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经》

    1.简介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传说是老子所撰写。这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学的巨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道德经》文约意丰、博大精深、玄奥无极、包容万物，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但皆有一条主线贯通其中，这就是自然无为的法则。

    《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共分为八十一章。《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德经》说的是处世方略。《道德经》之学旨在于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因而人们应自然无为听天由命，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如此，则无为而治。《庄子·天下篇》总结《道德经》思想时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从“道”的哲学观出发，老子面对春秋末年诸侯纷争的社会状况，提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忘情寡欲、绝学无忧、见素抱朴、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极端的政治主张。

    《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而且文字简洁、辙韵强劲，因此还被称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哲理诗。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具一格，只述论点，略去论据，适当采用整齐的句式说理；语句凝练，精警深邃，三言两语就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格言的特性，警句广为流传；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抽象的哲理，同时善于对复杂的事物作抽象的概括；韵散结合，某些章节全用韵语，大多随文成韵，音调和谐，富于节奏感，呈现为形式精美的哲理诗；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看法，在辩证中给人更多的思考余地，对后世玄学和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16世纪，它就被西方人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道德经》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奥秘，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兴起了“老子热”。《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道德经》仅在《圣经》之后。

    2.思想

    （1）尊道贵德的哲学观

    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宗”，是宇宙的本源，天下万物都来自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指原始混沌之气；“二”是指“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两气；“三”是指阴阳两气经过相互冲动而形成统一，即“冲气以为和”，“万物”就是由于这样“冲气以为和”而产生的。道是世界的本原和规律，是一个自然的、独立的、不可名状的存在，世界万物从道产生，最后又回复到道，道本身则是永恒的。同时，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就是说，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做主宰。

    作为世界本原的道，既不是有形的物质，也不是无形的精神，而是超越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存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这里生于无，即生于道，道就是无，二者都是虚无的本体或精神的实体。道是恍忽不定，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道体是虚空的，然而作用却不穷竭。它渊深好像是万物的宗主，幽隐似亡而又实存，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在恍惚状态下，“道隐无名”，老子“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不可言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于道有所言说，只好勉强称之为道，其实道根本不是名。这就是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因为天有天之名，地有地之名，每一类事物有此类之名。有了天、地和万物，接着就有天、地和万物之名，这就是“始制有名”。但是道是无名，同时一切有名都是由无名而来，所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都是由道而生，万物恒有，所以道永远不去，道的名也永远不去，即“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同时又用德来抚育万物。他提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万物由道生，道又存在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各自的属性——“德”。万物各有属性，形成各自形体，并凭借环境而生长成熟。因此，“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然而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重视，就在于“道德”从不命令或支配万物，一切纯任自然、顺其自然。因此，也从不将生长万物或据为己有，或自以为尽力，便对它们宰制，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老子认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是不公平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因此，老子希望用其推崇的“道德”代替“人之道”，听任百姓自作自息，不加干涉，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

    此外，老子主张，要尽量使心灵的虚寂达到极点，使生活清静坚守不变，即“致虚极，守静笃”，这是达到道的途径。“致虚”必“守静”，因为“虚”是本体，而“静”则在于运用。“虚”和“静”都是形容人的心境空明宁静的状态，为避免外界的干扰、诱惑，必须注意“致虚”和“守静”，以期恢复心灵的清静。老子又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是说，返回到它的本根就叫做清静，清静就叫做复归于生命，老子希望回归到一切存在的根源，这里是完全虚静的状态，这是一切存在的本性。同时，老子提倡宽容待物，“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就是说，认识自然规律的人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包就会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正就能周全，周全才能符合自然的道，符合自然的道才能长久，终身可免于危殆。

    （2）以柔克刚的辩证法

    《道德经》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一切事物，如美和丑、高和下、刚和柔、福和祸等，都是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的，体现着一种很强的“变”的精神。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系统而丰富的，但老子比较侧重于“柔”和“阴”的一面，这对我国民族心理有较大的影响。

