡、手抓肉、拉条子。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那个在库车老街的抓饭摊上优雅地吃着手抓饭的维吾尔族女孩，虽然那个老街已经拆了，但那个女孩以不变的姿态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在南方的饮食，完全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程序的模仿，全然没有对食物的享受。也许胃才是人体中最敏感的器官，不对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帮你模仿出快感。我曾竭力模仿沿海人用嘴剥虾吃的技巧，最后还是用手抓饭的姿势，把手伸进盘子去抓，总算保持了最后一点民族本色，也从中找着了一种手抓食物的快感。模仿的痛苦与被嘲笑之间，我宁愿选择被人嘲笑，起码别人可以在嘲笑中承认我是个异族人，使我与整整一屋子吃饭的人有了一个区分，哪怕是在嘲笑中，我起码有了一种身份被自己认同的安全感。而在大的宴请场合，为了保全那点可怜的自尊，我只好不去碰螃蟹和虾之类需要伸出我的新疆手去对付的奇形怪状的家伙。
我做过几次手抓饭给同事们吃，想让这些在南方对付惯了虾兵蟹将的家伙，也能模仿一次我的生活习俗，或者找回一点他们的河姆渡先民的生活体验，结果我把所有筷子勺子藏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肯对手抓饭下手。无奈模仿是一场很势利的游戏，好比这些同事的小孩过生日时嚷着要吃奶油蛋糕，周日嚷着要去吃肯德基或者麦当劳。总有一方向另一方的习惯低头。
我觉得我在南方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模仿来的。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机械的模仿中打发日子，常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或许，我真的已经在模仿中丢失了自己。
苏醒的第六根手指
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而我从新疆来到南方后对自己的认同过程，一开始更像是一场对自我的逃离。
在一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全然陌生的环境中，过一种隐匿部分自我身份的生活，必须对自己的一部分假装不认识。逃离的过程中，我的生活越来越背离原样。异地的生活，把真正的我赶得远远的，越来越切近客我，本我就越离越远，由于身份的不确定性，只有把自己悬在两种生活之间，无法完全切入。
人的行为不得不落在一个个点上，比如文字、语言、饮食、交流方式，逃离自我有时会使人精神残缺。有时，在南方无法定位的尴尬身份使我成了新疆生活的局外人和江南生活的观望者，矛盾、碰撞和分裂，让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显得格格不入。我只有不断地在两种文化间平衡自己。
一
小时候，新疆家门口的棉花地里，村里一个叼着旱烟的山东女人，当着村里一大群河南、宁夏、甘肃、陕西人和一帮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孩子的面，让我伸出舌头，她要检查确认一下，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都会说的孩子，舌头是不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为了证实自己的语言能力，我把舌头够到了鼻尖上。她对我的父亲说，“二转子”就是聪明，你这个丫头啥话都会说，以后准是个好翻译。
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自己或许是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无法体会到，身上比常人多了一样东西和少了一样东西，同样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甚至在别人眼里会显示为一种残疾。身上一旦多出了一样东西，连称呼和身份都会相应地改变。
我小时候的同学张校长的女儿右手上长了六根手指，她就因此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大人小孩都叫她“六指”，就像叫一声“二转子”（混血、变种），全校都知道是在叫我。
