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一本白皮小书，在中国畅销，在青年中不胫而走。
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当它刚在书架上露面，便一售而空。
这本书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没有离奇古怪的描写，没有耸人听闻的宫廷秘事，没有“领导新潮流”的种种笔法。然而，人们对它却爱不释手。
这是一本家书集--选录了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一百多封信。
父亲，前额宽广而两颊瘦削，脸看上去像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个子瘦长，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的神情总是严峻的。一对眼睛，常常坚定地注视着正前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活道路的坎坷，对世事的忧虑和对儿子的思念，使他过早地增添了白发，过多地在脸上刻下了深沟浅壑。
他，傅雷，中国着名的文学翻译家，像一头不倦的老牛，终生笔耕不息。他的像砖头一样厚的译着，足足可以放满一排书架。他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鸿篇巨着《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的心。
儿子，小时候又瘦又高，脸色白皙，像根绿豆芽。如今，人到中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才，眼睛里射出跟他父亲一样坚定、充满自信的目光。他的命运像他的父亲那样坎坷，但是他比父亲更开朗。
他，傅聪，当代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蜚声乐坛，饮誉中外。他的十个手指在黑白键上飞舞，在中国，在英国，在波兰，在南斯拉夫，在美国，在日本，在澳大利亚，在南美洲……那优美的铿锵之声，曾征服各种肤色的观众，被人们赞誉为“钢琴诗人”。
儿子远走异国他乡，“家书抵万金”，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沟通了父子之心，倾诉着父子之情。
傅雷的家书谈艺术的见解，谈做人的道德。着名作家楼适夷对《傅雷家书》作出非常妥切的评价：“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千千万万的读者读罢《傅雷家书》，常常掩卷寻思：傅雷是怎样的一个人？傅聪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们深为傅雷夫妇的屈死而痛惜，他们更关切着现在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傅聪的命运。
就以《傅雷家书》作为楔子，我们来叙述这一切吧……
童年的梦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傅雷致傅聪。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
童年的梦，是温馨的梦，彩色的梦。
在闲谈的时候，傅雷常常向孩子们谈他的童年。
傅雷的童年是痛苦的。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他生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傅聪的爷爷叫傅鹏，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受到土豪劣绅的陷害。傅雷四岁的时候，傅鹏就含冤入狱。
奶奶姓李，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四处奔走，终于在爷爷入狱三个月之后，把他营救出来。谁知爷爷的性格刚烈，出狱后竟郁闷而逝，才二十四岁！不幸接着不幸。奶奶忙于奔走，无暇照料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先后得病死去。
爷爷离开人世的时候，奶奶只有二十四岁。她在一年之内，买了四口棺材，送走四个亲人。她没有以泪洗面，她咽下了眼泪。她从此毕生孀居守寡，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傅雷的身上。非常遗憾的是，傅聪没有见过他的奶奶。奶奶去世不久，傅聪降生在上海的花园新村--那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
傅聪是幸运儿。父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给他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良好的家庭环境。傅雷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严教。傅聪的童年，是在父亲严厉的督教下度过的。一九六五年，在傅聪当上爸爸之后，傅雷曾给傅聪写信，传授了他的教子经验：“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儿都要痛苦的。”
傅聪孩提之时天性活泼、顽皮，不服管束。父子之间，曾在家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有趣的闹剧。
平时，父亲在家，傅聪和弟弟阿敏鸦雀无声。父亲前脚刚刚跨出家门，傅聪就领头在家里大闹天宫。有一次，趁父亲外出的时候，傅聪溜出去玩了。当他正在玩具店里看得入迷，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阿聪”。傅聪回头一看是父亲，像吓掉了魂似的，拔腿就朝家里跑……
傅雷尽管是一位态度严肃、虑事严密、着译严谨、教子严厉的严父，但也有幽默的时候。有一次他写作倦了，从书房里踱出来，信步走到家门口，屈着手指敲门，学着别人的声调说：“傅先生在家吗？”傅雷夫人闻声跑去开门，一见是他，笑得前俯后仰……
小时候，傅聪最有兴趣的事儿，是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们家，“谈笑有鸿儒”，与父亲过从甚密的大都是教授、艺术家。他们在一起谈艺术，谈文学，谈人生哲理，使傅聪这个小“旁听生”受益匪浅。不过，按照父亲的规矩，是不许小孩“旁听”大人谈话的。有一次，画家刘海粟来家做客，他们在书房里一边看画，一边谈画。傅雷忽然想起什么，要到外间去取东西，一推门，发觉傅聪和阿敏正在门外听得入神。一见父亲，阿敏吓得哭了，傅聪呢，犟嘴。不过，后来孩子稍微大了一点，父亲也就让他们“旁听”了。“旁听”使傅聪窥见艺术殿堂的瑰丽色彩，也使他早涉人世，早熟。
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曾在法国专攻艺术理论，酷爱音乐。傅雷夫人也喜欢音乐，当年她在上海义默士女校上学的时候，学过钢琴。傅雷夫妇在闲暇的时候，爱听唱片。傅聪记得，那是一架“老掉牙”的唱机，要用手摇柄摇上一阵子，才能使唱片转动。傅雷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傅聪的成长》那篇文章里，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是傅雷亲自请来的--雷垣伯伯，一位数学家（如今是某省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雷伯伯是傅雷的至交，老同学。在大同大学，傅雷念的是文学院，雷伯伯念的是理学院，他们同住在一间宿舍，无话不谈。雷伯伯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从理学院毕业以后，居然又去念上海的音专，念了三年。他跟现在上海音乐界的权威人士贺绿汀、丁善德，是老同学呢！后来，雷伯伯去美国留学，又改学数学，不过，他仍喜爱音乐，旁听了音乐课程。雷伯伯回国后，在上海的沪江、大同、复旦三所大学，同时兼教数学课程，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他来看傅雷，傅雷把傅聪叫到雷伯伯跟前，向他透露了拜师的意思。雷伯伯大笑起来，一口答应，收下了这个七岁半的小弟子！
