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战争是历史用来给大清国打脸的。

    日本和大清同样是儒家制度，同样都是闭关锁国。日本比大清人口少，土地小，国力要差很多倍，原本是中国的万年小弟，明治维新运动比洋务运动还要晚上七八年才开始。结果各方面全部落后的日本竟然在短时间内变法成功，站起来把大清国按在地上随便抽，要是没列强在旁边拦着，直接抽死都有可能。

    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起步相同的两个国家，日本就可以变法成功，中国就不可以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点时间，讲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您可别嫌麻烦，因为日本的制度对清末的政局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这还得从日本的古代史讲起。

    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唐朝开始，日本在文化、制度上都高度模仿中国。那时，日本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皇权体系“天皇”。但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力很弱，无法像中国那样建立政令统一的郡县制，而是要把治理地方的任务委托给领主。换句话说，古代日本实行的是分封制，一个日本被分割成很多相对独立的小国。就像唐朝把各地独立的军镇称为“藩镇”一样，日本把这些小国称为“藩国”。

    我们还记得，当年周朝采用的就是分封制，结果到了周朝末年各个诸侯国都不听周王室的话，纷纷造反。类似的，到了中国南宋的时候，一些日本藩国实力变强大，它们也不听天皇的话，互相征战攻伐。最后，一个最强的领主用武力征服了全国。但是这种征服和秦始皇把六国都灭了不同，最强的藩国只是让其他藩国表示臣服，并没有能力把这些小国都灭掉。

    这个最强藩国的领主统治了日本，但是他没有废掉天皇，而是把天皇架空，尊为名义上的领导，自己以“征夷大将军”的名义掌握全国实权。“征夷大将军”死后，职位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孙，所以这些“征夷大将军”其实就是真正的日本皇帝，只是缺一个名分而已。

    古代日本的这种政治形态，称为“幕府政治”：在中央，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强藩（即“幕府”）和一个被架空的天皇。在地方，有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藩国。

    像中国改朝换代一样，有时幕府也会被其他藩国攻灭，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拱手让人。但是“幕府政治”的制度没有改变，天皇也没有被废掉，只是换了一个幕府统治。

    这个幕府制度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末。日本最后一代幕府将军姓“德川”，所以被称为“德川幕府”。

    二

    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列强，清廷自己没有多深刻的反省，却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不久，列强的军舰也来到了日本，在枪炮的威胁和大清的前车之鉴下，幕府被迫签订了和清朝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也答应了开放港口，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条件。

    古代日本同古代中国一样，它的世界观也是“儒家文明最伟大、越往周边越蛮夷”。现在这些夷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肆虐，日本同清政府的第一反应一样：必须干回去！

    幕府作为全国的领导者，抵御外敌是它的职责——幕府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嘛，征讨众夷是他的本职工作。可是幕府看到清朝的前车之鉴，知道这些外国人太厉害，无论国内呼声多高，就是不肯跟外国人开战。

    这时候，有两个叫做“萨摩”和“长州”的藩国不干了。这两个藩国位于日本的西南角，在列强的入侵中处于第一线，受外国人的欺负最厉害。这两个藩国一看幕府不去打外国人，行，那我们不用你了，我们自己打。两藩主动跟列强开战，突然袭击了美国、荷兰、英国的商船。

    结果我们都能猜到：列强遇袭后，立刻用大炮朝着这两藩的港口一顿乱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两藩只能投降。

    这里，日本同清政府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

    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的权力都集中在朝廷手里，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小。尤其是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大事，就算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也不可能自己说了算。然而日本的地方领主相当于一个小国国王，在自己的领土内有极大的权力。而且在分封制下，各个藩国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谁的实力强大谁就能压过别人，所以各个藩国为了自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当萨、长两藩被西方列强的武力洗礼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同列强全面合作，用西方的先进武器来强大自己。

    萨、长两藩同列强合作，军事实力猛涨。在成长的过程里，他们既恨外国人倚强凌弱，也恨幕府白白占据着统治者的位置，却不担负抵御外敌的责任。而且两藩原本就和幕府有矛盾，于是两藩就公开提出要幕府下台，把权力还给天皇。

    当时天皇虽然没有实权，但是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拥有相当大的声望。二藩的主张是，幕府丧权辱国、不思自强，已经没有资格再统治日本了。我们这些藩国应该重新辅佐日本天皇，在天皇的领导下把日本统一起来，一同对抗西方列强。

