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人的辉煌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明清时代，他们就位列十大商帮之中，只是不及晋商、徽商出名而已。当晋商、徽商相继黯淡时，广东商人不仅长盛不衰，而且后来居上，成为首屈一指的粤商。
一、粤商的兴起
广东在明嘉靖以前，还是个蛮荒之地，历代官员都不愿到广东做官，认为广东是一个“瘴疬之地”，只有流放与被贬的人才会到那里去。
明代以前，唯有广东的航海业还值得一提。
唐朝贞观年间，广州便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艘，船舶主要来自南洋与波斯湾。当时，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6条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航线是自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这条航线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联系起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这条路线与泉州路线合在一起，被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与元代，广州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建造的大船高有四层，可以同时搭载上千人，卧室、客厅、货仓、厕所一应俱全。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140多个。广州到世界各地拓展了三条航线，一条可到达爪哇北岸，一条到地中海亚平宁半岛，后来又开辟了一条非洲东海岸航道。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全球扩展，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
明代，航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航运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的经济才慢慢跟上中原发达地区，并开始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广东商帮应运而生，将广东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与海外地区。
广东商人最初的商业行为就是靠运输物产来从中获利，在广东农业结构中，经济作物占的比重很大，其中荔枝、烟草、槟榔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广东的水果最为有名，有“水果王国”的称号，香蕉、柑橘、荔枝、菠萝为广东的四大名果。尤其是荔枝，早在汉朝就有南越王尉佗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的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有很多欧洲人没有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产自广东省与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做荔枝和龙眼，味道都十分鲜美。”
除了水果，广东的丝织业、茶业也非常兴旺。
广东地区普遍养蚕植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桑基鱼塘”的耕作制度，形成了种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的科学耕作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这种制度发展到清代更加成熟，以致广东成为全国出产丝织品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如佛山有18家丝行，是岭南丝织品生产基地。广州则是丝织品生产的另一个生产基地。据乾隆《广州府志》载，当时广州的丝行专门从杭州请来师傅传授技术，鼎盛时期丝行有织工三、四万人。
丝织业的空前兴盛，带动了珠江三角洲桑树种植热潮。1830年，清朝从广州出口生丝共7053担，其中广东丝为3068担，占该年生丝出口的一半以上。
广东茶业也很发达，茶树种植遍及城乡，其中南海西樵山、潮州凤凰山居民多以种茶为生。有关茶叶的加工场也逐渐兴盛起来，广州有专门的茶叶加工场，雇用大量男工、女工和童工。女工和童工从红茶中挑拣茶梗和枯残的叶子，男工的工作是发出毛茶及收回拣剔过的茶叶。而制茶师傅则进行茶叶熏烤工序，制成各种熏化茶、乌龙茶等。
经济作物的发展，还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广东的榨糖业、丝织业、织席业等迅猛发展。此外，广东的冶铁业、陶瓷业、酿酒业、造纸业，以及粤绣、剪纸、竹木藤器、硬木家具、烟花、爆竹、成药等手工业和工艺产品也日益发展起来。
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发达，一大批贸易场所兴起，像中山小榄，在明代只有两个小圩，到清代乾隆年间，“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而南海县九江乡，至光绪年间，“万货丛集，百工填委”，商铺达到了1500余家。
清代中期，广东商人开始取得了商界的翘楚地位。史书上说：“广东一省，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广东的经济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民间商业异常兴盛。
广东商人真正进入极盛时期是清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乾隆下令封闭全国海关，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样一来造成了“东西南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广州成了“洋货”与“土特产”的集散地。广东商人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成立了十三行，大展身手，一大批豪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二、粤商史上的四大类型
历史上的广东商人以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在类型上，可分为海商、牙商、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和侨商四大类。他们在经营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一）海商形式最为丰富