那时候，傅家还没有钢琴，加上雷伯伯工作又忙，不能到家里教。傅雷让保姆胡菊娣领着小傅聪到绍兴路雷伯伯家里，每个星期教一次。过了几个月，傅雷问雷伯伯：“阿聪有没有出息？”雷伯伯拍着傅聪的脑袋，说他有一对“音乐耳朵”！他说，他曾对傅聪进行“考试”：让傅聪背对钢琴，他随便按一个键，傅聪马上就辨别出来是什么音。试了几次，都答对了。这叫“绝对音高”测试。学钢琴才几个月，就能分清“绝对音高”，说明这孩子的音乐听觉很灵敏。雷伯伯还夸傅聪“乐感”很强，能很快记住乐谱，理解作曲家的用意。
听了雷伯伯的话，傅雷脸上出现了平常并不多见的笑容。父亲与母亲商量后，下了个狠心，给不到八岁的儿子，买了钢琴！
崭新的钢琴，放在底楼的窗前。小傅聪心花怒放，乐得连嘴巴都合不拢。那天，从傅家第一次传出了钢琴的声音，隔壁邻居都好奇地来到窗前张望。他们看到居然是一个小男孩在那里弹，更加惊讶不已。从此，每天傅聪放学回来，刚撂下书包，就扑在钢琴上。当他的手指触到琴键，心中就充满无限的快乐。
渐渐地，琴声稀疏了，走调了。小孩子那“三分钟的热情”消退了。傅雷在二楼的书房里写作，侧耳一听，琴声不对头了。他悄悄地下楼，发觉儿子在那里偷懒。
父亲发起脾气来，如疾风迅雨，如电闪雷鸣。小傅聪心里真害怕，然而他知道自己错了。暴风雨过去，天晴日丽。父亲给傅聪讲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从四岁时开始练琴，他的父亲要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不许稍有怠慢，他八岁就登台演出，成为一代钢琴大师；他又讲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也是四岁开始练钢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练，终于在八岁时就写出他的第一部交响乐，被人们誉为“神童”；他还讲了肖邦的故事，肖邦七岁时写《波兰舞曲》，八岁登台演出……
从那时候起，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巴赫、李斯特……这些世界钢琴大师，成了小傅聪心中的上帝。
傅聪一直记得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这一天。那天下午，傅家一派节日气氛，父亲买了一个特大的蛋糕，祝贺小傅聪十岁生日。他还打电话约来了傅聪的一个个小朋友--他的琴友们。特别使傅聪高兴的是，丁善德伯伯带着他六岁的女儿来了。他的女儿也是傅聪的琴友。傅聪和小朋友们轮流弹琴，他的生日，开成了一个家庭音乐会。小朋友们演奏完了，一边分吃着蛋糕，一边听着丁伯伯讲评。就这样，在甜蜜的琴声中，傅聪度过了十岁诞辰。
不过，那时候的傅聪，像一只要上发条的钟。父亲把发条拧紧，他就滴滴答答走得欢，整天坐在琴凳上练琴。慢慢地，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父亲深知儿子爱琴如命，只是过分倦怠，才显得疏懒。他发觉了，就走过去，啪的一声，把钢琴锁上。这对于傅聪来说，是最厉害的惩罚--他失去了弹琴的权利。当儿子伤心地伏在钢琴上痛哭时，父亲便会过意不去，又把锁上了的琴打开。这时候，傅聪就把内心的悔恨倾注在琴声中，他使劲地练，竭力想追回因为倦怠而失去的练琴时间。
傅聪常常边弹边唱。有时候，他还喜欢自己谱曲呢！有一次，他正边唱边弹，给父亲听见了。父亲走进琴房，把傅聪吓了一跳，以为要挨“克”，谁知道父亲要他把刚才自己“创造”的曲子重弹。傅雷侧耳细听，居然十分欣赏，把它记在五线谱上，给那首小曲取名为《春天》……
童年的梦，是温馨的梦，彩色的梦。傅聪在琴凳上，在黑白键上，度过了童年。
初试锋芒
“昨晚七时一刻至八时五十分电台广播你在市三（注：即上海市立第三女子中学）弹的四曲Ｃｈｏｐｉｎ（注：肖邦），外加ｅｎｃｏｒｅ（注：要演）的一支Ｐｏｌｏｎａｉｓｅ，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声太扬，像我第一天晚上到小礼堂空屋子里去听的情形。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ｔｏｎｅｃｏｌｏｕｒ（注：音调、色彩）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傅雷致傅聪。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
对于昆明，傅聪有着特殊的感情。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傅聪随全家一起迁到了昆明。那里，没有人可教钢琴。父亲以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是最要不得的，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学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这样，傅聪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后来，全家搬回上海，傅聪一个人留在昆明，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位老朋友。
一九五年秋天，傅聪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时候，他没有机会弹钢琴，然而他多么渴望再坐到琴凳上去，他的手指天天在发痒！只有在为当地的合唱队伴奏的时候，他才偶然过一下钢琴瘾。
傅聪非常想回上海继续学钢琴，但是没有回上海的路费，同学们知道后，帮助他在教堂里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傅聪照着一本《一一首世界名曲集》弹了一遍。演完以后，一位热心的同学拿着口袋，为他向听众募捐。一下子，回上海的路费就全有了。除了钱，口袋里还有鼓励他弹琴的字条！
一九五一年初，傅聪突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傅家的新居门口，傅雷满脸吃惊的神色。当傅聪的手重新按在家里的钢琴上，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愉快。古人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弹琴也是如此。他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好好练琴了，确实是跌到了低洼中。
这时候，傅聪整天扑在琴上。他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又跟俞便民先生学了一段时间。他渐渐懂事，成了一只“自动表”，用不着父亲经常上发条了。即使在酷暑中，他每天仍练琴八小时。衣裤尽湿，也不稍休。
他终于从低洼中爬上来了。一九五二年二月，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上乐坛，那时他十八岁。从此，傅聪开始了他的钢琴演奏事业。