    于是二藩和幕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幕府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因为统治太久已经是江河日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强藩也不支持幕府。于是经过一系列战争，幕府将军决定投降，把权力让给了二藩和天皇。

    这样一来，萨、长两藩就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两藩在同列强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了初步的经济、军事改革，国力突飞猛进。两藩中的很多人因此认识到，要想让日本强大，打败列强，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新上台的明治天皇只有16岁，年纪轻轻的他也希望能来一次猛烈的改革，让国家立刻崛起。

    于是在两藩实权派的主导下，明治政府打算在国内实行西式改革。

    前面曾说过，进入工业时代的关键是建立成熟的商业市场，建立市场的关键是取消特权阶层。当时的日本还是分封制，各地还有很多藩国，藩国的国主都属于特权阶层。另外日本还存在武士制度，武士在日本也属于特权阶层，不事生产还能得到百姓的供养，甚至可以随意砍杀下层百姓。

    日本要进行维新改革，就要消灭掉这两个特权阶层。可是现在的中央政府是在两藩扶植下建立起来的，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如何能打击这些特权阶层呢？

    为此，萨、长两藩中支持维新的政治家们促成了两件事，第一是萨、长和另外两藩率先带头，把本国的政权交还给政府，同时要求全国各个藩国都也都这么做，让国家统一起来。由于是最强大的藩国带头，其他各藩只能同意。

    第二，萨、长和另外一藩，主动交出一部分军队给政府，帮助政府建立自己的军队。

    在这些努力下，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里，维新派的政策才能推广下去。中下层武士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新运动里损失最大的人，他们不满意维新，也反对新政府同外国人合作，因此他们爆发了一些叛乱，这些叛乱都被新建立的中央军镇压下去。随着新制度的展开，人们发现国家的确富强起来，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强，维新也就逐渐畅通无阻了。

    三

    那么我们回头看，日本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明治维新以及后来清政府搞的维新变法，它们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个巨大的区别：

    欧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变的，先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阶层，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上层被迫去改革。

    而中日的变法是从上至下的突然改变，当上层中有些官员、知识分子发现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强瓜分，想要推动维新变法的时候，下层百姓还大多是旧社会的农民和乡绅，他们还不懂得这些变革有什么好处。

    这样一来，在变法中就会遇到一个强大的阻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在欧洲的革命中，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社会上有钱的人早都是大商人、大工厂主了，少数不靠工商业发财的旧贵族也成不了气候，他们没有力量阻止变法。在中日变法的时候，全国还停留在自然经济时代，大部分有势力的人还都靠的是旧制度发财得势，他们当然不希望变法。要想变法，就得先把这些人消灭掉。

    中日变法又要快搞不能慢来（慢就会被列强瓜分了），那么唯一快速干掉既得利益者的办法，就只有武力了。

    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新派是如何掌握武力的。

    明治维新时，日本武力最强的是萨、长两藩，维新的骨干都是这两藩的中下层武士。是靠着他们的军队推翻了幕府，靠着他们的威胁让各藩交出了权力，靠着他们的武力镇压了对维新不满的武士的叛乱，维新才最终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复制的。

    首先，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分封制。

    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是，地方同中央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官想要升职的唯一办法是揣测朝廷的意思，听朝廷的话。在这种制度下，地方上没有率先改革的动力，保持稳定才是施政的首选。所以当这些省份被列强胖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哎呀妈呀惹祸了，这可不要告诉皇上，我们不如去劝夷人攻打其他省份，然后跟皇帝报告说夷人被我们打跑了好啦。”

    分封制不同。在分封制下，地方和中央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藩国是藩主的私产，藩主对藩国的内务有高度的自主权。而且藩和藩之间还是竞争的关系，哪一个藩的实力强，哪一个藩主在全国就更有话语权。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市场：各个社会制度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里竞争，哪一个制度能创造的国力大，哪一个制度就会胜出。

    在这种制度下，最先接触列强的萨、长两藩，他们虽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一看到列强的枪炮那么好，第一反应是“这些武器要是咱也能搞来，打败其他藩和幕府不就轻而易举了吗？”赶紧先学一学，别的回来再说。

    分封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辖能力很弱，地方上想偷偷干点事朝廷没法管。在幕府还施行锁国政策的时候，萨、长两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学。这些人到了国外后深受震撼，疯狂地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都成了维新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在清政府那边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分封制下，萨、长有变法的动力和能力，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武器、军队训练方式，因此二藩才能拥足够震慑全国的武力，足以击败幕府、各藩和中下层武士。也因为二藩提前派人留学日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大清被凌辱的先例，有了“不在全国变法国家就会毁灭”的危机感，二藩中的维新人士才会愿意把权力交给天皇和议会，努力建设一个模仿西方制度的近代国家，而不是贪图一己私利，去当新的幕府。