明清时期，为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从而实行海禁，尽管如此，但明清时期广东仍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海禁对广东商人的打击尤其大，广东商人正要利用明代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扩大海外贸易。但海禁令一出，使他们的愿望成了“黄粱美梦”。
于是，一些广东商人纷纷组织武装船队，采取武装贩运方式来反抗明政府的禁令。他们结成了广东海商商帮。著名的海商有东莞的黄秀山、何亚八，潮州的诸良玉，澄海县的林道乾、杨四，饶平县的张琏，梅县的林朝曦，大埔县的萧雪峰。以这些著名的海商形成的海商商帮，随着清政府开海贸易，更加壮大起来。
经营海外贸易是由广东商人专门从事的。明代海禁时他们从海上走私谋生。开禁后他们就从事海上贸易做进出口生意。到了明清时期广东商品货币经济快速发展，受到巨额商业利润的刺激，一些广东官吏和封建地主豪绅利用手中权势，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活动。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贸易，“而是利用他们豢养的义男、义儿以及下属官员出海经营贸易”。所谓“义男”、“义儿”，实际上就是家内奴隶。
有些海商资金有限，自己家没有远航大船，便向豪绅大贾之家租赁船舶，再雇用水手揽载其他商人运货出海贸易，从中获利。
海南岛的豪族海述祖是明大臣海瑞子孙，家有一艘全长28丈、桅杆高25丈的大船。沿海海商38人共同租赁了他这只大船，载货到南洋去进行贸易。
这种租赁海船出海使三方受益，海述祖由于租船可以得到租金；海商靠剥削水手和舵工取得剩余价值和获得商品贸易的商业利润；水手和舵工因为可以携带少量商品贩运海外而获利。
有雄厚资本的海商一般都自己制造船舶，招募水手，远涉重洋。靠从事海外贸易，广东人从中赢利丰厚。
澄海县海商林道乾，自己为船主，招募船员，统率船只100多艘。船员上千人。浩浩荡荡向海外而去，从海外贸易中大获其利。
资金不足的中小商人通常采用合资造船购船、购货的方式出海进行贸易。除了他们共同集资采购的“重货”出海贸易外，大家还可另用资本购货随船出去贸易。被邀集来的船员除火长、财富、总杆和重要船员给予工资补贴外，其余人员一律不发工资，而是可以按规定在随船出海时挟带一些私货，贩卖所得的利润充作工资。这样无论是船舶的合资者，还是雇员，都是以主人的姿态在船上经营贸易，大家同舟共济。从中取利。这种资源共享、合作经营的组织形式也不是永久固定的。每当一次出海贸易结束后，旧的合资形式可以宣告结束，又根据新的情况及各商人的意愿重新组合投资。
（二）牙商专营外贸
牙商包括明代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以及清代的广东十三行和晚清逐步形成的买办商人。
牙行由封建政府特殊的中间商人开设（官牙），或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开设（私牙）。官牙由政府发给牙贴的商人开设，而能够领到牙贴的多是当地富商大贾或地主豪绅。封建政府用牙行来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活动，牙行实际上是封建政府的爪牙。牙行在产地、集散地或销地市场上成为法定的或强行插入的中介人，妨碍商人与生产者直接进行接触，因而严重地阻碍自由贸易和商品的自由流通。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府在广州设立的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十三家商号，明末已发展为广东三十六行。这已经不是单纯买卖的中介入，而主要成为了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即牙行商帮。
清康熙二十三年后，广东商帮中的牙商则发展成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商。所谓“十三行”，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殊机构的总称，实际上行商并不一定就是十三家商行。
清代广东十三行商是清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具有官商性质。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以外贸批发商的身份代外商购销货物，是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及外商交易的居间者。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广东粤海关独口贸易的形成。给广东十三行商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们从中牟取暴利，迅速膨胀起来的钱袋使他们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人：怡和行商伍秉鉴的家产，在道光十四年时，已达2600万元以上。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的家产总额也达1亿法郎以上。
广东十三行商不仅垄断了对外贸易，他们还要代外商缴纳关税，代办一切交涉事务并且监督外商在广州的活动，是外商与清政府联系的媒介，具有经营对外贸易和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
牙商是广东商帮中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商人。明代的广州，不管“官牙”、“私牙”，他们的职能都是在对外贸易中充当贸易中人，从中收取佣金。无论买卖双方是盈是亏，他们都稳当地从中赚到一笔钱。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专营牙行的商人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乾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的牙行商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买卖中介人而成为包销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出口的商业团体。
广东三十六行行商的经营方式是：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牙商即以评价者的身份登船估价货物，介绍买方，充当外商与国内批发商交易的中介人，从中收取佣金，即“牙钱”，获得30％～50％利润。
这种盈利，既无本钱，又获重利，真可谓是无本万利。
（三）批发商进行长途贩运
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一批将外省货物运回广东销售并将广东货物销往全国各地的商人，成为长途贩运的批发商。明中期以后，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通商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销往全国各地。广州成为“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而佛山则成为“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清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成为中国独家通商口岸，全国的外销商品和外国的内销中国商品全都汇集广州，广东商人成群结帮把洋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并购买大批“土特产”回广州出口；同时外省商人也成帮结队把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广州出口，而把“洋货”、“广货”运回本地销售。这种千军万马齐奔广州做生意的情形，当时人称之为“走广”。