傅聪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走上乐坛的，他是幸运儿。他的琴声，引起了上海音乐界的注意。非常凑巧，就在他初登乐坛不久，北京派人到上海选拔青年琴手，准备参加一九五三年夏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只有两个名额。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推荐了傅聪，让他参加了选拔。最后，要在三位青年选手中确定两名。在这三位青年中，除了傅聪，另两位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科班生。然而傅雷却写了一封信给有关领导，建议把自己的儿子“刷”下来。他在信中说，虽然就琴艺而言，傅聪比另两位稍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傅聪比他们高。他们两位在学校里，要花很多时间上课、开会，而傅聪在家专心学琴。只要给他们两位以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一定会比傅聪弹得更好。傅雷常常告诫儿子，做一个艺术家，必须“德艺俱备，人格卓越”。“刷”掉吧，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可是，细细一想，傅聪能理解父亲的胸怀，他做了被“刷”掉的思想准备。
傅聪还是被选上了。这对于他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是新中国的儿子，他知道如果不是政府和人民的培养和信任，一个在家自学的青年，怎么可能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成员，被派往国外参加比赛？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六日，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带领下，傅聪和四百多名中国青年一起，来到罗马尼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从小家庭走到了大世界，走到了广阔的天地。新鲜，新鲜！周围的一切，对于傅聪来说，都感到新鲜。
在布加勒斯特，傅聪获得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艺术比赛”的钢琴独奏三等奖，得到了一枚铜牌。八月十六日，新华社发布了电讯，向全国报道了傅聪获奖的消息。那时，傅聪才十九岁。对于那块铜牌，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吹横笛的李学全拿到的是金牌，心里想：我也应当拿金牌，为中国争气！
在联欢节结束之后，傅聪又随中国艺术团到民主德国和波兰作访问演出。他来到了肖邦的故乡。傅聪在七岁半开始学钢琴，就弹肖邦的作品。肖邦，是他钦慕已久的钢琴大师。傅聪喜欢肖邦的钢琴曲，也深深被他的生活经历所感动。肖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荆棘。他二十岁被迫离开祖国波兰，客居巴黎。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他留下遗嘱，请求友人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傅聪觉得，肖邦的乐曲就像李后主的词，充满着生死之痛和家国之恨。
傅聪怀着虔诚的敬意，来到肖邦的故居。那里，已经成了肖邦纪念馆。他静静地肃立在肖邦的画像前，久久地凝视着肖邦那瘦削、忧郁的脸，默默地仰望着他那思恋祖国的目光。肖邦故居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古老的“普莱埃尔式”钢琴，那是十九世纪的钢琴技师普莱埃尔为肖邦制造的，这个珍贵的纪念物受到精心的保护，参观者只能站在栏杆外看看。另一架是现代的钢琴，供参观者在那里弹奏肖邦的乐曲。傅聪坐到琴前，怀着对肖邦的崇敬之情，弹起了肖邦的作品。他的琴声，马上引起了注意。波兰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赋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
傅聪在波兰多次演奏了肖邦的作品，得到了波兰肖邦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黄金时代
“期待了一个月的结果终于揭晓了，多少夜没有睡好，十九晚更是神思恍惚，昨（二十日）夜为了喜讯过于兴奋，我们仍没睡着。……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多少迂回的路，多少痛苦，多少失意，多少挫折，换来你今日的成功！可见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挫折。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想着过去的艰难，让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克服，不至于失掉信心！人生本是没穷尽没终点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呢：这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场。”（傅雷致傅聪。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
傅聪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父亲、母亲、阿敏全体出动，到上海北站送他上北京。火车远去，亲人还伫立在月台上……
傅聪清楚地记得，在他离沪之前，上海音协在离傅家只有一箭之遥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为他举行了告别音乐会。那天，贺绿汀亲自主持音乐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寄托了莫大的期望……
傅聪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四年八月，他受我国政府的派遣，来到了波兰。他很荣幸地能在波兰的“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教授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稍有点驼背，表情总是很严肃。他倾心指教这个中国学生，为了教好傅聪，他甚至特意训练了他的英语……
那时候的傅聪“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一天天地长大成熟，进步，了解的东西一天天地加多，精神领域一天天地加阔，胸襟一天天地宽大，感情一天天地丰满深刻”。他确实处于“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二月二十二日，是肖邦的诞辰。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都是在这一天开幕。肖邦钢琴比赛，是世界乐坛上的大赛呀！离开幕之日越近，傅聪练琴越勤。他的手指尖弹痛了，就包上橡皮膏弹。深夜，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里捉摸着肖邦作品的章节句读。
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于肖邦一百四十五周年诞辰--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落成的气势宏伟的华沙人民音乐厅，揭开了帷幕。那天，华沙飘着雪花。然而，为了得到一张音乐厅的门票，人们排着队在寒风中伫立数小时。