我的父亲（维吾尔族）和母亲（回族）不是同一个民族，我是村里唯一的“二转子”。“二转子”就是先天赋予我的身份。这个称呼在新疆很普遍，它从一些孩子们的口里叫出来，却带上了某种歧视和贬义。老师也随着大家叫，称呼本来是从混血的概念出发，并无恶意。“二转子”就是聪明、漂亮，他们也会这么议论。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称呼指向动物杂交配种后第二代的变种，比如骡子。这样就使这个称呼隐含了某种侮辱成分。
小时候“二转子”这个听起来不光彩的身份，激发了我内心最大的抗拒，谁叫都不吱声，或装作听不见，以此提醒别人我不高兴。一个陌生的与众不同的身份，从正面去理解和主动接受它，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就好比猝不及防，当众被扣上一顶不了解其性质的帽子，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反抗。
我愤怒地瞪眼睛或者悲伤地哭丧着脸，根本于事无补，反而调动和激发了称呼发明者和传播者的兴致与胜利感，致使这一称呼在人群中更快地传递。当形势不由我把握，我只有以改变自身的姿态出现，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改造自己，变得跟周围的人一样，以此向周围的人妥协。
首先是改造外部特征，把一头黄发染成纯黑色，奇怪，全校的学生都很义愤，好像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我居然将他们可以合理地称呼我为“二转子”最显著的特征破坏了，这使他们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虚设。
或许他们的愤怒还因为，我将头发染得跟汉族一样，这种妥协方式更像是在与他们对抗，我的作为是对他们优越感的一种削弱，因为建立优越感的对应物被抽离了。我觉得自己在汉人群里掺了假，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也像一不小心咬到了大米饭里的碎石子一样不舒服。
这种心理，首先表现在对我由黄转黑的头发的描述和评价上：像是金毛猴戴了顶黑皮帽，假惺惺的。哈哈。黄狐狸头上顶了个黑毛盖子，压不住那股骚气。倒不是在他们眼里我真的成了窜进人群里的野生动物，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不真实的乔装和扮演者身份。
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我发现淡黄的眉毛和金色的睫毛，跟漆黑的头发形成的反差太大，使我对自己的改造显得不彻底，有些失真。为了让我的所有毛发保持高度一致，我冒着失明的危险，用黑色染发剂将眉毛睫毛一根根的刷成了黑色。我褐色的眼珠和金黄的瞳孔还是出卖了我，让我的伪装露馅。这次我获得的评价似乎更形象：明明是黄鼠狼，非要打扮成野猫子来吓人，四不像。
我吃惊于汉语这门语言的形象性和准确性，它镜子般反照出我的本来面目，让试图改变和隐藏的那个我原形毕露。对一种语言最深刻的认识，莫过于成为这些话语的目标和比喻中的主人公，它们选择了我，我成为无可推卸的对象，那些戏剧性的话语活生生地依附在我身上，成为我身份的隐形标签和滑稽的注解。
我的改造宣告失败。伪装适得其反，周围的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更加警觉。我彻底暴露了在他们中间一个异类的身份，并被他们用语言标记。
二
在别人的形容里，我横竖都成了另一个物种。我开始不断地比较，我身上究竟比别人多出了什么东西。由于过度的紧张和担忧，我经常梦到自己长出了类似尾巴一样的东西。醒来，总是下意识地摸摸屁股后面，然后莫名地悲伤，好像真的有根尾巴尾随着我。这是一根无形的尾巴，我拼命想隐藏它，别人却能从人群里一眼发现它。我担心自己跟故事里那只秃尾巴的狼一样，在嫁接了一条美丽的狐狸尾巴后，别人从此不再叫它狼，而改叫“狼狐”。
我开始注意观察我的同学，也许是有着当校长的爹，人们除了叫她“六指”，对她似乎没有更多的敌视。起先我心里觉得不公，认为同学将他们对“六指”的不满加起来，发泄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仔细对比后我发现，“六指”除了右手上长了六根指头，其他方面都跟周围的人一样，她跟他们一样，讲一口混合着甘肃味和河南口音的汉话，都吃猪肉炒菜，不像我每天啃馕喝奶茶吃羊肉。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就连“六指”都可以随便埋怨我“身上一股民族人家的奶腥味和羊膻味”。我不敢回击她身上有猪肉的土腥味，怕校长发怒，更怕触犯众怒。
