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武都郡意识形态主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孟的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礼教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主张仁政，反对暴政。四方碑文，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线，展现了用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地方官吏的典型形象。他们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很深的。李翕任职期间，严格遵循儒家经典，即“先之以博爱，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李翕的政德与儒家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故而才有“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的德政。李翕的德政，纯属教化之功，非暴力所能为。儒教之政是最大的美政，儒教之德是最有效的美德。因而，李翕走到哪里，吉祥之瑞跟到哪里。耿勋的赈灾抚民之策，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莫过于用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培养一大批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大小官吏。
碑文撰者仇靖是下辨道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他对武都郡太守的儒教之政描述得如此入木，说明他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儒家伦理已经在他们这一代人思想深处扎下了根。武都郡已完全步入中原文化。
汉朝的皇帝们为了粉饰太平，极看重所谓灵瑞之兆。据班固《两都赋序》称：“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少瑞以为年纪”。在那个年代，用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降等灵瑞之祥来颂扬自己心目中的好官。《西狭颂》中《五瑞图》所指的五瑞，是借天时人事相巧合的自然现象，宣传儒家思想，是“独尊儒术”思想在艺术领域的生动体现。
汉代，立碑刻石己成风尚，碑文格式也趋于成熟。《西狭颂》等摩崖碑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仇靖对碑文格式的掌握已十分纯熟，且有所创新。《西狭颂》有表有辞有图，《耿勋碑》有表有辞，《郙阁颂》有表有辞有歌，《天井碑》有表无辞，完全是根据需要而定取舍。代表了武都郡碑石文化的水平。
表文用汉代散文写成。仇靖所撰的碑文体现了东汉末年辞赋化的散文风格，既继承了西汉以来朴素厚重文风的遗韵，又接受了渐次兴起的典雅清丽文风的影响。宋代以来，有人认为《郙阁颂》为蔡邕所作。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辞赋家。蔡邕的散文讲究音节谐协，字句典雅，多用偶句。在汉代很有地位。尤以善写碑文称颂。以仇靖与蔡邕比，说明仇靖的文风与蔡邕相同。张衡、蔡邕、赵壹是登上中国文学史宝座的东汉三位著名文学家。仇靖的散文代表了东汉散文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武都郡散文的最高水平。
汉代常把辞和赋统称为辞赋。汉代的辞赋已经形成一种特定体制，继承了《楚辞》的一些形式特点，但较多运用散文手法，仍保留着诗歌的韵律。东汉的辞赋以蔡邕为代表，声压群芳。仇靖的颂辞，受辞赋“渲染铺陈”的影响较深，又不失蔡邕的典雅清新之气。他的“新诗”纯粹用骚体赋写成，但咏物中更注重抒情。有人以为《郙阁颂》为蔡邕所作，与他们二人相似的辞赋风格有很大关系。
丁文隽所著《书法精论》，极力推崇汉碑隶书。他说：“意气高纵，精神飞动，此汉碑中之雄骏者也”，如石门颂。“结构严整，气象嵯峨，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如西狭颂。“结构曼妙，笔有余妍，此汉碑中之秀丽者也”。“风回浪卷，英威别具，此汉碑中之雄强者也”。《西狭颂》别开汉隶书法独风，评价是极高的。仇靖所书《西狭颂》和仇绋所书《郙阁颂》，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被并称为我国的“汉三颂”，仇靖、仇绋皆为汉隶鼎盛时期的隶书大家。武都郡见之于刻石的隶书已经尽善尽美，未见于刻石的隶书只能推测大概，其普及的水平一定也不会逊色吧！供职于官府的郡县官吏，或者都是隶书书法的佼佼者。武都郡书法艺术的盛行由此可见。
仇靖所画《五瑞图》，传递出东汉绘画艺术的时代风格，也是武都郡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宋代金石家曾巩的《南丰集》，有一段话是说《五瑞图》的，曾巩说：“自晋以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未有能得者，及得此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人。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不言而喻，仇靖的《五瑞图》是武都郡对中华文化的一个贡献。
武都郡不仅有矿世巨才仇靖、仇绋，乃至同一时期的赵壹，其他卓才俊士也屡见不鲜。石刻中出现的武都郡属吏有15人，其中下辨仇氏家族3人，除仇靖、仇绋外，还有主管水利和仓储的衡官仇审，西狭栈道和郙阁桥道为仇审所造。下辨的李氏家族4人，有与仇审共同主持修造西狭栈道的李瑾，有总录众事的门下椽李雯，有掌管咨议的李珉，有掌管文书、簿籍及日常往来的主簿李遂，此四人皆为郡府一方之俊才。另外2人，一是武都郡上禄县人，掌管警卫的五官椽张亢，一是武都道人，掌管功过考核的功曹王尼。可谓人才济济。
一种伦理道德的形成，其潜移黙化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一种文化的确立，并走上登峰造极，没有浓厚的教育氛围和大家名流的长期熏染也是很难做到的。汉武帝设立武都郡后，独尊儒术，广开学路，武都郡受益匪浅。及至东汉末年，武都郡的兴学之风大概可以和中原所差不会太远。如果不是这样，汉代儒学大师马融，为何在武都郡设帐授徒那样倾心，乃至成为两千年后的美谈！东汉末年名噪中国文坛的辞赋家赵壹的出现，也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赵壹是汉阳西县即今礼县人。
仇靖的四方碑刻告诉我们：东汉末年的武都郡，已经跨入完全的农耕社会。李翕在位时，农业发达，粮食丰收，百姓有储，粮价便宜。耿勋任职时，武都郡全境遭遇大旱，耿勋“开仓振澹”，“至属县巡行”，扶活千余人。对孤寡者，“发荒田耕种”。4方碑石皆未提及狩猎之事。大概以羌族为主的边塞羌道也进入农耕社会，只是以农为主，农牧兼顾而已。
武都郡十分重视修桥筑路，其目的是方便往来，活跃商贸。为李翕所立的三方碑石，皆为筑路修桥而造。《耿勋碑》也有“修治狭道”之事。修筑栈道工程浩大，不遗余力。析里桥阁为交通枢纽，“稽滞商旅”，需要及时修复。西狭栈道为郡县门户，是郡县物资交流中心，更不能稍事延误。耿勋在故道设铜官，说明采冶业已兴起，更重要的是“铸作钱器，兴利无及”。兴利者，兴商贸之利也。
四方碑刻也折射出武都郡的民族构成、官吏设置。
武都郡辖7县，其中上禄、河池、沮设县，武都、下辨、羌道、故道设道。县以汉民族为主，道以氐羌民族为主。汉民主要居住在城镇和川谷地区，氐羌居住在山区。《西狭颂》“徼外来庭，面缚2000余人”即指此也。耿勋对氐羌赐以恩惠，奖赏恭顺的，处罚叛逆的。此时的武都郡仍然以氐羌民族为主，汉族和氐羌杂而居之，和睦相处。氐羌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在文化习俗上向汉民族学习。武都郡的开发和进步，离不开汉民族，也离不开氐羌民族的共同奋斗。
武都郡的官吏设置遵循汉制。郡设曹，曹有椽、史、书佐等职。碑文落款中出现的郡吏，有太守、府丞、从事、从史位、门下椽、议曹椽、五官椽、主簿、功曹、尉曹史、衡官、有秩等，各领其职。碑文中提到的“督邮”，是指“五部督邮书椽”，负责监察所属各县。道设道长、道丞，县设丞。
武都区大堡村有李翕祠，据说是李翕后裔于唐代逃难到这里落居的。建祠造像，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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