    老子认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种对立的范畴，在《道德经》中处处可见，例如：

    大小、多少、高下、远近、厚薄、轻重、静噪、生死、荣辱、强弱、利害、祸福、愚智、吉凶、黑白、寒热、光尘、壮老、实华、正反、同异、美丑、善恶、雌雄、母子、兴废、进退、是非、辩讷、难易、公私、真伪、贵贱、怨德、贫富……

    这些对立的范畴，已经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道德、美学、数学、天文、生物、语言等方面，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同时，老子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转化，这是变化的自然规律，所以他说：“反者道之动”。如：“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又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还如：“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再如为人熟知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等。对于转化的条件，老子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这里所说的“盈”、“锐”、“满”、“骄”、“遂”，就是导致转化的条件。

    然而，老子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作不是上升前进的，而是循环反复的过程。他把柔弱的、虚静的一面看做根本的一面，表现出贵柔尚弱的特色。老子认为，“弱者道之用”，原来刚强的到了饱和点就会转向衰弱，归于失败；而原来柔弱的可以坚持斗争，逐渐增强，反而能够取得胜利。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还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由此，老子提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老子认为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但攻坚的力量莫过于它，“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老子观察到，无论人类还是草木，在初生时都是柔弱幼嫩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刚强枯槁了反而会走向死亡，即“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由此，老子得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认为，这些现象说明，柔弱是新生事物的标志，柔弱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刚强的东西面临的却是死亡。因此老子主张，人生在世应该守柔处弱，避用刚强，柔弱无争，“复归于朴”，这才符合大道的德性，也是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老子指出，要做到“柔弱胜刚强”，必须注意不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而应用“以柔克刚”、迂回曲折的办法去争取胜利，“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种欲收故放、欲弱故强、欲废故兴、欲取故与的策略称为“微明”（微妙而明智），可以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

    具体到个人，老子认为，谦虚退让是人们应该注意的一种明哲保身之术。他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圣人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意思是说，事业成功了，不居功自傲，不借此去追名逐利，而要抽身隐退。只有不求其功，才能功不可没；如若追名逐利，反而会引火烧身。这是一条自然规律，是天之大道。由此可知，老子所说的柔弱并不是懦弱和消极，而是一种居后不争的智慧与生活态度。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以居后不争的态度处世，反而可以处在前列；不大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可以获得利益。这是一种辩证的智慧，是通过无而实现有，通过表面的否定达到事实上的肯定。

    （3）自然无为的政治观

    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其中包含着自然与无为两层内容。自然是一种观念、态度和价值，也是一种状态和效果；无为则是一种行为，是实现自然的手段和方法。

    老子把“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运用于天道观上，提出了“天道自然”的观念，认为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不假外力的；他又将其运用于人生论上，认为人也和万物一样是自然的，因此，人生也须消除外在的干涉，使其自然化育，自然发展，自然完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和规律运行，也就是说，道的本性是自然的，离开了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道。既然“道法自然”，那么，法“道”的天、地、人，也就必然应以自然为理法，并且其本性也同道一样，是自然的。

    那么如何做到“道法自然”呢？那就是“无为”。老子认为，清静无为是人生自然之本，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故“清静无为天下正”。“人之道”就在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还具体指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不自我炫耀、不争名夺利，反而会名扬四方，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也包含着“不争”，不争亦能“保全”自身之自然本性。“不争”要求不带个人偏见，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努力做到清心寡欲，自足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怠”，避免患得患失的烦恼，从而融入自然与社会之中。

    老子认为，人心应该向真朴的自然之性复归，婴儿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距离原有的“德”不远。他们的淳朴、天真和自然，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因此“圣人皆孩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的自然纯朴的人性。老子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呢？老子认为要无知寡欲，他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同时，“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因此，“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老子建立了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论。无为与自然是关系密切的概念。无为是对道或君主的要求，自然指道或君主无为下万物或百姓的自主状态。统治者无为，百姓生活就自然。老子耳闻目睹当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竞尚骄奢，对外尔虞我诈、互相攻伐，对内政令烦苛、剥削严重，认为这都是统治者背弃大道、恣意妄为所造成的恶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老子主张效法自然，以清静无为治理天下。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认为当时社会的畸形病态是“有为”所致，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此，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福；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并不是消极怠惰，无所作为，而是顺其事物之自然，即“辅万物之自然”，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妄为。顺其自然不妄为，实际上也是“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这种顺其自然不妄为的方式。侯王如果能谨守大道，按规律办事，切实做到“无为无不为”，老百姓不受干扰侵犯，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社会自然就会走上正轨。