    还有，在分封制下，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所以也就不像清政府那样存在地方对朝廷瞒报的情况。各地藩主相互独立，挨打的藩主想瞒也瞒不住。这边一被打，全国立刻都传遍了列强天下无敌的消息。天皇、幕府、各地的领主、武士和知识分子，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强之间的差距。这样，维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减小了变法阻力。

    至于明治天皇本人的意愿如何，那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

    除了以上的制度因素外，日本能维新成功还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客观原因。

    首先，日本国土大小适中。

    太小了国力不足，列强一口就把它吞并了，不会给它维新自强的机会。只有国家足够大、距离欧洲足够远，一国列强无法独占它，需要有数个列强在其中竞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西方国家愿意合作，积极借款，引进技术的情况。

    但是日本的国土又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像中国那样有大量的内陆地区，就会出现沿海各省思想开放，内地各省思想封闭的情况。沿海的维新势力无法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和内战。那样国家就更乱套了，也谈不上维新和自强。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就比中国繁荣。

    日本被海包围，近海运输业发达，天生适合商业活动。当初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业的力量。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曾经利用商人和对手打经济战，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靠优惠的政策吸引商人，获得了巨额税收。因为丰臣秀吉的影响，日本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商业的力量。在分封制下，各个藩主都不愿意失去商人这支力量，所以不会像传统中国那样打压商业。

    丰臣秀吉之后就是德川幕府的时代了。德川幕府为了便于控制，规定武士作为常备军必须离开自己的田地，常年住在城市里。他们的生活费是来自于农村的“年贡”，年贡的主要形式是稻米。

    这是个和传统中国很不相同的制度。

    举个例子。在《红楼梦》里，贾府有自己的庄园，庄园每年要给贾府交租，交租的内容有个单子，您简单扫一下就行：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就是说，中国农民给地主、贵族交的租金里，除了银子外，还有大量的实物，而且种类非常多，包括米、菜、肉、柴，甚至连宠物都有，基本上农业产品这一块，贾府就不用再去购买了。这就是典型的自然经济，需要什么就自己生产，不特别依赖商业买卖。

    但是日本规定武士收入只能以稻米为主，那武士在分到稻米后，就必须把稻米兑换成钱，再用钱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就给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在稻米收获的季节，众多武士急于出手稻米，商人趁机压低稻米价格，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商人逐渐壮大，反倒成了武士阶层的剥削者。

    较为强大的商人阶层成了维新运动的坚决支持者，这也是清政府不具备的条件。

    另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还有个独特的“寺子屋”制度。就是由寺院开办的，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学校。这导致日本在维新之前，全国识字率已经在全球居前列。技术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爱国主义需要初等学校的支持，日本的高识字率给维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上讲，日本知识分子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样。在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全世界的模范。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强时，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接受现实，不愿意相信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排行末尾。日本不一样，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的万年学生，自己要做点什么事，都先看看海峡对面的中国是怎么办的。所以当列强碾压中国的时候，日本不会捂上自己的眼睛，而是充满惊讶地看着这个万年的老师被胖揍，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个老师被打了还不思进取，那学生就再换一个老师呗，这个心态转变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看了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能维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上述一大堆因素里，如果有一个不具备，有一个步骤没成功，都有可能功亏一篑。而且之后的历史也证明日本的维新是不稳定的：

    议会制国家里最危险的因素是军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以拥有特权、践踏法律，那各种国家制度也就毫无意义了。为了避免军队被私人占有，近代国家都会给军队极大的限制，要求军人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参与党派、不能有政治倾向，只能无条件地听从议会的决定。而且议会也不能随便指挥军队，还要受宪法的约束，比如不能说一个党派控制议会后，就投票命令军队去把其他党派的人都抓起来。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控制军队。

    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变法太快，中央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镇压旧势力，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军队。所谓高效，就是军队事务不能由议会慢悠悠地吵架、扯皮来决定，得有一个人独断专行，一言九鼎地去控制军队。因此当时规定军队不听命于议会，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军队就称为“皇军”）。