张校长说话也不忌讳“六指”这个词，他管女儿叫“我的小六子”，他说蒙着脸，全校学生里他也能摸出自家的“小六子”。似乎长了六个指头并不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作为“小六子”的“六指”完全没有我拥有的那份悲哀。似乎她的悲哀全部转嫁到了我一个人身上，由我一个人承受了。
我每天注意她的右手，她的第六根指头萎缩在大拇指下面，几乎不参与那只手的任何动作，它只是被其他手指连带着被动地上上下下。它隐藏自己是因为知道自己弱小，不具备与其他手指抗衡的能力吗？甚至在她玩得高兴忘记它的时候，我也替她惦记着那根孤独的指头。别人提醒我，长久地盯着一个红眼睛的人或脸上长了疤的人，那些病症就会出现在你自己身上。果真是这样，邻居家的古丽手上长了个瘊子，我经常看那个瘊子，结果我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也长出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我上了汉族学校后，不再跟古丽作伴，但那个瘊子留下的浅浅的疤痕时常发痒。
我担心跟“六指”在一起，天长日久，我的手上也会长出“六指”那样的第六根指头。坐在她旁边，我忍不住要去注意，当她专心地听课看书写字的时候，她的第六根指头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
有段时间，我右手上那个长过瘊子的地方不断发痒，慢慢地长出了一个肉瘤，我不住地去挠它，抓它，它变成了一个不会结痂的伤口。我撕扯它，希望把它根除掉，结果适得其反，它越长越长，最后快要跟一根小小的指头差不多。我怀疑自己已经被“六指”传染了。这个外来的丑陋的指头，在我手上安营扎寨，使我不得不隐藏我的右手，举手时我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并住，也藏不住它，它从两个指头的夹缝里探出头来，窥探我眼里看到的一切。我在右手上缠上纱布，上课不得不用左手举手，我的右手看起来像是受伤了。
三
在南方这座居住多年的小城，我经常会遇见一位朋友，带着她六指的儿子来赴宴，每次那个孩子的六指都像磁石一样吸住我的目光。我内心非常清楚，我的目光会使对方尴尬，我还是止不住去关注那根多出来的指头，我的好奇心和无法制止的窥视欲变得格外膨胀。我看到那根多出来的指头，就像看到了被隐藏了多年的自己，每次遇见那孩子，都像是对自己内心某种隐秘的再访。
在用餐时，孩子那根寄生的指头毫无用处地耷拉在他大拇指旁，它似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卑贱而丑陋的模样，在别人的目光里躲躲闪闪，让我觉得看到了内心最羞耻的一处。席间，我对孩子加倍友好，来补偿偷窥带来的愧疚感。我越是想克制自己的窥视欲，这种欲望就越是强烈。我发现那个孩子目光里的阴郁和个性中的执拗，这些使他显得脸色青黄，眼圈灰暗，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压力。他为这根毫无用处的手指，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了解那种压抑感，我知道为此而做的所有反抗，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坏。
孩子的父母会不忍心帮他切除这根多余的指头吗？或者他们会找到一种理由，鼓励孩子接受它？他会厌弃这根指头吗？这个小小的自己，一旦没有了它，孩子会想念它吗？人生从此会不会少了什么本该具有的东西？他为何无法逃离这根手指，这根手指是他的宿命吗？作为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六根指头的他，是不是比五根指头的他更完整？孩子长大以后，会因此比别人多一个方式认识这个世界吗？一个人身上多了一根指头，他的生命里会不会也多出一个精神指向？
我希望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有的时候，安静的第六根手指，似乎就是为了默默地观察其他五根手指而生，它或许看到了被高大的五根手指忽视遮蔽所无法看到的东西。
我对那个六指的孩子加倍友好的背后，何尝不是对内心隐藏的、幼年时代不被众人接纳的自我的庇护。那个下课后常常蜷缩在教室一隅，无法加入别人的游戏，自卑地做着旁观者的我，就像眼前这个孩子的第六根指头，活在个别人惊异、不解、排斥、鄙弃的目光里。在内心，他一定渴望这根软弱的第六根指头，跟其他五根指头一样被人接纳。