    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而要“以道莅天下”，这样才会“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就是说，用道治理天下，鬼怪起不了作用；不但鬼怪起不了作用，神祇也不侵越人；不但神祇不侵越人，圣人也不侵越人。鬼神和有道者都不侵越人，所以彼此能相安无事。

    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少私寡欲”，“以百姓心为心”，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政令不可烦苛琐碎，朝令夕改；薄赋敛，减轻人民的负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谨慎用兵，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删减法令，减轻刑罚，不玩弄权术，不用高压政策对付老百姓，而以质朴善良的政风感化人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4）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老子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反对有为而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反对多征地税，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反对墨家和法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对儒家主张的“礼治”，认为“礼”已成大乱的祸首。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企图恢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车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废除文字，仍旧用结绳来记事。人民有甜美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居所，欢乐的习俗。国和国之间能够望得到，鸡鸣犬吠可以相互听见，人们直到老死不相往来。在他看来，有智慧是坏事，有技巧是坏事，有物质文明是坏事，有欲望也是坏事，多活动也是坏事。小国寡民表达了老子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政治思想。

    老子主张以“无事”的办法来“取天下”。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谓“无事”就是“无为”，他认为“无为”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有为”的办法去争取将要失败，用“执之”的办法去掌握将要丢失，即“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主张讲求“不争之德”，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老子尤其反对儒家的政治主张，认为大道之中原本就囊括了仁、义、礼的内容，而且它们不过是大道的末节，不是最高境界。在大道衰微甚至被废弃之时，仁义之类才作为道德的或哲学的范畴为人们所重视，这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认为，到了对“礼”津津乐道、要靠其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之际，就表明淳厚诚朴之自然天性已经销蚀得所剩无几，社会动乱即将降临。所以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过分标榜仁义或忠孝，反而是大道废、国家乱才有的现象。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具体地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的，不足以治理天下。保持朴质，减少私欲，抛弃圣智礼法的学问，才能使人没有忧虑，找到真正的归属。

    要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老子主张还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不标榜贤才异能，使人民不争功名；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使人民不做盗贼；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被惑乱。所以有道的人治理政事，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满足人民的安饱，减损人民的心志，增强人民的体魄。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从前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精巧，而是使人民淳朴。人民之所以难治，乃是因为它们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机，而让人和事物复归到真朴，天下就会大治。

    （二）《庄子》

    1.简介

    《庄子》是发挥道家思想和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集中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十五篇是庄子及其弟子合作写成；“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盗跖》、《说剑》等篇不是庄子之思想。

    《庄子》有哲学的睿智、文学的风采、美学的情趣，更体现了洒脱的人生。《庄子》之文章生动细腻，挥洒自如，意象雄浑飞越，想象汪洋恣肆，情致滋润旷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庄子》结构上分总自然，意到笔随，得心应手，千姿百态；句式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庄子》还善于用寓言说哲理，构思奇特，随意夸张，将自然万物赋予灵性，对历史人物加以虚构，故事密度大，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庄子》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司马迁评其“洸洋自恣以适己”，鲁迅则称赞“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或能先也”。

    《庄子》之论，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在个人修为、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且巨大。

    2.思想

    （1）“道”与“自然”的继承与发展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以道统摄万物，驾驭宇宙，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化育万物的本根。他指出，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且“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大宗师》）。故道是永恒的、绝对的、无变化的；而万物则是暂时的、相对的、有变化的。因此“道无终始，物有生死”，“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又存在于万物之中，“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人道》）。道还是不可感知、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