四十多位不同国籍的着名音乐家、作曲家和钢琴家，组成了评判委员会。评判是极其严格的。在前两轮比赛时，评委们只能隔着帷幕听，按照演奏者的抽签编号给分。他们在评分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直到第三轮时，评委们才可以当面看着演奏者。这一届，规定参加竞赛者的年龄为十六岁至三十二岁，傅聪当时是二十一岁。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参加肖邦钢琴比赛的人，强手如林。这一届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几十名选手，唯有他的资历最弱！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只不过半个世纪，而傅聪又是未经正式“科班”训练的人，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面对着这样隆重的国际比赛，他确实有点紧张。
知子莫若父。傅雷来信再三嘱咐傅聪：“你别把‘比赛’太放在心上。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效果反而好，精神上平日也可减少负担，上台也不致紧张。千万千万！”
意想不到，比赛的前夕，傅聪在练琴的时候用力过猛，手指受了伤！
第一轮比赛开始了。傅聪因为手指受伤，被排在最末一个。谁知排在他前面的一个选手，突然未终曲而退场，临时要他提前上台。傅聪急匆匆走上舞台。放在他面前的，是一架他从未弹过的陌生的钢琴。那时候，他还缺乏演出经验，不懂得对于陌生的钢琴要事先试弹。他的手一按琴键，声音很响，把他吓了一跳。傅聪的心怦怦跳着，不由得收紧了。他弹得比较慢，有些不稳。但是还好，总算勉强通过了第一轮。
吃一堑，长一智。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傅聪稳住了阵脚。渐渐地，他沉浸在肖邦那诗一般的音乐之中。他忘了这是比赛，忘了帷幕后坐着评判委员，忘了台下那众目睽睽的观众。傅聪发挥了自己的弹奏特点，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第二轮。
在第二轮比赛中，又有二十一名选手被淘汰。只剩下二十名，进入第三轮。
三月十五日，傅聪参加第三轮演奏。这一次，他不慌不忙，挥洒自如。他的十个手指，自由自在地指挥着钢琴上的三十六个黑键和五十二个白键。他最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琴艺，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傅聪的琴声刚刚消逝，台下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他接连三次出台谢幕，那经久不息的掌声才慢慢平静下来……
三月二十日，闭幕式。评委会宣布了获奖名单。第一名是波兰的哈拉激维兹，第二名是苏联的阿希肯纳齐，傅聪名列第三。另外，他还荣获这次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情绪饱满，感情纤细，变化多端。肖邦所写的“玛祖卡”，被认为是用地道的波兰方言写成的珠玉般的篇章，是肖邦作品中最难掌握的。一个中国人要掌握这种充满波兰方言的“玛祖卡”，无异于西方人学唱中国京戏一样困难！
傅聪，终于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傅聪获奖的电讯和照片，向祖国人民报告喜讯。当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波兰的《人民论坛报》刊登了评论，认为傅聪“以抒情的手法诗意地完满地表达了肖邦乐曲中的幸福情感”。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苏联、意大利、英国、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也都对傅聪的演奏发表了评论。波兰人感到奇怪：“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中国人！”南斯拉夫报纸以《钢琴诗人》为题发表评论，说得颇有见解：“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
就在傅聪的道路上铺满鲜花、他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刻，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是的，是的，不论是傅雷，不论是傅聪，在这涕泗横流、雀跃枝头的时刻，都饮水思源，深知喜从何来！
傅雷在《新观察》杂志上撰文指出：“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傅聪呢？他在电台发表讲话：“我的成就与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是分不开的。”
这些话，是发自傅氏父子肺腑的心声。直到今天，傅聪还一再说：“我在国外一直说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去是国家送我出去的。在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
历史的误会
“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傅雷致傅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于北京）
是的，像北京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没有的。傅家三代--傅鹏、傅雷、傅聪，都是命运多戾。“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由于“反右”扩大化，傅雷作为“中间路线”的典型，受到报上点名批判。批判的浪潮，把傅聪也卷了进去。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同一天以《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为题，发表了文章。
傅聪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傅雷在上海，傅聪在北京，父子俩几乎同时挨整。傅聪写了检查后，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
傅聪走后，对傅雷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那天他去出席“批判会”，直到很晚很晚，才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里。
傅聪在波兰听说了这一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留学毕业。由于种种不快，加以误听一些传闻，他一时的冲动和失误，竟从波兰出走了！傅聪说：“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从此，本来书信频繁的父子之间，音讯隔绝。彼此一怀愁绪，无处倾诉。
那天，傅雷的挚友周煦良教授受组织委托，到家里看望。周熙良犹豫再三，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了傅雷。傅雷在震惊之后，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周熙良向傅雷转达了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你，请你放心。”第二天，傅雷没有吃早饭，也不吃中饭，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