我很想无惧地告诉那个孩子的父母，异于常人而独有的一切，都不应该遭遇歧视和砍伐的命运，应该让独有得以保留。第六根指头是孩子不可或缺、他之所以为他的一部分，我可以看见那里面隐含着一个孩子小小的灵魂。
向父母伸出手，孩子希望的是完全的接纳，在握住他的五根指头的同时，握住他的第六根指头，任何看似多余的东西，一旦和其他肢体连接为一个整体，它就不再是多余的，而成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参与整只手所有的仪式，举手、鼓掌、接杜瓦尔（穆斯林礼拜仪式上掬起双手合十手心朝着面部的动作），上天并不会因为它是第六根指头，就拒绝它做神圣的事情，这根手指跟其他所有手指一样，洁净、虔诚。
一旦我认识了这样一根在我身上潜藏多年的手指，就是从内心接纳了自己不为人知或不被人接纳的那一部分。它不再是不能示人的隐秘，而是神明在我们身上的特殊记号和不可拒绝的神圣美意，用来告诉我们五根指头或者十根指头以外那些生命的意义。
这谦卑的第六根指头，在我身上默默隐藏了那么久，它在固有的环境中无法全然显现，一旦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它显现的欲望和需求显得更加强烈。也许是陌生的文化和背井离乡的极端感受，刺激了这根指头的苏醒。这根指头睁开眼睛，便用其他手指无法盗用的目光，打量它所处的世界。它尽力使五根指头见证它的独有性。
第六根指头与其他五根一样，一起参与重要的仪式和交流活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且渴望变得强大，取得认同。因为它知道隐藏自己，不参与其他指头的运动，就会被割裂，变得弱小、衰退直至失去存在的意义。
主动地了解其他手指和被其他手指了解，是有足够自信和智慧的表现。我开始坦然地承认我身上第六根手指的存在，它在我身上不再是尴尬的异物，而是多了一种自觉和意识，多了一根感触世界的神经和接受人类隐秘信息的天线，多了一种内视的眼光和精神指向。
就像认同和接受第六根手指的过程一样，在别人的生活和喧闹的文化里蛰居多年，或许正是认识一种文化和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必然过程。这种意识的苏醒，不是让固有的文化转向，而是意味着多了一种被认可的文化空间。
四
认同似乎是双向的。一个人对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里，恰恰伴随的是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前一段时间，儿子从学校回来向我申诉，他的同学给他取了外号叫“切糕王子”，我惊奇于这种身份标签，居然会落在生长在江南，看似民族身份极其隐蔽和弱化的儿子身上。在一些公众场合，“切糕”这个符号也隐形地被标记在了我身上。似乎我这样一个目标对象，更容易激发出人们大谈切糕的兴致，我的各种身份在别人眼里一下子被简化成了一块“切糕”，从而义愤和不满有了一个迂回的发泄口。这应该是人们正常的心理反应，可我真想给自己一记耳光，我知道一记虚拟的耳光打不掉我固有的身份烙印，也无法让我从源头洗刷这个外号给儿子带来的阴影，外号本身恰恰让我看到了儿子隐蔽的第六根指头。某种身份在这样的时候，反而容易得到认同和加强。就像我往往在遭受到性别打击时，才会加倍体会到自己的性别疼痛；就像早年支边宁夏的公公去世后，我在他的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他客死他乡的境遇，很容易让我联想到自己异乡人的身份；而在平时，这种差异并不会被我所特别关注。
一个在南方念了五年大学的维吾尔族诗人告诉我，他无法准确地表达出那种异乡异地失魂落魄的感受。在我看来，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语言在表达之前分裂得无迹可寻，而是第六根指头一旦沉睡或被自我遮蔽，就已理所当然地被他排除在应表达的对象之外，从他的表达视野中遁迹，只作为可感受之物而被文字忽略，无法上升为被表达的主体。我看到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其他五根手指与世界的对话，而忽视了被隐藏的第六根手指那种难以描述的感受。他在生活快速转换的疲累中，无力审视或来不及辨认自己，无法抵御非自我生活强大的冲击力，使真正的自我无法着陆，从而导致了他与现代人共有的那种精神漂泊感。
我与一位南方的女友曾在一家中餐馆里，争论人的身份意识和精神的多指向性这个问题。还记得当时，旁边桌子的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外国朋友不时地把头探向这边，对我们激动的争执表现出满脸的不解和好奇。