    庄子所说的道，指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实体的统一，是有与无的统一。他认为人只要精神上得到“道”，就可以与“道”同体。他把天地和万物与“我”说成是合二为一的东西，道既然存在于大地万物之中，也就存在于“我”。因此，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庄子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认为“天与人不相胜”。《秋水》云：“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牛马四足”即是天然，可是“落（络）马首，穿牛鼻”，加上不自由的束缚，这即是人为。庄子主张“反其真”，返回人的自然本性。他指出，人的“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因此，人之有德者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之性就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养生主》以寓言“庖丁解牛”说明了万物“依乎天理，批大郄，道大窾，因其自然”的道理，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说明：老子死后，他的朋友秦失前来吊唁，却批评别人的痛哭，他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2）相对主义的“齐物论”

    庄子认为，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平等的，提倡把相反的万物视为齐一，认为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由此推而广之，天下间便没有了高低、强弱、古今、大小、是非、善恶、先后之分，这就把将老子辩证法的相对性加以夸大，发展为相对主义。庄子认为，人间的真伪、是非之分来自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及言与物、言与言的对立。《齐物论》云：“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只有持有局部见

    解（“小成”）的人，才看不见道而谈论真伪；只有喜好争辩（“荣华”）的人，才不理解素朴之言而谈论是非。

    庄子认为，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都体现了无所不在的道，故而“道通为一”。他在《秋水》中以“河伯观海”的寓言加以说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趋向来看，顺着万物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是对的，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对的；顺着万物否定的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错的。可见是非难辨，“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因此，庄子把万物看作是齐一的，不要强分彼此、是非，而要采取一种“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态度，即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均衡。

    庄子认为，既然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那么生死皆齐一、自然。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人之生死只是如春夏秋冬一般循环不息，因此必须顺乎自然，破除一切的拘执。庄子认为，生固可喜，死亦无悲，由是可齐生死，人亦可无生死，人生在世就要安之若命。庄子在其妻子死时鼓盆而歌，就是庄子这一思想的力证。

    （3）“君道无为”的政治主张

    庄子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丑恶：“无耻者富，多信（言）者显”（《盗跖》），“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徐无鬼》）。他反对儒家的以仁义治国和法家的以刑罚治国的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回到原始的“至德”社会。他认为，“圣人生而大盗起”，将现实社会视为强盗世界，认为仁义礼智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和赃物。他指出，“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那些高唱仁义之道的人，多假借仁义以取利，“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徐无鬼》）。他认为推行儒家学说，非但不能救世，反而违背人性，致使“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他又论述法家主张不足取，“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天地》）。

    庄子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胠箧》）庄子认为，君王为政，以道德为根本，以无为为常态，“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形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天道》）。

    庄子还描绘了理想中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他羡慕远古的神农之世，认为那时“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是“至德之世”最为兴盛的时候。

    （4）无待与逍遥的人生态度

    庄子追求绝对的、逍遥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只要“犹有所待”，即人为外物所累和受外力的牵绊，就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能够顺着自然的本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才是真正的自由。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以人生应当逍遥无为，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限制，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不追求名誉，不追求成功，做到无名、无功、无己，也就是无待、无为。这样就可以处于逍遥状态——一个内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人之逍遥，抛弃了私心、功名与利禄，彻底置身于宇宙大化之中，一切皆无，顺性而行，“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真正的道德境界，超越了世俗道德的束缚，不为世俗的名誉所动，“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养生主》以“庖丁解牛”为喻，阐述人生之道，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即是说，人生苦短，不能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种种。做好事不要追求名誉，做坏事不要触犯刑律，最好是忘记善恶的界限，不好不坏，不去惹人注意，这样对自己才有利。

    庄子主张用“心斋”、“坐忘”的方法达到逍遥境界。《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杂念，使心境保持虚静纯一的状态。《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指内心虚寂，心神安静，涤除思虑，物我两忘，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而且不记得自己形体的存在，达到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大宗师》中，庄子对“坐忘”的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修道之人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三个阶段，然后达到“朝彻”，即一下子豁然贯通，随之可以“见独”，即见别人所不见，至此，便可以不分古今生死，不计往来成败，内心宁静自如，静如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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