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十八大以来，国际社会唱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声音却始终不绝于耳。西方社会矮化中国的一个重要观点是“2016年或将成为中国的梦魇”，“绝非是将进一步促进实现中国梦的年份”，其根据是2016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选都可能换上对华强硬的领导人，留给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多。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中国领导人乐于提及为期20年的战略期，以专注于解决本国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为由，回避沉重的全球外交责任，但现在有关重视国内事务并保持低调的“战略机遇期”的表述，似乎已被中国国内外环境密不可分的说法所替代；从经济和政治上看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日益像一个新兴超级大国那样谈吐和行事，包括畅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为地球大部分区域打造“新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经济新常态”，也被西方当作“中国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最新论据，他们认为“盲目的中国亢奋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市场机遇越来越小”，“中国政治出了难题，未来中国在国内外都要经受更大考验”。[28]
面对西方世界不断出现的“中国战略机遇终结论”，中国需要在正确判断自身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同时，正确认识中国面临的世界新形势和新环境，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客观评估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期有望继续延长，以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梦”。
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主题
中国高速发展的和平环境和良好机遇继续存在。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继续存在：（1）“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更多有利条件”；（2）“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3）“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互联互通建设加速推进，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强劲势头”；（4）“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9]这一论断科学地论证了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战略机遇期有望继续延长。
二 中国综合国力奠定继续发展的厚实基础
2015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成为吸引全球外资的第一目的地国，自2003年以来首次超越美国赢得桂冠，达到1280亿美元。外资结构也发生变化，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30]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综合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年贸易额超4万亿美元；成为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4万亿美元，占全球三分之一；GDP从1978年的2165亿美元跃升至2014年的10385.6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已有6亿多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年出境人数过1亿，共有2万多家企业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当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09年和2012年分别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中国参加的二十国集团已经取代西方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功能平台。[31]
中国雄厚的综合国力不仅使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中国转向世界舞台中央，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且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益彰显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中国成为世界规则的贡献者、建设者、参与者，中国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被提升到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只要中国自身不出现重大失策，没有力量可以阻断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继续延长。
三 中美有望建立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
留美学者陈兼认为：“中美关系今天依然面对各种挑战，新情况层出不穷，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双方当中任何一方不犯大的错误，就不会、不应该出现大的危机。”[32]一些西方分析家强调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与既成大国的冲突，为此，中国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挑战美超级大国领导地位，也不是要同美平起平坐，更不是搞中美共治，而是实现最大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最大限度的积极合作，直接目标是解决双方战略不互信，消除外界对中美战略的负面预期，让全世界放心中美关系是良性、友好、合作、建设性的，其前景是可以预测的”。[33]
2013年6月和2014年11月，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北京中南海瀛台夜话，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既推进合作，也不讳言分歧，会晤形式之新、互动时间之长、议题之广、交流之深，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次会晤确认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意愿和目标，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减少误判和互疑。[34]只要中美能够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就能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大大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15年以来，中美围绕南海海洋争端和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一度给双边关系蒙上浓重的阴影，华盛顿舆论担忧竞争和摩擦将主导未来的中美关系。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三个对话6月首次同时在华盛顿举行。中美两国就涉及双边关系的几乎所有问题进行密集会谈和沟通。本轮对话在气候变化、海洋安全、经贸投资、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反恐、新能源和卫生合作等方面共取得300多项新成果。这说明尽管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并仍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风波，但双方都有强烈意愿互利合作，能够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35]
四 中国是一个不断创造机遇的国家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也为自身发展创造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设立经济特区，第二次是加入WTO，第三次是层次最高、范围最广、水平最高的“一带一路”建设，前两次是引进资本，第三次是引进资本和资本往外走同时进行，资本外输不仅限于主权基金，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参与。据统计，未来5～10年“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部分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重点项目将会达到几千个，其中基础设施目标最起码有300～400个，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中，每个国家可以有2～3个重点的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最终要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力点，资本在这里，项目在这里，从而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36]
未来的FTA，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制定的标准要适应各自的需要，应该由各方共同来制定。“一带一路”使我们能通过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逐个建立FTA来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这个规则既适合中国，也适宜其他国家。[37]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评论“一带一路”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面向未来，是一个建设性的、开放的未来版图，将给世界的重要地区带来更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将重构国际秩序，他指出：“当今大多数的国际政策是面向事件的，试图解决问题，应对危机，而‘一带一路’则是高瞻远瞩的，寻求以积极的姿态转变现有世界格局。”他主张“一带一路”涉及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形成自己的战略，将本国利益具体化，将政策和利益融合进中国的这个提议中。他甚至认为：“世界一体化是将来的发展方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说完全不参加任何其他国家的活动。”“将来‘一带一路’会是一个联系世界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重要性的推广，大势所趋，美国、日本一定会参加到这个项目中。”[38]他以一个世界资深政治家的深邃目光，正确说明了“一带一路”给世界，当然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
五 若干世界性突发事件客观上减轻了中国面临的压力
世界性突发事件如“9·11”事件等，严重困扰美国和众多世界大国的精力。美国哈佛大学国家安全和军事问题专家斯蒂芬·彼得·罗森教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1990～2010年的亚洲环境对中国是多么有利。在那20年里，中国的所有对手和敌人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压制。随着苏联解体时消失的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使18世纪以来中国在该大陆的主要对手被排除在外。日本因战争侵略的后果，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到限制。美国在冷战中成为中国的盟友，积极支持中国经济甚至军事的发展，当华盛顿开始重新考虑这个战略时，美国人又迅速被拖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因此，中国的崛起既不是由外界力量激发的，也没有受到外界敌对力量的阻碍。”他还指出：“中国的崛起还发生在它的亚洲经济对手受到阻碍之际。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增长迅速，但规模较小。日本深陷金融危机。印度在艰难前行40年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缓慢地走向经济改革，比中国的改革晚了15年。越南当时正从历时多年的战争中复苏。俄罗斯深陷一次又一次的混乱统治。在亚洲，能在能源、市场和出口方面与中国单挑的国家根本不存在。”[39]这比较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崛起过程中享有的历史性机遇。
尽管这位美国教授断言：对中国最为有利的这个历史阶段已经一去不再复返。[40]“‘伊斯兰国’事件”[41]和“乌克兰事件”等新突发事件仍然接二连三发生，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等遗留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或消弭，形成了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牵扯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相当大的精力，对其实施制衡中国的目标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五要五更要”的观察和分析世界局势新要求：“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明确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42]这些都为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