在“走广”的过程中，广东国内长途商帮也就逐渐得以形成。为了更好地“走广”，为了维护商帮的利益和了解沟通商业信息，广东商帮纷纷在全国各大都会或要津商埠建立分馆，在广州、佛山建立的行业会馆更是到处都是。
长途贩运批发商人是广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贩运批发商的经营方式是到省外或省内的边远地区收购货物贩运回广州、佛山等中心市场，再通过牙商向外商批发，或是批发给当地零售商。他们将商行设置在广州、佛山，进行商业经营。
同时，他们又把广东的货物贩运到外省或省内边远地区批发给当地的中小商人。他们通过全国各省的都会、要津设立商号或会馆进行经营。
广东长途贩运批发商的主要经营项目是米、盐、糖、丝、茶叶以及洋货等。他们的贩运都是大进大出，吞吐量很大。如番禺县商人林大桥，到广西贵县附近各镇采购米、花生油、豆类、花生及其他土特产，每批达十多万斤，用船运回广州、佛山批发。广东商人从广西苍梧县运贩的大米每天达到20~30万斤。广东盐行销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每年仅广东商人运销广西的食盐就达1.82亿斤。湖南的红茶也是广东商人去组织货源，并引导当地人依法仿制，将大批经过加工后的红茶贩运到广州以供出口。
广东商人的这种大进大出长途贩运商品，其资本的雄厚和经商的魄力使得外省商人非常羡慕。广西北海人说这些广东商店（设在北海）中没有一家从事零售交易的，他们的交易完全是整批。把零售生意让给当地商人去做。广东商帮中的海商、牙商、长途贩运商虽然经营的项目不同，经营方式也不同，但都是获得厚利的行业。他们利用各自自身的条件，尽量利用各种外部环境，创造出切合自己实际的经营方法，从中牟取厚利，发财致富。
（四）华侨商海外经商
广东商人发展起来后，不少商人到海外经商而成为侨商。侨商是广东商人的一大特色。侨商的出现，标志着广东商人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崭新的广东海外商帮使得广东商人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华人外出南洋等地经商的时间较早，明代在南洋一带形成一股从事贸易经商的华人势力，到清代，侨商的势力就更大了。广东潮州人有许多在泰国经商，并且得到了泰国国王的封爵，他们对泰国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很大。广东嘉应商人罗伯芳在乾隆年间出国，到达印尼婆罗洲，凭借他雄厚的资本以及他助手吴元盛的大力支持，在加巴士河中游一带筹建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和制糖业，商业大获成功，其势力遍及婆罗洲。
明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西班牙殖民者看到当地华侨势力强大，对当地经济发展关系影响重大，特在马尼拉对岸巴色古河沿岸地方，为中国商人建设丝绸市场，其间从事贸易的有许多广东商人。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明万历年间，中国丝绸、瓷器由商人贩运到墨西哥等拉美地区，还有不少华人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从事造船和其他行业。清代，粤人侨居海外分布极广，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英、法、荷、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等地，都有广东人的足迹。广东人散布海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而海外流传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明清时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在大工业较少的国家，主要从事商业。以中等商人和小商小贩居多，他们对沟通当地城乡关系。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工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以及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清时期，广东有许多人移居国外，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讶。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广东雷州人郑玖等明朝遗臣率部数千人投奔安南王，曾为安南王开辟疆土，他们在现今柬埔寨王国的何仙之外，建立了石迪和歌毛两个市场。
由于全世界普遍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广东在海外的侨商因人数众多而显出势力，但就个人拥有的资金来看，鲜有商业巨子出现。
对于广东侨商来说，清代后期，尤其是清末民国年间，是他们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广东人出洋侨居更是成为了一种风俗，出洋的范围也扩大了。其中经商致富者不乏其人，出现了许多大获成功的商业巨子。1841年前后，当时马来西亚的三发、坤甸一带盛产黄金，广东籍商人世间就进入该地从事开采金矿的活动，还成立了“大港公司”进行经营，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商人。1846年，广东潮州人刘建发，赴沙捞越（现为马来西亚婆罗洲岛西北部的一个州）不久，即携同乡亲种植柑蜜、胡椒，还与同乡沈亚尧共创义顺公司于古晋，除从事出口贸易外，兼营硕莪粉厂等，后成为富商。又如近代南海商人简照南于清末创顺泰轮船公司往来日本、南洋及欧美各大商埠，并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后回上海投资建厂，拥资1500万港元，成为名著上海的侨商巨子。侨商在经商过程中积累起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又多转化为产业资本，为获取丰厚稳定的利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业资本大量向产业资本转化，而不是向土地资本、宗族资本、官僚资本、高利贷资本大量转化，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侨商走在广东商人的最前面。
三、粤商的地域风格
广东商人从地域的角度也可分为四大类，即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以及当代的新客商，身上还保留着来源地的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但又受岭南文化影响的新客家商人。这四大类商人各自具有独特的经营风格。