    可是，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等于皇帝就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个道理在讲唐末和五代的时候就说过：皇帝本人并不能天天处理军队事务，总要把军队交给其他人管理。唐末皇帝把军权交给了最信任的宦官，最后导致宦官专权，可以废立皇帝。五代皇帝把军权交给了禁军首领，结果就是禁军首领屡屡政变。

    同样，明治时的日本“皇军”名义上听从于天皇，最后变成了只听命于少数军人。再加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连串胜利，让日本误以为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是富国强兵的唯一办法，让军队的势力不断抬头。最终导致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我们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变法之路千难万难，是根本没法学的。

    可是当时的清朝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四

    甲午战败给清朝带来的震撼，要远比两次鸦片战争更厉害。

    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以为日本是个万年弱国，打赢是轻而易举的事。结果这次输得比两次鸦片战争都惨，赔款数额是鸦片战争的近十倍。割地也不再是香港那么个小荒岛，而是偌大的台湾岛，连清政府的“龙兴之地”、近在京畿家门口的辽东半岛都差一点要舍出去。

    而且失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家变法了。人家本来是弱国，经过明治维新，立刻就打败了你。

    在这强大的刺激下，整个清廷上下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变法，而且要快点变，不立刻变法就得亡国。甲午战争后，上层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还记得当年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打开清朝的国门，要求清廷开放口岸对外贸易。而到了甲午战争后，有些中国城市竟然选择主动开放，主动邀请外国人来做生意。这就是因为很多官员的思想已经转过来了，意识到开放对我们有好处。甚至连翁同龢这种超级清流派的口风都变了，也开始主张变法。

    其中最着急的就是光绪皇帝，因为这个国家是他自个儿的。

    光绪不到20岁就接掌国家，他年纪轻轻，恨不得国家立刻就能强大起来。可是他亲政以后，刚体会了两天君临天下的感觉，就遇见了甲午战争，被人一巴掌直接抽到地下。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这巴掌别人还不觉得疼，但抽在他脸上可是火辣辣的。战败后光绪急了眼，立刻要求朝廷广开言路，让各级官员赶紧献计献策，都说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国家立刻富强起来。

    刚开始，光绪还在各种建议中挑挑拣拣，犹豫不决，就在甲午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又出现了一个事件，加快了清廷变法的进程。

    在西方几个大国中，德皇野心最大。前面说过，因为德国统一的时间最晚，附近没什么殖民地好抢了，所以把目光瞄到了中国的身上。再加上“海权论”的影响，德国高层特别希望能在中国占领一个优良的军港，作为在亚洲扩张的海上基地。

    很早的时候，德国就看上了我国山东省的胶州湾。“三国干涉”后没过几个月，德国外交官就正式向清方提出要一处军事港口。对此德国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纯粹就是厚着脸皮硬要，清廷当然不答应，李鸿章直接就给拒绝了。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强硬傲慢，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野蛮国家”用不着讲理，使用武力教训是最好的办法。

    鸦片战争结束两年半后，山东地区有两名德国传教士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被中国百姓打死。德皇大喜过望，立刻命令德国舰队出动。清廷方面知道德国会借此生事，山东地方官立刻抓捕了40多名嫌疑犯，处死了其中2名“主犯”（可能是无辜的替罪羊）。但是德方根本不听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派兵占领了胶州湾。按照国际法，本国人在他国被杀，最多要求惩治凶手，绝没有出兵的道理。德国这么做，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清廷对此反应强烈，有的大臣力主开战，但是高层普遍认为开战肯定打不过——刚惨败过日本，元气还没恢复呢，更不可能去打正牌的西方列强了。李鸿章寄希望于利用俄国同德国的矛盾，让俄国出面阻止此事。因为俄国也曾向清政府索要过胶州湾，清政府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允许俄国在冬天北方海港冰冻的时候，派军舰到胶州湾来过冬。现在德国占了胶州湾，不就可以借用俄国的力量逼迫德国退兵了吗？

    可是，这就等于期待一个流氓保护自己免受另一个流氓的欺负，怎么可能呢？俄国同德国早就私下里达成协定，由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和大连。清廷向俄国求援，俄国就借口对德国不满，派出军舰，然而这些军舰却开向了旅顺港。俄国对大清说，你说好了借给我胶州湾，现在胶州湾被德国人占去了，怎么办呢，我只好停到旅顺去了。结果两大国家就靠耍流氓的手段，一个占去了胶州湾，一个占去了旅顺。