我摊开手掌，向女友伸展五个指头，掰着指头数我比她多出几种精神指向，宗教的、种族的、异乡的、文化的，我吃惊地发现，我伸出的手指多了一根。而她看不见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突然会冒出来的这根指头，如果我告诉她我有六根指头，这听起来像一个谎言。我把手收回来，我本来想用那只手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我同时发现了“拍案而起”和“拂袖而去”这两个成语所指涉的动作里，应该不包含我的第六根指头，由此我想到了语言这个指向，我本来跟这个对面的争论者所使用的，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语种，而我在和她激烈的争论中，完全忽视了我与之争论的最基础的工具，我们能达成这场争论的条件就是语言。我用她的语言跟她争论，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如果用我的母语，不可能完成与她如此透彻的交流，连我都忽视了这一点，她更不可能意识到。在这场争论中，我用汉语清晰而深刻地表述了复杂的想法。我是该为暂时牺牲了自己的语言而遗憾呢，还是该感谢自己熟练掌握了汉语这个工具，我有点迟疑。也许在另一场以母语为交流工具的很随意的谈话里，我可以像五根指头的人那样与我的同族轻松地交谈。在这场吃力的谈话里，我的第六根手指顽固地醒着。整场谈话，我毫无迁就的感觉，心甘情愿地使用了迥异于母语的另一种语言，用她能听懂的交谈方式若无其事地与她交谈，就好像自己从来就没有另一种语言思维一样，而宁肯友好地妥协和让步，让我的第六根手指沉睡着。同样在南方的所有场合，我都毫无自觉意识地使用了这种语言。因为我知道换过来，所有交谈将无法持续。
坐在邻桌的中国男人和那位高大的外国男人，在吃面的间隙频频地探头往这边看。从外国男人吃力地使用筷子的手上，我看到了他在中国朋友面前竭力想隐藏的第六根指头。而那个正熟练地用筷子专心地对付一大碗面条的中国男人，一定没有看到眼前这个外国人刻意隐藏的另一个指头。
“凡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衰退，在多数场景合下，要视其与其他民族有无接触，这已成为一般原则。”也许是为了宽慰自己，我眼前居然闪过日本汉学家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里的这样一句话。
五
我在《嫁到江南》中写过：“其实选择一个人，选择了一块地域，就等于选择了一种文化，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我在南方的生活似乎“很有意思”。起初我毫不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我渐渐明白，他们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化感受和心理体验。也许正是这句话在我生活中回响了好多年，慢慢唤醒了我沉睡的某种意识。好多时候，我觉得“有意思”，如果仅仅是好玩和有趣，这个表达对于我多少显得有些不严肃，这种表达忽略和简化了我内心的一种疼痛感，还多少有点割断和牺牲我原本的生活，就是为着体验这种“有意思”的意味。或许在别人看来，我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忽略疼痛的方式生活。这恰恰要忽略真实的存在感，就是忽略第六根指头的感受，或者让它沉睡不醒，人不是为了活得“有意思”才活着的吗，抛却真实自我的生活，倒真的不大“有意思”。
我可以对一些人放声唱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歌，也可以同时唱唱越剧、姚剧和江南小调，讲讲宁波人待人接物中种种有趣的笑话；我能挑选“粗放”、“委婉”、“内敛”这样的词，去准确地对应各个民族的性格和内在情感，这些都基于我与他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了解。我大肆宣扬如何与人分享人类的秘密，并以分享秘密的名义，解读一些民族最隐秘的文化心理，我不希望把无法倾诉的孤独和秘密只说给墙或者羊听。
很多时候，我的秘密和心愿也会通过祈祷和倾诉来完成。在每次接杜瓦尔时，我的第六根指头会禁不住颤抖，我用十一根手指遮住自己羞愧的面孔，也许我惧怕多出来的第六根指头找我清算。