（一）头脑灵活广府商
广府商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商人指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商人。广府商人说广府话，也称广州话、广东话、省城话、白话，即粤语。但粤语的流通范围还包括广东境内的西江流域和部分北江、东江流域，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广府侨民聚居之处。
广府商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商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开放性格，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商品意识强，具有务实、精明、精干、敢于创新等特点。
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之后，广州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广州人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更新，他们的现代意识也逐渐产生。如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然而，也有一部分广府商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仍然在低层面上停留着，集中表现为缺乏较高的文化素质；缺乏法制观念及社会责任感；缺乏深谋远虑，没有长远观念，没有大理想、大目标；一旦生活舒适，就开始满足现状。
广府商人经销的手工业制品精美，被称为“广货”，并与京货相提并论；“京广杂货”脍炙人口，受到高度好评。其中广绣闻名全国，与苏绣、湘绣、蜀绣媲美。广州玉雕、牙雕、石雕、木雕、角雕精美绝伦。清代道光年间，广州玉石工艺制品已成行成市，大店铺有200多间，广州玉石雕刻行业和销售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广州牙雕始于晋代，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1915年的万国博物展览比赛会上，广州象牙球便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工艺特种奖。广彩艺术风格独特；广式家具选材名贵，雕工精美。
（二）善于经营潮汕商
潮汕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富有极强的老乡认同感。
潮汕人是指居住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潮汕位于韩江三角洲，接近福建，当地居民原属闽越。汉朝以来，闽南、中原和各地人士不断迁徙过来，逐渐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潮州话，也称汕头话、福佬话，流行于韩江、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和沿海一些地方，以及海外潮汕侨民聚居之处。潮汕风俗习惯也与闽南相近，所以宋朝王象《舆地纪胜》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可见潮汕与闽南在文化上同属一系。
潮汕文化发达，号称“海滨邹鲁”。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居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香港开埠以后，19世纪50年代，潮人就到香港，在香港商业发轫期华人最重要的行业南北行中占多数。潮商大多数经营转口贸易，设商号作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经营大米药材、瓷器、纸、茶叶、菜籽、凉果、饼食、柴炭等。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各主要轻工业如塑胶、纺织、制衣等都有潮商活跃于其中。70年代以来，在进出口、金融、地产、交通运输、货柜码头、电讯、电力等行业更少不了潮汕商人。“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的骄傲。
由于独特的语言环境，潮州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海外说起潮州帮，人人惧其三分。尽管潮州话属闽南语系、潮汕人行政上归广东，但海外的潮汕人总被视为并列于福建帮、广东帮的一个帮派。潮汕人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潮人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和各种艺术、娱乐社团及宗教、慈善团体等。目前潮汕人在香港登记的社团已达100个，单是比较重要的商业团体就有潮州商会、潮商互助社、汕头商会、潮侨塑胶厂商会、香港零售米商联合总会、潮侨食品业商会等。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紧密团结，维护共同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识以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经商的特性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实行一种代客买卖的所谓“南北行例”的经营方式，这种寄售代佣方式必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因此买卖的双方大都是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潮汕贸易线之所以能形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面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与这种亲戚同乡环环相扣，相互提携，人情味极浓的经营方式是分不开的。香港的120多家潮汕药材店，其中相互之间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大约有100家。这些店东有的是子侄、亲戚、朋友、伙伴关系，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了药材业的门径，并且有了一定积蓄。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另立门户。香港一些行业，潮商占的人数特别多，经营情况较好，其原因大概得益于此。
潮汕人具有超人的经商智慧。