从此，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推说“有病”，不见客。
周熙良教授不怕“病”，还常常来。他深知傅雷的为人、秉性。为了减轻傅雷内心的痛苦，他送来许多碑、帖，教傅雷学书法。于是，傅雷每天要花一小时练毛笔字。
在译书之余，傅雷练字、种花、读古诗词、看画……他静静地独自做着这一切。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在异国他乡，傅聪常常梦见父母；而父母也常常梦见儿子，他们只能在魂梦之中才能相见。在杳无音讯的年月，傅聪多么想得到父亲的来自祖国的信，哪怕是片纸只言！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深深理解“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那年月，傅聪的舅舅也不怕傅雷的“病”，常来看望。他跟傅雷从小认识，常来常往，解放前，同住在南汇县周浦镇。解放后，傅雷才听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总是那样和颜悦色。尽管在傅雷戴“帽子”的时候，他是上海某局的局长，他照旧常来常往，甚至比过去来得更勤。他在闲谈之中开导傅雷，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使傅雷这个足不出户的蜗居者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当他知道傅雷迫切地希望与儿子通信，便四处为此事奔走。他深知，傅雷的信，将会使傅聪这个断了线的风筝，与祖国重新又有一线可通。当时的一位领导给予了支持和方便，终于使傅氏父子之间恢复了通信。
当傅聪接到父亲在一九五九年国庆节的来信，不由热泪纵横。身处逆境的傅雷在信中以赤诚的语言，一再告诫儿子：“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读着父亲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心中充满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充满对祖国的崇敬之情。他为自己制定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绝不让人利用去做任何伤害祖国的事；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违背祖国的利益。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傅聪终于保持了艺术的纯洁，没有出卖灵魂！
傅聪来到英国伦敦之后，记者们簇拥而来。他闭门不见。尤其是台湾，几次三番派人前来，要他发表谈话，要他投奔台湾，他一概严词拒绝。有一位外国记者甚至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傅聪懂得什么叫“自爱”。正如父亲所说：“自爱即所以报答父母，报答国家。”他记着傅雷的话：“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受到经纪人的重利盘剥。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奔走于权贵之门。在这个时候，傅聪才深深理解颜回当年的处境和心境：“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他把“富贵于我如浮云”当做自己的一条理想准则。在异国他乡，傅聪只能以钢琴为伴。除了演出之外，他在家关门练琴。此时此刻，他更爱肖邦的乐曲，这些作品，不正是远离故土，为倾诉思念祖国之情而写的吗？强烈的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傅聪的心头。一九六五年，他路过香港，赶紧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天，是妈妈接电话。傅聪只喊了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来！
深深的思念之情，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与子在纸上倾心长谈。父亲在回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地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
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订成一本”，远度关山，寄到儿子手中。看到那密密麻麻、端正秀丽的毛笔字，傅聪为父亲的苦心孤诣流下了热泪！世界上哪有这样深厚的父爱？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报上终于登出傅雷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傅聪在国外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万万料想不到，风云骤变，在一九六六年，傅雷又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在那年八月二十八日夜里十点，有人敲门，傅雷还没睡，赶紧去开门。门开了，一群戴着红色“造反”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傅雷的鼻子大骂“老右派”！接着，傅雷被隔离在阳台，傅雷夫人被隔离在卧室，保姆被隔离在厨房。大抄家开始了。地板被掘开。就连傅雷埋在月季花下面的毛豆荚、带鱼鳞之类，也被挖出来“审查”一番。抄家的重点目标，是家书。傅雷视家书如家珍，他写给儿子的每一封信，总是由夫人抄下留底。傅聪写给他的信，他总是编号保存。他还根据傅聪的来信，分别摘录在两个题为“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道”的本子上。抄家者主要是某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本想从家书中查到傅雷“里通外国”的罪证，万万没有想到，家书是谈音乐艺术的，是谈做人道德的，是谈爱国之情的。“红卫兵”们竟然忘了自己是在执行“抄家”任务，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起家书来！除了傅家的几位挚友至亲看过家书之外，这些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可以算是家书的第一批读者！这批家书被运到“专案组”之后，常常有人来“查阅”，还有人在下班时偷偷把它带走，回家后连夜抄录，第二天一早又悄悄放回“专案组”的档案柜。那些“手抄本”，大概是家书的最早的版本吧。即使在那动乱、黑白颠倒的年月，傅雷家书仍闪耀着它的真知的光芒，射进“红卫兵”们的内心深处……
大抄家一连进行了几天几夜，成箱的书、稿、信被汽车运走。直到九月二日上午，才算结束。那天上午十点，抄家者把傅雷拉到家门口，站在方凳上斗。二十多张大字报，贴满了傅家的墙壁……
傅雷是正气凛然的人，他疾恶如仇。他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凌辱，不能忍受对他事业的践踏。当天子夜之后，傅雷夫妇双双愤然离世……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诗人于谦的这两句诗，是傅雷当时心境的最确切的写照。他临终留下一个用火漆封口的大包，放在他为儿子买的那架心爱的钢琴上。里面有十个信封，写着他的遗言，放着他的遗物：