当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根指头上，自我就被催眠，对于一个被催眠的人，它就有了无限的号召力。多向度的生活容易使人产生迷失，在世界的繁复中，选择简化是一种智慧，也是最快捷地达到认同自我的方式之一。
人们总是对不了解和不确定的东西，抱有过分的好奇和恐惧，这根看不见的手指，有时它指向的是一种陌生的文化和习俗，有时它转化为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它所代表的东西在应对不同的人和事物时，就像布莱希特戏剧中制造的间离效果，或者像一根魔术手指一样快速地转换，甚至连拥有它的主体也难以察觉它迅疾的变化。
对一根看不见的手指的雕刻过程，成了我感受它的神经和脉络的过程，成为我赋予它一种无法表达的寓意的过程。一根蜷曲和隐藏了几十年的指头，成了整只手存在的全部理由，当把这样意义上的一只完整的手用语言呈现给别人时，那就是一种无法言及的幸福。
六
以一种文化身份介入和体验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时，两种思维方式的分裂，有时会产生出奇幻的比较效果。
我在纸上用汉文字雕刻这只苏醒的第六根指头的时候，夜晚的睡梦中我不住地吐血，黏稠而艳红的血，红云一样布满一页页白纸，粘满了我的手掌，像是少女时代我用海娜包住指甲和手掌，让海娜汁液中的艳红渗透到指甲里、手掌间。很显然，在这个梦里，我的手上还没有长出第六根手指。然而当我醒来，第一个意识就是以我的梦境去对应汉语中“呕心沥血”这个成语，我用一个梦那么准确地阐释它，以致我现在提到这个词时，纸上红云密布的那个画面就同时出现。你可以换掉一个词，但不可能换掉我做过的那个梦和与这个成语对应的意境。我用一个后天学到的另一种语言里的词，精确地翻译了我的生活。也就是说，从梦中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语言先于我的意识分裂了。
“凤仙花”这个海娜的植物学名称，在那个梦里根本没有出现，梦里的我，是那个用维吾尔语思维的、离开新疆之前的我。“呕心沥血”和“凤仙花”一样，是另一种语言灌输给我的，在这个梦里它似乎还没有生长出来。假如我只知道海娜，而没有进入过有“凤仙花”这个名称存在的另一种文化，我醒来后，决不会将那个梦的寓意定位在“呕心沥血”这个词上，这些完全是学习和比较另一种文化产生的结果。可见一种文化对人的思维影响可以深入到梦境，进入到人的整个生命状态。
我清晰地记得幼年时在汉语学校里学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熟悉畜牧生活的我，不难理解它的意思，这个词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古代的汉人对畜牧人群的体恤，从而让我产生了类似拥有共同经历般的亲切感。以致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父亲检查羊圈。人一旦从一种文化中获得认同和收益，就会随之对这种文化产生心理认同。
我不认识几个汉字的维吾尔族父亲，却牢牢记住了写在搪瓷盆底的“大众”两个字，尤其是对“众”字情有独钟，他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个由三个人叠加而成的象形文字，给我打了个比方：“众”里面有三个人，就是有我、有你，还有你妈；有回族，有哈萨克族，也有维吾尔族。父亲的话语暗含了汉字的“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深刻的感激和认同。或许正是“众”，这个汉字中透露的人本意义，还有这个汉字中隐含的那种人文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父亲。有时候我猜测，父亲是不是通过对不多几个汉字的辨认和领悟，还有与周围代表这种文化的人的接触，认同了汉文化中某些打动他的东西，才把我们家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汉语学校。就像我，会不由自主地将“亡羊补牢”这个简单的寓言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它与另一种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关照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出对另一个民族的好感和文化认同。