他们从小生意做起，逐渐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喜欢穿州过省的潮汕人，因为没有太多的根基，往往从小商小贩的方式开始创业之路。如果他们有10块钱，通常用50％去申办有关手续，50％做成本，因为他们很乐观并且充满信心，从来只相信成功，不相信失败。这种发家致富的途径和方式，对潮汕人而言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他们为钱走四方，天马行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没有固定的市场，他们生来就像是商场上的“世界公民”。潮汕人匆匆奔波，使他们学会了机敏地对付各种突发的生活和生意变故，他们对各地的市场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结交了天南地北的贸易伙伴。正是因为这种漂泊不定使他们的生意触角更敏锐，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当今社会，商场如战场，而潮汕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可以出人意料地取得成功。他们经营的生意是各式各样的，从贸易到工厂，从海路到陆路，从批发到零售，从高科技到劳动密集型，不管何时何地，潮汕人总能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出奇制胜。
他们大方与精于计算并举。在经商交易中，潮汕人有时非常慷慨，有时又精于计算。对于顾客，他们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常常让小利，宁愿自己吃小亏，放的却是长线，这样回头客自然就多了。但是在谈判过程或讨价还价过程中，他们却非常仔细，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慷慨大方与精于计算并举是潮汕人善于做生意的诀窍之一。
他们惜时如金，消息灵通。“时间就是生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可以今天做完的事情，潮汕人绝不等到明天才来做。另外，潮汕人消息是很灵通的，他们赚钱的神经非常敏锐，触之即动。例如他们很懂得去捕捉市场，知道什么在市场上是最赚钱的，什么市场可以快速获得一桶金。潮汕人知道如何去做大多数人的生意，也就是大范围的市场，例如“女人的生意”，“批发的生意”，“嘴巴的生意”……所以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人知道粤菜中有一种特色菜就是潮菜，这和潮汕人对潮菜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商者无域。“商者无域”，是说潮汕人头脑灵活，什么赚钱做什么。表现在开店方面就是随时准备变化。灵活适应市场。在深圳，当年的怡景花园小区刚刚建起，潮汕人看准新居家装的空当，立即潮水般在周围开起了系列店铺。各种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都是，而一两年后，待小区居民已经住稳。潮汕系们又及时改头换面，纷纷将原有店铺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其灵活经商头脑可见一斑。
潮汕人往往在生意之余三五成群盈立店里喝喝功夫茶。每每这时聊起来的是谁怎么发财、哪里又有赚钱的机会等，小店此时变成了“信息中心”。当时怡景花园南门边的“荣昌记”五金店便是典型的潮汕会所，他们操着难懂的汕头话聚在那里喝茶，并争论不休。忽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装饰店全部向日杂店、服务店“转轨”。仿佛经过开会决议一般。潮汕人开店喜欢将店面与仓库连在一起，表面看去很杂乱，到处堆满货物，甚至难以落脚。有些人可能觉得店堂存货影响形象。其实有时反而会在有利销售。在典型的“潮商区”，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那里人头攒动，极为热闹。他们在店铺大量堆货，并将店铺墙体打通。制造货源充足、人气旺盛的境况。
（三）商文并重客家商
客家人经商以注重商业道德，崇尚文化著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期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末五代时期迁至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期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
客家人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客家话。客家有句谚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所以客家话是中国的诸多方言中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客家人富有群体精神。客家人的先民，在迁徙途中，扶老携幼，合家而行，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团结一致的精神，是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移民群体。若不是这样，身体不好的女子很难一同迁徙，种族繁衍就成问题了。再加上落居闽粤赣边区之后，山区中经常有野兽和土著侵袭，他们便以加强自身的团结，来提高对外的防御力量。
他们尊师重学，崇尚读书。客家人尊师重教的思想，源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但与客家的生存环境也密切相关。《舆地纪胜》载，南宋绍兴年间任梅州知州的方渐曾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人们唯有以读书为途径，求一技之长，作为谋生手段；通过读书可以走上仕途。为摆脱贫困而往外地和海外谋生，也是靠自己的文化知识。有这样一首客家儿歌：“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人们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读书才有出头之日的价值观。
由于客家人重视教育，因而历代英才辈出，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商界的有爱国华侨实业家姚德胜、张弼士、姚美良、曾宪梓等。
（四）开拓进取新客商
新客家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在语言风俗上与本土广东人有较大的差别。新客家人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他们有来自江浙的善“商”族，也有来自北方的善文族。这些人在广东得到了进一步锻炼。新客家人往往具有较高学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而言，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对未来的大势判断更清晰，也更胸有成竹。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没有一些传统广东商人的目光短浅而是将眼光放得更远。他们让人感到了做大企业的气势与魄力。