一、请把这月的房租五十八元，交给房管处；
二、这是两人的火葬费，请代办；
三、这是留给阿敏的话；
四、我的手表，送给阿敏的女朋友；
五、这是我妻子的手表，送给保姆菊娣做个纪念；我们死后，菊娣生活没有着落，这五百元存单留给她；
六、这只手表是一位朋友托我叫人修理的，请转交我的朋友；
……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傅雷是非常冷静、清醒、明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傅雷夫妇的死，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多少正直的人们，为傅雷暗暗流泪、叹息，为他不平、愤懑。在傅雷去世后的第三天，当时也身处逆境的周煦良教授潸然命笔，写下了注满情谊的诗《吊傅雷》：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隔死生，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在那样的年月，傅雷夫妇是属于“黑五类”，死了不仅谈不上开追悼会，连骨灰都不许保存。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当傅雷去世的消息悄悄传开之后，忽然冒出一个傅雷的“干女儿”，向火葬场要傅雷夫妇的骨灰。
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青年，喜欢音乐，听过傅聪的演奏。就是这位“干女儿”，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了下来！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难征服的是人心！”这位突然出现的“干女儿”，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
这位“干女儿”曾到火葬场办过寄存骨灰的手续，曾去过天舅舅和保姆家中。她总是戴着大口罩，看不清面目。一直到最近，费了莫大的周折，傅聪才算打听到她的姓名。
傅雷呵，你的在天之灵，把她认做“干女儿”吧！
我要归队
“即使想到你，有些安慰，却也立刻会想到随时有离开你们的可能。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的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傅雷致傅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傅聪才从法国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他的脑海中，回响着苏轼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方面，更加起劲地想趁机拉拢傅聪。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他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的离世所表达的唯一的方式。
许多朋友都劝傅聪，既然你父母双亡，你在国内没有“根”了，你更不必回去了。
不，不，我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我酷爱生我育我的祖国。父母的去世，更加重了我对祖国的思恋与怀念。我多么想有机会回到祖国，把艺术贡献给人民，用我的琴艺向哺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进行“反哺”。--傅聪期望着有朝一日归队！
他多次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向祖国表达他的返归之意。无奈，历史的误会尚未消除。
傅聪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订阅了许多中文报刊。他也从外国报刊、广播、电视中，时时关注着来自祖国的消息。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华时，傅聪又动心了。他托朋友转达了他想回去看看的心意，但是没有回音。
一九七七年初春的一天，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
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十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心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接到阿敏的回信，傅聪才知道，弟弟本来在外交学院上学，要被培养为外交人才，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后来到一所中学教英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现在为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去英国访问。当年，傅聪在波兰留学时，吴祖强在苏联留学，他们之间有过许多交往。傅聪很希望在伦敦见到他。可是，很不巧，当时他即将出发去瑞士演出，他托英中文化协会的朋友转告吴祖强，回来后一定要去拜访。
傅聪在瑞士结束演出后，匆匆赶回伦敦。他看到吴祖强给他留的地址，欣喜万分。当天晚上十一点，知道吴祖强回到旅馆，他就急切地直奔那里。到了旅馆，当吴祖强看见傅聪穿着一身中式棉袄，傅聪看见吴祖强竟已头发灰白，都愣住了。在热烈地握手时，傅聪的视线模糊了！虽然他在英国见过很多从中国来的人，但是见到吴祖强，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他把吴祖强看做祖国的代表！傅聪向吴祖强倾诉了别离之苦，思乡之切。他恨不得把他的赤子之心，掏出来给祖国看！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哗哗流个不停。是啊，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整整二十年积在内心的话，都想向老朋友倾诉……子夜之后，傅聪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一夜，他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
几天之后，当傅聪在伦敦伊丽莎白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时，吴祖强带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出席。为了表达对祖国亲人的谢意，傅聪在独奏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加演了他最喜爱弹的《牧童短笛》。这是贺绿汀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名作，它描写了牧童在牛背悠闲地吹笛，漫游于中国南方水乡。傅聪加演这首曲子，用他的钢琴语言，抒发了他的乡思。敏感的外国记者马上发觉音乐会上的异常气氛，把它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
这是一颗信号弹。
这之后，傅聪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很想回来看看他唯一的亲人弟弟；如果现在国家需要他的话，他愿为国家做些事情。