    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给清廷很大的刺激。清廷最担心的是这会打破列强在华利益的平衡，其他列强会援引“最惠国待遇”也在中国征地抢地。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德国、俄国后面，其他列强也一拥而上，英国占领威海卫，法国索要邮政经营权、铁路修筑权等等，都怕在华利益被其他国家先抢光了。在近代史上，这段时期被形象地称为“瓜分狂潮”。

    原先列强还只是要钱，现在是直接要地，你一块我一块，眼看就要把中国分干净了。清政府预感到亡国就在眼前，慢慢悠悠地变革已经来不及了，必须要立刻、马上变强大。

    五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推荐的一位新科进士引起了光绪的注意。

    这名新科进士叫做康有为，恰好在甲午战争战败那年考上了进士。康有为在考试中的名次并不高，考完后被分配到工部当候补官员。工部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在中央各部中是最不重要的部门。而且当时人多官职少，候补的官员非常多，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都当不上官。也就是说，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当官的希望了。

    但是康有为这个人志向很大，他自认为是孔子再世，有改天换地的才能。他没有老老实实地等着上任，而是在北京发表各种著作、组织学会、进行演说、不停地给光绪皇帝上书。康有为的改革设计十分激进，主张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财政到人事、教育，进行全盘改革。而且康有为的言论十分有感染力。他善于言辞，动辄引用欧洲、日本诸国变法成功的例子，还处心积虑地考证出《论语》、《易》中早就有变法的主张。康有为对光绪声称，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改革，只需要三年时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十年后大功告成，“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

    十年“雪仇耻而威四裔”，这许诺对于光绪来说太吸引人了。光绪是在洋务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小的时候就有西方的玩具厂商为他量身定做玩具。所以光绪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对西洋事务那么抗拒，对于全面变法这种事十分感兴趣。

    然而，康有为的建议其实大有问题。

    康有为追求的是国家立刻改头换面，所以要实行的是快速、全面的变法。用他的话说，叫“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可是变法就是要改变国家制度，要快速、全面地变法，就等于要把国家的大部分旧制度全都推翻，再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

    这谈何容易！

    在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们曾说，每一项国家制度的制定都来之不易。即便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亲身实践，也很难判断一个制度的效果怎么样。王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高材生，可他不知道照搬《周礼》是不行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也不知道彻底剿灭游牧民族是得不偿失；我们在明清看到的那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都是之前一千多年里无数动乱、战争的惨痛教训换来的。欧洲人也一样，他们也不是神仙，也不知道什么政策对国家最好。近代那些议会、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制度，也是经过好几百年的磕碰、尝试慢慢总结出来的。再厉害的天才，也不可能自己关屋里一条条空想出来。

    中日变法需要来快的，要在短时间里建立一套新秩序，光靠自己想象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从西方各国的制度中挑一个好的，照搬过来。细节愿意改改就改改，但是大原则、根基都不能随便乱动。如果一切光凭当事人脑子里的空想（就像王莽），那最后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而且，最好还要到外国亲自看、亲身学。

    为什么呢？

    因为一国的制度太复杂了，上到国家政体：有没有议会，议会怎么开，议员有多少人，怎么选出来。下到各种琐碎规定：一个县需要几个小学，国家邮局怎么收费，哪些商品免税哪些不许老百姓私营，这些事务太过繁杂，很难靠书本和报纸间接学会。

    所以日本搞维新变法，是派了一大堆人到外国去学习考察，学成回来再指导国家。后来日本维新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包括伊藤博文都有留洋经验。另外日本还雇佣了很多外国顾问，时不时地叫来咨询。

    可是康有为不同，他在维新变法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外语。他是靠阅读二三手的书籍了解外国事务。康有为给光绪的变法建议关系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部分模仿外国，部分却靠自己的想象和中国传统知识来脑补，所以很多制度看上去是西式的，其实似是而非，并不实际。比如他主张模仿西方大规模发行纸币，但是没有相应的保证金和发行计划，这就很容易造成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康有为没出过国，光绪更没出过国。光绪对于国外的了解，要靠下面的臣子给他呈上来的书籍，或者阅读报纸上的图书广告，再要办事人员去购买，他的阅读面比康有为又窄了一层。而光绪的亲信翁同龢原本就是顽固的清流派，是清廷里最拒绝西洋事务的那批。

    于是这么一群人聚在一起，那是越聊越投机。光绪越看越觉得康有为的这套办法实在是好，这些办法一用，国家必须强啊。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三年后，光绪开始逐步重用康有为，准备施行新政。

    结果就出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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