新客家在功成名就之前大都经历了“碱水的浸泡”，他们甚至还在企业的最低层，和底层员工一样经历种种艰辛，从外来的普通员工到今天的企业决策者，新客家人的人格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人格魅力，不但影响到了整个企业，甚至对行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的传奇经历，也使他们成为众多南下淘金者梦里的偶像。对于新客家人而言，他们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人格光环一旦遇到了一些严重的挑战或偶然的事故，都可能导致整个企业的迅速崩溃。同时他们成功的传奇经历在激励着淘金者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的雄心，从而导致员工特别是中局层员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成为企业发展中随时可能致命的隐患。
尽管新客家人是在广东发迹，但他们对于环境。仍是保持着相当的戒心。他们虽然带着人格光环，也经常语出惊人，却很少招惹本地的同行，绝不过度张扬。他们深知，名气是双刃剑，他们在广东这块丰沃的土地上，容易站立起来，但也可能随时倒下去。
四、天生是经商的好材料
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他们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全民皆商，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台风常常肆虐南粤，仿如猛龙过江，地势虽非险峻，但丘陵遍地，出门见山极为平常，到处森林密布。对人类生存而言，这样的环境的确太恶劣，远不如中原土壤肥沃，河水甘甜。因此古粤人要学会顽强生存的本领，这是第一位的，相对而言，文化需求较少一些，这样，自古粤人抱一种实利主义态度面对人生。
一条东西横亘的岭南山脉，将广东自然而然地切割为一个小小的独立单元，阻碍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的交流，秦汉、宋元虽有大量汉人南迁至此，中原文化对广东产生了影响。但即令其传入广东亦是在途经湖南、江浙时被“南方化”之后，才进入广东的，已非正统。如宋元时的程朱理学及后来王船山、王阳明对它的加工，实际上已剔除了正流儒学中钳制思想与创新的部分，而代之以“心”与“理”的概念。因而南粤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中庸等级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实利主义。南方女子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善于精打细算，家务、农活全由妇女承担，而男人则志在经商出外赚钱。“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南粤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广东相对独立，背山靠海的自然地理条件渐渐促成了广东人开放、自由的文化传统。由于相当一部分人靠海为生，使其富有冒险精神，又由于远离中原文明中心，文化相对落后，故登科取仕气氛不浓，至今广东人仍不“倾”政治。相反，除了发达的农业外，便利的海运、河运交通，丰富的海产、亚热带果品，倒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使得条件。广东的先民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商业活动就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
广东人出海远航，与南洋各地来往密切，因此，广东籍华侨在南洋很多，同时广东地处南大门，广东人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广东古代受东南亚文化影响相当深，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广东也广为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惠能创立禅宗南派，完成了世界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空前变革，在广东产生很大影响。近代史上频繁的海外贸易、华侨出入使西方大量先进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建筑制造、工艺美术率先传入广东，使广东人在封建社会的迷雾之中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闪耀，没有完全封闭。乃至广东成为近代西方民主革命思想摇篮。
开放经商的传统使广东人性格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浓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排外性不强，通常只是以一种商人的眼光和方式热情接待每一个南来北往的客人。
有人这样总结广东商人的性格：
开拓：广东人祖先远行千里开发祖国边疆，要在广东荒山野岭中扎根就必须开拓。
变通：古时广东是瘴疠之地，又兼一路追兵，广东人祖先学会了兔子般的灵活变通性格。
实在：广东人祖先深深意识到生存的重要和生存的艰难，因此很实在。
开放：因广东对外交流历史悠久，与外联系甚广，这种不同民族的交融与眼界的开阔，使广东人富有开放的因子。
淡泊政治，厌恶斗争：因饱受战乱之苦，好不容易山高皇帝远，因此来广东后努力营造平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连做学问也讲究实用。久而久之，广东人性格平和，广东文化不是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实用的农耕文化，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经济文化。
在广东人的观念中，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财富，可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了权力同样可以做到支配别人，支配各种资源。但是，广东人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很小，通过政治获取支配地位的人很少，这使得广东商人干脆漠视政治，远离政治成为商界传统。
由于这种“政治观念”，广东商人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厌恶谈论政治，因此与广东人做生意时，谈论政治引不起广东人的兴趣，甚至谈论政治可能会引起一些广东生意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与你合作。
曾有一位大报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给了同行业，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决不铺张。
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谁叫他们天生就是经商的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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