傅聪打算回国看看的消息传开以后，引起种种议论，有些朋友给他泼冷水，劝他千万不要期望过高，说中国还很穷苦，回去后肯定有好多事情会看不惯。傅聪不以为然，他说，“儿不嫌娘穷”，我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嘛！有的人劝他说，作为一位有地位的艺术家，中国不邀请，就不回去。傅聪也不同意这个看法，当年是他自己走的，怎么能让国家请才回去呢？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他终于得到祖国的谅解。他终于回来了！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
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站在父母的遗像前，傅聪感慨万千！值得庆幸的是，祖国阳光明媚，那阴霾的日子已经过去。傅雷的骨灰盒，当年为了避免麻烦，写了他的号--傅怒安。如今，堂堂正正地写着“傅雷”两个字，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啊，总算大难已过！傅聪见到阔别多年的亲友，说不尽的离别之苦，说不尽的重逢之喜。此情此景，恰似唐朝诗人李益在诗中的描绘：“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这次回来，傅聪在祖国住了十天。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天舅舅家里。这十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这十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纵然外国文明进步、科技发达，但人情淡薄。他在故乡重享亲人、朋友的温暖，他为那些如饥似渴、求知欲强烈的学生讲课，他感到幸福。他痛悼故去的双亲，听到朋友们悲惨的遭遇，看到国家这些年遭受的灾难，他心中悲痛。
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二十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如今，他已经回来五次了。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这几年以来，有两件事，最使傅聪感动。
一件事是《傅雷家书》在中国公开发行。这些年来，傅聪一直把父亲写给他的近二百封信，当做最珍贵的遗产。这批信件由于他保存在国外，在大抄家中幸免于难。一九六六年傅雷去世后，欧洲几个杂志社要求傅聪发表这批信，有个出版社多次向他表示愿出高价，他都拒绝了。因为傅聪觉得这些家书有永恒的价值，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他不愿它成为国外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利用的工具。一九八一年，傅聪第二次回国时，把全部家书原件带了回去。《傅雷家书》终于问世了。《傅雷家书》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应。傅聪一回国，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拿着《傅雷家书》，要他签名。有一个青年在旅馆外等了三四个小时，见到傅聪外出，赶紧上前要他签字。还有的青年写信给傅聪，谈自己读后的感受，讨论修养、道德方面的问题……
另一件事是中央音乐学院聘请傅聪为钢琴系兼职教授。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音乐学院在该院小礼堂举行了仪式，吴祖强院长把兼职教授证书和一枚鲜红的校徽授给傅聪。傅聪当时非常激动，发表了即席讲话：“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把‘兼职’两个字拿掉。……音乐工作是很神圣的事业。我觉得把音乐当职业都不应该。我从来没有把音乐当成‘饭碗’或者出风头搞名位的‘工具’。”
这两件事，使傅聪感动，也使他心情舒畅。这是祖国给予他的温暖。傅聪回来，有的服务员在他的餐桌上放了“英籍钢琴家傅聪”的牌子，他立即把“英籍”两字涂掉。他说，我不是“外宾”，我是中国人！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曾多次告诫他，不要去台湾。在一九七九年回国之前，傅聪一直遵循这一原则，也从不与台湾的记者、说客之类接触。但是，在一九八二年，傅聪接受了台湾的邀请，到那里演出。他事先声明，他在那里纯粹是演出。傅聪一共演出五场，台北三场，高雄、台中各一场。他在那里弹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引起观众强烈的思乡之心，尽管傅聪事先声明，他纯粹是到那里为台湾观众弹琴。但是，《中央日报》故意要借此做点政治文章，说什么“傅聪终于回来了”！说他“投奔自由世界”！这样，傅聪决定在临走的时候，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们蜂拥而来。有台湾记者，也有外国记者。会议一开始，傅聪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我在台湾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同胞。但是我的家在北京，在上海。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我路过香港的时候，一位记者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曾告诉他们说：“我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只是时间没有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可能。”我说的要回去，是指回中国大陆，从来没有说我的“回来”是指回到台湾，所以也就谈不上“傅聪终于回来了”之类。这是“张冠李戴”。至于说我“投奔自由世界”，我从来没有承认过。我过去的出走是迫不得已的。既然是迫不得已，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我总要回去的。
傅聪的这段开场白，一下子就把那些记者“镇”住了。其中有人说：“这个人的讲话，比什么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言还要厉害。”
接着，有位记者问：“你下次还再来台湾吗？”傅聪答复说：那就要看你们登不登我刚才说的话。如果你们歪曲我的话，我就不来，至少是阻止了我再来的可能性。所以，要看你们记者对这次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怎么写了。
第二天，台湾大多数报纸都报道了傅聪的讲话。当然，台湾的报纸有官方的，有民间的，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
傅聪说，我是一个钢琴家，不是政治家，我愿意用我的琴声，为祖国的统一尽一点微力。