真正理解一种文化，为这种文化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像我，为了不让一种熟悉植物因为换了一个陌生的称呼，而在我的心里走样，对“乌斯曼”这种维吾尔族女子用来染眉毛的植物，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追究它在汉语里的植物学名字，一直把它看成专属于维吾尔族的词汇和民族文化符号，让它一直保留着它在我心中最原始、最真实的样子。
经过近半个世纪汉语的浸染，我理解了父亲这个维吾尔人，他为何能透过对几个汉字的理解，达到对持用这种文字的民族的胸怀和人本观念的深入理解。直到现在，我才将他当时想要表达而无法表达的意思，用文字还原了出来。
有时透过两种文化的缝隙看到的，才是没有被遮蔽的，我真正想从另一个民族身上看到的东西。
七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主体吸收另一个主体的某个方面之后，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地被改造。这个看似模糊的观念其实是在说，身份是在一系列认同过程中形成的。
一个民族真正跟另一个民族交往，双方必得放下一部分东西，掩藏起那看不见的第六根指头。对于这个，恐怕那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最有体会。你要学习另一个民族，又不迷失自己，这需要多么强的自觉意识。交往本身就是人类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交往中产生的一切不适和疼痛感，都是人类在交流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主体民族的文化交融，往往是通过精神、语言等交叉作用形成的，我的身份也因此由经历、选择和社会力量混杂作用而逐渐被界定。我不得不猜想我的父亲，当年从维吾尔族聚居的喀什，到了乌鲁木齐这个维、汉为主体民族的城市；从一个阿訇，到一个工人，再下放成为一个农民，在北疆沙漠边缘多民族混居的小村庄，娶了一个回族女人，起初他是不是也有过对自我身份确认和对后代民族身份定位的担忧。
人的身份正是由于不断被掩藏而显得神秘。在新疆，“二转子”是一个神秘而尴尬的身份，从我的体会出发，“二”就是合成品，“转”就是变化、无法正确定位。这是我从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看到的，对这个称呼隐秘含义的解释。
后来看到《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个故事，不禁哑然失笑，说的是龟兹王绛宾娶了汉嫁给乌孙的公主所生的女儿，在汉宣帝时两人一起入朝并住了一年，回龟兹后龟兹王处处仿效汉人，西域一带的人都说他非驴非马，称龟兹王为骡。
势力如王者尚受到一般人的嘲笑，看来要完成一种身份认同，是需要由完整的文化来作为支撑的，让固有的文化习俗转向另一种文化是何等的难。在两种文化间徘徊多年的我，也因此释然了，心里不得不认同了中国自古就有的这种“混血文化”的概念。
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混血史。混血本身就是杂交的结果，这是一类人的出生方式，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印记生活。
就像小时候我们村里那个抽旱烟的山东女人，旱烟袋就是她不同于当地女人的一个标记，也是她不同于他人的第六根指头。她从遥远的山东来到新疆生活，迁徙的经历和异地生活的经验，让她具备了敏感的生活感受力和文化辨别神经，她能发现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最根本的要素，比如语言、种族、血缘等等。她要检查我这个“二转子”的舌头，到底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看起来那更像是检验不同动物杂交后，对后代遗传带来的影响，还够不上有意识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文化意义上的对比，但她毕竟看到了我混血的出身和最突出的特征，并预测了我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她在我的一生中扮演了一个预言家的角色，从那时起，她看到的恐怕不只是我长于他人的舌头，还隐隐地看到了我不为人知的第六根指头，尽管它那时还在蒙昧中，没有从我身上破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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