傅雷在家书里，一直关心傅聪的婚姻和家庭。许多人也都关心着。一九六年，傅聪与英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弥拉结婚。当时，傅雷夫妇都去信祝贺。不久，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傅雷去信为孙子取名为凌霄。傅聪和弥拉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终因东西方人的秉性差异太大，离婚了。现在，傅聪的妻子叫卓一龙，是华裔钢琴家，出生于厦门的鼓浪屿。她年幼时在香港学习钢琴，后来获得奖学金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深造。现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傅聪又有了一个男孩，叫凌云，已经八岁。一九八二年，傅聪和妻子以及凌云一起来到北京。妻子是三十二年来第一次返回祖国。大儿子凌霄已经十九岁，不久前，傅聪让他到北京学习中文。像过去一样，傅聪的衣着总是随随便便，他常常穿中式对襟棉衣。他回国时，在亲友们送他的许多礼物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保姆菊娣送的一双中国布鞋！傅聪爱看书。本来，在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两本书--父亲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已看了五遍以上）和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如今，又多了一本《傅雷家书》。傅聪平时极少外出，也难得看电影、电视。只有在进行网球决赛时，他才离开钢琴，在电视机前坐一会儿。每年，只有在圣诞节前，他不得不按照西方的礼节，发出一大叠、一大叠贺年片。他疏于在各种社交场合露面，也极少出席那数不胜数的宴会……
傅聪虽然在海外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但对西方仍格格不入。那儿到处都是虚伪，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说：“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他们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蛮劲与狂热，我个人简直觉得难以理解。”
是的，傅聪深深地体会到，全世界绝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人情这么深厚！他说，我爱我们的祖国，我爱这里的人民。我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太好了！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大富翁，因为我不会“钻”。但是我非常富有，因为我跟祖国、跟人民站在一起。
无数次了，傅聪沉醉在自己的琴声中，沉醉在对祖国、对父亲和母亲的思念和怀恋中。他常常想起父亲在家书中的教诲：
“你淡于名利的胸怀，与我一样的自我批评精神，对你的艺术都是一种保障。但愿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你永远能坚持这两点。恬淡的胸怀，在西方世界中特别少见，希望你能树立一个榜样！”
爸爸，祖国能有今日，我能有今日，你可以安息了。
我在心中拥抱你！
（原载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枕边私语（代序）
嘿，亚克桑，有个事儿告诉你。
唔，你说吧--
我想写写我所知道的你。
嗯--
也就是写咱们这三四十年风风雨雨的日子。
我不是已经写了吗？
可我是作为你的“臭妖婆”来写，角度不完全一样。
唔--
你同意吗？
这话--李辉也问过我。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既不鼓励，也无权干涉。
后来呢？
后来他真的写开了。
后来呢？
他写成之后，要拿给我看一遍。
你呢？
我没看。我说：要是你写别人，我倒可以看看。写我，我一看就等于审查了。
那你对他写的满意吗？
难为那小伙子！我们俩年纪差那么多，经历那么不同，他居然能写成那个样儿。你看看我自己那本回忆录吧，就可以看出我们两人的路子不一样。所以两本书倒也并不重复。
可我要写的还不是咱们这三四十年的事，哪能不重复！不过，我的写法儿跟你们两人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儿？
我觉得你的《搬家史》写得太吞吞吐吐，想说又不敢说，太含蓄。
唉，只能那样啊。我着重的是事，而不是人。
我要是写，就放开了写。
你真要写，我得给你提个要求。
你为什么没向李辉提要求？
因为你是我的“臭妖婆”。
提吧。
写东西不能图一时痛快。对过去，不要纠缠在个人恩怨上。尽量站高一些。
你是说五七年？
不止五七年。
我看最重要的还是真实。反正只写我亲自经历过的。
有些事，尽管发生了，还是忘掉的好。
譬如……
譬如五七年谁凑热闹骂过两声，谁趁机踹过两脚。
嗬，你气量倒真不小。
我气量不大。不过，写过去，不能陷到过去里边去。说句时髦话：得有点反思。
你都反思了些什么？
多啦。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
譬如……
譬如靠搞运动来推行革命，这究竟是不是个办法。
嗯，确实是个问题。
每次运动之后，人是变得更善良还是更毒狠，是更诚实还是更狡猾，是更坦荡荡还是凡事都提防着“有朝一日”，步步设防，社会是变得更团结，还是相互之间更存戒心。
是更为公，还是更自私--甚至可以带着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毒打自己的爹妈。自私到完全丧失了理性--
对，理性。这可是人类同禽兽的分野。像《培尔·金特》的妖宫里一样，没有了是非标准，一下子什么都颠倒过来。
革命同理性是对立的吗？
不应该对立。马克思不是站在海德公园的肥皂箱上信口雌黄的。他是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清醒而冷静地分析他那个时代和世界的。无论怎么说，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
一想起那些年月，我就浑身打哆嗦。
问题是：革命非要那么搞吗？
他们就不替国家、替民族前途想想--
能那么想，不就是理性占上风了吗？
不过，要不搞运动，坏人也暴露不出来。要是不闹“文革”，说不定姚文元今天还是响当当的理论权威呢！
可这个代价太大了。一个社会要前进，就应当经常保持革命精神。可那同搞运动不是一码事。当然，搞运动就得打革命这面旗帜。这么一打，宪法就可以被踢到一边去啦。一个国家的宪法倘若随时可以停止生效，那个宪法是不值一文的。政权的稳固，首先要取信于民。宪法是向人民开的一张支票，它应随时可以兑现。停止兑现本身，就是政权拆自己的台。紧接着，民法呀，刑法呀，以至交通法规，必然全都垮了下来。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维持宪法的信用和尊严。这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基础。可是至今不那么稳固的，正是这个基础。
你认为还会闹“文革”？
只要人骑在宪法上而不是宪法管着人，这个保票谁也不敢打。
我至少希望咱们有生之年，别再闹啦。
谁不是这么希望！你看近来报刊上的反思文章写的是过去，其实还是着眼在未来。大家都希望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给后世子孙尽多地留几面镜子。希望他们了解点历史，懂得路是怎么走岔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大家都来回顾一下那些难忘的日子。回顾，是为了不再重演。领导如真下决心不再重复错误，就不会不准许回顾。还有什么比通过回顾来确保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更有利于安定团结呢？
所以，你不反对我也写写？
嗯，写过去，可要面向未来。（哈欠）
世界都睡觉啦。咱们也睡吧。
世界总得留几个醒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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